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1-9-23 04:57 | 作者: 姜健

姜健,祖籍河北,1953年生于河南开封。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交响乐队演奏员,1980年代从事摄影,先后于中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河南境内完成了《场景》、《主人》、《孤儿档案》等系列摄影作品,构成了中国“乡土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坚持使用环境肖像这种语言方式纪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为中国农村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变迁建立了一份影像社会档案。

16岁那年,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有了一段当农民的经历。那两年多的农村生活成为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那是1969年12月的寒冬,辽宁的大批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保皇派”,以走“五七”道路为由被下放农村锻炼。当时的政策叫“五带”:带工资,带家属,带户口,带党的关系,带职务(当然这是虚的),总之就是要干净彻底当农民,接受农村再教育。我父亲当时刚从“牛棚”回到沈阳,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三天之内准时出发。形势转变很快,我们全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身份和生存方式的大转变。而父母是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他们给我们的理由是:快打仗了,到农村会安全些。我二哥二姐已在农村插队,剩下我们一家六口开始整装待发。

我们家是五七战士下放大军的首批,出发的时间是1969年12月10号的晚上。那天下着大雪,寒风刺骨,沈阳南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没有任何欢送仪式。人们像逃荒一样,拖家带口、大包小裹地匆匆忙忙登上了开往辽西山区的一辆专列。

火车吐着浓浓的白烟吃力地一直向西行,越走村庄越少,越走山越多。沿途小站不断有人家下车。真的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家,我望着车厢外的景色,一直在想象着我们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北票县的能家车站下了车,这是一个小站,是能家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二十多里地。生产队长梁桂芳赶着一辆三套胶轮大马车来接我们,驾辕的是匹枣红大马,非常威风。幸亏那时干部家都没有多少私人财产和家具,我们全部家当就是几个柳条箱一辆自行车一个小桌子和一些锅碗瓢盆,连东西带人正好装了一车。赶车的把式叫梁桂臣,黑红的脸庞三十多岁,他自豪地说这马车是全公社数得着的好车呢。只见他熟练地用绳子把行李捆好,让我们在车上坐稳,然后在空中“啪”地甩了个响鞭儿,马车稳稳地走动起来。后来看了电影《青松岭》,才知道马车在北方农村有多么重要,而车把式在我们这些城里孩子的眼里是个很威风的人。我弟弟(老六)可能就是在那时竟然萌发了要在农村当一辈子车老板的想法。

平生第一次坐马车,还挺新鲜,虽然寒风刺骨,但好奇心让我不停地东张西望。路上经过一条河,叫大凌河,宽宽的河面上结着很厚的冰,马蹄走在冰上直打滑,我直担心马车会滑到冰窟窿里。过了河,南岸就是章吉营公社的地界。马车开始行进在布满石头的干河套路面上,其实这不是公路,是夏天洪水过后马车压出来的“路”。河套两边都是不高不低光秃秃的山,因为有雪,还算好看。我们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才到了我们的新家:辽宁省朝阳地区北票县章吉营公社松树营大队小双庙小队。

这是个依山傍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乡亲们在村头冒着大雪迎接了我们全家。有意思的是房东家的大黑狗见了我们一声都没叫,而且摇头摆尾好像知道我们就是这的主人。城里的孩子最喜欢狗了,农村的第一印象不错!没等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小村什么样,就被拉到上房我们的房东家吃饭(分给我们的房子以前是他们家的)。房东男主人叫梁桂廷,四十多岁,是个老实巴交轻易不说话的汉子,房东大婶到干净利索,能说会道,非常热情。儿子梁钱和我同岁,日后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女儿叫二丫儿,大眼睛、红脸蛋,可漂亮了。

乡村的第一顿晚饭是生产队请客,队长和大叔作陪,房东大婶熬了一大锅小米地瓜粥,沿锅边贴了一圈玉米面大饼子,还有东北特有的酸菜炖粉条,这在那时已是相当丰盛的饭菜了。在东北农村吃饭都是在睡觉的炕上放一张低矮的炕桌。我们全家是第一次在炕上吃饭,炕桌很低要盘腿坐着,我们小孩都不习惯,也不会盘腿,就歪七扭八地坐着蹲着。房东大婶不停地给我们添菜,后来知道这是东北农村待客的习俗,客人的碗永远不能空着,而且待客时女人是不能上炕的,她们要到灶间吃饭。

屋外面大姑娘小媳妇大爷大妈隔着窗户新奇地看着我们,就像看外星人。他们很奇怪这些城里人为什么要到农村来落户?

那顿晚饭印象很深,大家吃得香极了。

我们的新家座落在山坡上三间石头垒的东厢房。村里没有电,队长给我们拿来一盏最亮的煤油灯,可屋里还是黑呼呼地什么都看不清。用土坯新盘的火炕和灶台,柴火烧得很旺,屋里很暖和,到处弥漫着柴火的烟味。我们一家围坐在热炕头上,透过煤油灯昏暗的亮光,仔细看这农村和城里的房子到底有什么区别。抬头看顶棚是报纸糊的,低头看地面是黄土夯的,墙是黄泥和稻草抹的,窗子是纸糊的,连块玻璃都没有。只有土炕上那领新炕席白花花地挺扎眼。这是在城里完全没见过的场景。我们都没说什么话,默默打开柳条包把城里带来的被褥铺在乡村的土炕上,心里有种既新奇又陌生的感觉。可父母倒很乐观,他们双腿老练地盘坐在炕头说:“多少年没有睡过热炕头了,这比城里的席梦思舒服多了。”父母的情绪对我们很有感染力,我们全家挤在一个炕上进入梦乡。

夜晚的乡村漆黑、寂静,偶尔有几声狗叫……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小弟带着刚混熟的队长家的大黄狗爬上了村东头山坡上,想看看我们新家的环境。

清晨的阳光撒在三面环山的小双庙村,银装素裹,炊烟缭绕,很美。我忽然想到,就是这片土地将成为今后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父母已经是农民了,那我们当然也是农民了!我下意识地回头遥望着东方,那是我们原来家的方向,忽然有了思乡的感觉,不禁流了泪。

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真强,我们一家很快就融入了乡村的生活。乡亲们对我们好极了,东家一捧大枣,西家一篮地瓜,缺东少西的都有人帮你想着。房东家的大小子梁钱最先教会了我摆井绳挑水,房东大婶又教我们烧柴火拉风箱用大铁锅做饭。吃水做饭这是日常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一关不过是不行的。就说这挑水吧,和我同岁的梁钱,可以一只手把水桶摆到井里并单手用辘轳摇上来,也可能有意要在我这个城里孩子面前显摆一下,人家百来斤的水挑,双手插在袖筒里硬是不扶,悠悠荡荡走在满是冰雪而且很陡的石台阶上,面不改色气不喘,真像演杂技的。而我双手拿着井绳怎么也不听使唤,摇来摆去勉强摇上来半桶水,就这两个半桶水让我挑在肩上,痛得我呲牙咧嘴摇摇晃晃,走五步歇三步,可让老乡们看了热闹,他们说我挑水的样子像“大虾”。

我们像当地农民一样进入了正常的乡村生活。我的父母都是高干,老红军,他们每天和村民一样上工下地一天三晌地干活,没听过他们有任何牢骚。父母和村里的乡亲关系特别好,经常到各家串串门聊聊天,我感觉他们如鱼得水像回到了老家。大姐身体不好就给队里放猪,也兼顾给家里做饭,大哥后来参军去了湖南,我和小弟还需要在公社高中继续上学。

章吉营高中在公社所在地,距离小双庙有十六里山路,冬天上学天不亮就要起床上路,晚上经常顶着星星回家。后来我们弟兄俩实在跑不动就住校了。那时的高中没有多少学生,很多农村的孩子没钱上学,有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回家干活放羊看孩子。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两个老师,还有一个做饭打杂的临时工。加上我们两个学生,就六个人住在学校。学校的伙食很差,每天不是白水煮萝卜丝就是煮白菜条,快熟的时候加上几滴明油,很少炒菜。捞红高粱米饭,大葱蘸酱油是家常便饭,当时有个晋杂五号红高粱米是我们长吃的品种,产量很高但很难吃,据说是做饲料的。就是这样的伙食,每月要六元钱,很多学生交不起伙食费,每天从家里带饭,走几十里山路上学。离学校最远的生产队有二十多里地,遇上下雨下雪,路上要走好几个小时。我们入学正赶上冬天,学校新盖的房子,门窗还没有装,新盘的炕还没干透。我们弟兄俩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虽然不用每天跑路了,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东北的冬天,第一场雪下过之后就不会再化,积雪越来越厚,晚上的气温会降到零下二十来度。我们只有拼命添煤把火炕烧热,趁屋里的一点热乎气赶紧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还要戴上棉皮帽子,不然冻脑袋。由于炕不干,被窝里虽然热,但潮糊糊地很像现在的桑拿感觉。早晨一睁眼,发现眉毛鼻子皮帽子上全是雪霜,再看墙角屋顶也布满了厚厚的雪霜。就这样,我们坚持几天把炕烧干,用报纸把门窗糊上,艰难地度过了冬天。

在学校的这一年,我的印象是基本没上什么文化课。进校就赶上学校盖房子,我们当小工,和泥拓坯,搬石头。冬天教室没有钱买煤取暖,就勤工俭学到北票县城煤矿的矸石山上检煤矸石,这也叫“学工”。那一个星期,每天早上两三点起床,头上戴着矿灯,手里拿着耙子和筐,起早贪黑满山上检煤矸石。每天浑身上下都是黑的。一星期后,我们几十个学生居然检了一火车皮的煤矸石,一年的学校用煤都解决了。另外“学军”、“学农”也是学校的重要课程,武装部的干部教我们摸爬滚打、瞄准射击。我们对指导员身上穿得发白的军装特羡慕,那时谁要是有一身四个兜的旧军装,再戴一旧军帽,就太牛逼了。春耕、夏锄、秋收,都要有半个月在农田里干活,学校期间大部分农活我都干过了。

在学校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哥俩组织章吉营高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是队长,我弟弟是副队长。文革期间我学过二胡和手风琴,我弟弟练过舞蹈,就这么点儿业余的小本事,我们就敢自编自演了一台文艺节目在全公社巡回演出。其中有我的二胡独奏《赛马》和弟弟的独舞,还有群舞《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器乐合奏《北京的金山上》,三句半、快板书、样板戏选段。在这之前,我弟弟迷上了赶马车,一度不想上学,看了电影《青松岭》后,非要回生产队当车老板不可,他振振有词地说:“车老板也是革命工作,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嘛。”我妈给我任务一定把他拉回学校学习文化。我做了很多工作都不见成效。自从学校成立宣传队后,又给他安了个副队长的职务,他有很大的转变,从此不再旷课了。他的兴趣完全转移到练功、排练和舞蹈创作上面了。文艺宣传队也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支柱,他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从这开始,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到学校附近的场院练功。我练二胡,他在麦桔垛上练云里翻,像专业剧团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期间我们也到县文工团去学习,当我们扒着练功厅门缝,眼巴巴看着那些专业的乐队排练,心里痒痒地,暗暗下了决心,早晚我们也要到这里干专业。其实我们哥俩心里早已埋下要干专业的种子。当时农村人要想到城里工作,最好的渠道就是当兵,虽然并不是要离开农村,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农民,但我们有个执着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五六年后,我们真的进入了朝阳地区文工团,弟弟后来还成为辽宁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我也于1978年有机会到沈阳音乐学院进修中提琴,1980年调入河南省歌舞团乐队任首席中提琴。

应该说,这一年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一般学校学不到的。虽然高中毕业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没学会,英语除了26个字母外,就记住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郎利夫千门毛),但我依然心存感激。

一年后,我们哥俩从公社高中毕业回家当了还乡“知青”。从此,我听惯了每天天不亮就敲响的下地钟声,和村民一样一天三响起早贪黑地耪地、锄草、间苗、打杈、摘棉花、收玉米、砍高粱、割谷子、扬场、倒粪,农活会得越来越多。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锄禾日当午”的滋味已成家常便饭,肩上的红肿,手上的老茧已司空见惯。和农民集体下地干活很有意思,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群干活的人里,总有那么几个老娘儿们好和小伙子打情骂俏,他们的调笑打闹使大家忘记了严寒酷暑和疲劳。这时候我才知道,农民的艰辛和快乐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每当在烈日酷暑下汗流浃背耪了一大晌地后,找到大树荫痛饮一瓢甘甜清凉的井水,那种幸福满足的感觉真是太痛快了。

乡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可你真正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农民的时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似乎生活本身就应该这样,苦与乐尽在其中。在我的印象中,农村人是不洗澡的,因为连公社都没有洗澡堂。我们不久身上就长了虱子,为了洗澡我们要花六毛钱坐火车到朝阳才能解决问题,但这也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因为那叫“资产阶级特殊化”。我们到农村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那时侯村里没有电,别说电视机,就连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家一台熊猫半导体收音机可让大家开了眼,还真有人问:“那匣子里说话的小人在哪儿啊?”那个时代正是文艺禁锢的时期,乡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宣传队演样板戏和放电影,只要一听说哪儿放电影,管它十里二十里,跟上一帮伙伴拿个小板凳就走。农村放电影都是在露天地,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冰天雪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那几个老掉牙的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散场后一帮大姑娘小伙子摸黑往回走,一路上兴高采烈议论着、打闹着,发泄着轻春的活力。

夏天的小双庙美极了,村对面山坡上种满了松树,山下小溪哗啦啦响。夜晚,皓月当空,我拿出二胡坐在村头石阶上给乡亲们拉起了《二泉映月》、《光明行》,那并不怎么熟练的乐曲伴着山间松涛和着潺潺流水,在小山村中回响。房东大婶直抹眼睛说:“娃呀,你那胡胡怎么拉得像说话一样啊!”后来教我挑水的梁钱成了我的大徒弟,很快他就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再后来,他又有了徒弟,从此这山村就有了管弦声。

音乐使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又迷上了小提琴。公社一位辽宁医科大学的“五七干部”送给我一把日本铃木小提琴,还有几本原版的霍曼小提琴教程,我如获至宝。那一时期我身体不太好,爸妈不让我上工下地干活了,让我在家给大家做饭,正好有时间练琴。当时已经18岁的我非常清楚这个年龄练习小提琴的困难程度,而且没有老师教是绝对不行的。我在辽宁歌舞团找到一位老师,她是我们东北局大院的邻居,很熟,也是不久才考进歌舞团乐队的。她认真地告诉我一些基本的练习方法和要领,布置了一些练习科目,并且借给我教程让我抄。那时印刷版的教程非常稀少,大部分教程、练习曲都是我手抄的。从这开始,我每个月坐火车到沈阳去上一次课,回到家就刻苦练琴。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但我用功,没有走弯路,一开始就有专业老师指导,真是幸运。

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劳作与收获都是平均的,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人们对生活没什么奢望,只希望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只有春节杀猪宰羊蒸粘豆包,还有定亲、回门、满月、红白喜事才平添了不少色彩。

眨眼又到了冬天。冬天是农闲,农活少了很多,在农村也叫猫冬,大家围坐在热炕头上聊天、打牌、磕瓜子、抽旱烟袋。东北的大炕特别大,有的两间屋炕都通着,来多少客人都住得下。冬天生产队就在这种大炕上开会。东北的炕很干净,一般炕上都有一个炕琴,就是专门放被子的柜子,炕对面靠北墙摆一对柜子放衣服,柜子上面放着帽盒子,插鸡毛掸的瓷瓶,墙上一般都有面大镜子。东北农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干净利索。

冬闲其实就是相对农忙时的补偿,而春节又是农村最幸福的时刻,农闲本来就是对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了一年的犒赏,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年到头只能在春节才一饱口福。那时没有电冰箱,杀猪只能在冬天,平时是吃不到肉的。猪也不是随便杀的,每家农民每年要先完成交给国家的生猪任务,才可以杀猪自己吃。我们家也养了两头猪,那时候猪都是放养的,每天赶到山上吃草,晚上回家喂一点泔水,没有那么多粮食喂猪,那时的猪要养一年才长成,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绿色环保瘦肉型的猪。

1971年的春节,我们和农民一样交给供销社一头猪,同时也拥有了一口属于自己的过年猪。按东北的规矩可以做杀猪菜了,其实杀猪菜很简单,关键是要现杀的猪肉,就是五花肉、血肠炖酸菜粉条。血肠的制作很复杂,猪血要在凝固前放盐五香粉然后灌到洗干净的大肠里,用肠衣做的线紮成一截一截的,最后再蒸熟。农村更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猪肉白水煮熟,盛到碗里蘸酱油吃,论碗吃肉那才叫过瘾。七十年代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定量供应的,布有布票,糖有糖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要票。城市户口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不到三十斤口粮,而且百分之八十是粗粮。吃饱穿暖是社会基本保障。那时候人们的幸福指数很低,大米饭炖肉管够吃就是最大的幸福。我的印象所有人的食欲都好极了,真是“吃嘛嘛香”。

春节最好吃的主食就是粘豆包了,这是用一种粘黄米磨成面、包上红豆馅的食品。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忙着磨黄米,磨房热闹起来。村里有两个磨房,生产队只有一头驴,一个磨房是用驴拉磨,另一个磨房就要用人来推,因此用驴的磨房外面排起了长队。蒸粘豆包的场面也很壮观,有的人家在院里垒起锅灶,柴火在外面用着方便。巨大的铁锅放上盖帘下面要垫上苏子叶,这苏子叶既起到搌布的作用又增添了粘豆包的清香味。粘豆包蒸熟后先放到外面冻起来,最后满满装一大缸。每家都要蒸十几锅粘豆包,整个正月主食就靠它了。吃的时候可以馏(加热)一下,也可以用油煎。当然最好还是油煎之后蘸白糖吃。村里有个小伙子和别人打赌,一次吃了一扁担粘豆包,就是把粘豆包从扁担这头摆到那头,最少也要有三十个吧。这也是一种享受和娱乐的方式。

在小双庙那两年多生活,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几张照片可以作为回忆的依据。现在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我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发现,有太多的生活场景没有纪录,或者说没有准确纪录。我们家当时有两台照相机,一台八块钱买的华山牌135相机,一台海鸥120相机。这两台相机分别被我大哥大姐把持着,根本不让我们碰。我现在保存的两张小双庙留影照片非常珍贵,一张是我在院子练琴的照片,一张是我和小弟穿军装的剧照。都是我大姐拍的。照相机那时绝对是奢侈品,买一个黑白胶卷要一块多钱呢。我经常在我们家院子里练琴,大姐可能受了感动,主动要给我拍一张照片。

我们家南山墙外有个用石头垒的小院,院里放着秫秸柴草,左边是厕所右边是猪圈,我站在这中间练琴,脚底下经常有鸡鸭猪狗光顾,背景是蓝天白云加南山坡的松林。这应该是个全景照片,如果有这样的影像留下来就好了。结果照片出来是一个仰拍的半身像,大姐认为背景太杂乱,所以简化了背景,突出了人物。要说这是一张不错的肖像照,可惜没有周围的环境,缺失现场感和历史价值。这在当时是中国摄影的通病,空镜头不照,没有自己不照,背景不好看不照——当然这跟经济匮乏有关。

那张剧照拍得还可以,我们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手拿自制的驳壳枪道具,摆着弓箭步造型,背景是小树林。从现在的角度讲,如果这张照片放在场院拍,再把村庄做背景,那就更好了。我在梳理这一时期的照片时才发现,那时拍的一些照片既没有我们家房子的全景、内景,也没有全家在村里的合影,更没有老村长、车老板、老房东大叔大婶、梁钱、梁军、二丫儿的照片。这些乡村的记忆只好都放在心里了……

乡村更多的是平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72年的春天,省里有了新的干部政策,县里突然来了一纸调令,要调父母到县委工作。

我们刚刚适应这平静的生活,并作了长久的打算。遗憾的是,父亲从外地引进的品种羊还没开始剪毛,他自己垫钱给队里买的几千棵苹果树还没结果,准备贷款把电引进来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父亲利用老关系在洛阳为公社买回来的全县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还没有下地,我们却又要搬家了。爸妈的组织性极强,又是个“急转弯”——我们又要到一个陌生的县城生活。

临走那天,村头山坡上站满了为我们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那辆大马车,驾辕的枣红马似乎也不愿让我们离去。用蹄子刨地嘶鸣着就是不肯走。车老板梁贵臣红着眼狠狠抽了个响鞭儿。我的泪从心里流了出来,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小山村了吗?来时可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啊!队长梁贵芳拉着我们的手说:“千万记著有空回家来看看啊!”房东大婶还有我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都在拼命招手,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了。

转眼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在此之间,我从农村到工厂再到文艺界,从县城到地市又到省城,转了一大圈。1980年又随父母转回到我的出生地河南。我1980年代开始接触摄影,摄影后来成了我的职业,这时候我才知道,影像是纪录生活最好的工具,这之后的生活回忆都有影像作为依据,而七十年代的回忆恐怕只有靠文字了。

1993年我的第一个摄影展《场景》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展出。这是我对那段短暂农村生活充满温情回顾的乡村记事。这组拍摄了八年的作品与我的生活和命运有关。有评论说,我的影像是充满温情的暖调回忆。

这些年,我在河南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在农村采访,我的镜头总在下意识地追寻着曾经有过的梦。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不停地浮现在我眼前,石碾、老井、中堂、灶间,大红的门神、古老的大槐树、村头的小庙、场院的谷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生活过的小山村。梦牵魂绕,触景生情,我用镜头痴迷地寻觅着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生的回忆总是幸福的,普希金曾经在他的诗中对回忆进行过精彩的概括,“即便是一些不愉快的生活,一旦成为过去,也会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更何况在我青少年时期,那两年多丰富多彩、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编织了一个短暂而美丽的梦。那时的农民生活太单纯了,干一天活儿只能挣十几个工分,还不值一毛钱,但他们很快活、很轻松,他们认定农民天经地义就应该下力种地,并没有任何怨言。

今天,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那田园诗般的农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现代文明大量涌向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推行,使农民的生产力和商品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些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在农村已不是神话。农民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已非常普及,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甚至拖拉机、汽车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的“扶贫工程”、“希望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和“村村通电话”等工程,及各项富民政策,使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极大的变革时期。农民进城打工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焦点。

但是,今天的农民没有那么轻松快乐了,由于物欲需求的膨胀和精神的压力,他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道上步履艰难,疲于奔命……

可能是岁数大了,近些年我会常常怀念四十多年前北方那个小山村,也非常想知道这么多年小双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在河南几十年如一日都在用影像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其动力就在这回忆的过程中。我不敢轻易回到那个美好记忆的地方,生怕现实会无情击碎那温馨的梦。

2011.2.17,于郑州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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