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七十述学》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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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七十述学》是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自传,自童幼发蒙而小学、中学、大学,中经“文革”劫难,直至成为专业学者,七十余年的读书治学和人生经历,跌宕起伏,苦乐梦寻,尽入此简要一卷中。苦难和委曲,宁可视为造化弄人;学理与词章,无非聊作托命之具。难忘怀者,是困境中的知心相济和那些注定相遇的学缘友缘。

李一氓、赵朴初、茅盾、缪钺、张舜徽、程千帆、柳存仁、季羡林、汤一介、庞朴、冯其庸、余英时、李泽厚、金耀基、龚育之、叶秀山、金庸、王蒙等当代闻人和学界名宿,书中不乏作者与之交往的真实记录。

父亲身在农家,却很少事稼穑,兴趣主要在讲书和写字上。他书法不错,举凡春联、礼帐、契约等本村和邻村的文案,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懂得一点道教的符箓,遇到我发烧,他会写一纸“聚魂单”,在白酒里烧化,母亲边抛洒,边呼唤我的小名,而且叫我答应。究竟有没有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发烧。

十岁前我没正式上过学。邻村一位乡先生,是父亲的老友,他办的一个只有五六个学生的私塾,我断断续续念过。《三字经》外,多了《论语》、《孟子》和《诗经》。《诗经》喜欢,《论语》也有好感,惟不喜欢《孟子》。致使为人师后一个时期给研究生开书目,常常有《论语》而没有《孟子》。儿时的影响可真是根深蒂固呵!直到自己研究《孟子》,才知道亚圣之学渊深无涯。

1955年,考上了县城中学的初中部。小学两个班,只考上我一个。我不解,当时升中学何以那么难?小学和初中,我的读书癖好有增无减,只是范围一度由“旧学”变成了“新学”。第一本新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缘于班主任的一次家访,看到我桌子上的《花木兰征北》,他在扉页上写道:“此书有毒啊,此书不可看啊!你喜欢看书,我可以借给你。”第二天上课,他如约拿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书。很快看完,再向他借《牛虻》,也看完了。再借,他没有了。过了好久,又拿来《卓娅和苏拉的故事》,还有《丘克和盖克》。当时是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热,苏联文学也热。

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尤其不同寻常,她叫李曼立,江浙口音,风度端庄雅饬得令人生敬。北师大右派学生,送到北方为我们管理图书了。图书馆借书看书,是我的常课,因此很快与她熟惯起来。她发现我有一点什么特殊,便说:“你不知道特殊对一个人有多大危害。”可惜当时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

七十年代末,文革乱局结束,我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看书,仍然从左至右一一看起。看完抬头,见一位头发半白的先生盯盯地看着我。他说:“是刘先生?”我略作回忆:“是马先生?”原来是文革前认识的马春怀先生,中国书店的古籍专家。我诧异怎么还能认出来。他说:“只有你这样看书,看你一会儿了。”

我大学期间的读书兴趣,一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二是西方哲学和美学,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最后一项,一向少为人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以前出版十九卷,我一篇不漏地精读过,行文风格一度受其影响。读书期间我的第一笔稿酬,就用来买《马恩全集》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恩著作中很多这类铿锵悦耳的段落,我不少能背得。

很有名的俄文教授夏识吾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施以教诲:“我们知道你文章好,但外文对日后作大学问很重要,以后你会明白。”以后的现在,我的确明白了,但为时已晚。九十年代初,常有国外会议或访学的机会,颇有学学英文的想法,也记了一些单词,又以研究写作忙为借口,没有持之以恒。

文学史方面,《诗经》、《史记》、陶渊明、杜甫,我下了一番功夫。游国恩主编而由吴小如先生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数据》两部著作,在我心里不啻学问渊薮,它为我铺平了通往古典之路。

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登瀛,也不是等闲之辈,一次讲话说:“人是有尊严的,不要一点小事就整人家。”此话甚获我心,至今记得。

1965年秋天系里成立写作组,也没让我参加。班里一位和我比较要好的负责干部透露,一年前系里拟整理一份材料,把我作为勤奋好学的“红专”典型报给学校;现在这个材料可能还要整,但性质属于相反的“白专”典型了。

过了多少年之后,我才悟到,那是一次专门批判我的会。至今自己不能明白,何以批判我的会,我也在场,竟全然没有意识到是在批判我。连发言者讲了什么,我一字也不记得。个中的原因,我是无论如何解不开了,俟之高明可也。

原该1966年毕业的我们1961级中国文学专业,因天下大乱未能分配就职。一次从攻讦冯其庸先生的墙壁文字中,得知他曾推荐我留校任教,并已获系主任何洛先生的首肯。披露者认为这是冯与何的一宗“罪状”,理由是他们推崇的这个人有“成名成家思想”,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我虽亦牵连所及,被冠以甚么甚么之如何的“高足”、“修正主义苗子”之类,几次见于墨笔书写的墙壁大字,所受冲击并不是很大。

1967年元旦春节过后,人大的派分日趋明显,致有标名组织的产生。我亦因本系的谬举,成为某一派分的一个成员。不同派分各保护一批自己认可的校系干部,然后指责对方之保护不妥。我的心性,主和不主斗,认为事无不可商者。所谓派分是一极不正常的现象,终必归于和合。

以致后来本派分有指我为“里通”另一派分者,称我为“右倾代表”云云。故我对陈寅恪的父尊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里说的:“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深所会心。自己回思半生境遇遭逢,在有派分之中国,似乎一直是左派说我右,右派说我左。本性使然,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干校里调回或就地变相监禁者,有二三百人,最后全部投降认罪。据说只有我一人“顽固不化”,始终没有讲出不存在的“事实”。一次上午开会,我说:“如此无中生有,你们良心何在?”小分队队长唱诺般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讲党性,不讲良心!”我大怒曰:“你不讲良心,那是因为你没有良心!你不讲,可《毛选》讲。《毛选》中有四处讲了良心。”

我在江西整整被关一年半的时间,到1972年10月下旬,才获得自由。

大遗憾是无书可读。《毛选》外,只有一本看管人员借我的《新华字典》,不知读了多少遍。好在学会了“忆书”,即回忆读过的一本一本书,至有写下大量往昔能背诵的诗词古文之事。

我缓慢地一页不漏地通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辈为学,这“前四史”是进学之初的必读,我读的未免太晚了,当时已经三十有一岁。

对照不同的版本,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诚为苦差事,亦自有学术乐趣。一次听冯先生在楼道里说话声音很大,我问何事?他说周雷又改成“一片粘湿”了。原来《红楼梦》第六回写贾宝玉和袭人“初试”,书中有“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字样,除庚辰本作“沾湿”,其余诸本均作“粘湿”。冯先生力主不改庚辰底本,仍作“沾湿”。但负责校稿清样付印的周雷,还是自作主张用了“粘湿”,故冯先生有如此之怒。嗣后周雷颇不服气,他说诸本都一致,就可以作为可从的理由;况且词义哪个更贴切,是人人经验可知的事实。不过底本不误,即从底本,也是校勘古籍常所遵循的通则。

“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他的诗集《片石集》出版,我写了长篇书评,题目作《危乱见坚贞,倔强对奸佞——读赵朴初〈片石集〉中反“四人帮”的诗作》,刊载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他送给我的一幅诗联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题款附识云:“十年教训得此一联。”

一个月过后,“四凶”即被剪灭。我又回到校订组,一路上反复吟诵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我又一次有了清净之身。

时过境迁之后,今天再看包括上述提到的那一时期的文字,真是愧煞人也,自己早已不忍观瞻。主要它们和学术的本义不搭界,是思想的一时流露,并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当时也曾收入《文艺论集》和《文学的思索》两本书里,早已痛感藏匿无地了。它们是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我学问的一部分。

冯牧与会并发言,他说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明白:“梦溪的文笔见解,确有过人之处,但处理人际关系,又显得很幼稚。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冯牧先生已经逝世多年了,恐怕直到如今,这两个方面我也未能统一起来。只不过由于社会在往现代的方向变迁,人们已经不再用“人际关系”的标准,来要求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人了。

周扬、巴金、夏衍等几位文坛老辈,鉴于一生的经验教训,比较倾向于为青年作家说话。有意思的是,一次李一氓先生也和我说起,以偏激责怪青年,不一定妥当。他说:“我们年轻时候,比现在的青年偏激多了。”而有的主事者,则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因为讲了“异化”和人道主义,受到了批评。

这一连“三个决定”,使我有四五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工作。附带的是“三不准”: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出席会议。不过还没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可以读书,可以读任何书,不像在江西五七干校,只能读毛选。“三不准”也是开始执行得认真,后来不免松懈,只要不是中央一级的大报刊,外地学术刊物发了,也不见有人追究。到后来宣布这些“规定”者,自己也忘记了曾有过这些“规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8年2月1日,才得以结束。前后持续近五年的时间。

重点读陈寅恪和钱钟书,而开始主要以钱为主。《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成为我一个时期须臾不离的精神伴侣。说须臾不离,是因为随身携带,走到哪看到哪。公交车上看,不用说了。走路也单手持书,边走边看。看得很细,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完一遍,再看第二遍。尤其《管》、《谈》二书,读了不知多少遍。不是为了研究,也不是为吸取知识,而是无目的地兴趣阅读。书可以疗疾,我从钱著中体会到了,感受到了。

我申明自己的学术主张:“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

张先生最后的文字《自学成才论》,上、下两篇,刊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他逝世前两周寄示给我的。文中提出:“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贵也。”标举孟子“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义,强调“虽无学校犹兴”才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又说:“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所陈义既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之总结,又是吾国学人士人之共同命运之写照。

朴老一边翻看一边说道:“方以智、黑格尔,已经晚得多了。辩证法是从释迦牟尼来的。佛教讲缘,缘就是条件。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条件,都有其成因。因上面还有因,可以不断地追上去。但要问最初的因是什么?回答是没有的。佛教不承认第一因,也不主张有最后的果。我们讲事物的因果,是指在长河中截取一段,这一段有因有果。万事万物,无始无终。”朴老说着哈哈大笑,说他在讲佛学了。他写的《佛教常识问答》,我自然读过,但当面聆听“因”、“缘”、“果”的讲释,确为生平第一遭。

龚育之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次我和他探讨“一目十行”是否可能的问题,他说自己做不到,不过听说有一种阅读方法,不是按字按句按行,而是按页,就像照相一样,停留三秒左右,整个一页就记住了。但他说在书店里,如果从一个书架的左边看到右边,速度不快不慢,他可以记住全部书名。我好奇自试多次,所记不过十之四五,比育之差远了。

余世存工作室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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