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用作题目的这句话，出自《西湖雪山故人情》的跋语。李霖灿（1913-1999）七十岁以后写此书中的文章，计十七篇，一九九一年台湾雄狮美术结集出版，二〇一一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简体字版。这个简体字版制作普通，大陆一般读者又未必十分熟悉书的作者，我猜想，这本书大概没有得到特别注意。
从这个题目中的“有福”说起：何谓“有福”？因缘际会，李霖灿从青年时代起就得以与许多非常之人相值相过，是谓有幸，但还不能说“有福”；何以天地独厚于他，让他“有福”，却也不能全归之于偶然。冯至《十四行集》第一首开篇即说：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与非常之人有过交往的人也可以说很多，能从中“深深地领受”“奇迹”的，才称得上“有福”；而“有福”的极少数人，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得长期“准备着”，敞开着，那福分和“奇迹”才有可能进入到他的生命中。李霖灿未必读过这几句诗，跟冯至大概也没有交集，却可以说一生似乎都在践行这样的诗。他晚年写师友回忆录，绝非为别人提供一册名人轶事逸闻，也绝不止于再三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里面从头至尾都满蕴着“领受”的深刻关系，因人成事，不虚此行，成就此生，是谓“有福”。
先举一个小例子，说一个大“奇迹”，明乎什么是“领受”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李霖灿正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学习和研究么些（Mo-So）族象形文字，忽然收到李济和董作宾电报，邀请他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汇来一笔调查费，嘱咐收集民俗标本。两年后他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回院述职，由此得以亲炙李济。李济常说一个找网球的故事：网球打到一堆乱草之中，怎么办呢？如果是美国人，不在乎，再去拿一个新球继续打；中国人呢，漫无头绪，乱翻一通，劳而无功；有意思的是德国人，把草地画上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的先后次序，一格一格地找，既不走重复浪费的道路，最终一定找到了那只网球。
到台湾后，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合并，李霖灿故宫看画，做中国美术史研究。台湾故宫有幅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相传为北宋范宽所作——因无名款，只能是历代“相传”；此画既为国宝，不知被多少人看过多少遍，倘有名款藏匿，也早该被发现了。一九五八年某日，李霖灿忽发奇想：何不用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也许能找到原作者的名款？一小格、一小格比划着搜过去，在一列行旅人影之后，夹叶树荫之下，两个字样一闪，“范宽”赫然呈现。决千古之大疑，竟靠如此“笨”法。（《怀念李济之先生》，见《西湖雪人故人情》）
李济讲德国人找网球，很容易被概括和提升，不过一旦概括和提升为做学问要有“笨”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这一类的训诫之后，“笨”和“科学”就变得抽象了，通常情况下，也就变得空洞了。这样的概括和提升，是常见的“聪明”，不是“笨”。李霖灿也讲“笨”和“科学”，但他还能把“笨”和“科学”还原到画纵横方格，记着被概括和提升丢掉了的最初的、具体的做法，真是“笨到家了”，因而才能身受其惠，得大受用。
贰
一九三八年，李霖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因抗战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霖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一九三九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社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霖灿一生中的大事——他常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
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虫鱼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荪老师那里看到的边民经典。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
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在痴心妄想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
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从骆克博士（Dr.Joseph Rock）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待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沈从文老师和我》，见《西湖雪山故人情》，65-66页）
李霖灿做了一个么些族艺术调查计划，得到艺专支持，即独身前去探路；回来后又与画家李晨岚结伴，于一九四〇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四年，前两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聘约，有了薪水，还用调查费组织了一个考察小团队。
这里需要略述李霖灿从董作宾那里得到的启发。他刚到昆明不久，持艺专校长滕固介绍信到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拜访董作宾，恰逢董作宾刚进家门，说是刚从天文所回来，在那里和高子平教授算对了一个商代的日食。李霖灿不懂，就问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董作宾正在兴头上，就讲：安阳殷墟发掘，得到几万片甲骨，上面有干支纪时的文字。干支纪时上溯到商朝，这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没变，也没有迷失过一天。但如何在甲骨文片中找出一个定点来，使整个历法系统重新衔接到如今，却非在天文学上找出几个基准点不可。今天我去看高子平教授，请他核对一个武丁日食的正确性。结果天文的科学年月日，和甲骨文的干支纪时，密合无间，为中国的年代学上增了三百年的信史。你看“书呆子”的工作，是不是也很有趣味？
岂止是有趣味！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撼动。（《永忆恩师董彦堂》，见《西湖雪山故人情》，149页）
他决定做“金沙玉龙之行”后，董作宾告诉他，那里有么些族象形文字可以研究。几年以后，李霖灿编出《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翻译么些经典，开拓么些文化研究，获“么些先生”之称誉——回过头来再看董作宾的启发和提示，都有了着落：这是怎样动人的呼应和“领受”。
叁
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虹桥》，以李霖灿、李晨岚、夏明——也是艺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了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霖灿的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画具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庄丽和华美，是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似乎正是此一时期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粲的变化，也正合乎李霖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作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换掉工作方式，由描绘叙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素朴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卷，386页）
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李霖灿到四川李庄后，李晨岚又集合一批人马再探玉龙，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作竟夕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完了，写不下去了，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后来李晨岚面告李霖灿此事，李霖灿跌脚不迭，以为是李晨岚的讲述“扼杀”了小说。
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一九四五年，沈从文发表《〈断虹〉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虹》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是后来到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断虹〉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
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
三十四年彼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晨岚、霖灿及一鹤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允为写一中篇，计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
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意被时代却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
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题〈断虹引言〉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449页）
李霖灿当然不会看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识，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吃了不少苦；直到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霖灿从台湾越洋电话打到美国沈从文亲戚家中，听老师一口气讲了十七分钟——古代服饰纹样！“我也是一名博物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四十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心下一片茫然！”（《沈从文老师和我》，见《西湖雪山故人情》，75页）
等到李霖灿再叙师生情缘，写的却是《一封不说哀伤的追悼信》，收在沈从文纪念集《长河不尽流》中。
肆
李霖灿初到玉龙山时期，买了两百张明信片做速写之用，勾勒好了即寄回昆明，在学校布告栏公开展出。艺专低两级有个同学，看了说：“李霖灿能，为什么我不能！”
这个同学，是吴冠中。
吴冠中自己多年之后叙述道：“……李霖灿同学给我寄来明信片，一面描写见闻，另一面是用钢笔画的玉龙山速写，并附短文记述感受。我从明信片上的速写爱上了玉龙山，却一直未能瞻仰玉龙真面，单相思，三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吴冠中专程访玉龙，在丽江街头遥看，很不过瘾；又想方设法找车进入山麓，“暴雨天我们到达林场，住进伐木者工棚，喝大块木柴火上煮的滚烫的茶，只是雨总不停，一天，两天，三天……似乎没有晴意。玉龙山在哪里？看不见，只在头顶上，云深不知处！……我于是将铺板移到小小的木窗口，无论白天、黑夜、坐着、躺着，时刻侦查雪山是否露面。”一个星期之后，夜半突然云散天开，月光下玉龙呈现，“我哪里等得及，将大幅的纸铺在石板地上，立即挥毫。战斗结束，画成后，我一反平常的习惯，居然在画面上题了诗：崎岖千里访玉龙，不见真形誓不返；趁月三更悄露面，长缨在手缚名山。”（《长缨缚玉龙》，见吴冠中《画眼》，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131-132页）
李霖灿八十年代在杂志上见到吴冠中《月下玉龙山》和《春雪》等画作，惊叹不已，当年他把画箱埋在白雪深处，如今仿佛被老同学捡回来了，他一直表达不出的东西，老同学渲染点画，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充沛和丰富。他难抑兴奋地写《玉龙上的奇遇》谈吴冠中的画（顺便指出，《春雪》，或即为《巴山春雪》，李霖灿所见杂志这幅作品只题《春雪》，致使他误以为是从玉龙山得来的灵感，其实关键来自大巴山），意犹未尽，后来又连写《文约雪山行》和《新雪山盟》，邀约吴冠中和也是杭州艺专出身、久居法国的朱德群，万里赴会，同登玉龙，自告奋勇要给两位大艺术家当向导——老夫聊发少年狂，其情其态，甚为动人。
李霖灿做此设想，倒也不仅仅是重温雪山旧梦，这里面有更进一层的艺术表现问题。吴冠中的系列作品让他激动，却并不能使他十分满意。他向老同学坦言，作品有流畅和皎洁，“却没有惊异和深邃。换言之，少了一部分最重要的宗教情操，这种深奥的崇高是非到白雪深处不能领悟得到的。”朱德群的抽象画“冬雪系列”，在他看来，也还有上出的“崇高去处”。“你们都只看到了‘撒盐空中差可拟’的疏松之雪，还没经历过坚实莹澈如水晶的太古绿雪，更不要说雪中开杜鹃、雪中开牡丹的奇绝景观。”吴冠中到了雪山脚下而未深入其中，在他看来是功败垂成，忍不住要大呼遗憾。（《文约雪山行》，见《西湖雪山故人情》，18页，20页）
齐白石画白梅，配一只焦墨大蝴蝶。他预料会遭诘问，就题了几行字：“座有客问：‘梅花开时安有蝶乎？’余曰：‘君曾游罗浮山乎？’客曰：‘未也。’余曰：‘君勿问。’”如果这时问齐白石，您老人家去过罗浮山吧？他会笑说：“我也没有去过！”（李燕《风雨砚边录》）李霖灿在《铁中铮铮的艺术家李苦禅》中引述过这个故事，但他另有一套说词，强调的是去过、见过之重要，倘能表现于艺术上，不可“少见多怪”。古人有“夏虫不可语冰”的妙喻，而以他大雪山的亲历来验证，却也未必然。他以实见的“绿雪”名斋，我们多数无缘目睹太古绿雪，却不必“多怪”。
伍
在台北，由于同住外双溪，李霖灿常到素书楼与钱穆闲谈。云南是抗战期间两个人都曾生活过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亲切的话题。钱穆知道李霖灿曾经登上点苍山绝顶，就说起自己如何失去了看苍山洱海的机会：三个人已经坐在开往大理的车子顶上了——货车司机带客，赚点外快，人就坐在货物上面——其中一位西南联大教授问了一句：车子下面装的是什么？司机漫不经心地回道：开山用的炸药。三人一听，这还了得，赶紧一齐搬行李下了车。
他们改路线南下宜良，因此得观路南石林及大跌水之胜；更称奇的是，就是在那里的一坐古寺，钱穆写下了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每周两天到昆明城上课，其余五天回到山中。有趣的是，两天在课堂上不断讲话，之后一连五天，一句话也不说。七日来复循环。饭由窗口递进来，要洗的衣服从窗口递出去。深山埋古寺，沉心作史书，《国史大纲》著述的这种具体情形中，语言的沉寂（不说一句话）与奔涌（沉浸而酣畅的写作）之间，绷紧了相互作用的张力。“宾老对我说，生平再没有遇到这种整整五天不出一言的奇怪遭遇。我亦在想，除了在宗教上有某种隐修教会的特例之外，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还以为这种语言上的沉默和写作的精神凝聚有某种密切关系的存在，有深沉的静默才有渊博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真还得好好谢谢那位深山古寺的主持人，才合情合理。”——本来是因为这个主持很俗气，钱穆归寺，才不说一句话——“有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才有了非常之书。宾老也自云，生平著书之奇趣，以此为最。”（《怀念素书楼主人》，见《西湖雪山故人情》，195页）
钱穆一生，令人感佩之事甚多，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震撼力堪与这个深山古寺著书不说一句话情形相当的，另有一个场景，是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所述，香港新亚书院初创时期，“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1页）
有一年夏天我去台北外双溪参观素书楼，脑中交替想象上述两个情景，经久不去。
钱穆去世，李霖灿想到的纪念方式，是闭户细心恭读《论语》，因为钱穆曾说他一生读过五十六遍。他重读一过，果然有新的认识，特意写出两段话的新释，恭呈老师——虽幽明阻隔，却还是能够从这种怀念方式中“领受”。我读新释，有感其中一段原文，自己也常默念，因此抄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原文载于《钟山》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