王若望:“讲实惠”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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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报刊上谈到青年中的不正确思想,举例往往首先就提到这个“实惠思想”。再加上有些团干部和教师把“讲实惠”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潮来批,故这个字眼似乎已经批臭了。那么,“实惠”这种“思潮”是否就此“退潮”了呢?不见得。有一个青年甚至这样说:“给我们讲‘实惠’要不得的人,他自己也在那里‘讲实惠’哩!”

寻根究底,就在于我们批实惠思想有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

青年中产生的讲实惠思想,这确是近些年中滋长出来的新动向。辩证法要求我们历史地看问题,讲实惠思想的抬头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这就是我们党过去多年不大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那文革期间,更是漠视人民的疾苦。许多从业人员一、二十年得不到调整工资,这种情况是世界少有的。近些年来,我们的工资制度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个人如何努力都不会在受益上反映出来。许多青年基本上都是低工资、低收入。另一方面,我们许多干部,对青年的生活要求是尽量回避,不在可能范围内积极予以解决,常以空洞的大道理去教训人家(当然,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大道理和必要的说服还是要讲的),体贴入微的话讲  的少。

我讲的似乎都是“阴暗面”,以往报刊上也不愿提及。不过,生活在现实里的上海人却天天碰着它。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里,才迫使人们以讲实惠来自动“调整”上述的不平衡情况。许多人就考虑怎样使有限的收入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比如说吧,年轻人谈恋爱,谈好了就要结婚,结婚用的一套家具,供应紧张,又是代价太高,买不起,讲实惠的青年人就动手自己做,既省了钱又学了手艺,这种讲实惠有何不可。女方在谈恋爱中,关心结婚时有没有三十八条腿,也是她想得周到之处,无可厚非(当然,如果女方非要挟男方满足多少多少条腿不可,否则就告吹,那是她只爱“腿”并不真爱男方,这属于庸俗恋爱观,与讲实惠无关),可是我们的报刊上,曾用漫画,或者用相声挖苦这件事,这是由于我们不够体察年轻人的苦衷的缘故。这样做,只会拉大我们跟青年人之间的距离。

形而上学的批评“讲实惠”,除了未能涉及形成这一思潮的历史背景外,就是没有把它一分为二。“讲实惠”的基础是唯物论。实惠者,即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也。人们努力去实现可以得到的眼前利益,只要他获得利益的途径是正当的,不偷不抢不揩公物公款。(采取不正当手段揩公家的油,这属于违纪厂规和道德品质问题,不能看作“讲实惠”了)试问,这种思想错在哪里呢?任何人都不能不争取个人的切身利益,这并不是革命者的缺德处;而改善和保护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即指日常的生活要求),还是我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咧。我们要认识到“讲实惠”是立足于唯物论的思想的,而且又符合实用经济学的原理——即讲究节约、省工省料等等。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过去光喊漂亮的口号,大呼隆,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甚至发明出“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这一败家精的口号,我们今后在各个企事业单位大兴讲实惠之风,以此来反对大少爷的败家子作风,不是很好吗?

我们要批判的是:一个人在替公家办事中大手大脚,挥霍浪费不在乎;在处理私人生活方面却太讲实惠,精明透顶。我们的要求是:以对待家庭经济那样的讲实惠精神同样用到工作岗位上去。简言之,以爱家之心及于爱国,则国之“实惠”大矣哉!一家一人之“实惠”也就大矣哉!

这么说来,讲实惠原来是个好东西,又何必明令声讨,大张挞伐呢?

可是,“讲实惠”这个概念也有它的不是之处。前面讲的保护和改善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条件,是党的最低纲领之一。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却不能满足于实现最低纲领,我们还有最高纲领。最高纲领就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我们的理想,是对未来的追求。光强调讲实惠就容易把人们的眼光变为鼠目寸光,变为斤斤计较个人利害的庸夫俗子。唯物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但是只追求物质享受、物质刺激而放弃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的,却是庸俗唯物论。这正如我们也提倡学习实用经济学,但必须是在掌握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如果一个经济人员只会运用实用经济学,不学习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也许可以做一家一户的好管家,但做不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当家人。如果青年光知道讲实惠,没有远大的理想,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念,甚至失去了人格,不择手段的谋个人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种人虽然一天也没有接触过什么经济学,而实际上成了庸俗经济学的俘虏。

“破实惠思想”的另一面应该是“立远大理想”啰,但正由于我们对“讲实惠”的看法是片面的,所以上述这个“破”与“立”的提法就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他们是统一的两个侧面。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把讲实惠的思想扩大到工作岗位上去,吸收讲实惠思想中好的部分,与高尚的理想紧紧地结合起来。很好地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一九八0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青年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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