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家”的基础出自农民的良心，农民看穷苦老弱者自然会赞成共家。……共产党对人性太悲观了，人始终是有良心的，良心可以用来打破物质的支配。
傅柏翠
一九一九年七月，五四运动后不久，周作人到东京去接家眷。七月七日至十一日，他特意访问了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
前一年，日本作家、社会活动家武者小路实笃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付诸实践，在九州宫崎县设立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基地“新村”，参与者放弃私有财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共同消费。一九一九年四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率先介绍“新村”的情况。这次访问，使周作人亲身观摩“新村”模式，感受到一种“人类之爱”，“新村的空气中，充满这爱，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绩了”。
回到中国后，周作人成为新村运动的鼓吹者，一连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对胡适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文章介绍。周作人所欣赏的新村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即“和谐”、“互助”、“独立”、“自由”，是“物质”与“精神”、“灵”与“肉”的调和统一。
周作人宣扬的“自然、平等、所有人各尽所能和亲耕力作、彼此互助合作”的理想生活方式，虽不如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样具有实际操作性，但在中国农村普遍落后、衰败的时代背景之下，仍吸引很多有志者的目光。北大学生高一涵曾以“涵庐”为名著文说，新村运动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不单没有阶级的界限，就连那政治的界限也渐渐地化除了”。浙东奉化的留日军人蒋介石、湖南长沙师范的学生毛泽东，以及闽西上杭的留日“海归”律师傅柏翠，都先后成为新村主义或深或浅的信徒。蒋介石、毛泽东、傅柏翠等实力派人物，比起作为一介书生的周作人来，更有机会实现对新村运动的向往。
蒋介石在短暂地欣赏新村主义之后，很快转向三民主义，认为占领城市即拥有中国，农村问题可暂时放在一边。蒋氏在国民党党军北伐过程中，掌握军权和党权，建立南京政府，开启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以城市现代化为中心的“南京十年”。然而，国民政府终因忽视农村问题而失去了中国。
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邀约同学到岳麓山区寻觅新村宝地，建立一个所有成员“每天工作四小时，教授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游息四小时，睡眠八小时，边读书边工作，以新精神治理旧农圃”的人间乐土。不过，此一构想未曾超越坐而论道的阶段。性情峻急的毛泽东不耐新村主义的温情与和平，转而透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重新分配土地、动员贫苦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击败蒋介石而赢得天下。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后，推广化私为公的人民公社运动，企图把分散的农民镶嵌到新的国家体系之中，进而解放生产力，制造农业生产的奇迹，却成为数千万农民三年辗转沟壑、弃尸遍野的灾难根源。
散尽万贯家财的“学生皇帝”
在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傅柏翠是一位努力实行新村主义的传奇人物。在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夹缝中，傅柏翠立足于闽西古蛟地区，打造了一个存在二十年之久的“独立王国”，他本人被称为一方之霸的“闽西王”。尽管如此，在国共两党先后支配的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傅柏翠只是一个“出轨”的人物。若不是古田因为红军召开过古田会议而成为“革命圣地”，使傅柏翠“沾光”成为红色叙事中的边缘部分，他恐怕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然而，正是通过傅柏翠这个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后人才能从微观面向、从底层社会认识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以及未形成即陨落的“新村”实验，“这个游走于国共斗争中的特殊人物，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政治风云变幻于一身，其谜一般的身世，牵扯着一个夹杂善意与谎言、梦幻与残酷的政治时代。”
一八九六年，傅柏翠出生于福建上杭县蛟洋村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祖父是大地主，父亲兼营工商业，母亲为四姨太。
闽西是相对贫瘠的山区，是较为弱势却强悍的客家人的栖身之所。傅柏翠活动的古蛟地区，以闽西上杭县古田和蛟洋两个乡镇为中心。古田为盆地平原，与蛟洋中间隔着翠岭，羊肠小道蜿蜒其间，为传统粮食输出地区。除了农业之外，农民还从事造纸副业。蛟洋则是最大山凹中的一个最大村落，四围村落各自独立，到处冈峦交错起伏，散布着一块块稻田。一九二九年，古田区约有两千多户人家，八千多人。蛟洋的人口不及古田，经济亦不如古田繁荣。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中央政府政治控制力的薄弱，使得该区域自明清以来成为反抗势力的大本营，也为傅柏翠的纵横驰骋提供了舞台。
一九一一年，年仅十五岁的傅柏翠考入福建高等预科学校，与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会费”加入同盟会。一九一四年，辛亥革命之后第三年，傅柏翠加入晚清以来中国人留学东洋的浪潮，前往日本求学。当时正值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孙文流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因实行独裁模式，只有几百人参加。傅柏翠佩服孙文，主动要求入党并按手印，这个十八岁的青年还被孙文接见。
一九一七年，傅柏翠从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毕业回乡，成为家乡第一个留洋回来的青年学子。一九一八年，他得到北洋政府颁发的律师资格，翌年与友人在上杭县组织“法学社”，并开办当地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不以盈利为目标，主要是义务帮助贫苦农民打官司、写状书。不久，因仗义执言与县衙对立，律师事务所被迫歇业。傅柏翠充满革命家的热情和野心，却不适合从事按法律规条办事的律师职业。
五四运动时期，傅柏翠旅居北京，接触到《新青年》等先进杂志，被周作人介绍的新村思想深深打动，计划“与一、二十人到梅花十八洞一带去搞理想中的新村”。位于古蛟北部的梅花山有红豆古杉老林，民初仍有华南虎出没。傅也只是说说而已，此计划并未成行。
北伐前夕，孙传芳在闽西的统治并不牢固，采纳苏共模式的国民党气势如虹，迅速渗透到此一区域。傅柏翠乘势振臂一呼，乡里纷纷呼应，建立起有千余人枪的民团。他又领导中学生打倒县长和乡绅共同把持的地方政治和教育秩序，组织民众反对贪官敲诈和抗缴苛捐杂税，当地豪绅骂他是“学生皇帝”。
“学生皇帝”这一夸张的称呼，生动地揭示出民国以来受过新式教育或留洋归来的学生，携带崭新的意识形态进入农村，打破一潭死水，对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傅柏翠、彭湃、毛泽东都是“学生皇帝”。奉行儒家观念的乡绅很难用宗族权力结构消解作为革命者的“学生”的挑战。本来文质彬彬的学生，如今却拥有皇帝一般的权威，显示农村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
一九二六年，上杭的国民党左派力量渐强。此前傅柏翠一度脱离国民党，但作为曾与孙文接触过的“革命老前辈”，国民党左派党部邀他以曾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履历，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并担任县党委秘书兼代常委。
此时，傅柏翠的思想十分左倾，这个富家子弟想尽办法让农民认识“封建剥削制度”，他写了《农民苦》一歌，让农民传唱，在这首歌曲里，农民的生活是“朝晨起来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饱暖”，地主的生活则是“快收田租”。他先行一步，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分地，也要求其他中小地主效法。假的革命者，先夺取他人的财产和土地；真的革命者，先从分自家的财产和土地开始。傅氏家族仅在蛟洋就拥有数千亩土地，傅柏翠逐步将绝大部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以致于自家经济状况陷入窘境，不得不出卖爱马。他曾自撰一首《别马吟》：“代步有小马，珍爱已三年。今日长为别，伤心泪涓涓。卖汝言何忍，金尽迫使然。人饥马不饱，计莫能两全。”养尊处优的少爷，偏偏要自讨苦吃，过了一段几乎三餐不继的苦日子。
入党、出党、再入党：一个人的道路走不通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占领上杭，傅柏翠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的核心人物。在同共产党的合作中，他曾提出入党申请，却因出身地主并拥有产业未被批准。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上杭地区也被波及。五月七日，听命于南京政府的国军一个营夜袭县城，傅柏翠跳城墙逃回本乡。六、七月间，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赴闽西，告知傅柏翠，他已被国民政府通缉。然而，国民政府管理混乱，不久后却任命傅柏翠为十三乡自治局局长，从此他成为地方上举足轻重的领袖。
同年八月一日，中共发动南昌暴动，这一天成为中共独立建军之纪念日。南昌暴动失败后，叛军残部在赣南和闽西之间流窜。九月，这支叛军攻占上杭县城，傅柏翠闻讯回到县城，组织当地人欢迎红军。同时，在罗明和陈祖康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
随后，傅柏翠受毛泽东两湖农民运动的启发，回古蛟区建立中共组织，改组原有农民自卫军，发展出一百多人的党组织。由于缺乏武器，他强迫向地主豪绅募款，甚至没收他们藏有的枪械。他动员农民砍伐树木，集资兴建军械修理所。然而，一支号称八百人的队伍，只有两百支单响枪，其中六百多人只好携带打鸟的散弹枪，甚至使用更原始的大刀、梭镖。一九二八年七月，龙严的国民党旬刊《狂涛》发表文章指责说：“上杭的白砂、苏溪坡、高车、蛟洋等处，共逆啸聚，党首系留学生，即军阀统治下的一个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农民协会为总机关。”
在从事农民运动期间，傅柏翠由激进转向温和。他不要求没收和焚毁地主的田契和债纸，也没有在农村划分阶级，虽然容许农民清算土豪劣绅和恶行恶状出名的房族长，却绝不容许暴力和杀戮。比如，苏家坡农民起来抗议包石灰捐的乡绅华玉夫，他居中磋商，取消石灰捐，增加硝黄税，实质减少农民百分之六十的负担，同时坚持要求农民释放以土豪劣绅名义逮捕的华玉夫，不容许对其加以人身伤害。傅柏翠的作法跟广东“农民王”彭湃“大杀特杀，杀到他乾干净净”的宣告完全不同。
由此，傅柏翠与共产党闽西特委发生严重冲突。傅柏翠于一九二八年发动蛟洋暴动（为闽西四大暴动之一），但他对杀人立威抱谨慎态度。而时任特派员的邓子恢则要求其发动更多农民暴动，遭其拒绝后批判其为“农民意识”。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二度入闽，傅柏翠在古蛟组织五十九团，并与其他农民武装结合，扩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出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和前委委员。
毛泽东在闽西逗留期间，上杭县百分之八十的地区都出现打土豪、分田地热潮。北五区区党委书记王觉领导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杀了十多名“流氓农民”和地主——包括团防局局长赖尚开，赖氏有地两百五十担，比起傅柏翠家的六千担，可谓小巫见大巫，却在农民要求枪毙的呼声中被处决，分尸四块，当地人后来回忆，都叫他“肥四”，反而忘记其真实姓名。地方激进分子认为傅柏翠在运动中不够坚决，希望他杀一批土豪“以坚定其革命信心”。
不愿手上沾血的傅柏翠与中共渐行渐远。他没有参加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按照傅柏翠的说法，会议召开前两天他已在古田跟毛泽东见过面，加上天气严寒，自备御寒衣物不足，决定在会前返回蛟洋。其回忆录列出的理由微不足道，也十分牵强，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傅柏翠和闽西共产党领导之间日益扩大的嫌隙。
一九三零年秋，闽西共产党组织内部的矛盾愈发尖锐。中共闽西特委机关移往龙严，要求傅柏翠至特委工作，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傅柏翠心知肚明，以“过不惯城市生活，要在家乡搞集体耕种”为由加以拒绝。特委、省委派人至傅柏翠处，不允许他在古蛟推动集体耕种，认为这实际上是“共家”，并扬言“共家者杀”。闽西特委批判傅柏翠政治路线失当，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傅极力维护地主的性命和财产，是站在投机的立场。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鉴于傅柏翠资格老、实力强，竭力对其笼络，将与之素有矛盾的邓子恢调离闽西，由张鼎丞出任闽西苏维埃主席，又透过特委转达，希望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傅柏翠仍加以婉拒——他连县城都不愿去，又怎么会去花花世界的上海呢？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闽粤赣边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上杭苏家坡召开，傅柏翠仍未到会。闽西特委秘书长兼闽西苏维埃秘书长林一株提议，鉴于傅柏翠屡次不服从命令，应开除党籍。一九三一年元月，傅柏翠正式收到被开除党籍的通知书。一开始，组织上通知傅柏翠“好好做个革命群众”，随即闽西苏维埃政与闽西肃反委员会展开“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指控傅柏翠为社会民主党首脑，蛟洋地区为社民党巢穴。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率新十二军及赤卫队两千多人攻打蛟洋。傅柏翠等人先行逃散，之后又集结武力，与林一株所率部队在古田发生激烈战斗，将对方逐出古蛟。至此，傅柏翠与共产党绝裂。
林一株在肃反中独断专行、杀人如麻，福建省第一代知识分子党员几乎全被杀光，连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也一度被怀疑是“社民党”而濒临绝境。邓子恢向毛泽东报告，毛支持除掉林一株。新任安全部门负责人郭滴人以开会之名通知林一株，趁其不备将其逮捕诛杀。事后，省委调查社会民主党事件，发现闽西没有社民党，遂撤销肃反委员会，为受害党员干部平反，六千冤魂已不能死而复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傅柏翠，也不可能重新归队，从此割据一方、自给自足。
一九四八年秋，国共大战胜负底定，傅柏翠审时度势，对若干闽西实力派人士表示：“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向共产党投降，争取一条出路。”翌年春，傅柏翠参与发动闽西起义，与国民党军战斗半年，迎来解放军南下，从而拥有“起义人员”身份。
文革结束后，中共福建省委于一九八五年复查三十年代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冤案，认定并不存在此组织。傅柏翠获得最终的平反。老人怀着激动之情，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中共鉴于他曾经反共的历史，只能考虑办理重新入党手续。一九八六年，傅柏翠在离开共产党五十六年后，以九十岁高龄再次入党。三年后，北京发生“六·四”大屠杀，这位当年因不够心狠手辣而离开中共阵营、如今又重新“归队”的老人，发现中共不离屠夫本色，不知当作何感想？再过四年，傅柏翠以九十七嵗高龄去世，再也没有说出过心里话。
“不国不共”、半耕半读的桃花源
在与闽西红军发生冲突后，傅柏翠奉国民党为正朔。南京政府出于拉拢目的，允许其保持半独立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任命傅柏翠为龙严县长。傅柏翠起初不愿就任，之后在福建省主席方声涛同意维持分田制度、婚姻自由、不许地主乘机报复的条件下，回到龙严。国民党要人出于根绝农村革命的目的，曾请他到南京、福州，询问解决土地问题的良策。傅柏翠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回程时又受何应钦接见，阐述“平均地权”的措施和乡村“公产”的主张，这自然不能被国民政府所接受。
在何应钦的介绍下，傅柏翠结识了由上海调到福建剿匪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蔡廷锴与傅柏翠颇为投缘，十九路军随后成立闽西善后委员会，邀请傅柏翠为委员，傅柏翠的武装也归入十九路军，成为自卫队。善后委员会是执行分田工作的单位，分田区扩展到闽西十一个县。
一九三三年，蔡廷锴等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傅柏翠也有参加。当蔡廷锴由剿匪转向“连共”时，傅柏翠充当十九路军与共产党之间等联络桥梁。双方以华家亨为界，约定互不侵犯，傅柏翠及十九路军供应在赣南共军的食盐等物资，协助运出赣南钨矿，解决苏区的财源问题。
就这样，傅柏翠周旋于南京政府、十九路军和共产党等比他强大得多的三大势力之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还有日军和汪精卫政权的力量进入该区域），在其家乡上杭古蛟地区形成一片“不国不共”、无赋税、无征兵征粮、自立自保的“新桃源”。因国民党统治的松懈，他实际上控制了四十一个乡、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区域，既有政治力维护，又有军事力确保太平，他可以继续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依靠地方力量把古蛟地区建设成国共内战中相对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若中国有数百个这样地方自治的区域，即便没有中央政府，民众亦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治下，傅柏翠的军队先后有严杭连自卫队、闽西义勇军第一总队、古蛟保卫团、福建省保安处独立第一和第二大队、福建保安十一团第一和第二大队等各种名目。无论叫什么名字，其武器、粮饷和人员都来自古蛟，外人难以干涉其独立指挥。为了维持古蛟的对外关系，傅柏翠先后出任闽西善后处（十九路军设置）处长、福建省政府参议、以及龙严、永定、宁化等县县长。出任这些国民政府的官职，可以争取外来保护，至少免于国民政府的严重干预。
为了宣示反共决心、取信南京政府，傅柏翠明订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即他与红十二军发生冲突的日子为“反共纪念日”，其辖区当天会举办一连串的农工学术竞赛、国术体育竞赛、文艺竞赛以及农副产品展览交流大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一名叫傅赞谟的农民带着杆径两寸的大蒜参加比赛，当即获得八块肥皂的奖励。同时，他还计划兴建抗敌（共产党）将士纪念塔、中正公园、中正亭等建筑。
可是，国民党地方政府对其并不信任。一九四一年，傅柏翠企图将古蛟乡村建设委员会冠上三民主义的名义，并呈报县政府，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永滋坚决反对。大部分国民党人认为，傅柏翠立场亲共，其土地政策“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白皮红心”，表面上支持国民党，实际是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共产党更将傅柏翠视为大叛徒，对其竭尽丑化之能事，只是力有不逮，难以将其武力消灭。所以，与其说古蛟地区是“不共不国”，倒不如说是国共冲突之下的一个勉强维持的地区，行政事务完全独立。
自三十年代初起，傅柏翠就在辖区试验一条“农业社会主义”的新路。他创建了古蛟行政的核心机构乡村建设委员会，该组织的权力在乡公所之上。乡建会下设执行部和计划、考核两个委员会。执行部以下设有五股，分司管、教、养、卫及总务；计划委员会下设文化、经济、卫生、保安四组；考核委员会下设考核、审计二组。所有官员的任命，都由傅柏翠决定，县长及省长均听之任之。古蛟乡建会“具有蓬勃的生气”，所有措施异于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都不是空泛的宣传而是为了地方建设。各级干部大多认真负责，民众也习惯监督乡政人员。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主张“农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一切以农民利益为中心”，他放弃组织政党，以“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的机构，实施民主选举，凡十六岁以上的农会会员，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方面，“农村共产团”在蛟洋、古田成立后，所有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所有，实行“共生产、共消费”，但并非大锅饭，而是实施“计口授田”，即将集体土地平均分配给包括原地主在内的各户耕种，同时留一部分作为公田，由村农会派工耕种，收穫的粮食用以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村民。傅柏翠还创办了“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后改为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同时，发起创办松香松节油厂、樟脑厂、酒精厂、造纸厂、炼铁厂等集体企业。
傅柏翠在辖区实行三年建设，办理保甲，严密户籍，不时抽查。为加强区内有效联防，他购置发电机，架设电线和四十多部电话，形成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电话网络。他创办了每周一期的《古蛟报》及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村教育社。一九二九年，他还在北四区创办敬老院、废疾院，在乡村建立医疗所。又把全区的山林收归公用，经营收入用于办理中小学教育。一九三二年，为配合国军围剿共产党，傅柏翠动员农民兴建公路，穿越郭车、古田、福地、福利四个村庄，带来商业利便，吸引不少商人前来投资纸业和贸易。在傅柏翠的倡导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恋爱成熟的，只要到农会办理证明文件就可以结婚。
傅柏翠领导下的古蛟地区，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守望相助，没有偷盗，没有土匪，没有赌博，没有抽鸦片，不拜菩萨，婚姻自由，义务服兵役，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
古蛟经验在抗战期间已引起舆论与学术界的关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统主办的刊物《社会新闻》登载《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护持者傅柏翠》一文，对古蛟“新村实验”大加称赞。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赖琏令其秘书撰文介绍蛟洋、古田一带的情形，刊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文章题为《新桃源记》。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闽西农村经济调查团，从当时福建省府所在地永安出发，到了连城、龙严、上杭等地进行调查，同年七月三日结束。调查团看到崇山峻岭之间的古蛟，民风朴素，教育普及，读书人能耕种，也必须耕种，没有特殊阶级。不过，因为交通和生产关系，商业不发达，娱乐消遣设施甚为缺乏。调查团叙述古蛟某户人家门联“有水有山门巷，半耕半读人家”，认为颇符合实际情况。
傅柏翠不受国民政府信任，其乡村建设成就不被充分肯定，经验很难推广。直到一九四四年，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还问福建省主席刘建绪说：“傅柏翠是否为共产党？”上杭县田粮处副处长修焕璜认为，傅柏翠及古蛟干部主持乡政建设有卓越成绩，土地制度较其他地区进步，但上杭县政府对古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古蛟的土地制度无法取得法令依据，处境越来越困难。
与傅柏翠辖区实行温和的土地改革之后，辖区内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周边地区，原有的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不变，官员税吏贪污腐败，民不聊生；中共占领的闽西连城等地区，实施土地国有化，其作法则采激进暴力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旦有人被认定为地主或土豪而要受到清算者，可能被以阶级斗争名义整到死。共产党干部随便到任何一个地主或土豪家里面翻箱倒柜，所有的东西都自由地乱翻，但最主要的，是要翻两样东西，一个是田契；另一个是债券。找到的田契为地主霸占田地的证明，债券则是地主胁迫贫农的工具。土地改革将这些田地没收变成国家名义所有，实际上则由共产党各级书记支配其所有权。”可见，激进的土地政策不得人心，这已预示了日后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
傅柏翠、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各具特色：梁漱溟发扬儒家伦理，晏阳初秉持基督信仰，傅柏翠则更像实干家，并不执着于某种思想或观念。他们的乡村建设模式优于共产党暴风骤雨式的土地革命，却未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主流。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土地改革，多少汲取这些体制外的经验。反之，毛泽东及共产党的一意孤行让农村沦为地狱。对于古蛟的数万农民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生活不可能处处尽如人意，但相较于中共建政之后“土改补课”时期的纷扰，“统购统销”造成农村的贫困则强得多，更不用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回忆对比之下，傅柏翠时期的古蛟真的宛如天堂，一个记忆中的天堂，古田镇民认知的地方史与官方意识形态形塑的过去南辕北辙。官方刻意压抑古田过去的记忆，以及五、六十年代生活条件与古蛟乡建会时代的反差，反而为古蛟地区集体塑造了傅柏翠时代的光荣与骄傲。
“雪里行军无翠柏”：傅柏翠与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开篇便是“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此诗曾在中国脍炙人口。此句的原稿是“雪里行军无翠柏”，毛泽东寓名入景所牵挂的“翠柏”，指的是“大名鼎鼎的闽西傅先生”。在中共建政后发表此诗时，考虑到傅的历史问题，毛将此句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
一九二九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严上杭”。五月间，傅柏翠在迎接红四军到来时见到毛泽东、陈毅等人，此后大半年间里跟随他们战斗。在比较封闭的闽西山区，毛泽东能遇到傅柏翠这样有学识且有非凡经历的人物，感到非常难得，常与之谈论天下大势并论诗赋词。毛曾由傅陪伴登上临江楼，即兴写下《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当然，毛傅二人在政治观念上不无分岐。毛批评傅治军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傅批评毛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格”。两人在土地革命上的立场尤有明显差异。毛主张暴力的土地革命；傅则坚持和平分地，不划分阶级，然后挖除田界，取消阡陌，把土地交给农民集体耕种。
毛与傅虽有分歧，个人关系却颇为亲密。毛的妻子贺子珍快分娩时，曾托傅照料。古田会议前，毛下乡养病只带了五块钱，傅得知后与林彪一起送去两百元，却被退回。当傅柏翠与闽西特委的邓子恢等发生矛盾时，毛居间调停，同意傅返回古蛟做地方工作。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率军北上，临行前邀傅柏翠同行。傅柏翠表示，希望留在家乡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组织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生活的农村生产团，若有外敌来犯，将与群众一齐打游击，他没有随红四军部队前进。毛在诗句中表达了失望之情，并提及他人对傅的批评：诸如态度消极，喜欢看旧书，尤其喜欢垂钓休闲等——其实，毛本人也喜欢读旧书。
一九三二年春，傅柏翠得知毛泽东将率红军东征闽南，为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而退往福州。毛途经傅的辖区，问了傅的情况后叹息道：“顺其自然罢，只要相安无事就好。”后来，中央苏区为打破经济封锁、秘密开通闽西商路，毛让人捎话说：“请傅柏翠同志多帮忙”。傅当即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帮助红军购买和输送物资。后来，他又与闽西红军游击队达成互不相扰协定。
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闽西展开血战。国民党胡涟部的青年军官罗添福回忆说，戡乱战争时期，解放军游击队曾在闽西地区用计与国军周旋。解放军如欲向民间强征粮食，往往命部队着国军军服，以国军名义为之，一般老百姓不察，自然对国军感到怨怼、产生反感，反之，也会对解放军有所期待和好感。一旦两军交战，民心向背常常对战斗意志产生关键性影响，成为战场上胜败的决定性因素。罗添福认为，解放军利用嫁祸手段创造民意，最终将国军打垮。
国共战争初期，傅柏翠一度保持中立，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覆巢之下无完卵，遂策动地方实力派人物练惕生、李汉沖等发起“闽西起义”。傅柏翠以“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配合闽粤赣边区解放军行动，实行新民主主义，服从中央领导”。
中共建政后，一些南下干部因傅柏翠的历史问题感到难以安排职务。毛泽东打电话给福建省政府主席张鼎丞，请其问候傅，嘱咐说，“如果傅柏翠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就赶快出来工作”。
福建省政府鉴于傅柏翠早年留日学法律，任命其为福建省高等法院院长。在此职位上，傅柏翠每天需要负责批准镇压反革命份子的死刑判决书，要批准处死的人犯太多，批到手软。不久，他坚请辞职，改就福州文史馆副馆长之闲职。从那时起，他就不敢和老家的亲人、部属联系，与第二位夫人在福州过着半隐居生活。
傅柏翠不在古蛟，却成为“土地革命补课”过程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古蛟召开一百零二人参加的检举、揭发、控诉傅柏翠大会，主持大会的是古田区委书记林攀阶。一九三零年代，林氏在福建省苏维埃国家保卫局担任干部，中共闽西根据地崩溃后，他在傅柏翠的庇护下，躲藏在古蛟区，以泥水匠为业。此时，林氏全然不念旧情，在会议记录中夸大傅柏翠的“罪行”，包括积极摧残革命事业的“五大罪恶”：一、假仁假义，以反动言行煽惑群众进行发革命活动。二、勾结反动军队积极摧残革命事业，封锁游击区残杀革命同志。多次伏击、屠杀中共游击队，死者塞满三个湖塘，俘虏红军宣传员洪某，纵容下属将其心肝炒熟下酒。三、实行“三光政策”迫使革命群众并村和残酷摧残基点村人民。四、横行霸道，索取人民血汗钱财，抢夺贫苦农民有夫之妇。五、用改良主义手段缓和阶级斗争，企图进一步剥削人民之自由。
这份报告中揭露傅柏翠“抢夺有夫之妇”，并非事实。傅柏翠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曾被父母骗回老家娶妻，他与结发妻子虽育有五个子女，但琴瑟不合，长期分居。傅柏翠一直希望找到一名温柔贤惠的女子共同生活。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溪边垂钓中巧遇在此洗衣的赖五妹（后改名赖一心），两人一见钟情。赖五妹与筑路工人的丈夫感情不好，傅柏翠赠送其丈夫一笔金钱，促其答应离婚，再与赖五妹结婚，这算是对“婚姻自由”之实践。
就在老家人揭发傅柏翠如军阀般“抢占民女”之际，这位被“抢占”的民女正在福州与丈夫过着静谧祥和的夫妻生活，在登门拜访的亲友眼中，两人相敬如宾。文革中，傅柏翠被下放劳改，垂垂老矣，因有红粉知己的照料，代替其挑粪种菜，应付所有重活，这才避免倒毙在菜地或粪桶旁边之悲惨命运。
古蛟地区民众普遍认为本地没有地主，共产党仍要“土改补课”。傅家十一口人，仅有三十二亩地，人均不到三亩，家属全部被划为地主，而且强调他们“素行不良”，归类成恶霸。傅柏翠的大儿子翔欧当过警察所所长，一九五三年被秘密扣押，受不了威吓拷打而自杀。二儿子翔亚在父亲的保安团当过小官，一九五三年在广州被判劳改六个月，后又重判，送往川藏高寒地区劳改。三儿子翔寰为学校教员，如“竹林七贤”的刘伶一般佯狂避罪，方幸免于难。
以傅柏翠“手上沾有共产党人鲜血”的“严重的历史问题”，能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存活下来，活到九十七嵗高龄才离世，不能不说是罕见的例外。以中共安全体制之严密，不可能吞舟是漏，只能推测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其网开一面。毛对党内位高权重的同僚毫无怜悯之心，对失去其信任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不仅剥夺权力，还非得置之于死地不可；另一方面，毛对早年与之有过交往、后来淡出“革命队伍”的老朋友，如罗章龙、傅柏翠等人，则手下留情，大概因为他们是无权无势的布衣，出于“念旧”而留下一命。
傅柏翠看到毛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当年他打造的桃花源般的古蛟地区，饥荒蔓延、死者众多。人在屋簷下，他只能充当沉默的旁观者，不敢发出异议。
一九七零年，林彪坠机而亡，毛泽东又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傅柏翠忍无可忍，吟诗抒怀：
腐儒坑尽见真才，百氏纷歧毁实该。
唯有筑城民怨甚，胡尘未靖揭竿来。
这首诗表达了其真实想法：毛泽东自诩为秦始皇，但毛的暴政必将同秦始皇的暴政那样走入历史。走投无路的民众揭竿而起，是结束暴政的关键因素。
傅柏翠在九十岁重新入党时，赋诗曰：“丹心不随双鬓灰，谁说青春去不回？九十生辰重入伍，长征路上从头追。”当时，他对自己的一生还有一段总结：“通向中国革命胜利所要翻越的山，它有许多可走的路。……我也尝试性地走了一条路，但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所选择的是一条最近、最成功的路。”这真是其肺腑之言吗？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晚年的傅柏翠真的否定了早年的“新村之梦”吗？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一九七六）：日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白桦派代表作家，新村主义倡导者。太平洋战争开战后，舍弃源自列夫·托尔斯泰的个人主义和反战思想，态度急转为支持战争。战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并继续从事文化活动。
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因父亲是世袭亲王，被人称为“无政府亲王”，但他放弃了贵族继承权。其代表作有《田野、工厂和工场》、《互助论》、《夺取面包》等。在毛泽东早年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曾表示中国应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何书彬：《乌托邦时代》，“新历史合作社”之《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见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版，页444.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508.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台北：联经出版，2014年版，页45.
黄道炫：《奇人傅柏翠》，《财经》杂志，2012年6月号。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42.
陈赛文、黄宁、傅柒生：《傅柏翠》，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
福建省博物馆整理：《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
陈明睿：《傅柏翠回忆材料》（五），页2-4.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391.
罗明（一九零一—一九八七）：广东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任闽南特委书记，一九二七九年任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开展反罗明路线线运动，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同受批判。后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重新启用，任红三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九三六年，脱离共产党，在大埔百侯中学当语文教师。一九三九年携妻子李小梅移居新加坡。一九四九年回中国。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44.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44.
何书彬：《乌托邦时代》，“新历史合作社”之《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
陈明睿：《傅柏翠回忆材料》（五），页18
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页127-129.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09.
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人，共产党农民运动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后在闽西从事农民运动，曾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财政部长。中共建政后，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由于提倡“分田到户”的责任制而受批判，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16.
陈明睿：《傅柏翠回忆材料》（五），页58.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17.
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人，共产党高级将领。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领导永定暴动。曾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国共内战期间，出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建政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及人民政府主席，以及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20-121.
在“肃社党”运动高峰期间，闽西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坚决”。肃反委员亲手处决人，为了节省子弹，对被捕者用马刀砍杀甚至活埋。各区各乡苏维埃政府层层召开审判大会，造成恐怖气氛，各种罪名层出不穷——十毫子运动：毫子是指苏区通用货币，谁拥有十个毫子，就是土豪劣绅，杀之；食烟大同盟：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支香烟，对对火，说说话，就是参加以食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姑娘姐妹团：年轻姑娘形影不离，说说笑笑，有亲密者拜干姐妹，杀之；恋爱团：一男一女通过搞恋爱，想组织社会民主党，被当作“恋爱团”，杀之；膳食委员会：整天讲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中午晚上吃什么，无论男女，杀之。后来，毛泽东承认：“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到达闽西，沿途目睹“肃社党”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信中共中央，“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参阅王勇：《闽西根据地“社会民主党”冤案》，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2期。
陈赛文、黄宁、傅柒生：《傅柏翠》。
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人，国民党将领。早年随粤军参加北伐。“一二·八”事变中，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率领十九路军参加“闽变”。国共内战期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共建政后，回到中国，担任政协副主席等闲职。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24.
傅柏翠：《回忆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关系：访问傅柏翠记录》（1980年4月1日）。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504.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53.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26.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28.
许人俊：《世纪老人傅柏翠的传奇人生》，载政协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闽西文史资料》，第9辑，2007年版。
傅柏翠已然触动敏感的土地问题，正如研究土地问题的学者所说：“坚持改良的乡村建设并不意味着不触碰土地问题，无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傅柏翠还是四十年代的晏阳初，事实上都已涉及土地改革实践。这不仅是乡村革命的必要手段和内容，也是乡村建设提高农民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以此转化危机，防止并扭转资源外流，让社会进一步获得稳态结构的必要举措。”见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245-2.html.
陈赛文、黄宁、傅柒生：《傅柏翠》，页125-133.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55.
陈赛文、黄宁、傅柒生：《傅柏翠》，页134-136.
何书彬：《乌托邦时代》，“新历史合作社”之《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
章振乾：《我们怎样调查闽西的土地改革区》，载《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年4月-7月》，页205.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131.
曾建元《穿越海峡，心心相连——怒潮人物罗添福先生访问录》，见“民主中国”网站，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3153.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203.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福建文史》，2016年4期。
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页203-204.
曾建元：《穿越海峡，心心相连——怒潮人物罗添福先生访问录》。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61.
《古田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上中关于检举揭发控诉傅柏翠叛徒和封建阶级势力罪恶行为的犯罪记录》（1955年手抄稿），上杭档案馆。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86.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487.
罗章龙（一八九六－一九九五）：湖南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一八年，与毛泽东同赴北京，八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次年参与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初，参与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经张国焘介绍加入共产党，任中共北大支部书记，后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武汉中央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另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被中共开除出党。此后，转入学界，任教于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
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页505.
傅柒生：《毛泽东与傅柏翠的深厚情谊》，《福建文史》，2016年4期。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Monday，January 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