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七十述学》是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自传，自童幼发蒙而小学、中学、大学，中经“文革”劫难，直至成为专业学者，七十余年的读书治学和人生经历，跌宕起伏，苦乐梦寻，尽入此简要一卷中。苦难和委曲，宁可视为造化弄人；学理与词章，无非聊作托命之具。难忘怀者，是困境中的知心相济和那些注定相遇的学缘友缘。
李一氓、赵朴初、茅盾、缪钺、张舜徽、程千帆、柳存仁、季羡林、汤一介、庞朴、冯其庸、余英时、李泽厚、金耀基、龚育之、叶秀山、金庸、王蒙等当代闻人和学界名宿，书中不乏作者与之交往的真实记录。
父亲身在农家，却很少事稼穑，兴趣主要在讲书和写字上。他书法不错，举凡春联、礼帐、契约等本村和邻村的文案，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懂得一点道教的符箓，遇到我发烧，他会写一纸“聚魂单”，在白酒里烧化，母亲边抛洒，边呼唤我的小名，而且叫我答应。究竟有没有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发烧。
十岁前我没正式上过学。邻村一位乡先生，是父亲的老友，他办的一个只有五六个学生的私塾，我断断续续念过。《三字经》外，多了《论语》、《孟子》和《诗经》。《诗经》喜欢，《论语》也有好感，惟不喜欢《孟子》。致使为人师后一个时期给研究生开书目，常常有《论语》而没有《孟子》。儿时的影响可真是根深蒂固呵！直到自己研究《孟子》，才知道亚圣之学渊深无涯。
1955年，考上了县城中学的初中部。小学两个班，只考上我一个。我不解，当时升中学何以那么难？小学和初中，我的读书癖好有增无减，只是范围一度由“旧学”变成了“新学”。第一本新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缘于班主任的一次家访，看到我桌子上的《花木兰征北》，他在扉页上写道：“此书有毒啊，此书不可看啊！你喜欢看书，我可以借给你。”第二天上课，他如约拿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书。很快看完，再向他借《牛虻》，也看完了。再借，他没有了。过了好久，又拿来《卓娅和苏拉的故事》，还有《丘克和盖克》。当时是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热，苏联文学也热。
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尤其不同寻常，她叫李曼立，江浙口音，风度端庄雅饬得令人生敬。北师大右派学生，送到北方为我们管理图书了。图书馆借书看书，是我的常课，因此很快与她熟惯起来。她发现我有一点什么特殊，便说：“你不知道特殊对一个人有多大危害。”可惜当时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
七十年代末，文革乱局结束，我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看书，仍然从左至右一一看起。看完抬头，见一位头发半白的先生盯盯地看着我。他说：“是刘先生？”我略作回忆：“是马先生？”原来是文革前认识的马春怀先生，中国书店的古籍专家。我诧异怎么还能认出来。他说：“只有你这样看书，看你一会儿了。”
我大学期间的读书兴趣，一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二是西方哲学和美学，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最后一项，一向少为人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以前出版十九卷，我一篇不漏地精读过，行文风格一度受其影响。读书期间我的第一笔稿酬，就用来买《马恩全集》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恩著作中很多这类铿锵悦耳的段落，我不少能背得。
很有名的俄文教授夏识吾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施以教诲：“我们知道你文章好，但外文对日后作大学问很重要，以后你会明白。”以后的现在，我的确明白了，但为时已晚。九十年代初，常有国外会议或访学的机会，颇有学学英文的想法，也记了一些单词，又以研究写作忙为借口，没有持之以恒。
文学史方面，《诗经》、《史记》、陶渊明、杜甫，我下了一番功夫。游国恩主编而由吴小如先生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数据》两部著作，在我心里不啻学问渊薮，它为我铺平了通往古典之路。
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登瀛，也不是等闲之辈，一次讲话说：“人是有尊严的，不要一点小事就整人家。”此话甚获我心，至今记得。
1965年秋天系里成立写作组，也没让我参加。班里一位和我比较要好的负责干部透露，一年前系里拟整理一份材料，把我作为勤奋好学的“红专”典型报给学校；现在这个材料可能还要整，但性质属于相反的“白专”典型了。
过了多少年之后，我才悟到，那是一次专门批判我的会。至今自己不能明白，何以批判我的会，我也在场，竟全然没有意识到是在批判我。连发言者讲了什么，我一字也不记得。个中的原因，我是无论如何解不开了，俟之高明可也。
原该1966年毕业的我们1961级中国文学专业，因天下大乱未能分配就职。一次从攻讦冯其庸先生的墙壁文字中，得知他曾推荐我留校任教，并已获系主任何洛先生的首肯。披露者认为这是冯与何的一宗“罪状”，理由是他们推崇的这个人有“成名成家思想”，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我虽亦牵连所及，被冠以甚么甚么之如何的“高足”、“修正主义苗子”之类，几次见于墨笔书写的墙壁大字，所受冲击并不是很大。
1967年元旦春节过后，人大的派分日趋明显，致有标名组织的产生。我亦因本系的谬举，成为某一派分的一个成员。不同派分各保护一批自己认可的校系干部，然后指责对方之保护不妥。我的心性，主和不主斗，认为事无不可商者。所谓派分是一极不正常的现象，终必归于和合。
以致后来本派分有指我为“里通”另一派分者，称我为“右倾代表”云云。故我对陈寅恪的父尊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里说的：“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深所会心。自己回思半生境遇遭逢，在有派分之中国，似乎一直是左派说我右，右派说我左。本性使然，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干校里调回或就地变相监禁者，有二三百人，最后全部投降认罪。据说只有我一人“顽固不化”，始终没有讲出不存在的“事实”。一次上午开会，我说：“如此无中生有，你们良心何在？”小分队队长唱诺般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讲党性，不讲良心！”我大怒曰：“你不讲良心，那是因为你没有良心！你不讲，可《毛选》讲。《毛选》中有四处讲了良心。”
我在江西整整被关一年半的时间，到1972年10月下旬，才获得自由。
大遗憾是无书可读。《毛选》外，只有一本看管人员借我的《新华字典》，不知读了多少遍。好在学会了“忆书”，即回忆读过的一本一本书，至有写下大量往昔能背诵的诗词古文之事。
我缓慢地一页不漏地通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辈为学，这“前四史”是进学之初的必读，我读的未免太晚了，当时已经三十有一岁。
对照不同的版本，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诚为苦差事，亦自有学术乐趣。一次听冯先生在楼道里说话声音很大，我问何事？他说周雷又改成“一片粘湿”了。原来《红楼梦》第六回写贾宝玉和袭人“初试”，书中有“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字样，除庚辰本作“沾湿”，其余诸本均作“粘湿”。冯先生力主不改庚辰底本，仍作“沾湿”。但负责校稿清样付印的周雷，还是自作主张用了“粘湿”，故冯先生有如此之怒。嗣后周雷颇不服气，他说诸本都一致，就可以作为可从的理由；况且词义哪个更贴切，是人人经验可知的事实。不过底本不误，即从底本，也是校勘古籍常所遵循的通则。
“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他的诗集《片石集》出版，我写了长篇书评，题目作《危乱见坚贞，倔强对奸佞——读赵朴初〈片石集〉中反“四人帮”的诗作》，刊载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他送给我的一幅诗联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题款附识云：“十年教训得此一联。”
一个月过后，“四凶”即被剪灭。我又回到校订组，一路上反复吟诵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我又一次有了清净之身。
时过境迁之后，今天再看包括上述提到的那一时期的文字，真是愧煞人也，自己早已不忍观瞻。主要它们和学术的本义不搭界，是思想的一时流露，并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当时也曾收入《文艺论集》和《文学的思索》两本书里，早已痛感藏匿无地了。它们是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我学问的一部分。
冯牧与会并发言，他说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明白：“梦溪的文笔见解，确有过人之处，但处理人际关系，又显得很幼稚。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冯牧先生已经逝世多年了，恐怕直到如今，这两个方面我也未能统一起来。只不过由于社会在往现代的方向变迁，人们已经不再用“人际关系”的标准，来要求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人了。
周扬、巴金、夏衍等几位文坛老辈，鉴于一生的经验教训，比较倾向于为青年作家说话。有意思的是，一次李一氓先生也和我说起，以偏激责怪青年，不一定妥当。他说：“我们年轻时候，比现在的青年偏激多了。”而有的主事者，则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因为讲了“异化”和人道主义，受到了批评。
这一连“三个决定”，使我有四五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工作。附带的是“三不准”：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出席会议。不过还没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可以读书，可以读任何书，不像在江西五七干校，只能读毛选。“三不准”也是开始执行得认真，后来不免松懈，只要不是中央一级的大报刊，外地学术刊物发了，也不见有人追究。到后来宣布这些“规定”者，自己也忘记了曾有过这些“规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8年2月1日，才得以结束。前后持续近五年的时间。
重点读陈寅恪和钱钟书，而开始主要以钱为主。《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成为我一个时期须臾不离的精神伴侣。说须臾不离，是因为随身携带，走到哪看到哪。公交车上看，不用说了。走路也单手持书，边走边看。看得很细，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完一遍，再看第二遍。尤其《管》、《谈》二书，读了不知多少遍。不是为了研究，也不是为吸取知识，而是无目的地兴趣阅读。书可以疗疾，我从钱著中体会到了，感受到了。
我申明自己的学术主张：“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
张先生最后的文字《自学成才论》，上、下两篇，刊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他逝世前两周寄示给我的。文中提出：“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贵也。”标举孟子“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义，强调“虽无学校犹兴”才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又说：“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所陈义既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之总结，又是吾国学人士人之共同命运之写照。
朴老一边翻看一边说道：“方以智、黑格尔，已经晚得多了。辩证法是从释迦牟尼来的。佛教讲缘，缘就是条件。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条件，都有其成因。因上面还有因，可以不断地追上去。但要问最初的因是什么？回答是没有的。佛教不承认第一因，也不主张有最后的果。我们讲事物的因果，是指在长河中截取一段，这一段有因有果。万事万物，无始无终。”朴老说着哈哈大笑，说他在讲佛学了。他写的《佛教常识问答》，我自然读过，但当面聆听“因”、“缘”、“果”的讲释，确为生平第一遭。
龚育之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次我和他探讨“一目十行”是否可能的问题，他说自己做不到，不过听说有一种阅读方法，不是按字按句按行，而是按页，就像照相一样，停留三秒左右，整个一页就记住了。但他说在书店里，如果从一个书架的左边看到右边，速度不快不慢，他可以记住全部书名。我好奇自试多次，所记不过十之四五，比育之差远了。
余世存工作室 201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