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我与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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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已年余。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个洗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着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胡发云认为,搞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于是,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他住一套房子,另有一套住着被收容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我问:“你为什么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劝他:“武汉太热,来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简单的一句:“我习惯了。”

冬季,论到他叮嘱我了:窗户关好没有哇?穿暖和没有?吃得如何呀?我们的交往稀松散淡,却又像隔壁邻居密切琐细。我对未来一向悲观,消沉又绝望。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写完,就去了断自己:或向东行,沉没于大海;或向西去,消失于沙漠。”——他急得直劝我,说:现实并不怎么好,但我们还应该抱有某些温暖的期望。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

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如\焉》里隐隐约约地找到“非典(Sars)”,蒋彦永,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么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快乐。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享受,征服,驯化,反抗,通达,愚钝,都通过智者们的对话和行为获得了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胡发云以此寄托了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象。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了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看着要降温了。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都在网上看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泪往下滴,血朝上涌,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的车轮战车上,就是把写作搭在缚于改革的翅膀上羽翼下,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或倚仗改革的风势让文学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着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我相信他会写的,或许正在写呢。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我在持续关心思想学术界的发展,也是关注中国命运,关心社会进步。所以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达摩,尤其是卫老师,让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仍然在艰难地延续着,借《如焉@sars.come》的出版,我期待一个传统的复兴。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sars.come》而已。

——章诒和(中国戏剧研究院研究员)

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了什么?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sars.come》,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

——傅国涌(自由作家)

感慨良多!结尾很好,只有这样的结局才是真实的。老人死后的讨论会开不成,达摩的网站被关闭。当然,市长的西装和拖鞋应该扔给拣垃圾的人。虽然我怀疑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如焉,但我希望有。很多中国的普通人也许就是如焉,不知不觉地走出自己的局限,从狭隘的利益走向终极的思考。

我原以为没有这样一个中国,看来的确还有一个这样的中国,还有一个达摩老祖,毛子却是大量的,在我周围就很多。

——白桦(作家、诗人)

我对胡发云的评价,一个是《死于合唱》,《如焉@sars.come》也可以看作一个高峰,虽然我觉得也许并没有章诒和评价的那么高,但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这些话是他不得不说的。

我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作家,只要他在思考,不用追求名声或者知名度,他就会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在当代如果真的有思想的话,他不会被埋没的。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优秀的作家往往比社会科学家更深刻地洞察社会的实质,反映历史的真相。他会捕捉在宏观层面被忽视的细节,以更多的同情心和理解力观察生活样态和人际关系,刻画永恒的人性遭遇特定境况时的变态与坚持,尤其通过人物的命运讲述时代的故事。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最初一位朋友把小说发给我,说这部小说在北京自由知识圈里面洛阳纸贵。我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很感慨,正如胡先生说的,有些是“许多思想者早已涉及的话题”,但是这样也难。也是出于此,我们要向胡先生致敬。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这个小说中最成功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毛子。这个“毛子”可能要在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形象了。若干年后,人们想起来,就像我们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一样。毛子可能在未来的中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典型,将来人们问文学上那时知识分子的典型是谁?毛子就是。

——赵诚(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

《如焉@sars.come》是一个思想者的文字,或者是一个思想者的文学,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卓然挺立的姿态,我觉得在中国作家中间能够体现一种思想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有必要特别肯定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文学都要体现这样的思想,从这个作品中我感到收获最大的是它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思想上我有一个认识,就是思想包括了社会批判性,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寻找社会批判资源,这是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任务,我们要追寻自由,我们也要寻找正义,担当社会的道义,就是对公共生活和公众空间的一个关注,现在知识分子这种关怀很少,关注有限,真正像茹嫣这样的并不普遍。

——蔚蓝(湖北大学教授)

(2)网友评论

像《如焉@sars.come》这个小说,它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底层劳动者怎样坚持思想,然后通过网络获得自己的提升。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类事情,在我的视野内还没有一个人写过这个内容。还有一个就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程度上,不是说写了这个题材,这就是一部好小说,写这个题材,还有深度的不同。比如说有的老师讲到还有描写矿工、矿难的小说,描写矿工、矿难也好,但是他触及到这个事实的真实度深刻程度,跟作家本身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好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没有穿透能力,没有对现实的把握能力,他描写的就只是现实的表面。

——蔡朝阳(新浪读书沙龙的版主)

那天一气读完了长篇小说,晚上睡梦中都是李慎之,虽然我并不认识李先生,但他的文章,文章所体现的思想和精神使我不由得从小说中的卫先生想到了他。第二天,我决定完整地写个读书笔记,提纲也拟好了,但是写着写着就陷入作者胡发云的文本中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使我搁笔,我感到小说只需要我引用原文就足以完成解读,那么作为读者的我应该退到文本的后面,把小说直接推荐给喜欢思想的人们。

——柳又青(网友)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带有终极色彩的问题不知已经、正在或将要困扰多少人,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据说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祥瑞频出、万方来朝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当下,从庙堂冢宰到贩夫走卒;从学舌鹦鹉到草野潜夫;从耄耋老者到黄口学童,无不欣喜踊跃、拜舞谢恩。我们是谁?我们是唱着春天的故事的奔小康的幸福的人们,或者是小康道路上的带头人,或者是保持先进性的精英一族,或者是具有巨大智力优势的设计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新中国那里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当然是朝着幸福的地方迈进,走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

——苏祖详(网友)

一个好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没有穿透能力,没有对现实的把握能力,他描写的就只是这个现实的表面。我想这是小说给我们带来的痛感的原因之一——茹嫣为什么会痛,因为她看到孙志刚的死,看到了李思怡之死,她看到这些苦难就会痛,这是人之常情。这种人之常情恰恰就是人性中非常高贵的东西。这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我看到过的第一部讲述民间思想者群落的小说,讲述知识者不同的道路选择。这是一部思想者撰写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撰写的小说。

——阿啃1919(网友)

茹嫣可以算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的交叉点。左岸是达摩、卫老师,在社会低层辗转了一辈子,拒绝了一切被右岸同化的请求,“草根身份,贵族情怀”地要求着所有的公正、公开和公平。右岸是梁晋生、江晓力,从小受着最正统的中国式马列主义教育,在官场上身不由己地应对着。茹嫣在中间乘着船路过,两岸的人都对她热切地期盼着,都毫不犹豫地认为她应该为自己所同化。而茹嫣呢,本来应该扮演的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的那种角色,认真起来却说出了太多这个世界里本该被心照不宣地埋葬掉的话。但是说到底,她只是在中间乘着船路过的人,她没有真正在哪岸停留:她无法忍受梁晋生他们那些政客的虚假,正如她无法忍受达摩他们那些低层工人的污言秽语。尽管她对梁晋生抱有深厚的感情,却始终不能像江晓力一样,完全地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她能做的只是期待,依赖他给她的温暖;而她对达摩他们,也只是敢说出真话,逞一时口舌之快,却无法承担严重的责任和后果。她是在平静中长大的人,没有左岸或右岸的热血,她只是中间乘船的那一群。

——剑倚霜源(网友)

可以说是因为种种偶然或者必然成就了茹嫣、达摩、卫老师、梁晋生这一拨人,如果没有这些偶然或者必然,那么一切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许就不会有达摩的清明,也许卫老师会和其他那一代的学者一样吧,被世俗所累,茹嫣也许会一直安安静静的生活着,做着她的小女人,永远也不会看到血淋淋的丑恶。人生其实是一个绵绵不绝的伤痛与悲苦的旅程,幸福与享乐只是漫漫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让人短短地歇息一下而已……

——小邱(网友)

只有那一代人的小说,才会有如此深刻的烙印。无论是痛楚、恐惧,还是勇敢正视,伤痛永远无法消除。就像血会止,但疤永远会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当经历历史的人全都不在时,那段历史也就逐渐变得含糊不清,被轻视,被遗忘。

——洪碧芸(一高中学生网友)

对《如焉@sars·come》的一种非专业解读

傅国涌

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最近这20年来,我能看得上的小说也就几部,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是一本、长篇《如焉》是一本。

《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基本被淘汰。散文的情况本来差不多,但最近三年,《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半生为人》等三本书的先后出版为当代汉语散文洗刷了耻辱,这三本散文集都足以进入文学史。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夹边沟”的视角更小一些,《如焉》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更宏大一些,驾驭这么大的题材确实也有相当难度。但读下来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我个人私下里希望这是胡发云先生的开始,也是当代小说的新起点,即便是技巧上、艺术上有这样、那些的不足,都不是我作为读者现在所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许多当代著名作家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

当代那些声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滥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超越我们生活之上的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太奢侈了

无论什么文学作品他首先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环境或者说语境的一个产物,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1949年以后到2003年SARS发生,在这样的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和这么一个具体的环境,如果离开了这个来谈论《如焉》这个小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胡发云先生写这个小说不是为了首先写给美国人们看的,而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

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或者英国这样的社会里,文学可以完全娱乐化、可以好莱坞化、可以哈利波特化,可以完全跟思想没有关系,因为人民的生活过得非常自由。但是在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或者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里面,在一个前文明的社会、一个还没有迈入现代文明门槛的社会来谈文学的纯粹性,谈论超越我们生活之上的文学,那种高明的文学,那种余华式的文学,太奢侈了,它也可能是好的文学,但是太奢侈了。

我要把《如焉》的流传写进1949年以后的言论编年史

这个小说在《江南》发表之前,早在2005年的夏天在北京就出现了打印本,40块钱一本,在地摊上流传,据说北京市这样小说流传出去的数字不会太小,那个打印本我现在就精心地保存着。很多人向我借,因为我的比较全,我很心疼,因为借了以后我的“历史文物”可能就保存不下来,因为太旧了、太破了。

我知道杭州有很多中学生都买了登了《如焉》的杂志,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以为郭敬明比鲁迅、沈从文都要了不起,现在他们读了《如焉》,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学,和我们的人生、现实是有关系的,不是一天到晚玩弄文字游戏。

我们这些人本来和文学没有关系,但是都被《如焉》所吸引,关注起了当代文学,我觉得在2006年这是一个奇迹,将来我要把这个事情写入我的著作,就是1949年以后的言论的编年史。

为什么《如焉》催我泪下?

我与《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先生年龄、处境、职业、社会身份、人生阅历等等,可以说都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他的小说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有些段落甚至催我泪下?就是因为他关注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

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就知道了,即使举世风花雪月,也有人执着地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如焉》证明当代小说家也可以直面没有装修过的现实,正视真实本色的人生,而不是躲在用纸币堆积起来的毫宅里娱乐、过日子。

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又拥有什么?

[《如焉@sars·come》讲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网名如焉)在儿子出国之后,开始接触网络,并由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走近原“青马”(成立于“文革”期间的一个思想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卫立文。茹嫣在同事江晓力介绍下与副市长梁晋生相识相爱,SARS爆发后,各方矛盾凸现,茹嫣的网络文章给梁晋生的仕途带来威胁,最后梁晋生与茹嫣分手,选择了江晓力。书中还形象地刻画了经历动荡岁月后有清醒反思的卫老师、坚持民间立场的思想者达摩、在时代变化面前放弃自己立场的毛子等经典人物形象。]

《如焉》作者简介

胡发云,男,生于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替时刻。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由于许多机遇,读了许多同龄人当年不太容易读到的东西。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为主。散淡、怠情,任由性情,写得不多。希望把生活过得比小说更有意味一些。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葛麻的1976—1978》、《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等。《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李虹。

汉尊2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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