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陈老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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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一次聚会上见到一位老兄,和我年龄相仿,善饮健谈,一见如故。聊天之间知道他来自长春医大,便问了一句,我曾经拜访过你们那里一位教英语的陈老师,不知你知道不?他立马说,岂止知道,她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呀! 随即神色黯然地说,可是几年前就过世了。

聚会上人来人往,杯觥交错,我和他初次见面,也就没有再谈一位共同认识的逝者。倒也未必是因为这话题令人沉重,只是在温暖的夏夜草坪上,一瞬间陈老师的音容忽然宛在,让我不想再问。

那是1981年,我去长春学习日语。那时我瘦得像一支竹竿顶着一个大西瓜,却特别能吃,好像一个无底洞饭桶,曾经一顿吃了一斤二两米饭。那时还是粮票年代,当地人一个月只有两斤米票,我们这些准留学生有一点特殊化待遇,一个月有七斤米。我虽然生长在北京,却有一个南方胃,爱吃米不爱面食,但当地高粱米饭吃久了扎喉咙,而且刮油水,越吃越饿。我兜里钱很少,又不好意思跟家里要,于是一到周末就想着到哪里去打牙祭。好在长辈亲友担心我第一次远行,临行前介绍了不少当地的朋友。

我去副省长家里蹭过两顿饭,独门独户的日式小楼,宽敞的院落,秘书勤务员一应俱全,让我见识到自古以来地方大吏何等威风。我也去过好像是省军区副参谋长家里吃过好几次,他们家有大碗红烧肉加白米饭,与外面的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

来长春前,我在北京有时去见外语学院的林老师补习英语。我的英语很不怎么样,不过林老师对我读过不少翻译文学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夹生年龄,能够背诵一串串书名和情节概要,于是补习变成了聊天,到后来,林老师竟把我看成一个忘年交的小朋友。他当时40多岁,虽是闽人却南人北相,颀长清瘦,深目高鼻。许是教了多年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用词讲究,颇带着那一代人的书卷气。

知道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写一封信,你临走前来取,拿着我的信去见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她帮忙。”临行前去告别,林老师递给我一封至少四五张纸厚的信,停了片刻,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里最优秀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长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见了陈老师。她住在一栋筒子楼最里面一间北屋,光线很暗,房间整洁。背对光线,我看见陈老师脸色苍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来自南方。她穿一件上世纪80年代初常见的洗褪色的蓝外衣,戴着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师老不少。然而她的声音年轻,语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安静。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后, 陈老师开始读信,读了很久, 抬起眼睛注视着我说:“克琛很夸奖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其实并不清楚林老师的名字。我注意到陈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时眼眸一闪,很亮。

后来的几个月,我先是忙于学习,到饥肠辘辘时,也没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以“老战友的孩子”“老领导的孩子”去别处蹭饭心里相对踏实点。转眼大学都放了暑假,我还在满头大汗地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看我,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我自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再去陈老师家的时候,她正在楼道里的灶台边忙个不停。我问她需要帮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告诉陈老师十岁我就自己做饭。她笑说原来你不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接着她问我,你喝酒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喜欢喝酒。她就说那好,喝点葡萄酒吧。

过一会儿,陈老师变出来的竟然是四样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斟酒的熟练,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两杯过后,陈老师苍白脸色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焕发光彩。

她先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地问了我和林老师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微微一笑:哪像他说的那样!不过,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陈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一惊之下便问:那您去过劳改农场吗? 陈老师又一笑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过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也不敢再问了。我那时虽还年轻, 但见过的“地富反坏右”不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当时我以为我明白了为什么陈老师是一个人,始终没有结婚。

后来我找陈老师去请教过几次英语,读的大约是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及狄更斯小说的缩写本。以前在北大,教我英文的老师叫做麻乔治,从名字就可以猜出是教会学校出身。麻老师长发中分,深度近视,围脖搭到背后,颇有“五四”一代老夫子的形象。他用的应该还是许国璋那套很无趣的教材,但是他发音很好,讲课也相当生动。从北大到长春,老师换成一位英语发音带东北口音的壮汉。有此对比,陈老师的纯正英语在我听来有如天籁。

估计陈老师的公共英语教得也颇为无趣,她对我这个临时的私塾弟子讲解相当用心。陈老师的家不到二十平米,一桌、一几、一柜、一书架、一床,干净整齐,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师那间凌乱的房间,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林老师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兴起时会滔滔不绝,而陈老师则话不多,慢条斯理,一边认真想一边说。

有一次,我说起“文革”中同事、师生、朋友乃至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构陷的现象,言下颇为不齿。陈老师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太偏激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自保不能不那么做,是可以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他们幸亏这样做了才没成“右派”。我脱口而出:“林老师也揭发批判您了吗?”陈老师说:“当然了,克琛那个时候和我最谈得来,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检讨,根本过不了关。”

冬天来了,宿舍暖气很差,晚上温度只有摄氏两三度。我那时很容易失眠,而且还有一毛病,须脱得只穿裤衩背心才睡得着觉,每天钻进冰窖般的被窝都簌簌发抖。招架不住的时候,我只好晚上徒步走五里路去吉林大学的朋友家借宿。在寒夜里,有慢性鼻炎经常流鼻涕的我,第一次领教鼻涕真会冻成冰柱。后来借宿成了新常态,住进朋友家,时不时还能就着花生米半夜小酌。

结业考试前的星期日,零下10度的天气,朋友煮了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饮着65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她说你要走了,我来给你道个别,也托你带件东西。我看她冻得脸通红,就问,陈老师您要不要也喝一杯? 陈老师点头,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喝了真暖和,再来一杯吧。酒毕,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贴着一封信,对我说:把这个亲手交给克琛。

天色已暮,陈老师坐了一会就走了。我送她到吉大校门,她和我道别时,先是声音很轻地说:“你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睁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还长,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陈老师走向公共汽车站,她头裹毛围巾身穿棉大衣,臃肿的外表下,让人感觉她的身形更加瘦小。冬季灰色天空下,街道空旷寂静,两边高高的树,枯枝在半空交错,夏天的时候,这里应该是一条葱郁的林荫道吧?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回到北京,我就把陈老师嘱托带的东西送到林老师家里。林老师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装了一小盘当年挺贵的散装巧克力给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说:陈老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随即剪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布包,却见里面是两支巨参,形状有点像婴儿,乍一看竟有点悚然。

林老师一愣,自言自语道,这份礼物可是太贵重了一点。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来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在长春学习的情况,自然也问了我和陈老师见面的经过。

最后他忽然问:你没见到陈老师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惊,回答说:我看见陈老师是单身一个人呀。这次轮到林老师大惊失色:“你是说陈老师是一个人?”我说是啊,陈老师亲口对我讲她没有结婚,是自己一个人。林老师没说话,深深地看了我一会,叹了口气才说,“陈老师告诉过我,她已经结婚快20年,女儿也快该考大学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向来健谈的林老师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起身告别,他没有留我,只是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在那个冬天,我自然也预料不到从此永去故国。转瞬间30多年过去,许多人不曾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去年2月的一个夜晚,我不经意间Google了一下林老师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满头白发、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样。从博客的链接,我又找到他大学校友会网里的班级网页,那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左边是年轻潇洒的林老师,右边的陈老师明眸闪光。冬夜的美国中西部平原和当年长春一样冰天雪地,我抬头看窗外,雪刚刚停,小路上连足迹都没有。

我关上了那个网页界面,阖上电脑。夜已经很深了。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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