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小兵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复旦大学讲学，唐小兵也刚考到上海读研究生，就来听我的课，后来写了一篇《与钱理群相遇》，其中谈到了我面对“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听众所感到的寂寞与尴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其收入了《钱理群讲学录》一书里。再就是一个月多前，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小兵，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样，畅谈了一下午。他将刚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送给我，以后又寄来了这本《与民国相遇》的打印稿，希望我为之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唐小兵这一代学人，并且看好了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庐”之作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并且有话可说，要说。
这需要从十七年前说起。在1998年我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作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文收《我的教师梦》）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作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以后，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话题。例如2004年以及以后数年间在烟台大学等高校作《漫谈大学之大》的演讲，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谈“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时（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复告诫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要“学学大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
我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七零后”、“八零后”的青年，是基于对我自己这样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即“三零后”这一代，和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中学生，即“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的失望与不满。这样的不满，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在《沉潜十年》的谈话里，就谈到“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上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些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八十年代先打下‘西学’的基础，到八十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而更让我不满和忧虑的，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我曾自嘲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和我们的老师辈（即唐小兵这本《歧路民国》讨论的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而对当时被称为“第三代学人”的四零、五零、六零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期待”的同时，也有严峻的观察。在1997年写的《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收《压在心上的坟》）一文里，专门谈到了文革的失误造成的“历史的阴影在这一代学人精神气质上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人（不是全体）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气（对异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气（把政治、经济斗争的手段用于学术，习惯于使用权术）；有的学人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显示出自我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偏狭和拘谨，或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权势，趋同潮流，等等”。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二十世纪）我们民族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零、八零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在2008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并且是体制所需要的，而且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
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是同龄人，他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意识形态控制力与影响的减弱，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据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观察，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说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包括家庭）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我在前述《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演讲里也谈到，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化问题。按我的说法，这是当局实行的收编政策：“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的种种制度，在我看来，都是请君入瓮的新科举制度。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你就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慢慢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被收编了”（《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应星的论述是同一个意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级课题、基地、学术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小兵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样的行政化、体制化导致的学术腐败，“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充当“知识工人”，甘愿受剥削，就是设法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到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1997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为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作解释与宣传，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这些学术权贵与政治权贵、经济权贵事实上已经结成生命共同体，这也就是应星文章里谈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的原因所在。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唐小兵有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谈到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评议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及单向化，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总要逃避学术会议的原因。但在学院求生存的年轻学人却不能逃避，而必须遵循“学术江湖”的潜规则，如小兵所说，这样的“学院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阻碍，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外部环境的。小兵总结说，“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气袭来：我终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零后、八零后的学人在他们出山以后的选择的艰难与不尽人意的原因了。
也就像小兵所说，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与生存环境下，新的一代学人“迅速的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据说大体有四种情况。一部分人“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为“疯狂争夺体制资源而丧失自我”，“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小兵说这“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最初也可能有难言的苦衷，有的人就是为了摆脱“新父”的学术权力的压制，而迎合政治权力以求自存，在尝到甜头以后，就“乐此不疲”了。另外一些人，小兵说他们“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他们实际是在限制中挣扎，但也保持了某种“风光”。另一部分人则成了体制中的“失意者”：他们“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而“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或者通过其他办法（比如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在那些不同程度上享用体制资源的青年教师映衬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一些人尽管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却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感”。也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构建的人文世界之中”，“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自觉继承前辈学人的传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怀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世横议’的本分”，既坚守学术，又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现实的变革实践。
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对待这些学院青年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不想否认和掩饰自己的倾向性：我鄙视而且高度警惕那些千方百计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欣赏坚守学术与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体制的“不合作者”，唐小兵显然属于这个群体，我看好他就是为此。但我对其他两种选择，也抱有理解的同情：我们毕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为学术献身的人，那种道德化的评价与苛求，是不可取的，它反而会造成“伪圣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沉重的教训的：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出现，正是对革命年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教和强制的一个报复。我多次说过，在治学做人的“高线”与“底线”之间，应该有一个选择的空间：“高线”是应该倡导和令人向往的；“底线”是绝对应该守住的；但大多数人恐怕是游动于两者之间。我最近一再对自己的学生说，在当下体制下，能够做到“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教学生”就很不错了。“兴趣”与“良知”这就是底线。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曾经说过，对于学院派的学者，“学术本身就构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从学术之外，去寻找乐趣，意义和价值。我因此对年轻的研究生说：“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精神劳动。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学术研究的承担》，收《重建家园》）。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学术生态恶化，学人分化这些严峻的现实，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须有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根本性缺憾没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是不会大有作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终于可以讨论小兵的这本《与民国相遇》了。但这篇文字已经写得太长，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研究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学术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阿伦特所说的“认真对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写《歧路民国》时，是有两个自觉的追求的。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吸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比如《接续民国史学传统》里用韦伯的话形容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老师的“研究状态”：“没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状态’，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并将先生的治史经验归结为“材料”与“思想”两条，“前者是苦功，后者是灵性，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说：“善哉斯言！”他是把这些看似常识，却很难做到的学术基本功学到手了。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学人本色许倬云》）；要追寻“潜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毛彦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要关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书生吴宓的辛亥志》），书写大时代的“另类历史”（《摩登上海的另类历史》）；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失踪了的历史’”（《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公共舆论空间（《报人张季鸾与史量才的异途殊归》），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间（《单身汉金岳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文化上海的历史记忆》）；以“史识”为历史研究的“灵魂”，而“史识”又“建筑在广阔的知识结构、恢弘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深邃的历史思辨与苍凉的现实感等等之上”（《知士论世的史学》），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追求都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中，这就使得这本原是研究“副产品”的小书的背后，就有了一个更为丰厚而远未展开的研究新天地。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收《幸存者言》）。我因此确定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钱理群作品精编总序》）。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若获知音之感。这大概也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状况：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2015年11月6日-8日
初载《书城》2016年第1期，后收录于《与民国相遇》一书，有所删节，本文为原稿，转自微信公号“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