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志京:“拍婆子”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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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1-10-06 23:46 | 作者: 牟志京

牟志京,“文革”期间创办《中学文革报》并担任主编,发表了遇罗克《出身论》等文章。1969年去白洋淀插队,1971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1984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1968年冬,一列又一列满载“知青”的专车接连从北京站启程,开往山西、陕西、黑龙江、内蒙等地。站台上,欢送的锣鼓声震耳欲聋,却在列车起动那一刻,被突如其来的嚎啕所淹没。下乡的、送人的、旁观的,还有铁路员工,凡在场的没有一个不哭得死去活来。狠狠敲击的锣鼓,却毫无声息。

那些车上的学生有更多悲恸的理由,对远方等待他们的命运怀着不祥的预感和恐惧。郭路生的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下那一刻的绝望心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孤儿,在冬天纷纷返回北京,以各种方式向不公平的命运提出抗议。而“拍婆子”与读书运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方式盛行一时,并行不悖。

友迪是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说来他算得上怪人。平常总是他来找我,我只去他家拜访过一次。奇怪的是,在他家能见到的只有上锁的箱子和光秃秃的床板。据说,那是他父母怕他在家偷东西而采取的措施。

从“拍婆子”一开始流行,友迪就兴趣盈然,但苦于自己没有拍婆子的行头。其实对男的来说那行头很简单:栽绒帽、蓝制服、黑皮靴,外加全链套的锰钢自行车,自然越新越好。

友迪对我潜心研究的题目毫无兴趣,与我读书圈子的朋友也格格不入。他来找我主要是借还“拍婆子”的行头。运气好的话,他晚上归来总是津津乐道讲起当天的艳遇,向我炫耀。碰上倒霉的日子,他也毫不掩饰,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对我来说,读书换换脑筋,听听各种奇闻轶事倒也不错。

“拍婆子”的发祥地是长安街六部口一带,以首都电影院门口为中心。红卫兵运动爆发前,首都影院曾以上演外国电影为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三年前曾狂热批判所谓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干部和军人子弟,在这里兴起“拍婆子”的热潮。

我骑车路过六部口,注意到那里聚集着不少男女,姑娘们一律披戴大围脖,这就是“婆子”的标志。不过,“拍婆子”的路数还是从友迪那儿得知的。据他说,男的徘徊四顾,一旦相中满意的就上前搭话:“嘿!你是哪个学校的?”“婆子”对男的打量一番,若满意就如实相告,于是双双离场成其好事。如果看不顺眼,就会没好气地说:“你他妈的管得着吗?”按不成文的规矩,他就要知趣地走开。这么听起来,整个过程除了有欠风雅,其实与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原始求偶民俗不无相似之处。

那年头年轻人好勇斗狠,热衷打架斗殴,坊间传说中的英雄都敢玩命的,于是身高、体魄与凶狠的相貌就成了婆子衡量的重要标准。不幸的是,友迪有点儿先天不足:体型虽宽厚但个头儿偏矮,看上去就不够勇猛;再有脸上光滑无须,更少了几分男子气概。看来他在风月场所的本钱有限。我注意到,既使赶上好日子,他讲到关键时刻也总是闪烁其词,让人不得要领,更甭提他从来没带回个“婆子”作为炫耀的资本。我对他所吹嘘的种种“战绩”越来越表示怀疑。

“不信咱哥们儿?好,咱哥们儿赶明儿当你的面拍个给你瞧瞧。”他对我的怀疑有些不快,但不失幽默感地笑着说。

有一天,我们如约来到首都电影院门前。我选好一处,倚墙而立,给神色略显紧张的友迪一个鼓励的微笑。那天尽管寒风彻骨,还是有不少青年男女露面。友迪有些迟疑,走走停停,一直到街角的音乐厅,再掉转回来,我的脚已快冻僵了。“妈的,没一个像样的。”他骂咧咧,为自己找借口。

“那边又来了一帮,去看看怎么样。”我向右边一指,说。友迪没辙,不太情愿地走过去。远远望去,这回他总算在几个戴大围巾的姑娘前停下来搭话。可当他回来时,仍孑身一人。“妈的,今天真不走运,没什么好货,就那么一个还他妈的凑合,可已经有主儿了。”他满脸无奈。我不太信他的话,从他打量姑娘们的饥渴神情上看,哪儿像个那么挑剔的人。

“干脆我带你去看大家‘做事儿’的地方,也让你见见世面。”他建议说。他所指的那地方居然在天安门观礼台,令我吃了一惊。

推自行车刚要上长安街,背后有人呼唤。回身一看,是一个戴大围巾的高个儿姑娘和她的两个女伴。这姑娘见我满脸疑惑,走上前来。摘下口罩,露出悦目的面容。她笑着说:“真不认得了?忘得也太快了吧!”我怔了一下,才猜到是怎么回事儿,说:“你认错人了。”她掉过头,笑着对女伴说:“跟你们讲过吧,他是个怪人。”为了证明我说得不错,我也摘下口罩,这回轮到她发怔了。“那你是那个学校的?”她有所收敛,小心翼翼地问。我刚要回答,忽然想到这不是“拍婆子”的暗语嘛,可友迪从未告诉我,由女方说出意味着什么。我怕伤害这姑娘的自尊心,正不知如何是好,友迪笑嘻嘻赶过来替我回答了。“噢,男校的。怪不得啦。”姑娘似乎忘掉一时的拘谨,腰一扭,把掉到胸前的大围巾往后甩去,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就与她的女伴一起无端地大笑起来。我虽然看不出其中的缘由,却能感觉到笑声中隐含着嘲弄。让我生气的是,友迪也跟着她们大笑。我把友迪一把拉开,他刚要张口,一见我的神情,就把话吞了回去,跟着我跳上自行车。

到了天安门,在观礼台周围上上下下转了几圈,果然有两三对坐卧在看台之间的人影,亲昵依偎。还有几对擦身而过的男女,从一身打扮来看,明摆着是刚从六部口来的。友迪瞥见我难以掩饰的惊讶神色,颇为自得。

但我始终不知道友迪在拍婆子上的战绩。倒是没过多久,有一天,他兴高采烈而去,鼻青脸肿而归。他未作解释,换了衣服,撂下自行车悻悻走了。后来听别人说,他遭到一个“婆子”的拒绝后仍苦苦纠缠,破了“拍婆子”的规矩。结果让那“婆子”假意约到一处,他欣然前往,中了埋伏,被几个男的臭揍一顿。

在男校八年,我几乎还没跟女生打过什么交道。由于不自量力卷入政治风暴,导致严重的信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寻求新的信仰的艰苦历程。插队前后,我才有暇顾及哲学和文学,并意识到爱情将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重大课题。通过阅读,我开始了对爱情与异性的研究,以期指导预感中即将来临的实践。

有一阵,住在附近的江仁是我家常客。他长相老成,风度谦和,我对他颇有好感。一天深夜,我们在外散步。那几天刚读完司汤达的《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凭借一位俄国贵族传授的手段,在失恋后重新赢得马特尔侯爵小姐的青睐,让我震惊之余深感憎恶。“江仁,你不觉得吗,不择手段的爱情,既使失败了,也比于连的成功更可贵。”“我有个问题,”他打断了我的话,神情严肃地说,“你既然讲这么多爱情,我倒想知道,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的吗?”为了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站住盯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我意识到这是我从未思索过的问题,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毫无把握,于是虚心地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问题的意义吗?”“很简单,你要是不懂我问的是什么,给你讲也没用。而你要是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也不用给我讲什么爱情,等你懂了再说吧。”他平素对我十分恭敬,那天却如此蛮横,实在让我气愤。

后来我终于懂得了他的问题的真正含义,虽自知有些可笑,但很难真正原谅他那居高临下的态度。此后再也没有和他讨论过相关题目。

幸好那时我的许多朋友对严肃的题目抱着比友迪或江仁更严肃的态度,几年前办报时认识的陶洛诵便是其中的一个。她有某种独特的气质,使我不仅没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感到的拘束,反而比一般男友更能畅所欲言。

一起阅读很多十九世纪俄国和欧美的名作,我们总是抱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少数的例外之一是我们对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那个玩世不恭的贵族军官皮却林同仇敌忾。

“让人痛心的是,如果说莱蒙托夫对世界的观察是真实的话,那么你们女性从心底所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当代英雄之流。我想请你作为女性解释一下你们女性的愚蠢。”有一天我这样问她。“你这样说对我们并不公平。你忘了吉蒂在渥伦斯基之后与列文的结合,忘了娜塔莎在安德列之后对彼埃尔的爱。像你们一样,我们女性需要时间和经历才能成长,才能懂得我们从男子那里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再说,你们男子在不成熟的时候,就总能抵抗女性的当代英雄的魅力吗?”说罢她笑了,在捕捉我的目光。我并未被说服,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有份量的回答。可悲的是,这一讨论非但没有消除我对女性的悲剧性格的怀疑,反而第一次在我心中播下了对男性和自我怀疑的种子。

有一天,洛诵激动地告诉我,她恋爱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爱上的居然是曾参与但很快就退出我们报社的赵京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过他频频造访并与我大谈政治与哲学的动机。我们最终成了深入探讨各种问题的好友。当洛诵说出真情,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俩总是不约而同在我家频频露面。洛诵在我们圈子里被公认是个美人,以其优雅的风度赢得在我看来颇为荒诞的“伯爵夫人”的称号。她与京兴的结合似乎让不少朋友扫了兴,因为他并非大家期望的那种风流倜傥的人,再说他尚未以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一举成名。在我看来,洛诵的选择正是她成熟的表现,对她更为敬重。从那时起,我们仨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

洛诵本来很有独立见解,遗憾的是,在她堕入情网后,我和京兴辩论时,不管什么题目,她几乎总是站在他一边。有一天,与她独处,我表达了对那个在情海中消失的洛诵的怀念。她微笑着说:“难倒我与和彼埃尔在一起的娜塔莎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那是你对《战争与和平》的保留之处,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有的女人就是这样像顺从的绵羊一样去爱的。而且我希望你将来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爱。”

“那么,告诉我们,你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在京兴家,他和洛诵一起向我发问。自认为对爱情颇有研究,我略加思索后滔滔不绝地坦诚陈述。京兴听罢把头一歪,看了看我,又转向洛诵,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终于说:“我们知道了,你要寻找的原来是一个女性的黑格尔。”洛诵听了,拍手大笑。我这才有几分惭愧,恍然意识到在我对爱人的幻想中,有那么多对思维的要求,竟没有半点儿相貌外表的描述。

洛诵和我的共同之处是,无论在理论和感情上都有与别人分享的强烈需要。相比之下,京兴虽在理论上毫无保留,对感情问题却一贯讳莫如深。我坦率地把我的观察告诉他,他居然如此回答:“你是对的,我愿意别人把我永远看作一个谜。”我不无遗憾地对洛诵说:“京兴虽然在外表上决无属于皮却林之辈的嫌疑,但他的不透明的特点使人不能不怀疑他真正的本性。”洛诵叹了口气,同意我的说法,然后补充说:“其实你和京兴在这方面正好相反。如果说他是梦想作当代英雄的凡夫,那么你是幻想着自己是平民的皮却林。”这话令我一惊,沉吟片刻,我答道:“你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充分说明,你对我的断言至少是不公平的,不过你的话意味着除了上面的两种人外,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两种人:表里一致的英雄和表里一致的反英雄。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可以在这四种人里任意挑选,那么你会选择哪一个?”洛诵认真想了好久,欲言又止,最后有略带伤感地告诉我她决定不了。我不由对洛诵乃至所有女性大失所望,难道答案不应该明显是第四种人吗?

有一天,洛诵忽然好象有了重大发现,激动而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在我和她之间从未迸发过爱情的火花。我虽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但与她一样,对如何解释毫无灵感,和她一起陷入茫然中。是的,如果说思想交流是爱情的基础,那么我怎么对与我交流最多的女人从未有过任何浪漫情感呢?或许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如同兄妹不可能再产生别的遐想?但如果这是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不意味着产生爱情的必要条件包括对象的神秘感,而思想交流在为爱情打下基础时又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爱情产生的条件?

一天洛诵被父亲打了,哭着来找我,我安慰她,然后骑车带她去医院。当医生让她准备脱衣时,我退出诊室,坐到门外长椅上等候。洛诵和医生先后从诊室出来,请求我陪她接受检查。此前我从未拒绝过她的任何请求,但在这件事上我却毫无商量的余地。她失望地单独进去接受检查,结果伤势并不重。从医院出来,她的心情好多了,带着几分戏弄的口吻追问我为什么。“你害怕了!你怕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是无所畏惧的呢。”是的,尽管我没有向洛诵承认,但实际上我是怕了。我在那个年龄还从未见过女人的身体,第一次肯定会感到紧张。但我那时和现在都知道,那并非拒绝她的原因。坦率地说,在洛诵向我请求时,我绝对没有产生过丝毫的好奇感。这一事实总是让我偶尔想起时感到困惑,后来才恍然大悟:与我当时追求的理念正相反,我在感性上下意识地怀疑灵魂与肉体能够合谐共存:我担心在见到她肉体的一霎那,那个作为我的精神伴侣的洛诵会永远消失在空中。

大概与思索的困惑有关,我经常会有强烈的打架欲望,而这种无端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驱使我到街头无端寻衅。

一天下午,我闯进新街口牛奶店,那是街头“英雄”们聚集的地方。有一桌坐满了人,其中一个起身去柜台,我便一屁股坐到他的椅子上。同桌那些时髦打扮的伙伴,马上对着我叫喊起来,我一言不发,只是恶狠狠地与他们对视,期待著有人先动手,给我一个发泄心中怒气的机会。可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在一番窃窃私语之后,居然站起来走开了。

我猜想他们溜之大吉,大概是因为没有女伴在,没有丢面子的问题,于是我买了瓶酸奶,拽了把椅子,挤到另一桌两个戴大围巾的姑娘中间,盯住桌对面两个带栽绒帽的小伙子,等着他们发作。“嘿!你小子想找碴儿啊。”其中一个开口了。我满怀希望,在桌下握紧拳头,平静地盯住他。没想到他反倒愣在那里,再无进一步行动。僵持片刻,旁边的一个姑娘起身,把她的伙伴们拉走了。这时店里座无虚席,却没人敢坐到我桌边来。无聊地喝完酸奶,虽没打成架,但还是感觉轻松多了,便起身离开。

在街上,迎面来了个满面傲气的姑娘,挡住我的去路说:“嘿,你还满横的嘛,哪个大院儿的?”她从打扮到气质都像是军人家庭出身。我没好气地反问:“为什么我非得是哪个大院的?”说罢掉头离去。

友迪的伤养好了,又带来“拍婆子”的新动态。在短短几天里,“拍婆子”的风气更加盛行了,场所也增多了,除了六部口,又新添了北海、景山和什刹海冰场。滑冰是我自幼的爱好,从三十五号起,先后更换了四次,终于穿上那双四十三号黑龙牌跑刀冰鞋。每到冬天冰场开门起,我几乎一天不落。上场后总是不停地在跑道上速滑。当春天将临,冰面开始融化,我会忍不住暗中流泪,终年盼着冰冻的季节。什刹海冰场本是我冬天夜晚的去处,友迪的通报当然不可能改变我的习惯。

我对“拍婆子”并非全无看热闹的兴趣,不过一旦滑起冰来便全身心投入,实在顾不上细心观察。友迪不会滑冰,自知上不了手,从未在冰场上露过面。与往年相比,冰场确实拥挤多了,在人群中穿梭更具有某种挑战性。从狭窄的人缝中飞速钻过,或故意向一拨人冲去,然后在他们跟前戛然而止,那是我喜欢的把戏——我的动作激起一浪又一浪的姑娘们的尖叫,以及男人们妒恨的目光。有一次,我俯身全速滑行,一个姑娘忽然冒失地闯进跑道,我还未反应过来,俩人早已撞在一起。出于本能,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飞快旋转起来。站稳后,我们松开臂膀,拉开距离,彼此道歉。姑娘抬头看我一眼,羞涩地低下头,并未走开,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我不知所措,匆匆滑走了。而这一冲撞,引起我身心某种陌生的骚动,而我的爱情理念却不肯承认对这个姑娘有任何好感。

有一天,我从王府井百货大楼下来,一个戴大口罩的大眼睛姑娘走过来,喋喋不休,对我讲起她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想。这是一本我极不以为然的书,但她的评论雄辩流畅,思路敏捷,与其说是街头闲聊,不如说是话剧台词,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笑的是我却根本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看出我的困惑,她终于摘下口罩,散出一股酒气。原来是与我们一起去过东北的君美。“我醉了,哪天来找我好吗?”留下地址,她消失在人群中。

几天后,我来到西四附近一个四合院,找到君美家所在的北房,敲门,却毫无回应。抱着侥幸心理,我转到西厢房敲门,等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伴随着一阵爵士乐声,闪现出一个漂亮得耀眼的姑娘。她一手握门把儿,一手执高脚酒杯,带着几分诡秘的微笑,问:“你是……?”我突然意识到,她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裤衩。当我把目光落到那裸露肩膀的一霎那,她悄然消失了,满眼是灼热的乳白色海洋——我有点儿晕眩。在莫名的恐惧中,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找我姐的呀,她一会儿就回来。进来等着吧,我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呢,一块儿玩玩儿嘛。”她说着后退一步,闪出条通道。我朝室内扫了一眼,沙发上坐着三四个几乎赤裸的男女,漫不经心地跟我打招呼。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我撒谎,两腮灼热如焚,不敢与她对视,低头走开。我艰难地走到院门,刚要松口气,一下子绊在门槛上,摔倒在门外地面上,鼻青脸肿。

我闭门休养了几天,再见到洛诵时,还是被她看了出来。“你打架了?”她关切地贴近我,仔细察看。我想了想,委屈地点点头。挨打对我来说是可耻的,而我又怎么可能说出实情呢?

自知在与时间赛跑,我继续认真读书,思考与爱情相关的各种命题。不幸的是,在尚未得到一张完整的航海图时,我不得不出海。经历了后来的种种坎坷,我曾怀疑,自己手中那张不完整的航海图到底是否属于这世界。

后记

友迪对“拍婆子”兴致不减,后来又把其场所从北京推广到插队的农村,为此招惹不少麻烦。遗憾的是,我从未见过他的任何女友。据说他现在已是党政要员。江仁曾以“反革命嫌疑”被学校关押,放出后谨言慎行,对“拍婆子”或黑格尔均袖手旁观,现在是生活安康的医生。

陶洛诵结交日广,她家渐成文艺沙龙,其中包括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和诗人。赵京兴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扉页写着献给洛诵,在女校学生中招来众多崇拜者。其艰深堪比黑格尔《小逻辑》,我坦承不知所云。他因此而被捕。被捕时洛诵勇敢阻拦,并坚持让警察带她与京兴一起坐牢,结果系狱数载。这一浪漫经历一时传为美谈,而他们出狱不久,竟以令人痛心的方式分手了。

至于君美,自我从她家落荒而逃,过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再次造访。她告诉我已有因“拍婆子”而结识的男友,其父是某军区司令员,本人刚参军。他因思念君美屡屡开小差探望,从而废了自己的仕途。她没再讲起《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没勇气问起她妹妹。后来君美远嫁南洋,临行前神情凄然,赠我几张照片,她在照片中笑意盈盈。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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