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从学于余英时师的。1987年秋天,余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师离开耶鲁后,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负责的课程,一面继续写作论文。我的论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课则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从学于余师六年半,其间在耶鲁大学相处六年。

耶鲁大学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个小型城市,位于纽约市地方交通网的北方顶点,搭火车到纽约大约一百分钟。由新港往北,距离余师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学车程约三小时,回头往南,越过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差不多的车程,耶鲁刚好在哈佛、普林斯顿两校间的中点。就工作地点而言,余师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动。耶鲁虽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顿相比,位置比较孤立,哈佛在波士顿郊外,普林斯顿接近纽约,来往的人都相当多。耶鲁的孤立造成小型学术社群的气氛,在其间,师生、同学关系易于密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余师共处,受到无穷的益处。

回想起来,我跟余师接触最密的时段大概是在耶鲁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鲁的前两年,忙于适应环境,锻炼语文,花很多力气在欧洲史的课业上,跟余师在课外的接触不算特别多。从第三年下学期开始,一方面由于准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一方面因为自己求知的需求,几乎每星期都跟余师见面一、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学术方面,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将近两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师惯于在晚上进行研究写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鲁期间,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学部讲演课(每隔一学期一门),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讨论课,处理事务,会见学者、学生。我跟他应该多是在正规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之外见面,这样才能久谈。我自己教书以后,才了解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980年代前半,耶鲁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占用余师那么多的时间。

除了单独会面,最主要和余师接触的机会是上课。在余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长期担任他的助教。在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不算密西根大学的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中以耶鲁最为重视大学部教育,起码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学部的基础课,不管修课人数多少,都配有助教,专门的课有时也有。我到耶鲁的第二年就担任余师的助教。其实,以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以及对美国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当此任,但余师原来的助教Kandice Hauf学长因故无法续任,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余师找我任此职时,我也看得出他的为难,这件事后来勉力撑过,也奠下我尔后长任助教的基础。我一共担任过余老师三或四次的助教,记得除了一次是“中国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传统中国史的导论课(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过一再聆听余师的讲演课,我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通贯的了解,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往后我自己做研究,无论课题有多专门,很自然就会考虑起这些课题或所牵涉现象的各种历史意义。

跟余老师接触,还有一个令我深为怀念的时机,这就是到老师家聚会谈天。我在耶鲁就学期间,年节时分,余师和师母陈淑平女士往往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们家过节,有时大群人,有时小群,年节则包括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都在冬日,老师的两位女儿也常加入聚会。其他时候我也有些机会到老师家,例如我在耶鲁前两年时,当在哈佛的黄进兴学长前来找老师,我跟在耶鲁的康乐学兄也会一同前往。余师住在距离新港约二、三十分钟车程的橘乡(Orange),聚会多在晚上,从新港到橘乡之间有路灯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开着车,感觉车灯就像神奇的挖路机,从寒林之中开出一条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乐、黄进兴一同前往,谈话一定到深夜,然后尽兴而归。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往往有严肃的课题,我也在谈听之中得以成长。譬如有一次触及“文化”或“中国文化”的问题,余师立刻强调,文化是为生活而存在,而服务的,不能颠倒过来,让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还是个值得人们省思的洞见。如今,康乐兄已经长往,除了有不胜今昔之感,我也觉得,学术文化和人间其他种种一样,都是集体的事业,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后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鲁时,余师在我心中最鲜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学而充满活力的知识人、学者。这是他创造力爆发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写于这几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较大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这段时期的作品有的原为单独刊行,后来都集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二书之中。在耶鲁时期,余师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没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后面一篇应该是在1970年代写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对余师学术生涯的了解而言,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时期汉史研究的持续,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扩展,有的则是新开创的课题。关于后者,最明显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除了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也开启了余师后来对于商人文化、明清儒学转向的研究。透过对胡适、陈寅恪的探讨,他也开始大量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的论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这原系1982年7月在夏威夷国际朱子学会议提出的论文,于1986年正式刊布。这是余师第一篇关于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里,他为写此文重读《朱子语类》,应该至少是他第二次读此大著。余师后来会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问世,背后是有极深的积蓄的。

我在耶鲁,亲身观察到余师勤奋澎湃的写作历程。余师常跟我谈论他的研究构想,有惊奇或得意的发现,或研究中出现趣事,他也会特别告诉我,我也见过他因思绪深陷问题而略为恍惚的神态。论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为快,偶尔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曾多次细读余师的英文文稿,领略当中的见解和论证之外,也趁机揣摩英文写作的要领。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发表。在耶鲁追随余老师的六年,我自觉像是从后台看到了一场绝妙的学术好戏,且不论受用如何,问学之乐,论学之乐,此生恐难再。

世事如梦,我虽然在耶鲁度过了充实的求学生涯,其间的细节大都已随时光化去。现在试着捕捉关于余师几件印象极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学部讲演课。当时余师刚从台湾回来,课后他告诉我,他这次到台湾,在去程的17小时旅途中,一口气读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觉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么久的飞机不休息的。余师应该是坐头等舱,服务人员很清楚他的动静。他以聊天的轻松口吻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却大吃一惊,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页的思想巨著,余师在一次飞行中就通读此书,实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动力。

另一件事发生于我在耶鲁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学期。当时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先生来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师一起进午餐。余师的办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楼(Hall of Graduate Studies,简称HGS)三楼,他通常在大楼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厅吃简餐,我们那次也在这个地方。席间不记得张先生问了什么,余师响应之间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问题”。我听到楞了一下,心里想,这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随意,没想到张先生立刻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师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这一句“夫子自道”让我真正认识到,他的学术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余师向来主张学思兼顾,但从对他的观察,我感觉,要有真知灼见,“思”的相对重要性可能还是高一些。当然,这个“思”不能是个人钻牛角尖,而必须带有严肃的自我省视的习惯和能力。

再来谈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这是我在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后旁听的课,课名叫“中国史学”(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传统中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基础课。这门课我一到耶鲁就修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去旁听。这门课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听的那一次却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历史系之外来的。课上念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同学们各自选择条目,上课时大家一起阅读、讨论。余师事前大概没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他就临时看。有一次,他跟着大家读,碰到窒碍难通处,他发现是赵翼错了,误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师并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札记》是一部学术研究集,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通常跟随作者的理路走,余师却一面阅读,一面照顾到赵翼所引文字的自身义涵,很快发现问题,立刻予以解决。这个“现场考证”的展示带给我很深的启示。最主要的启示是,人文学者做研究最终要依靠自己的心和头脑,应该随时处在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中。

刚刚提到我一来耶鲁就修余师的“中国史学”。当时修课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就在老师的研究室上课,两人有自己的材料,轮流主读。我选读《史记》,以“太史公曰”的部分为主。读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养历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开始训练如何使用英语讨论中国学术问题。记得有时我提《史记》中的一、两句话,余师就接着念出一大串,让我惊羡,看来他对某些基本典籍颇有成诵的能力。

对于余师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观察。他名利心淡薄。从世俗的观点看来,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选择的问题,当机会来临时,他都是选择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对他而言,选择并不困难。他的决断力很强,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响。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容,能够涵泳学海,顺其自然。他对我治学的指导意见,常常就是要“从容”,“厚积薄发”。“从容”我难以做到,至于“厚积薄发”,经过在学术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也能体会其重要性,看今后是否能再多找时机,强化基础。

余老师从二十余岁开始投身学术,待过的机构、接触过的人很多。他在耶鲁治学、生活的样貌,闻见的人则比较少。我虽深知记忆的不可靠,但还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于补充大家对余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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