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喻原: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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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尽管有人不时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尽管有人预言,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崭新的轴心时代将会在东方形成,汉语将会在世界跨文化的传通中发挥着无穷的威力,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明:汉语实际上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性最尖锐地表现在它的大语种规模但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语用特点上。

关于汉语的优点和美质,世人似乎说得够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审美、单位面积的大信息涵盖量;再比如,填词的便捷性、诗歌语用的灵活性、随意性等)。在此,我们不想重复这些夸张了的说法。由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汉语的优点是明摆着的,而缺点却隐匿不显,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想对其优点存而不论,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贪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我们认为: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这种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所谓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另类语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乐意闭合在一种自恋的“感觉良好”中,只满足于在汉语言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谜,而从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进入、交流与表达。由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内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领域极其有限。一般说来,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世界。胡塞尔把第一领域称为“日常的生活世界”。他认为这一领域是一个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直接相关。第二领域,科学专业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科学实验之类的行为相关。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处于最上层,它的语言高度抽象,艰深难解,以间接的方式与人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相关。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就汉语本身携带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们发现它主要与第一个领域相关,甚至说成与之死绕活缠、水乳胶着也不为过。汉语的绝大多数语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领域的具体内容。第二领域因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所以说汉语与科学专业化的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是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旁敲侧击的,与第一领域相比,没有那么紧密和牢固。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语言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如果一部著作没有代言一般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如果一种理论没有反映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部著作和这种理论是中国的,是隶属于中国人民的。把少数中国人的文化幻想当作普遍中国人的情感诉求,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悲剧性的。因为此举无形中夸大了中国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质,而同时又隐匿了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的那种粗劣、疏懒的思想陋习。

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而在于各语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质,在于它所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它本身所秉赋的一种对于人生幸福的启示性力量。

正如两百多年前,爱德蒙将军在抵达福尔山脉,包抄那条小路时,对他的助手所说的:“这也是一条路。”今天,我们也愿意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条路。”即通过汉语,以及对汉语的分析,我们也想抵达另一条“福尔山脉”。我们想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认识还原为对于汉语的认识,具体说,是对汉字的认识。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斯蒂芬假说”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种文字的原始形态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质,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们认为,世界的现有形态完全可以在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寻得它的一切根据和理由,即它以后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潜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种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种原语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复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去发现构成这些作品的一种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不对它的语言文字本身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现象学分析的话,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说明一个社会,我们认为,这只需对构成它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语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释也就够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才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那种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世界。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愿意在此对汉语文字本身作一次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把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句法问题还原成汉语的语法问题和汉字的形象学问题。即从汉字出发来分析汉语言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切,其中包括汉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维习惯,乃至日常风俗等。

现在,我们可以道出本文的要旨,简言之,本文所说的险境和诡谬究竟指的是什么。所谓险境就是:一、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特征,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二、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形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让文字本身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返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三、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所谓诡谬是指:一、它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性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它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外延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它的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它的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以及书写的越界自由;七、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导引。

无疑,本文的观点是偏颇的,甚至是极端的,但这一切又仅仅在于想起到提示和儆醒的作用,意在让人认识到汉语的真实处境,从而从它的险情和诡谬中突围出来。下面,我们拟就与汉字、汉语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对汉语的直观认识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丝写过一首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文都是“Word”。从萨特的书和普拉丝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对文字、语词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看来,语词就如斯蒂芬所说“它不仅是人们勘测世界的‘标点’,而更是使人的意识得以成形,使思想得以抽象为一种创造力的工具和手段”。普拉丝用言辞来表达的是她感情的刀锋和情感的极限;萨特把语词看作是他生命、精神发展的历程和步入永恒与不朽的一座桥梁。他认为,语词是一种光荣的事业,每一个生命都仿佛有三千五百个空白的页码有待去填写。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幸运之时,它还是一种“协调”和“提升”世界之物。对他们来说,“物的生命之缓慢然而可以察觉的运动和话语的悄悄声在一个神奇的时刻仿佛在协调一致地流淌”。对他们来说,语词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同时它也暗含了一种诗之流畅和思之深刻,显示出一种激荡心魂、气派恢宏的品质和一种出于世界、进入世界、超然世界的胆识。相比之下,汉字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偏用于书写的形式,即二维性“样态”,顶多抵达一种审美,而且是一种视觉性的审美。它似乎与思无关,更与对思的思无关。其次,汉字是方形的、单音节的,这对无限放射着的环圆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终极的思想之终点无疑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强硬规范。还有,它呈现的是一种豆状、球状和颗粒状,像洛菲特娱乐中心台球桌上那一堆勉强合拢在一起的台球,很容易受到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一种力量的影响。只需轻轻的一击,就会爆发出一种绽裂的风景,混乱不堪的风景。最后,在这种风景中——通过滥用偶然性、随意性和非理性——人们牵强附会地添加上许多过分繁复的“意象”(注意,而非意向),人们名之为“诗”,或“词”,或合称“诗词”,一种被斯蒂芬称作为“语言游戏术”的杂耍。这下可好了,方便了那些专爱玩弄词藻的人,那些缺乏哲理责任的“诗人”、词曲作者和无事便在语词中玩耍、咏味和遛达的逍遥派。但同时,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来概语式地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根本就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汉语的思维具有一种儿童式的早熟性格,这种语言的用心所在,不是事物何以会达到某一种状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可能会表现出的那种复杂环节。它所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最后结果,这有点类似于计算机运算程序里面的终极指令。汉语言只对这种终极指令心醉神迷,而对其过程运算一概忽略不计。汉语思维热衷的是事物是什么(What),而淡漠事物之怎么(How)和为什么(Why)。这种思维喜欢对事物的终极状态预先作出某种设定,对事物的伦理目的情有独钟,但对事物何以才会达到某一终极状态的过程,则往往大而化之,不了了之。此乃汉语思维的最大弊端和失误,即只注重目的,而无视过程。实际上,对事物目的的预设,对事物最终状态的应然构想,相对来说,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甚至连三岁幼儿、初小学童都能担当此任。因为这其间并不需要多少人类的大智慧,也不需要人类理性的大投入和大功夫。也许,儿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前者只知其然,而后者还知其所以然。这所以然指的就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之所以会如此演变和怎样演变的一套运作机制。

汉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词汇量方面,而且表现在其词类分布的严重失调上。在一般的凡俗生活中,它确实能做到“如彩色电影般鲜艳、活泼、生动、真实”。但在有些领域(如神学、哲学、宇宙学、形而上学、意识理论、大脑科学等方面),它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甚至有一种无力感、无能感和去势感。比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我和你》《人与神》《存在与奇迹》《物质与意识》,西人对这类主题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写出洋洋洒洒、气势非凡的数十万字、数百万字、数千万字的著作,而且其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语言的缜密,思维的精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汉语言在这方面真可谓无话可说。即使说了,也是三言两语,电报式语句,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在抽象的人文科学、思维科学领域,汉语表现出的是一种惊人的疏懒,它似乎只贪图在哲学论证上的“一步登天”式的快感,迷恋一种思想世界的偷工减料式的所谓便捷之途。上至革命领袖,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流氓无产者,其思维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无差别的特质,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同一种性质的倾向和嗜好。他们惯用极简单的语句来概论世界,判定世界和了结世界。他们对存在的奥秘、辽阔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只能作些不甚了了的断言。于是,故作高深者有之,空话大言者过之,词不达意者滥之。于是,以下的事情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以怪:所谓看破红尘者,实际还没有开始看;所谓的精明者,实际上愚不可及;所谓的明事人,实际上迷懵深重。

我们的汉语遭遇着双重的脱节和断裂,其一是与自然世界脱节。汉字似乎是从气象万千的世界中给强行切割出来的,它的方块性与宇宙的圆融性似乎构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当然,这一脱节与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还不为过,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表意的象形文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第二种脱节上,即汉语与汉人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似乎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是两个独立的自足系统,语言是语言,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按理说这两者应该有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应该相互透射,相互映照。语言不仅来自生活,反映生活,更重要的,它还应促进生活,改变生活。但汉语世界给我们的印象是:语言是高度自治、自洽、自足的,它仿佛自成一体,有它一套自我发育、繁衍和完善的机理。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悔词;国人的苦难,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让人吃惊。一边是语词的莺歌燕舞,语言的纵情狂欢,一边是现实的沉重枷锁,生活的苦难血泪。这两者的反差说成是云泥之别也不为过。这情形就好像是,汉语插上了一双升天的翅膀,直上云霄,已进入一种理想世界的天国,它一味地自恋、手淫和陶醉于自身的安乐,而全然不顾现实的沉沦、邪恶、堕落和毁灭。当语言在享受天国之福时,现实却堕入地狱的深渊,仿佛中国人所有的幸福就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幸福,所有的理想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理想。仿佛中国人是一个只能自己给自己写情书,让自己来阅读,自己来陶醉的自恋者。的确,在语言那儿,也只有在语言那儿,我们才能够发现中国人所有梦想的寄托。那儿不仅真,而且善;不仅善,而且美。但这种以语词形式来满足的幻觉却是以现实生活的无限苦难来作为其惨重之代价的。汉语严重缺乏一些用于表达哲学思想的关键性语词、元件和要素。结果,理所当然地是唐宋诗人赢得了汉语发展的历史高峰;书法家和国画落款人占领了汉字的艺术天地。政客和末流文人们创造并利用了汉语言的诡辩术。结果是哲学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失业的人。“一流天才总是在门外抽大烟”(王康语)。范庆先生成了静坐修炼的人,连齐白石这样颇具苏格拉底脑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去点弄些所谓灵气充溢的花鸟鱼虾。

汉字具有一种“球体模型”的特点。这一特点极易在汉字的书写和印刷形式中得到识别。每一个版面的汉字都是各自独立、相间排列的。即是说在其字与字之间总是有那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间隔,总是具有一种“漏气”和“断气”的视觉效果和读音效果。它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圆润音和柔滑音,读起来总使人有一种音步齐整的单调感和受阻的钝挫感。汉字是与欲物对应的文字,它以欲为本位,以物为对象,最多在这一切之上附着了一些人为“审美性”(实质是泛欲性)的眩光。它是对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复写和临摹,而不是对神之声音和存在之隐含本质的执意追求、倾听和表达。它不对世界作质的追询,因为它认定世界本没有质;它不对世界作推理分析,因为它假定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所以它先验地就闭入了自然,先验地就互化于自然。无从由自然里脱身,反诘自然,敞亮自然,观照自然和提拔自然。总之,汉字成了一道心智思维透视世界的视觉屏障,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文字形象的泛滥变形而变形,所有的知性都仅在相应的二维平面里作了过度浪费的铺张。汉字让人在“审美”了自然的同时,也让人欲享了自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耗尽了自然。所谓“我在,世界不在”的一种自恋性文化皆由此产生。在这之中,的确吊销(或悬括)了认识的深度和世界的质感,的确没有了推理、分析和神设,更没有世界与文字的对质、互问和相应的警醒。

三、汉字与字母

我们认为中西方社会的所有差异和奥秘就蕴藏在汉字和字母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和构件之中。两个社会肯定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诸方面已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两个完全异样的世界。实际上,这种惊人的反差就存在于汉字与字母的本质不同之中。

在我们看来,西方所有的秘密及现实结果的根源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它的科学和哲学,甚至也不是它的宗教。我们认为它发生的秘密和生长的关键只能归结于一个单一的来源。这就是作为它语音体系拼写基础的字母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愿意说,是字母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创造今日世界的总体形貌。我们并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字母,我们更愿意认为是字母创造了上帝,创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学。在之后,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字母不仅是文字之母,而且是西方社会的万果之因、万物之母。正如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克霍夫所说:“虽然《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the Old andthe New Testaments)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引导,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处理系统一直是字母表,直到电的出现。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序设计手段。西方正是从字母中才衍生出并形成了其以技术为中心驱动力之特点的。字母起到了一种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语言表达把思维转化为技术。希伯莱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莱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

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去评价字母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都不会显得过分。也许正是有了字母,才会有思维自身的种种组织模式——透视法。正因为有了透视法,才允许西方的整个文化在空间上把握世界,在时间上分析世界。也许正因为有了字母的纵向书写变为横向书写,西方社会才发生了从垂直的封建等级制度向水平的民主政体的转变。也许正是字母为人类创造最强有力的代码提供了基本的灵感和模型。我们认为,甚至连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遗传基因的氨基酸链、计算机比特,所有这些具有强大作用力和创造力的代码都是源于字母的基本模型建立起来的。

此外,字母在影响人的思维发展方面,在培养人的时空感觉方面,在使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方面都有它独到的特点。尤其把它与汉字相比较时,其特点更为显得突出。相比之下,汉字给人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耽迷、阻滞、停顿和迟后。由于汉字是一种重形的会意文字,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创造汉字以期去表达和描绘自然事物时,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复杂的象形符号去表达或指代本然就比较复杂的客观存在和自然事实。显然,造字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象形的冲动迷住了,采取的是一种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此种造字法注重的是“看”,而忽略了“听”,更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声音的路径去表达和指代客观的事物,而且我们祖先的这种以形代形的做法不是生产性的,更不是构造性的。它所采取的是用一种相对独立的复杂形象去象形同样独立的自然存在,从而使得象形符号(每一个复杂的汉字)与被象形物(自然客体)取得一种一一对应的闭合关系,而这些象形符号之间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逻辑的关联。仿佛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呈现出一种自圆、自融、自洽的性质。由于汉人是从“形”方面着手去构造汉字的,又由于形肯定是具象的,且形的对象又是参差不齐、千差万别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汉人要用(也只能用)数量庞大、形象复杂的书写符号去表达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时一开始就塑造了汉字其无比复杂之形象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汉字甫一创立,以后的问题就不是复杂化、进化,而是简化和反进化的原因。

从直观上说,自然事物的形状是繁杂的,其种类和数量可以说趋近于无限。相对说来,声音和语音,尽管更为无形和抽象,但其种类和数量终归是有限的。至少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有限的分类和规则的定义。在造字之初,西人的思维与汉人的思维迥然有别,他们重声而忽形,采取的是一种声音的策略,即用声音而不用形象去表达和指代客观世界的自然事物。与形相比,音和音之间的联系以及转换更显得内在、迅速和便捷,因为这种联系和转换只需通过大脑和口腔(舌头)便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而不像形象的识别和转换,必须通过视觉和手(书写)的形式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即是说,用声音来表达和指代自然事物,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经济和简约的。相比之下,以形代形的做法就显得相对笨拙和繁复。试比较一下汉字和英文的构字部件(即构成各自文字体系的最基本单位)和语音单位,即可明白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别。我们知道汉字的构字部件(包括偏旁部首)总共有二百一十五个之多,而英语的构字部件仅有二十六个拉丁字母,这是二百一十五与二十六之比。因为象形文字是以形代物,所以它必然要创造出大量的构字部件来组成它的文字,以此满足其象形的目的。由于拼音文字是以音代物,所以它相应要求表音的音素应丰富一些。我们知道,英语用于注音的音标有四十八个之多,而汉语的标音符号只有三十六个。相比而言,汉语是形多音少,英语是形少音多。这一特点是由语言的象形和表音的差别造成的。另外,由于汉语的形多音少,所以必然就要导致大量异字同音的现象,这无疑会给汉字的读认造成巨大的困难,进而引起辨义的麻烦。相比之下,英语没有这一困难和麻烦。一般说来,拼音文字的形音是统一的。比如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它们本身就是表音符号,字母的排列组合一般都有相应的读音规则可循。但汉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的形音是不统一的,也就是说,汉字的形象和发音从视觉上看几乎找不到必然的联系。我们认为这一特点会给汉语的学习造成难以估计的困难。由于英语的形音统一,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就只需掌握形义的问题,音是随形顺便解决的。由于汉语的形音分裂,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学习汉语时,必须完成逐一掌握形、音、义的三大任务。也就是说,在对相同数量的语言文字学习过程中,中国人比西方人要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和学习时间。所以,这也是象形文字不经济、不科学、不简约的一个佐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被造出的汉字,都是一个相对孤单的独立王国,每一个独立王国又分别对应于一个独立的自然实存。这种形——形对应的锁定关系,就必然使我们,无论在字与字之间,还是在被字所指称的事物之间,都很难找到一种有机的联系。实际上汉字的此种存在方式仅仅完成了人的思维对自然之有机整体的原始切分,同时也造成了自然事物的有形具象对于人的思维的某种固化和定格。

现在我们从书写的角度来考察汉字。从我们的直接经验可以感觉到,汉字的书写与英文相比是杂乱的、无规则的。由于每一个独立的汉字几乎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所以汉人在书写汉字时,实际上都设定了一个虚拟的中心,而汉字的笔画就是围绕着这个虚拟的中心来运动和萦绕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汉字的书写是一种围绕着一个虚拟中心的、自我繁杂、自我缠绕式的书写。这种书写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没有明显的书写规则。这就仿佛一辆陷入于沼泽地的汽车,虽然车轮在旋转,但却是空转。也像一种步伐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原地踏步,自身循环,有双脚运动的轨迹,但没有双脚前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书写更像一种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它既没有时间的前后序列,更没有空间的线性规则。这种书写既是繁复的,又是费神的。仿佛它只是阻滞在有限的空间作自我结绊式的遛达和缠绕,而没有遵循某种时间的方向去作一种理解的探寻和延伸。更要命的是,此种遛达和缠绕不仅仅是指笔画的遛达和缠绕,而更暗含着一种思维的遛达和缠绕。也许汉人思维认识的断裂性、局域性和滞后性从根源上讲就与汉字的这种书写性质有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英语单词的书写是有严格的规律可循的,它整体上凸突出一种线性排列的特征。此种特征不仅让英语的书写呈现出一种空间序列,而且同时也暗指了一种时间方向。正因为有这种书写的空间定位和时间运动才从根本上模定了西方人的思维——认知范式,从而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无比重要的那种“透视法则”才由此产生。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才产生了西方的宗教(天堂——地狱、上帝——人、前世——来世等配对概念),产生了西方的绘画、建筑、音乐,甚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没有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那西方的一切精神和文明成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相同的道理,也许没有透视法,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宗教和现代科学之真正的原因。

现在我们通过人的视觉形式来考察汉字和字母对人思维的影响。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其两个视域区的功能是有差别的。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两只眼睛是由四个半只眼组成的:每一边的视域各有两个。左半边由大脑右侧支配,右半边由大脑左侧控制。两个左边的半只眼是瞬时把握世界,而两个右边的半只眼则是历时性分析世界,即把世界分成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人类对任何文字体系的阅读都得识别符号形状并分析符号的顺序。而文字体系是左向还是右向,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原初意识认为文字的形状和顺序哪一个更重要。比如你得猜测,并从前后或上下关系中识别,想从各方面确证某个字,那么看形状就是第一位的。此时,形状的确证压倒了顺序的分析。就某一整个视域的瞬间环视而言,我们的左视域比右视域能做得更快、更好。也就是说在瞬时识别文字的形状方面,左视域比右视域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当我们读西班牙语或英语时,我们首先得一个接一个地看字母的顺序,而这时右视域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知道,所有文字的内部结构同它们在文字表面的书写方向之间都有一种对应特征。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都是横向向右书写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体系都是纵向书写,且这种纵向竖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表意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字。这就是说在我们阅读象形文字时,由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其形,所以此时是人类右脑的左视线在发挥作用。而当我们在阅读表音文字时,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确定形状,而是分析字母出现的顺序,所以此时是人类左脑的右视域在担当此任。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字,所以我们在阅读汉字时,我们的视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作一种重复的环视和停留,伴随着这种环视和停留而来的,肯定是人之思维的某种阻隔、停顿、断裂和滞后。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每一个单独的汉字时,我们的视觉思维是固定在某一点磨蹭不动的,即它不能产生一种思维的箭头运动。况且竖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汉语)一般是左向阅读的,这就暗示着如果有一种时间运动的意识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时间的运动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时间的箭头向左移动指向过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阅读的时间指向是退缩式的,即它是一种回溯性文字。它具有强大的回忆功能,但却缺乏出色的创造潜质与冲力。相比之下,英文的横向右读,这表明它是一种按照线性的右向序列来进行编码的信息体系。此种编码方式不仅扩展了人类的思维,而且使思维复杂化,同时还加快了人类思维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在以下方面堪称惟一的文字体系,即自它被创造出来以后不久,它便把人类文化的方向从传统的朝过去看的行为模式转变成了创新和永远向往未来的行为模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拼音文字的横向阅读给西方人的大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其大脑无形中增强了对空间和时间次序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在西方的拼音文字其横向的书写与阅读中不仅看到的是一种组织视觉和空间信息的思维模式,而且看到了一种思维自身的组织模式——即透视法的产生。正是通过这种透视法,才使西方人能以一种透视感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事物,即意味着西方人能把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在头脑中都以一种正确的比例将之置于适当的位置。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当然,理性主义所研究的对象、概念和关系都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同它们与属于同一法则的其他事物之间的比例相关。从这点来说,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正是通过透视法,人们才得以用字母表示的大脑结构在现实中设定了两个占支配地位的时空坐标,并使其成为人类有效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的最强有力手段。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不是别的,它们实际上就是西方字母文化的一种直接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字母文化,这个世界简直不可想象。因为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可以供各民族共享的许许多多东西(从科技成果、戏剧、音乐直到麦当劳快餐和好莱坞的巨型影片)都是由字母文化所创造的。而没有汉字,这个世界所失去的东西当属有限,因为汉字文化所创造的东西更多地属于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而在这些自产自销的东西中,绝大多数又属于那种极有可能加害于和有伤于汉人思维与生活品质的粗劣货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因为它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而拼音文字其形式的简洁、内部的逻辑和视觉的线性特征最终给思维带来的必定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增生和发育。关于这一点,从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给世界各族人民提供的可共享的文明成果之优劣、多少的比较中便可得到证明和认可。

四、汉字的早熟性

主要是指汉字的那种反进化特征。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它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它的“简化”过程的:一、把图画形式的符号变成线条式符号(如甲骨文的“虎”字原为 ,像大嘴长尾,身有纹理或圆斑的虎形,后省略去纹理和圆斑,简化成 );二、省去重复的部分 (如古代把围字写成 过后又简化为 );三、省去不重要的部分(如把甲骨文的 [麦]简写为 );四、借用同音的字来代替结构繁复的字(如 字一共有二十九个笔画,写起 来极其困难,进行简化笔画也不容易,于是,人们就借用同音的“郁”字来代替它);五、只保留原字的一个部分 (如用“飞”来代替原来繁写的);六、对原字的某一部分进行简化 (如把简写成“学”)等。应该说明,汉字的繁化过程也是存在的,只是汉字的简化才是它发展的主要趋势,即是说,汉字在其首创时就显得非常复杂,非常繁复,非常“成熟”了,以后的事情仅仅是对它进行裁减和简化,这是明显地违背事物发展由简到繁的原则的。相比之下,西方文字的发展则呈现出一种与汉字发展截然不同的趋势。西方文字大多都是以词根为主,在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前缀和后缀的逐加慢慢发育发展起来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逐步进化、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它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进化原则的。

汉字的早熟性还表现在其极少的常用词汇(大约1—2千个常用词)对于社会所谓正统流通文本的最大覆盖度上。据说初习汉字的人,只要掌握了最常用的二千个左右的汉字,就可读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而且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这在西方语言的文字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在西语世界(比如说欧美),即使你拥有五千个左右的词汇量,你也难以应付通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此词汇量用于日常的口语交谈还可以,但要用于学理探讨和文本阐释显然万万不行。我们知道,在西语世界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大量的新词产生,同时又有大量的旧词弃而不用,甚至消亡。这种反映在词汇上的新旧快速更替现象,说明了西语世界那种旺盛的思维代谢能力和文明的长进程度。相比,汉语的这种词汇更替周期就显得要漫长得多,缓慢得多。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西方,即使是大四毕业的学生,出学校后也得不断学习新词,查阅词典,才能克服阅读上的困难,顺利胜任对于文本的阅读。这说明西方人在知识方面总是不断推陈出新,在各个领域随时都会引发出新的增长点,一个人只有采取终生学习、终生教育的策略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识字任务在高小阶段就大体完成了。即是说他在小学阶段所学的有限汉字已足以供他在日后的阅读生涯中应付。我们很少发现中国的中小学毕业生有勤查字典的习惯。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人懒,不爱学习,不爱阅读,所以也就无须去查字典;或者即使喜欢阅读,其阅读的对象内容本身就决定了用不着多大的词汇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

关于汉语的小词汇量能够对付大文本的这一现象,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字的单位信息含量大,所以,用少量的词就可表达很多内容。这似乎为“小词量——大文本”的关系提供了某种解释。但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一现象发生,是由于:一、也许汉字对事物的分理层次不够缜密,不够精细,即对事物的诸种存在,及诸种可能的存在,汉语中没有产生出相应的词来与之对应。也就是说,汉语在表达事物之丰富存在时,其语汇总是显得欠然和阙如;二、也许是文本本身的内容就非常简单和有限,即汉人愿意去表达的东西仅仅是属于大千世界的一个有限局域,其丰富性和可能性打了折扣。汉人的心智其兴趣不在世界的全体,而是某一个部分。正是基于这两点,所以才会有“小词量——大文本”关系的产生。

这种过早地掌握汉字的所谓“早熟性”,极有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对于社会所有文本的虚假性全面解读。从而阻碍汉人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它的可悲的社会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导致人们所谓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远不成熟。因为他们的识字能力(进而带来的阅读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显然,正是汉字的这种形式的早熟性和词汇掌握的早熟性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推之究极,汉字的早熟性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

五、汉语的点阵图象类比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说过:“语句是现实的图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象。我们知道,语言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且更体现着一种操此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不仅反映世界,而且也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

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和手段。当然,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整体而论,指某一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其准确、精细、缜密、清晰、敏微、逼真程度和完整、全面与否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言词汇量”来反映的。一般说来,词汇总量愈大的语言对世界的分理程度也愈细。即,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也可能愈充分、愈全面和愈完整。反之,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就可能愈欠缺、愈局域和愈片面。因为字词是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它们的语义是不重复的,所以,词汇量愈大的语言在理解和表达世界时,人们可资利用的手段就愈多,可供选择的范围就愈大,既能更准确地理解事物,又能更精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二、从某一方面说,指某一语言在对世界某一范围、某一领域和某一反映对象的关注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兴趣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词分布”和“词汇比例”来反映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愈是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于它的语言分割就愈是细密。反之,对一个民族来说,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肯定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显得更详尽、更周全。反映生活重要现象的词汇其数量与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成正比。比如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封建的宗法社会,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所以对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就有严格的区分,比如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因为亲疏有别,权利义务各不相同。而英语中只用uncle一词统称之,既无父系母系之别,也无长幼之别,只有性别的区别。在这点上,汉语和英语的表现可谓两个极端。

至此,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一般说来,语言的词汇量反映的是语言的使用者对整个世界切割的细密程度,而语词分布或词汇比例反映的则是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某一局域切割的细密程度。当然,又有这种情况,我们假设两个操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其词汇总量(单词个数)大体相当,但我们又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对世界分理、切割程度是一样的呢?显然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尽管其词汇总量相同,但它们的语词分布情况却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在下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上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日常感官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科学的专业化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宗教神学领域分布得多,有的在现实世俗领域分布得多。由于其词汇分布领域的不同(亦即民族智力其兴趣之所在的不同),即使其词汇量相当,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全然不同的。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汉语点阵图象类比主要是指第一种情况,即指汉语的总词汇量与其他语言(比如英语)的总词汇量相比,它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分理和切割的性质。

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有人认为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它的特点是观物取象,以意统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我们认为它取的是具体之象,统的是具体之形,对世界之大象全形是有严重省略和忽视的。我们知道,人类创造出的每一个单字都是有所指代的,或指某一具体之物,或代某一抽象之事。只不过这具体之物存在在不同的领域,这抽象之事分布在不同的层次。反正,它总是有所指的。如果把汉语的五万六千个汉字与英语的八十万个单词相比较,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就所指东西的数量而言,汉语是远远低于或少于英语的。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世界的图象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定,由于每一种语言其词汇量的不同,它们所呈现、所表达的世界之图象也会不同。我们暂且不去谈这种图象性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语词的分布情况不同造成的。同时我们知道各种语言的语词分布情况肯定是不同的),由于每种语言其词汇量的不同,那么势必就会造成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图象在其准确、细微、清晰程度上也肯定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语言反映、表达世界的这种关系比喻为类似于电脑制版里用点阵扫描图象的话,那么显然,语言的词汇在此就相当于点阵中的点,所扫描的图象就类似于语言想要去表现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在电脑制图方面,我们知道,要去扫描同一幅图片(规格尺寸、画面内容完全一致),我们所用点阵中点的多少对画面的清晰、细微、逼真程度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一般说来,表现同一幅画面,所用的点愈多,我们所得到的图象就愈逼真、愈清晰。反之,愈粗糙、愈模糊。相同的道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假定呢?我们汉语是用五万六千个点去“扫描”世界,而相比之下,英语是用八十万个点去“扫描”世界。显然,由于两种语言其词汇量(点阵扫描中的点)的不同,所以它们各自所“扫描”出的世界图象其清晰、细微、逼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仅就对世界图象的整体扫描效果而言,英语扫描的清晰度是远远高于汉语扫描之清晰度的。这一点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于汉语的词汇量小(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把这看作是它之概括性的一个结果),这就注定了反映在我们思维中的世界之象是相对简略、粗糙和模糊的。如果再加上汉语词汇分布比例严重失调这一因素的话,恐怕我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张粗劣而模糊的世界图象,而且更可能是一种世界之歪象、幻象、甚至是无象。

也许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他们意欲去表现世界和表达自己时,总感到语词的匮乏和阙如。只不过汉语在此方面与英语相比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认为,汉语用于对整个世界的表达,其词汇量是欠缺的。它所拥有的词汇点阵并不充分得足以去表现世界存在这一大全之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语是一种点阵欠缺、网眼稀疏的语言。这种语言也许只适合创作语义含混、情绪胶着的诗歌,但绝不适合用以去认识自然和表达世界。

六、对一些重要汉字的文化学分析

我们认为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即使在那些用以表达世界上最具精神性事物的汉字中,我们也能轻易地发现其明显的物欲性色彩。当然,我们切不可认为用物质性的文字来指称精神性的事物是中国人巧妙运用辩证法的高明之处。其实是一种无奈和下着。汉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号来代表精神,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真正称得上是“精神”的精神。我们认为用物欲味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

我们认为,不少汉字的构造方式绝非出于偶然,它们明显地带有一种体现欲文化的指向根源。

譬如“精“字。我们知道,“精”在现代汉语里常作“精神”、“精华”、“精英”、“精粹”、“精髓”、“精明”、“精彩”、“精诚”、“精干”、“精练”、“精灵”、“精锐”、“精深”、“精通”等讲,或者说它常常被组成这样的词来形容、说明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我们又知道:“精”是由两个汉字构成的:左边为大米的“米”,右边为青色的“青”。“青”在古代作“纯净”、“干净”、“清净”讲。由此看来,在我们古人眼里,经过挑选出来的干净的米、上等米就是“精”的意思了,这里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的可食用性,即“唯米主义”色彩。这是“欲”文化在构词上显示其底蕴的一大佐证。所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包括起义、革命、朝代更替,及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或反文化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唯米之争。所谓米少则乱,米多则安。“精”最终还是要解决一个米饭和肠胃问题。

又譬如说“欲“字。“欲”——即所谓“欲望”、“欲念”、“欲求”、“原欲”、“情欲”、“生物欲”,反正是指人的那种强大的情态冲动和情感指向。在这个表达人之情态的本应是精神性的字眼中,我们也极易发现它的肉身肠道要求的痕迹。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 — — —欠), 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和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再譬如“学”字。“学”的本意是学习,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认知活动,也指人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浅知到深知的一个过程。在古汉语中,学的繁体为“学”,由上下两个字根组成。在金文中,上面字根的中间部分是八卦中的爻象,两边是人的双手,冖像屋顶,冖以下的子即儿童、学童。学的古字义就是长者手持爻在家里教导膝下的儿童。当然,所能教的内容就是爻,所以,爻就充当了中国学术的原始起点。

爻字指代八卦,相传创始于伏羲。到了周朝,八卦成为《周易》。我们知道儒家的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经典著作中均含有《周易》的内容,可见在我们三千多年的文化史中,学字的本义始终贯穿其中。

中文的“学”字无形中只是在暗示你,你只能去研究、领会我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东西,你只能去解释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关于宇宙、世界的秘语和奥词。这一传统沿袭到当代,也有一种惊人的体现,即某一理论、某一学说已达某一绝对高峰,人剩下来可做的就是去领会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不是去超越它、批判它、否定它。所以更说不上要去创造出什么全新的东西。当然,此种学,只能愈学愈愚,愈学愈迷。实际上只能让人走到学的反面——无知与愚蠢。

此外,如“美”字,“人”字。“美”——“羊”和“大”即为“美”,大的羊子就是“美”。这显然是一种食物主义的美学观。而“人”字呢,这也许是人类造字史上最为轻率的一个事实,一撇一捺,把世界上最复杂、最美好的存在处理成了最简单的书写形式。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么简单过,唯独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还是恶人、善人;也无论是肉体的人,还是作为精神存在的人,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我们知道,其他语言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从生物、生理、肉体、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来指人:MAN、MANKIND、PEOPLE、PERSON、BEING、PERSONALITY、CHARACTER、HUMAN、INDIVIDUAL等。在一个简单的“人”字中,我们是否感觉到了存在于汉文化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一种明显的对人的忽视、削弱和排斥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语的险情是严峻的,其诡谬是深重的。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在汉语、汉字的变革上,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

附录:本文进一步的思考题:

1.为什么说汉字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形象具有一 种悲剧原型的性质?

2.汉字的书写自由和汉人的思想自由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

3.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作品?

4.为什么用汉语不能写出世界第一流的歌人颂神的赞美诗?

5.汉语和西语的词表量对比分析(A.词总量对比;B.词类比例对比)所导致的文化学结果是什么?

6.初创汉字的悲剧性伏笔究竟是什么?

7.为什么说汉字对于意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表达是一种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碍?

8.怎样从中西世界其国宾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会客室、卧室的文饰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9.汉语主、谓世界的形而上学分析。

10.为何汉字可以进入一种玩耍状态?

11.试分析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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