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当局下令不准用邓小平政改讲话影射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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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3

本专栏上星期刊发和播出的《恢复党主席制的内部舆论铺垫正在进行》一文中介绍过外界对邓小平的的肯定性评价内容最集中的就是他毕竟力主废除了“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自己身体力行将包括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退休和接班制度成功建立起来……。仅从这个角度看,现如今的习近平已经全面否定了邓小平当年倡导的政治改革—–更准确地说是全面否定了邓小平当年倡导并成功实践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在体制上已经重新恢复毛时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前提下,恢复毛时代的党主席终身制似乎已经“顺理成章”。

一位读过本专栏如上文章的中国内地网友传出消息说,高层对理论宣传口好像是有一个内部指示,说是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

这位网友说,他和另外一个“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去年八月底在公开网站上先后贴出“重温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文章,在网上挂了几天后就被删除了。这位网友说,十九大党章一是专门加进了“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毫无疑问是根据习近平 本人的要求;二是加进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于是直接说必须维护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三是重新恢复了毛时代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四是九十大上根本没有根据惯例安排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进入接班准备。

而这网友自己“重温“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中,正好是相对应地把邓小平当年推动并成功实施的党内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归结为: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接班人问题。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李锐先生生前曾专多次呼吁“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李锐先生回顾说: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经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我们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在建议中央要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之外,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对独立工会问题,“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

李锐先生生前还透露:当时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了这样的动议:“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宣部又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也被延宕了好几年才提上日程。一九八七年在赵紫阳的坚持和胡启立,乔石,以及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等人的一再推动下, 为了给十三大作重要思想准备,当时才以中央名义批准重新发表这个讲话。

李锐先生生前还披露说:1987年4月28日上午,赵紫阳到邓小平家向大家长汇报了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邓小平赞同赵的意见,要赵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还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邓小平同意。

5月13日,赵紫阳做了著名的“5.13讲话”;7月1日,在党的66周年生日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这两个讲话的发表,刹住了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就又中断了。先是“价格闯关”转移了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接着是1989年政治风波造成了政治形势的全面恶化。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这篇讲话很少有人提起过。

前面提到的那位内地网友介绍说,习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分管党务,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期的2010年8月,北京曾有一个小范围的“纪念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三十周年研讨会”,会上即有中央党校传出来的话说,近平同志对这个纪念活动不感兴趣,所以纪念会和研讨会一定不能高调,也别指望中央主要媒体会大力宣传。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9月,人民网还刊登了一篇歌颂邓小平的文章,题目是《邓小平四大历史贡献 政治体制改革使党政分开》。文中开篇即先强调: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 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

两年多前,一位从北京出来的朋友特别打电话来说他把笔者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发表的《王歧山:必需旗帜鲜明地否定邓小平!》打印出来给病榻上的李锐先生,李锐先生没有仔细看,只说了一句“已经不奇怪了”。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习近平对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核心内容的全面否定就是先由王歧山出面“投石问路”的,王歧山2017年3月利用全国人大讨论会的场合透露了否定邓小平“党政分开”的政改措施,并重拾“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文革”极左口号。自此,以“重温”和“学习”为名公开回顾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学习宣传和理论研讨禁区。

前面的内地网友说他相信已经有过较高层级的内部传达,要求对邓小平生前讲过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有讽刺和影射习近平之嫌而“不能再宣传”。最有代表性的是如下 几段: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

不难看出,近四十年前邓小平的如上针对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弊端的批判和否定内容,都是如今的习近平已经全面复辟甚至变本加厉的内容。这让小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共党内左派胡乔木之流至多是下令不再宣传邓小平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而如今的习近平为全面复辟毛泽东的文革体制,防止党内外的“别有用心者学习和纪念邓小平为幌子”影射或暗讽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干脆是彻底禁止宣传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内容。

不过,如上这位网友也透露说,习近平虽然个人已经搞了事实上的终身制,未来二十大上百分之百不会按照邓小平生前亲自给最高领导人设计的任满两个满届就向接班人交棒,但这并不代表他二十大上不安排一个“备用接班人”,因为毛泽东当年毕竟也还从“天有不测风云”的角度考虑先后为自己选过几个预备接班人。

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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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高新:当局下令不准用邓小平政改讲话影射习近平”的一条评论:

  1. 实际上恐怕国际形势将严重地影响中国的局势。比如对朝鲜的核打击(长期矛盾的相当可能结果),之后由对立第三方军事接管和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特别是后者可能对中共造成来自右翼的巨大压力,以及其在’国际支援‘下的行动。如果后一阶段的时间与交班期重合,…

    听上去的确天方夜谭,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决定层的决定力缺失和中层机构官僚对于其具体职能的同化和贯彻。简单说,中层带动上层的机制恐怕会形成,从而产生上述结果。就像重复日本90年前的情景。

    如果退一步,假设国际形势不造成影响。事实上由于静止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外界的矛盾得以缓和,那么粗略的推断是有保留的乐观情况: 向台湾或日本体制接近,即温和但广泛的官僚和资本市场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