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心也变得异样的冷。
当我父亲去世之时，我回到自己屋里，关上房门，倒在床上，捶床大哭了足足一个小时。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亲人，也会像别人一样死去。———那是在1976年。
在我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不久，薛绥之先生去世了。前一天我还收到他的信，第二天就接到了讣告。薛绥之先生很温和，总是笑眯眯的，穿着一件长长的上衣。“这样一个温和的人也会死吗？”———我想。那一夜，我没有睡，写完了悼念他的一篇文章，流着眼泪。
1988年，我的博士生导师李何林先生与世长辞，在参加他追悼会回来的路上，坐在汽车上，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了人生的凄凉，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从小，我就是一个好哭的孩子，但我只在妈妈、姐姐面前哭，而不在别人面前哭。在很多人的面前哭，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
1989年，我的硕士生导师单演义先生又去世了。他长得很高大，嗓门也很大，但终其一生，都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天真、单纯，谁都可以欺骗他，谁都可以欺负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的时候，红卫兵让他自己“自报家门”。
他就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大声地喊：“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单—演—义！”比谁的嗓门都大，比谁喊得都认真。他死之后，我从北京到了西安，一走进他那间狭窄的客厅，立时感到单演义先生已经不在这个屋里了，他已经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欺骗，也不再会受任何人的欺负。但想到这儿，心里却一阵辛酸，流了泪。
当我参加了单演义先生的追悼会回到北京，北京已经很“乱”了，所以连追悼单演义先生的文章也是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写的。过了几个月，北京“不乱”了，但王瑶先生却去世了。
他是在上海去世的。他去上海之前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理事会，我在那里还见到他。我回到了北京，他去了上海，但就死在了上海。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王瑶先生既不是我大学的老师，也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更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个人的交往，更是少得很。但他死后，我的心却格外沉重。那一夜，我睡下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坐起来，看龚自珍的诗，就用龚自珍的诗句联了几首悼念他的诗。联到悲哀处，就流几滴眼泪。我想，我哭的其实不仅仅是王瑶先生，而是哭的中国知识分子，哭的我自己。
前几年，我的九十岁的老母亲又不在了。我是她的独生子，她爱了我一生，但我在她老了的时候，却没有好好地照顾她一天。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我无法按照现代的方式悼念她。我顺从了当地的风俗，为她办的是旧式的丧礼。我披麻戴孝，为她摔了“老盆子”。当我跪在她的棺木前用右手举起“老盆子”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的腹腔处撕肝裂肺地挣扎出来，我像一只狼一样嚎哭着，狠狠地将“老盆子”摔下去，摔得粉碎，与此同时，我也摔碎了我的全部的人生的梦。
当人生无梦的时候，死亡也就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死亡是苦难人生的真正休息，死亡是这个宇宙的唯一的真实。所有的人生都是相对的，只有死亡是绝对的。
那一天是星期一，我在汕头大学有课。上午下课回来，接到刘勇教授的电话，说杨占升先生病危。还说，他写了遗嘱，去世后不再开追悼会，只希望在死之前见一见他的学生们。
那个时候，我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只觉得要来的就要来了。我打了三个电话，告诉文学院院长冯尚先生，下午的课我不上了，让飞机订票处给我订一张下午3点的飞机票，还让出租汽车司机李先生送我去飞机场。
我胡乱抓了几件东西，塞在手提包里，然后就在房间里来回走，等着出租车。出租车来了，我就上了车。我对司机说：“我的一个老师就要死了，我回北京。”他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在飞机场，我接到杨占升先生的女儿杨毅的电话，说杨占升先生已经进了特护室，暂时不让探视，让我回京以后在家等着，先不要到医院去。我说：“我知道了！”
那一天，飞机晚点5个小时。3点的飞机，8点才起飞。接近11点我才回到北京的家。
开始几天，我在家等着。我带了一本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头脑清醒的时候，就看几页。那是一本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讲苦难、讲死亡、讲灵魂救赎的书。
星期六下午，是可以探视的时间。我去医院探视杨占升先生。他已经讲不出话来，很痛苦的样子。但嘴唇哆嗦着，我认为他知道是我来了，我握着他的手，他也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握得很紧。我对他说：“杨先生，你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用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你只要静静地躺着。”
他平时就有帕金森症，这时更厉害了，四肢不断地抽搐。我拍着他的腿，抽搐得好像轻些。后来，他就睡着了。但也可能是因为发烧，昏迷了过去。
下午5点，探视时间到了。医护人员让我离开，我就离开了。
星期日，我回到了汕头。
第二天，又是一个星期一，又是我上完课回来。我接到了电话，邹红教授打来的，告诉我，杨占升先生已于早上去世。
那天是12月6日。
下午，我回到了北京。那天，飞机是按时起飞的。
星期三，按照杨占升先生的遗嘱，只由少数亲人和他的学生将他的遗体送到八宝山公墓，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与遗体告别的仪式。
杨占升先生走了，是死亡让他走的。我无话可说。
我只说我过去没有说过的两件事和一件我过去也说过的一件事。
我是在报考了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之后开始与杨占升先生通信的。那时，我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我的学问功底实际是很薄弱的。虽然是外文系毕业，但外语多年不用，已经生疏得很；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倒很有把握，但自己的思想常常有悖于潮流，不知会不会惹恼改卷子的老师。（那一年不考现代文学，只以硕士毕业论文和发表的文章为据）我写信告诉杨占升先生我的担心，他就来信鼓励我。
但他越鼓励我，我越感到他对我的估计过高，我越要说清我的实际情况，以免考试结果使他失望。我去一封信，他回一封信；我的信短，他的信长；我写得潦潦草草，他写得规规整整。考试过后，我还是担心，我不断地询问，他不断地答复。从考试，到入学，足足有一整年的时间（因第一次招博士生，拖的时间很长），我没有整理过我的信件，不知他给我写了多少封信。
直到后来我也开始招收研究生，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后来终于入学了，王培元师弟到车站接我，当晚杨占升先生到宿舍看我。我当时背靠门坐在桌子上，杨占升先生已经进了门，我才知道。我站起来，刚一回头，我的心就猛地抖了一下，一两秒钟之后我才清醒过来。因为杨占升先生长得很像我的父亲，特别是他的笑容。直到现在，我想到杨占升先生，同时也会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的父亲，也会同时想到杨占升先生。
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所以看到杨占升先生那一刹那，我有一种惊悚的感觉。———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杨占升先生，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在杨占升先生活着的时候，是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的。
博士研究生毕业了，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年过七旬，就我一个儿子，我知道“北京米贵，居大不易”。于是就与我的大学母校山东大学联系，想回山东教书。（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第一志愿是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第二志愿是山东社会科学院，第三志愿是西北大学）回到家，给杨占升先生写了一封信，但杨占升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
我知道，他亲自找了王梓坤校长，根据我家庭的实际困难，王梓坤校长答应给我两居室的房子，并将家属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只好答应留校。但留校之后，我去找房管科，房管科说没有两间一套的房子。我告诉了杨占升先生，杨占升先生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就到各座宿舍楼去观察，终于发现工6楼的一套房子，从来没有亮过灯。爬到5楼一看，是座空房子，就又去找王梓坤校长。王梓坤校长将这套房子特批给我。我也终于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这件事，在北京的同仁之间，有些人是知道的。
1986年，学校里评定职称。当时杨占升先生58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两年。但是，从那年开始，学校有了“提退”的规定。评上教授，马上退休，可以不占系里的名额，并且还可以继续返聘。杨占升先生报了“提退”，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不报“提退”，也是可以评上教授的。
我去找他，他说，我“提退”，给系里多留出一个教授名额，那不很好吗？他这样说，我也没有反驳的理由。但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杨占升先生又不要“提退”了。这次是系领导咬定了他原来的要求，说不能变了。我虽然对领导的这种不近人情的蛮横做法感到不满，但也无法为杨占升先生申辩，因为我也感到杨占升先生有些出尔反尔，给自己添了麻烦：“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
一年之后，杨占升先生还有两个年级的研究生毕业，系里突然宣布，停止返聘。我感到很气愤，我是山东人，脾气有些不好，系领导找我谈话，我问为什么杨占升先生申请提退的时候，不告诉他返聘年限？他说是今年才规定的；我说今年规定的，应当从今年提退的开始执行，为什么用现在的规定要求以前提退的教师？他说这是学校的规定，系里无权更改；我说既然学校规定不合理，系里为什么就不能提意见更改，再说杨占升先生还有在校研究生，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带完自己的研究生再停止返聘？他说没有办法，你再说也没用。我摔碎了我的一个烟灰缸，但是失败的还是我。实际上，那时杨占升先生才59岁，还不到正常退休的年龄。
多年之后，我从学校方面知道，那年，学校是准备破格评聘我为正教授的。学校让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讨论签署意见，中文系学术委员会没有通过；学校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二次要求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讨论，但仍然没有通过。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奢望，所以我申请的是副教授，最后通过的也是我的副教授的申请。
在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杨占升先生开始要求提退，他是想把正教授的名额让出来，留给我，但后来不但没有通过我，反而让杨占升先生认为不够正教授资格的当时的一位系领导占用了，所以他又提出不再提退，参与正常的正教授名额的竞争。但在这时，别人也不会答应他的要求了。
当我知道事情的原委的时候，生米早做成了熟饭，再说也没有用处了。所以，我明白，杨先生明白，当时部分中文系的领导明白，但谁也不说。我也没有对人提起过。
杨占升先生走了，这个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只是想起来，有点遗憾，我想，在向杨占升先生遗体告别的时候，我应当跪下来，给他磕个头，并对他说：“杨占升先生，我对不起你！”
2005年1月10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