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1-9-23 04:59 | 作者: 陈红兵

陈红兵,祖籍山东曲阜,1943年农历11月10日出生于陕西宝鸡,两岁随家人到洛阳生活至今。1966年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67年10月任河大革委会主任、开封市革委会常委,1968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底在解放军农场一年、农村插队两年、教学一年,1973年担任原阳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出狱后自谋生路,现为一民营企业文化传媒办公室外聘专家。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旧窗连同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地“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的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零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卷396-413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7年底分配留校,1968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查、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大狱。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学习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农村插队和当“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一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晚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责我:“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1976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很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了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查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打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的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但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那时的新干部大多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1976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世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轻易撼不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进地狱

1976年11月,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我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那天开封来了四五个人,开一辆面包车,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到开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混不易辨别深浅,船头一位瘦筋筋但结实果断的老艄公,眼睛盯着水面,抖动着胡子的嘴里发出坚定的声音:“进一!”“进三!”……船尾的摇橹人倒是神色沉稳,两边船帮上,几个年轻人手执长篙,高声吆喝着,前后走动,不断同时把长篙插进水里,用力给船行输入动力。这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譬喻:方向、动力、团结!我记得当时曾哼了几首古诗,记录下心中的感慨,后来偷偷写成文字,只是辗转中遗失了。然而祖国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并没有说话的地方!船抵开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也很快从这一情节中读出其中隐藏的险恶: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我看成了敌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开封高压阀门厂一个弃用的仓库的小屋里,被厂保卫科的人看管了起来。此后又转移到空分厂氮气车间、空分厂澡堂楼上、空分厂技校操场小屋。十个工人轮流值班看管我一个人,房间里换上低压灯泡,烧开水电炉也是低压的,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杀;气氛搞得很紧张。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自杀,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精神崩溃的感觉。隔离审查中,我确实认真读当时的批判文章,希望能看到自身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

隔离初期是查我和四人帮的牵连,但查来查去,除了我写给刘建勋的批评信之外,也没有查到其它实质性问题,拉我到全市各系统参加了十八场批判大会,也没有突破性进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审查组很少来问,对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场跑步,看守的工人继续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场铁门外向我张望。我快步跑过去,铁门也并没有关,但妻子摆手不让我出去,说:“你继续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

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大学揭批查有阻力,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转移到开封烟厂严加看管。1978年11月16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中途偶尔向后边一望,才发现那雪亮的车灯、颠簸的车身和车前侧飘飘的红绸带。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着里面可能坐着我们的战友、兰考著名县委书记张钦礼。到了省看守所正给我办手续的时候,又听见有人进来问,党言川到了没有?给我办手续的看守小声回答,已经关进号(监房)里了。我这才知道,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河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多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

文化革命前,我对于监狱的了解是从小说里得到的,写的也都是国民党的监狱。特别是小说《红岩》里描写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1967年“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进开封市看守所的时候,一看不是地下室就觉得比小说里写的要好多了,只是卫生条件太差,我生了满身虱子,戴着手铐的手一抓就是一两个;这次被抓来省看守所,感觉清洁程度比开封市看守所好了许多。虽然我知道斗争又升了一级,但愤怒在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之后就已经转归于平静了——在逮捕之前,我认为是党在审查自己,审查一个党员;看到逮捕证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根本不讲理了,已经不实事求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这是一次严酷的斗争,比1967年“二月逆流”那次更为严酷;既来之则安之,问题反而变得简单。心里竟然漾着一种并不十分明白的乐观情绪,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没有什么失落感。看守把我的裤带和鞋带抽去,给我编了一个号码——010,告诉我以后提审叫010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进一个监房,随着一阵咚-嘁里夸啦-咔嗒的熟练的关门声,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个在押人犯,代号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监狱,座落在郑州市纬四路十号。省直监狱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保留着那时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东西南北。解放后这里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和全省重大案犯,1959年以后国民党战犯分批放完,这里就逐渐冷清起来,只有延安时期中共保卫局长、解放后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任书记戴季英还关在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动,并没判刑,是吴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来的。我们进来不久,他就被释放。从此,省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数过路号(临时羁押的外地犯人)和几个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当时郑州八科(郑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县看守所,人满为患,也以我们这班运动犯为多。

我所在的监号,大约不到十平米,进门是一条横的、宽约一米的通道,通道一端放着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条通铺,连我一共六个人就挤在这三米多长的通铺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严格限制的“自由”。

几天之后,看守给我送来一份《河南日报》,证实了我的猜测,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着,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决定中“罪恶昭着,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和“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些话都是过去死刑判决书里才会出现的套话,其意已经十分明显。但罪状不实就没有震慑力。比如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颠倒黑白。张钦礼继承焦裕禄遗志,带领群众引黄灌淤,使二十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这怎么变成了罪过呢?后来他出狱后去世,十万兰考人民自发为他送葬,民心苍天可鉴。我们后来都没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说明河南省委这个决定给我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审、放茅(放风)、打发时光。提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二是揭别人的问题。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阴谋活动,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开透明的时期,一切都在明处;我们只是按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指示领会精神,揭发什么?不揭发就说你态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说是省委常委会议在等我的揭发材料,一个问题是刘建勋支持攻打开封化肥厂的武斗,另一个问题是纪登奎派专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众回开封武斗。攻打化肥厂的武斗就没有发生过,开封化肥厂“左司”武斗据点是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派人打入内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为此江青还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刘建勋从来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厂,我们也较早批判“向凡尔赛进军”、“武装保卫开封”的极左口号,制止了攻打化肥厂的思潮,这些在开封人所共知。纪登奎派专列,他当时就没有那样的权利。解释后他们让我马上写成材料。当夜又提审一次,声色俱厉地对我说:“省委常委对你的材料很不满意!”让我再回忆揭发。不满意就不满意吧,那是事实!后来我也没再写,他们也没再问。

有一天,我们监房里关进一个过路号,十七八岁,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狱中之歌》:“铁门呀铁锁呀铁锁链……”唱着唱着,他忽然侧过脸问我们:“你们都是因为啥事儿进来的?偷了?抢了?X了?”我们回答都不是,他仰头一笑,连连摇头说:“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继续哼他的歌。

1979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希正等四名工人首先被判刑。他们的问题1968年已经由军管会判过刑,刑满已释放,这次以帮派体系包庇为名,同样问题再抓加判两年。他们不服,上诉到最高法,结果裁定再判无效,立即释放。最高法依法办事被河南从反面理解为“教训”。他们为了规避最高法的二审权力,同时避开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赵文甫通知全省将我们的一审权限层递下降,比如我们本应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审;本应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一审,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当地和本省,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河南原省委书记吴芝圃1958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歪风,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赵文甫是吴芝圃的黑高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他们,赵文甫一上台就大搞报复,根本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把数千人的案件突击判完。不公开审判,不出示证据,不允许辩护,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运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决书只说依法,却不说依据什么法哪个条款。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106000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开创了建国以来的冤案之最。

看守所里后来让送书,忘了是不是《收获》杂志上登载的两篇小说,给我思想影响很大。一篇是《罗曼亲王》,一篇是记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小说。《罗曼亲王》说的是一位王室贵族支持农民起义失败后受审的故事。他的妹妹买通法官,约定:只要在下次开庭审判时,罗曼亲王承认自己支持农民起义是受了坏人的蛊惑,就可以宣布无罪释放。妹妹将这一切转告给罗曼亲王。开庭这天,法官问道:你身为亲王,支持农民暴动,是不是受了坏人的蛊惑?罗曼亲王高声回答:“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结果罗曼亲王被判流放。期满后靠妹妹接济生活,他还是经常把妹妹接济的钱散给周围的穷苦农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兵在树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战士,一腿受伤,他们让战士面向大树要枪毙他,但战士勇敢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国人。几次把他转过去,他又一条腿跳着转过来,表现出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这两篇小说极大鼓舞着我的信念和勇气。当我的《起诉书》发下来的时候,全号看过的难友都屏紧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因为起诉书把开封所有的武斗死伤的责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实情的人看了自然会为我的生命担忧。但我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晚照旧倒头便呼呼大睡,给狱友留下深刻印象。

12月26日,我接到对我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书写了长长的四页,而且指控我“拒不认罪”。我怎么认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挥人民会场武斗,武斗引起与“八二四”无关,我们一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围人员,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派周兵向黄泽生传达命令,向人民会场发动总攻”。但同是开封中法下达的、黄泽生的判决书中却根本未提我向他传达命令的事。这说明开封市中法本来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样判决。我当时签了反对意见,并写了上诉书。后来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长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监狱接见我,他说:“我们并不是非要判你们这些学生,关键是你态度不好,你要向***学习。”仅仅态度不好,不该判刑也要判吗?但那时向谁讲理呀。

判决书下达后,看守所安排一次与家属见面。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想着她这些年因为我所承担的压力和苦痛,忍不住热泪滂沱。我说:“这一次年数长,不是一年两年,不要再等我了,该走了……”妻子反倒很镇定,她说:“快别说这些!原来传说你要杀头,或者判无期,现在判二十年,总算有盼头,我等你!你不要流泪,我都不流泪你流啥泪!”

七十年代结束后,我被送到禹县河南省第三监狱——中国夏朝第一个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在四围大墙中度过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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