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0-10-26 10:46 | 作者: 陈河
陈河，男，原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在部队打过专业篮球。后在汽车运输企业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经商多年后，现为自由写作人。近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西尼罗症》、《夜巡》、《我是一只小小鸟》等。
一
七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温州，是一个在全国没什么知名度的南方小城。干净古朴，城内多榕树及河流，根本没有商品经济的迹象。那个时候城里的人会自找娱乐，比方说，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我大概是在读初一的时候开始见识城里有名的球员。记得有个叫“赤脚连珻”，从名号上可看出他喜欢打赤脚的。他是人民印刷厂的，个子很矮，脸红红的。我第一次看他打球，很失望他其实是穿鞋的。不过到了比赛紧要关头，他把鞋子脱了，往边上一甩。场边的人顿时叫起好来，知道好看的高潮来了。有个左撇子叫阿遥，球技平平，可远篮很准。他投篮动作很怪，像是磨刀人背磨石一样，关键时刻砍起来百发百中。那人职业是在八字桥菜场卖烧鹅的，看他挥刀斩鹅，动作很像是在投远篮。最让人佩服的是废品公司的梁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个打球的，头发像领导人一样往后梳，肚子也有点发福，双肩松塌象练南拳的人。他是打控球后卫的（本地人叫打顶头），他的晃动过人真如打醉拳一般优美无比，还有他的急停后仰投篮似乎只有神灵才做得出来，所以那时他的封号是“糯糯佛”。这几个人都是无师自通的本地球手，真正厉害的还是两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专业队员。一个是“麻脸杨林”。杨林生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他是从南京军区回来的，出国打过球赛，可惜我开始看球时他已经退出赛场，按现在的话是“挂靴”了。另一个是“长票国良”。温州人叫高个子为“长票”，个子更高一点叫“老长票”。国良的身高大概在一米八九，处于“长票”和“老长票”之间。他在南京部队青年队打过球，转业后到电机厂，电机厂的球队马上成了市冠军队。国良的球我是看过的，感觉他是会飞翔一般。民间传说国良转业时“麻脸杨林”还在打球。一次他们两个有一场对手赛，结果国良连续盖了杨林三个大帽。打球的人知道被人盖帽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所以杨林自此退出球坛，金盆洗手。这个传说让很多人遗憾，觉得国良不该这样羞辱前辈，要不大家还能看杨林多打几年球的。
无独有偶，不仅是温州的百姓喜欢篮球，本地驻军温州军分区首长们也是一群篮球发烧友。温州军分区当时防区很大，位处于东海前线，管辖着洞头、南矶、北矶等岛屿，兵力很多。当时的司令员叫王福堂，资历颇深，参加过长征，第一政委是地委书记王芳（后来当过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兼任的，所以军地关系很好。军分区养着一支凶猛的球队，首长们没事了会放他们出来和地方球队斗着玩。所以在温州打锣桥街的灯光球场里，市队和军分区队时常会捉对厮杀。现在想来，那球赛还真是好看。灯光球场大部分时间是不用买票的，每个晚上通常有两场球赛。第一场一般是女篮，或者是工厂之间的，比如什么肉联厂、拖拉机厂、豆腐干厂、剪刀厂。后面的那场才是座无虚席的大赛。有一年初一，天气奇冷，观众还是坐满了。灯光球场是露天的，冻得大家把手都插进袖口，全用跺脚来代替拍手。一个球进了，水泥看台跺脚声敲鼓一样雷动，差点把看台给震塌了。我印象里开始的几年，军分区打不过市队的。后来，军分区一个5号的队员出现了，就开始占了上风。这个家伙名字叫樊宏根，好生厉害，身体素质极棒，是绝对的大牌球星。他后来成了温州城那一代球迷的集体回忆。
我那时在温州第一中学读书。因为上学早，1972年夏天升高中时，还不到十四岁。个子开始猛长，可是身材却还纤瘦，像根豆芽。那个时候开始跟着同学在操场上打球，我是最臭的，属于“球背”。温州话难懂但比较生动，“球背”这话的意思指你是给主力队员拎球的，是跟班的混混。后来到了高一下学期，我对篮球的兴趣突然加浓了，有空的时间都会找人打球。慢慢地，我的球有了点长进，还参加了校队的试训练。那回我觉得自己是可能进校队的。我当时在家里的大院里养了两只外国种的“白洛克”大公鸡。以前我养的都是土鸡，这回的新种是我爸的一个什么人从农科所搞来的。我养了几个月，这两只鸡长得飞快，走路的样子趾高气扬，抬起头来有一米多高，我给它们起的外号是“德国人”。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大老鼠钻进鸡栏里想偷吃鸡食，被它们啄了几下就啄死了。我挺喜欢它们，可这回要到校队打球，没时间养鸡了，结果就把它们杀了。可是几天之后我得知校队没有要我。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很久，觉得很对不起屈死的“德国人”。后来，我还是进了校队。我是怎么进校队的细节已经忘了。不愉快的事情有时会容易遗忘。
1974年初，我只差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可突然学校宣布了一个中央文件，说是我们在高中毕业后都要支边支农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山下乡早已了解了，不再像比我们早一点的三届生那样带着幻想。我们眼看着很多知青已经回城，也隐约感受到上山下乡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所以那个文件一宣布，很多学生就中断了学业，原来的八个班级最后勉强合并成一个班级。我也辍学了。离开学校还是有点可惜。温州一中是个很好的学校，当时的教学大楼样子有点像北京的大前门，带着飞檐。过去朱自清在这个学校里任过职，校歌还是朱自清写的，郑振铎也在学校教过书。我记得那个时候邓小平复职后，开始抓教育了。我们学校的课程很紧，师资很好，还经常有数学竞赛什么的。语文课也不很错，孟子的《劝学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离开学校后基本上都是在打球。我后来成了温州市青少年队的主力队员。因为打球，我的青少年时期变得很愉快。那个时候我跟着球队一直住在灯光球场宿舍，穿着印着红字的球鞋球衣，体委还发营养补贴、洗浴票点心票。1975年春天我们去省城杭州参加过全省比赛。那个时候，红卫兵的大串联运动已经没有了，唯有参加运动队才有免费旅游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我看到西湖水波中三潭印月那三个石头小塔时，心里有一种十分诧异的感觉。这三个水中石塔以前经常出现在图片或者电影里，早已经印在了我的意识里。现在，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是那些个图片和电影画面的原型，这就像一个经常在梦里出现的东西现在摆到你眼前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在这趟旅行中。比如说，在省体工队里，我见到了一个温州籍足球守门员，他当时能做出的鱼跃救球非常有名，是全国的名将。我以前听过他名字，现在见到他本人，真是神奇。我还见到了几个省田径队的温州人，他们中间有一个我认识的，是我家邻居，叫朱胜远，是跑中长跑的。大概就是在这次的旅行，我产生了到专业队打球的愿望。这次比赛归来时经过了上海，第一天我们住在南京路华侨饭店隔壁的上海体委招待所。这个地方非常高级，是过去外国人建造的体育俱乐部，沙发床很软，楼上面有游泳池，让我们大开眼界。本来我们还能住几天，后来福建女排来住了，她们要到日本打比赛，预先已订下我们住的房间，我们只得让出房间，搬到一个小旅馆住了。看着福建女排那些穿着漂亮运动衣的队员我心里羡慕不已，在专业队打球有多幸运，连出国的机会都有。
学校出来后，除了打球，我还去工作，不愿在家吃闲饭。那个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国营单位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机械工人，可那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我最初是跟着一个堂哥去建筑工地抬水泥板。那时才十五岁吧，抬着几百斤重的水泥板在高空上的竹篱板上行走，也不会觉得苦。后来我还在制药厂断断续续做过眼药水、土霉素，烧过大锅炉。不久后，我父亲给我在华侨棉织厂找了个工作。父亲文革前在地委组织部，那时调到了统战部华侨事务管理处当头儿，手头有点权力。华侨棉织厂是由当地一些归国华侨和侨眷创办的，属于集体性质工厂。工厂为了解决华侨子弟的就业和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上报了一个集资办法：每个侨眷子弟集资五千元进厂做工。他们申报的同时，暗中给了我父亲一个免费的名额。我父亲对这个人员背景复杂的工厂很不放心，可最后还是让我去了，否则我将会坐食他并不很多的薪水。
说起来好笑，这个工厂就在我家对面的天主教堂里面。文革中教堂内部被捣毁了，哥特式的尖塔被造反派拆了顶部的十字架，矮了一大截。后来不知怎么的教堂就成了华侨棉织厂。真的要说起来，我家住的宿舍大院原来也是教堂的屋产。这里解放前是一个很大的修道院，地方上称这里是“白帽姑娘堂”。这些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屋子，那时外国教会势力在温州还是蛮强大的，有很多地产。解放后，修道院被政府没收了作为机关宿舍，我们家就住在里面。那时的社会等级差别还不是很大，大官小官住的房子也差不多。我家楼上就住过一个原来在省里当过厅长的高干，房子和我们家一样大，只是楼下多了间厨房，可是他们家多了两口人。我听父亲说过，在我还很小时，院子里住的一个地委副书记李铁锋的老婆和我母亲很要好。有的时候她要去参加什么重要活动，还常向我母亲借一条花布的衬衫。
话说远了，再来说七四年我进了教堂工厂的事。和我一起进厂的那批华侨子弟，大部分是小姑娘。她们可是每个人出资五千元人民币才进厂的。那时普通人的工资才三四十块，五千元在我听来已是天文数字。这个事实影响了我和女孩子们的交往。今天一个没钱的人进入路易·威登商店，面对那些昂贵的LV包包，会不敢动手触摸。我当时情况也是这样。要是她们没这个身价，说不定我会去捞上一个了。我在厂里过得不坏，好像人家也不大管我。我的车间就在教堂的回廊里，高墙上有五彩玻璃的尖顶花窗，头上是教堂的拱形穹顶和天使的彩画。一个停摆的英国大木钟、一个迷宫一样的花园、还有一个样子像基辛格的厂医生。凭这些元素，人们就可以想象出一种爱伦·坡小说的气氛。
我一边在这个工厂上班，一边在打球，日子过得很快活。可是我也没有满足这种生活，希望会有改变，一心只想着上专业队打球一事。到了1976年下半年，中国的变化开始了。一天回家，一个个子很高的军官在等着我。他是军分区篮球队的领队，要招收我参军。后来我就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很好，是可以当特种兵的身体，就是说可以当潜艇兵或者伞兵。当时湖北孝感的空降兵也在招兵，问我愿不愿意去学跳伞？我想了一天之后，还是想去当伞兵。虽然我喜欢在部队打球，但是在本地军分区当兵好像没出远门，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感觉。我当时想既然当兵了就要到远方去，这样才会受到锻炼，经受世面。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内心除了篮球，其实还有更高的目标隐藏在深处，只是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几天后空降兵的招兵官员对我说我的档案已经被军分区拿走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啊。于是，我就被温州军分区招收了。因为是靠打球入伍的，温州话称之为“球兵”。就这样，在1976年底，我穿上军装，被装上一辆卡车，闷在里面走了一整天，半夜里到达了福建沙呈港海边的新兵连。
二
我参军时温州军分区和过去的那个已经不一样，是刚从江苏盐城调防过来的。调防的原因是这样的：老的军分区和地方上的关系太深，结果很多干部卷入了地方的派系斗争。当时的洞头岛是个战备重镇，岛上有个东海女子民兵连，电影《海霞》说的就是她们。岛上的守备团和造反派的一方闹翻了，结果造反派占据了山头，设置了好几个碉堡，向部队开枪挑衅。一个85加农炮连长发了火，把火炮对准了山上的造反派工事，一炮一个碉堡，把他们全端掉了，打死了好几个人。这个事情后来搞得很大，闹到了中央。最后，中央军委把整个温州军分区连锅端地调到了苏北，把苏北的那支部队调到了温州来。
新来的军分区要重建一支球队，所以招了一批新手。军分区级的球队还不是专业队，队员平时在连队里，集训时才抽调上来。我在新兵连呆了一个多月之后，被分配到了榴弹炮营一连。我们的连队有两个炮排，六门122毫米榴弹炮，还有一个指挥排。榴弹炮的特征就是炮弹打出后炮筒会往后缩，《战上海》电影里开头的万炮齐轰就是这种炮。我们连队的炮有一门是1938年外国造的，还有的是六十年代初国产的，都很老的炮了。当炮兵比步兵要好一些，至少外出训练不用长途步行。我们外出时是坐着十个轮子的解放牌130型炮车，后面拖着火炮，在烟尘滚滚的公路上飞驶而过，让人生出豪迈之感。那时我们最常去的训练场地是瑞安城外的八十亩。那是一片靠海边的涂滩，后来被围垦成农场。由于土质含盐，种不成水稻，只能种些甘蔗、地瓜、蚕豆之类的。那里的海边还有个海军的雷达站，巨大的天线对着台湾方向转个不停。
八十亩的田野色彩浓郁，天空碧蓝。我记得身边的田野上总是开满了花，有时是浅蓝色的蚕豆花，有时是紫红色的苜宿花，当然还有翠黄色的油菜花了。我们在机耕道上架起火炮训练，选择的阵地附近经常会有一片成熟的甘蔗林。那个时候我已读过郭小川的《从青纱帐到甘蔗林》，心里会莫名浮现出一种美感。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老兵在夕阳的影子里走向了甘蔗林。我相信这几个老兵是没有读过郭小川的，他们到甘蔗林去干什么呢？天黑时他们回来了，我一看心里乐了，他们每人怀里抱着几根甘蔗。这些甘蔗会藏到榴弹炮的炮筒里带回营房大家分而食之。秋天的时候甘蔗收割了，这里的田野会变得很开阔，经常有一些漂亮又丰满的农场姑娘走过来。这可是让人心跳的时刻，排长得大声呵斥大家眼睛不要乱瞄。这个时候火炮瞄准镜上的瞄准手最是幸运。榴弹炮弹是往前方打，瞄准的目标物却通常设在火炮后方。在瞄准镜的目镜里，通过调节可旋转360度的物镜上下旋钮能轻易捕捉到田埂上行走的农场姑娘，而且可以缩短焦距放大目标，用十字瞄准线锁定部位，准确度以密位计。我是新兵轮不到上瞄准镜，只听说老兵们的锁定部位各自不同。有的喜欢她们脸部，有的是胸部，还有的是更有意思的部位，一切由他们的德性而定。有一个安徽兵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吃，在训练的间隙休息时间里他会捉来很多的牛蛙，放在炮弹壳里。这个家伙个子小，体健，单双杠动作很好。我看到过他吃蛇，还吃老鼠。他的脸上有蝴蝶斑，可能是野生的东西吃得太多了。回营房后他把牛蛙剥了皮整只在锅里煮，放了很多辣椒和葱。做熟的牛蛙样子像人体，可味道实在是很香很香，我也忍不住吃过几次。
除了训练，搞小生产也是连队的主要事情。那时伙食标准是四毛七分，物价已开始上涨，这点钱买不了什么东西，因此必须得自己种菜养猪才有东西可吃。老兵告诉我，去年他们刚调防来时才惨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调防到苏北去的老连队有情绪，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了，甚至把一些树都砍了打木箱子了。地方上那时也很乱，没什么东西供应给新部队，大家只得上山去挖野蒜腌了吃。他们吃了差不多一年的野蒜。我们班分到的菜地有一块在山下的平地，临着水沟。那块地有一次种了芋头，芋叶子长的像把雨伞，十分旺盛，可最后收成却不怎么样。还有几块地在山上，土质很瘦，我们经常得烧草木灰当肥料。烧草木灰是在干草上面蒙上泥土，然后点上火让干草在泥土里面慢慢燃烧。做这个需要技术，搞不好干草闷上土就熄火了。有一次，我把实弹射击后留下来的火药包的火药放到干草里面帮助燃烧，效果不错。后来的一次，我故技重施，可这回火药放太多了，整个土堆炸了开来，差点炸伤人。我们还种过蘑菇，可是蘑菇不是自己吃的，要翻过小山拿到小镇上卖给收购站，换了钱补贴连队伙食。我们嘲笑司务长像个农村老太太似地精打细算。有一回一班种了芹菜，无线电台班也种了芹菜，结果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丰收了。我们连续吃了两个星期的芹菜。刚开始几顿连队还有点猪肉，芹菜炒肉丝十分好吃。几天后肉没有了，芹菜还在地里猛长，炊事班只得清炒芹菜了。来自苏北农村的谷玉林对我说，在他家乡芹菜叫“药芹”，因为有一股中药味。我以前没感觉。这回吃了太多的芹菜，真的发现了有浓重的药味。到后来，炊事班改成了芹菜炒青菜，那简直是“毒药芹”了，搞得我以后几年见到芹菜就恶心。我没有到农村插队过，主要的农事知识都是这个时候学的。
三
在当兵的前两年，我有大半的时间在分区球队集训打球，有小半的时间在连队呆着。在连队期间我参加过一次军事大比武。那个时候部队正在批四人帮，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六十年代时，罗瑞卿搞过全军大比武，热闹过一阵子，什么郭兴福教学法、汽车走钢丝绳、不用瞄准镜打迫击炮啦，都是那时的热门。七十年代的比武也差不多是这个形式。我们连队要选尖子组成一个炮班去参加比武。连长指定一班长钱存河去挑人。钱存河是东台人，1973年入伍，第五年的老兵了。他是比较受大家尊敬的人，有张娃娃脸，笑起来眼睛咪咪的，两个脸颊红红的，但是做起事来很不含糊。钱存河把几个打球的都挑去了，张振宇，刘建国还有我。张振宇是江都人，扬州少体校出身的，篮球的基本功非常好，钱存河让他当副班长兼瞄准手。刘建国父亲是山东南下干部，却落户在深山里的泰顺县。这个家伙在山沟里呆久了人有一点傻，但是心还直，不像张振宇那样有心计。钱存河选我们三个是有理由的，城市来的体育兵反应是比较快的。还有一个是蒋连会，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个吃牛蛙的家伙，他的名字老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的蒋会。还有那个洪泽湖边来的谷玉林，他唱的民歌《拔根芦柴花》是最原生态的；还有个叫陈发祥，本来是连部的文书。我们在营里的比武成绩显著，于是去军分区参加比武。在军分区炮兵比武中我们拿了第一名，这样，就要到省军区比武了。我们的班变成了“明星班”，名声大了，各级首长的眼睛盯在了我们身上。
这个时候有件事情浮现了出来，那就是班长钱存河的前途问题。他是个老兵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五年老兵如不提干，就该退伍了。论钱存河的工作表现和领导能力，提干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就是那年开始，上面规定干部一定要从军校里提。要当炮兵军官得先上南京汤山炮校。这样，钱存河提干就没了希望。他也死心了，准备比完武就退伍回家。他的家在苏北农村，退伍回去顶多当个生产队小队长，照样要记工分下地干活。可是，在军分区赢了之后，情况不一样了。要是我们再在省军区比武拿到第一，那会是一件大事。这样的话军分区首长肯定不会让钱存河这么好的人才退伍，一定会破格提他的干。所以，去省军区比武前的这段训练，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为了钱存河的命运而战。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大家特别好。当时我们的训练水平确实很高，默契非常好，推起几吨重的火炮就像推一辆三轮车似的轻捷。
到了杭州之后，正是最热的盛夏，我们是住在老余杭省军区教导队那里。天气实在太热，我们根本吃不下饭，每顿饭只喝点冬瓜汤，夜里都得不停地喝水。我们照样斗志很高，在各个单项科目中都拿了第一名，在比武场上名声大振，我们都觉得冠军在望了。剩下的最后一项是实弹射击打靶，这是最重要一环。我们之前打过很多次直接目标实弹射击，每次都是首发命中，所以心里很有数。我们采用一号装药射击诸元，就是在满装发射药的炮弹壳中取出一包火药，这样的弹道会更容易命中目标。
实弹打靶那天，日头狠毒，省军区领导一大排坐在搭着遮阳棚的看台上，拿着望远镜观看比武场。我们把火炮推向阵地，领取了三发炮弹。省军区发的炮弹是刚生产的，弹药箱透着油漆香味。我是五炮手，负责给炮弹装引信。第一发炮弹打出后，我的心里一怔，前方报来没有命中目标。钱存河手持望远镜在看靶子，我听他发出命令：射击诸元不变，继续射击！第二发打出后，前方报来还是不中，钱存河的脸色变了。只剩一发炮弹了。这个时候他改变了口令：按弹坑标定法射击！可是，第三发炮弹还是没打中！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可事实就是这样。眼看要到手的冠军让独立一师拿去了。我们后来发现问题就在炮弹上。这回用的是新出厂的炮弹，发射药燃烧起来力量比我们以前用的老炮弹要大，所以我们用一号装药的方案铸成了大错。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不好，可是钱存河却脸带笑容劝我们不要难过，一切是他的过错。我发现后来的几天他都没吃饭，人一下子瘦了一大圈。对于他来说，这一炮打中了，也许整个人生就会改变。但是，炮弹已经打出了，收不回来，他只得准备回苏北农村去种地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种打击都是很大的。
四
有一件事我一直无法忘记。那是一次夜间训练，地点在离营房十来公里外的莘坳稻田里。指挥排在进行捕捉敌方炮火目标练习。连队的通讯员在田野上用步枪发射曳光弹，模仿敌军炮火的火光，侦察班的炮队镜要在曳光弹升起的瞬间捕捉到目标，从而制定出射击诸元。那天天气不好，下着毛毛雨，大伙在田埂上跑来跑去搞得一身泥。训练结束已是半夜。回到营房时，我隐约听得有人在说刚才通讯员用步枪发射曳光弹的时候竟然把一根横跨稻田上空的电线打断了，断掉的电线掉在水田里还闪出了火花。我当时已睡意昏沉，脑子里还想通讯员这个小子真好枪法，杨子荣一样，竟然能打断一根电线。
大概过了三天时间，指导员喊我当天不要训练了，陪他到莘坳镇委去一趟。这时我才知那天夜间曳光弹打断电线的事闹出人命了。一个孩子大清早到水田里抓泥鳅，结果被断掉的电线电死了。现在指导员和我就是要去镇上处理这件事。指导员考虑可能会和当地的农民谈判，怕语言沟通有问题，所以带我去当翻译（莘坳属温州地区，方言和温州话相似）。我有点紧张，准备去面对一大群愤怒的农民。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到了镇委的院子，里面冷冷清清的。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姓李的公安特派员。公安特派员听起来名头不小，其实不是正式的公安编制，也没有发警察制服，他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卡其中山装。他当过兵，会说普通话，所以也用不到我翻译了。会面是在他极其简陋的住家兼办公室里进行的。他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死者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去年才死了父亲，家里没有收入，所以要自己去捉泥鳅卖。他死了之后，留下他妈妈一个人。后来指导员就和他讨论赔偿的方法，没有很大分歧达成一个我认为不是很大的数目，大概是四百多块钱吧！
几天之后，指导员带我又去了镇里见李特派员。是他打电话让我们去的。他告诉我们那个孩子的母亲也死了，是太悲伤了自杀的。这样他和指导员重新讨论了赔偿的方案，又加了一点钱，具体结果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参与了这个事件的处理，虽然没有翻译过一句话，可后来心里总是有一种羞愧的感觉。我很奇怪死者的乡人邻里怎么会这样冷漠地对待这件事。那一带的农民是比较凶悍的，村里的人要是被人家欺负通常不会罢休，而这回出了两条人命，竟然没人到几公里开外的部队营房讨个说法，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原因。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想到的。按道理那个夜里电线被打断之后，我们的连队干部应该马上采取措施才对。比如应通知地方变电所把电源切断，或者在出事地点设置警戒。这些事要是做了，那可怜的母子就不会死了。这件事后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谁也没有受到责任追究，谁也没有受到处分。
五
1979年2月的某个傍晚，营房里响起紧急集合号，气氛特别不一样。连长出来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连长说到我军攻势已经开始，部队已进入越南境内，苏联的军队可能会介入，大规模战争看样子要发生了。接着指导员宣布每个人都要准备上战场，我们的部队可能会调到铁路沿线，随时准备将火炮装上火车开往广西前线。当时天黑了，这样还好些，可以掩盖一下每个人的脸色。我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很沮丧的。完了！要去打仗了！我当时觉得打这个仗根本没意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没话说，是必须打的仗，可是跟越南人打仗却让我不是滋味。前些日子还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多么熟悉胡志明、范文同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却要我们去送命，所以真的心情很不好。大概两天后，有正式命令下来，要榴炮营每个连队出十个人上前线，补充前方一支炮兵部队的伤亡空缺。有人开始向连部送要求上前线的申请书，我也跟着写了一张，你要是不写，领导看你不爽说不定就派你去了。那几天连部关起来门来商量支前名单，我们都在不安地等待。
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军分区通知我们几个球兵几天之后去司令部集训篮球。这真是有意思，这边在打仗，首长们倒有兴致来集训球队。这让我觉得这场战争大概不是很重要。我觉得首长的本意也不是让我们去打球，而是怕基层连队一不小心把我们这些人送上了前线。毕竟，挑几个好的篮球队员还是不容易，所以把我们集中起来保护了。在我们到分区集训之前，连队里的支前人员名单出来了。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名单里有山东兵谭兴昌，外号“大嘴”；还有个东阳人施兴贵，外号“吊死鬼”。凭他们的外号，就知道他们是一些麻烦的兵。还有一个是五班长，前些日子和领导吵过架，最近还在闹情绪，也在名单之内。我们相邻的连队也是这样，一些毛病多的兵都列入了上前线的名单。
就这样，在中越战争开打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到了球队。集训时队长开玩笑：分区首长觉得我们这些个子太高的人到了越南山地没什么用，目标太大，让人一枪一个。我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次集训后，我们要去参加省军区比赛，请的教练是前面提到的“长票国良”。他这时已四十来岁，开始当教练了。集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前往杭州，一路上看到铁道上好多军列装了坦克和火炮飞驶而过，西线战事正紧。到杭州后，见到了我当兵前在青少年队的队友丛军。他父亲是老分区卫生部的，1975年他随父亲调防到了江苏泰州，在那里当兵回到了浙江临海，这回是代表台州分区来比赛。我们小时候是最好的朋友，他离开时我伤心了很久，所以这回重逢十分高兴。他说起以前和我们一起打球的赵建军也上了越南前线当步兵，冲锋时被打死了。小赵比我还小几岁，个子早有一米九多，是个非常有潜力的球员。他的父亲原来是老分区球队的中锋，后来是教导队的副教导员。我以前去过小赵家里，他们家住在山上的部队营房里。真想不到他不到二十岁就死了。
那次比赛后我被选入省军区队。球队住在清波门的省军区礼堂里，集训迎接南京军区联赛。比起军分区队，省军区队强了许多。我一米八四是最矮的一个，几个老队员是从南京部队一队下来的。我刚去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丁坚根刚从绍兴农村挖到一个宝贝：一个才十五六岁身高已有两米一十多的孩子。他叫胡章宝，是个孤儿，跟着亲戚过日子。丁教练去他家时，看到家徒四壁，仅有两个吃饭的碗。把他带到杭州后，南京部队马上带去了试训。他的脚太大，找不到这么大的球鞋，后来从北京穆铁柱那里借了两双鞋，连夜托人带到了南京。这个孩子后来成材了，有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就是胡章保。
在省军区球队打球，训练很艰苦，可还是很开心，自己一直想到专业球队打球的梦想不就是这样的吗？杭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住的南山路一带梧桐树高大成拱状，秋天时路上铺满金黄的落叶。过了马路就是柳浪闻莺公园，二月里樱花就开了，然后是无边无际的桃花，还有硕大的玉兰花。我们的训练经常是在风景中进行，有时绕西湖长跑一圈，有时去爬北高峰，有时去九溪十八涧。还有一次跟着政治部机关去劳动，是在梅家坞茶园采龙井茶，和好多采茶女一起，还有一些美国旅游团的老太太也在凑热闹。这叫什么劳动？都是在玩呗。我相信是杭州的美丽风景让一个隐藏在我心里的东西苏醒了。那个时候在训练间隙，我会沉醉在书本和幻想中，还会在小本子上写一些东西。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为书本而感动。如果为故事感动那也很正常，可我有时还会为故事之外的东西比如田野、树木、河流而灵魂出窍。这个种子开始了萌芽，比篮球带给我的喜悦更为有力。
有件小事值得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两个智齿一直长不出来，经常会发炎。一发炎，半个脸就肿得猪头似的，还会发烧。后来去省军区117医院看病。一个年轻的女军医说要拔掉。我说那就拔吧。她问拔两个还是一个？拔一个是门诊手术，拔好了就回去。拔两个呢可以住院。我想了想：当了几年兵还没住过院呢，还没让那些女兵护士们伺候过呢。于是就说拔两个吧，反正早晚都要拔掉。结果就住进了位于杭州九里松的117医院。第二天开始拔牙。那女军医是个新手，要不哪有拔牙要住院的？我的那个智齿特别大，象牙一般，位置又不正，卡在另一个牙下面。那个女军医搞了很久搞不下来，只好把一个男军医叫来帮助。他们二位一个人拿榔头，一个人护着凿子，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凿我的牙床，差点把我搞休克了。我在医院呆了几天，出院时本来要坐车回清波门，可看到路上风景如画，就步行归队了。在岳飞坟那里进入西湖边，沿着苏堤走回来。苏堤一侧是湖对面的刘庄，以前是毛主席的行宫。那一带长满了塔状的枞树，倒映在湖水里如仙境一样。我沉醉其中，仿佛化入了周围的风景和空气间，那波光潋滟的湖水、远处黑黝黝的塔树后隐现的亭台楼阁、还有身边的垂柳和带花粉的冷风，一时间和我意识深处的光和影重叠在一起。1975年我第一次看到三潭印月的石塔时，感到是梦中的影像变成了真实，而这回则是眼前的真实风景带着我深入到了自己内心的潜意识深潭。那天，我在苏堤水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很久还不愿走，还拿出钢笔想写字。可不知怎么的，这钢笔滑出我手中掉进了西湖里。钢笔在水里的下沉速度不是很快，是像一条鱼一样慢慢游去。那是一支我心爱的钢笔，看它落入冰冷的湖里我很有点丢了魂似的。我在湖边又坐了一忽，想几千年以后人们从湖底打捞上这支生锈的笔时，会知道此时发生的事吗？我看看手表，归队的时间已经到了，只得起身离去。但是我向前走了一段路后，突然转身跑回去，脱了军装下了水，在湖底把笔捞了上来。这个小事，我总觉得有点神秘的隐喻在里面。
六
我在部队当了四年兵，有三年多时间在外边打球。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比在连队里逍遥得多，但是有个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那就是入党。在部队里入党不叫入党，叫解决组织问题。士兵入伍后，通常在第三年会解决组织问题。也有表现好的第二年就会解决。当年解决的很少，除非你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是在连队里面，解决组织问题也得在连队里。可是我总共才不到一年时间在连队里，所以到了第三年时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这么说肯定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了。事实上，和我一起在外打球的张振宇在连队的时间和我一样长短，可是他第二年就很轻松地解决问题了。就连那个我觉得有点傻的刘建国第三年也解决了。我以为自己也很守纪律了，站岗基本上也不睡觉，扫地挑粪种菜也都做了一点，可领导就是没看到我。
入党问题那时候在士兵心中是个大事。这个事是有历史了，我们以前看的电影里，很多英雄都在临死之前从怀里掏出被鲜血染红的申请书，强打精神说一句“请组织考验我吧”，然后再安心地死去，等着被追认为党员。电影这样拍是有道理的，真有人把入党看成生死问题。我在新兵连时就看到一些农村兵早早起床，争着为班长打洗脸水、把牙膏挤在他的牙刷上。我不明白这些刚从农村来的新兵的拍马经验是从哪里学来的？是光荣传统还是无师自通或者是集体无意识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动机就是要进步，要解决组织问题。有一次我们连队在晚上集体搬运一些外边运来的蔬菜，一个叫许沛波的老兵一直在大声吆喝着。事后他教了我一手，说黑夜里你不大声一点吆喝，谁知道你在卖力工作呢？这样说起来，我也明白了张振宇、刘建国为什么已经解决组织的原因。他们和连长的关系比较好，会主动和领导靠近，而我却没有。不是我不想做，是不知怎么做。不开窍的人会事倍功半。我有个老乡叫刘毅，在二连，个子比我高，身体很瘦，以前生过肝炎。他和我一样，第三年还入不了党。这个家伙按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以前他是十分懒的，袜子从来不洗，臭得要命，现在居然会给排长洗衣服，还挑着一百多斤重的巨大粪桶上山种菜。我看到他后来变得又黄又瘦，最后肝炎发作，住进了医院。相对他这样艰难地想加入党内，张振宇他们没见花多大力气就解决了，真让人困惑。我们连队有个叫吴国印的老兵，临退伍了还没解决组织，关起来门来绝食。最后不绝食了，到连长一家住的房间里把棉被上的缎子被面拆了下来。原来这被面是他送的。最后组织问题没解决，他就收回了，搞的连长很难堪。这算是温和的，严重的一次是在敖江独立营。部队在放电影，突然几个手榴弹扔了进来，接着是冲锋枪扫射。是一个入不了党的退伍兵想不开了，来了个你死我活。这样的事情过去在部队里发生过很多，只是从来不会报道出来。
在省军区球队打完了在徐州举行的南京部队篮球联赛之后，我回到了榴弹炮营连队，可是很快又接到打建制团球赛的通知。所谓“建制团”就是说以团为单位，这样，驻扎在平阳矾山的守备一团要正式调我过去，组织关系都要转过去。这个时候我已是第四年老兵了，入党问题还没解决，开始有点焦虑了。到了矾山部队之后，我向军分区管事的宣传科说了这个问题，事情才有了转机。不久后，原来的连队通知我回去一下，要讨论我的组织问题。我回到了连队，见了老连长，心情紧张。当时老连队在为温州电视台修上山公路，集体睡在山下一个仓库里。那个晚上是我一生睡得最不安的夜晚，总是很担忧焦虑，怕我已离开了这里，人走茶凉了，明天支部会上没有人举手同意我入党。我后来曾记下当时心情：“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险恶的浅滩。如果我能度过这个难关，那么以后的日子里不管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轻松面对了”。第二天的支部会上我的问题通过了，但我还是久久轻松不下来。今天的人们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我很可笑，俗不可耐，但在那个时代当兵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当了兵，如果没有入党，不只是没面子的问题，在你退伍后安排工作、找对象还有许多不可知的事情上都会有很大影响。
代表守备一团再去杭州打完建制团篮球联赛之后，我被分配到了鹤顶山下的一二零迫击炮炮连。这是我的新连队。说真的，在天堂一样的杭州呆了这么久之后，下到这个连队实在是苦不堪言。那个地方叫马站，居民说的是福建话，气候潮热，蚊子奇多。最令人可怕的是水源。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在小水沟里打水洗脸刷牙。那水沟边上就是水稻田，稻田里上过人畜肥料的水都能进入小水沟，里面肯定会有寄生虫，肝炎病菌。这个时候，我已无心于军旅生涯。曾有消息说要把我调到省军区去，提干留在那里打球。这消息让我心惊胆战，打球再也没有吸引力了，我得走了。到了年底，我烦躁异常，身上不知怎么地长满了水痘，奇痒无比，一连二十几天无法入睡。这期间唯一让我宽了心的是，我接到了军分区组织部转来的我的预备党员批准书。我现在已没什么留恋的了。我站最后一班岗的那个夜里，在寒冷的夜空中，我看着那一颗明亮如冰钻石的北极星，感觉到自己将开始新的生活了。
一个礼拜之后，我退伍了，那个时候已是1980年了。七十年代已经结束，新的年代已经开始，在我将回去的老家温州，商品经济的潮汐已经悄然涌动，最初的浪花就是大量的台湾走私品在沿海出现。和其他的退伍兵胸戴红花集体离去不同，我是独自背着被包去车站回家的。在我的军用被包里面，藏着一部台湾产的四喇叭4620型录放机，那是团部一个干事托我带给军分区一个参谋的。路上有检查走私货的哨卡，但是军人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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