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说,很多人所以非常苍白,非常虚假,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人。

“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这么高贵的文字了,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么高贵的小说了。”《如焉@sars.come》一问世,得到的便是石破天惊的评语。章诒和更表示:“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

这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从起始到终结,总是淡淡的,所有机锋都暗藏在个人的情绪经验里,它如此平静,但又坚决地回望着一个国家的往事:包括胡风事件,包括文革,包括三年大饥荒,包括SARS,包括孙志刚事件……“我像平民一样的生活,但你不能阻止我象上帝一样思考。”一位网友这样评论说。它在正式出版前,先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中传布,甚至出现40元一册的打印本,其撼动人心的理由,正如文中言: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

而体制内作家胡发云,此刻仍然是体制外的孤独的思想者。3个月以前,胡发云写了《一点说明及备忘录》,就此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没有使用过的各类头衔:一方面是已经多年没有履行作协的“相关义务”;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在对选举程序、包括对被选举人背景不清的状况下例行“投票”的尴尬,胡发云认为,这样近乎儿戏的做法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

他只在文章中入世,并常常在虚虚实实的演绎后猛击一掌——

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如焉@sars.come》曾以打印本的形式流传意外吗?

胡发云:应当说不太意外。当一个作家想完全地,很真实地表达的时候,它的作品就会在某一个时段以这种方式传播。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正式出版的书与打印本有差别吗?

胡发云:该表达的东西还是基本表达了。但是就一个作家来说,他当然希望比较完整地表达,哪怕是一个字,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如果说这个“字”是必须的,对他的创作来说是当中的合理有机的一部分,不会因为非文学的原因而被改掉。

中国新闻周刊:著名书评人解玺璋评价这部小说:认为“对于作家,能写到这一笔,就是一种承担”。你觉得你能够承担的底限在哪里?

胡发云: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在小说选材中,你叙述了很多公共事件。

胡发云:我既是写作者,同时也是公众之一,所有别的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是有所反映的,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这也是一种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发起“中国文学的百年天问”,认为中国一百年来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没有真正产生出来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你怎么看?

胡发云:中国当代作家都带了种种的先天的不足,也带了很多后天的失调。就像一个小孩从小就营养不良,又被外部环境染上了一些疾病,可能数年数十年甚至终生都难于治愈。我们今天能够做的,只是尽我们最后的一点努力,寻找一个在正常的文化土壤上生存的可能性。

部分的真实也是一种荒谬

胡发云认为,一个作家从盲目乐观,到看见了很多事实和真相,常常会陷入灰暗和绝望,但如果仅仅沉浸其间,所有的文字也都不再有价值。而“想想一个世纪以来,有多少看着看着过不去的了的事情,说过去竟过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描写一些很惨烈的情节的时候,文字都相当地克制,相当地轻描淡写,为什么?

胡发云:许多在后人或者是外人看来惊心动魄的事情,在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确实是这样一种克制的状态,甚至是麻木的状态,中国人非常安静,非常隐忍地迎接了一批一批这样的死亡,并没有什么悲天恸地刻骨铭心,人们已经把它看作是当时不可避免的,一种日常的生活了,所以这当中所隐含的悲剧性就更强烈。所以,我也只能用这样的文字来述说那些事件。也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来写当时的这样一些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做过知青。跟你同时代的很多人在跟文学发生关联时,知青的记忆就再也绕不过去了,而你在跟着时代很平静地往前走,绕过了这道坎。

胡发云:当年很多写知青题材的作家,他们仅仅写到了知青的苦难,而没有写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更大的苦难。如果把一己的苦难,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苦难只写到那样的程度就打住,他就没有动力再去写别的东西了。我一直没有敢动笔,真正地去写我的知青生活。因为我没有把它想透,我贸然去写的时候,我会写出一个部分的真实,而不会写出整体的真实,这样的东西会有它的某种荒谬性在里面。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如焉@sars.come》这部作品有没有达到“整体的真实”?

胡发云:我尽力在这么做。我想尽管它是写当代的事情,写2003年,当代得不能够再当代了,可是所有眼下的事情都不能够和历史斩断关系。一个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一个没有历史的当代事件也是可疑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隐去了他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你不清楚这些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怎么样的,在文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些人好像是当下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看清他的思想脉络他的心路历程,没有办法把握他灵魂的脉络,很多人所以非常苍白,非常虚假,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看法,认为小说其实是描述了智者的悲剧,比如主人公达摩虽然是幸存的思想者,但除了见证和思考之外,“无为”注定是他的命运,有人说你身上有达摩的影子,你怎么看待“无为”的悲剧?

胡发云: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有的个体都是有局限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人最后都可能一个悲剧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有一种是卑下和猥琐的悲剧,从历代帝王将相、豪强巨贾的下场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一种是向光明攀爬的悲剧,向着自己真正的心灵归宿去的悲剧,我认为它是很美的。,

这个世道会改变很多人。达摩也许会穷愁潦倒,在饭都没得吃的情况下,在突然遭遇飞黄腾达的机遇时,他是否还会持守他原来的道德立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来说,该经历的雨水血火的熬炼都经历,唯一有诱惑就是希望能够写出自己更加满意的文字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下一部作品?

胡发云:一个和文革相关的作品,我觉得到十几亿人在十多年中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而且又是这么丰富这么跌宕几乎是可以出一百部一千部作品的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写它,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它本身就成为一个更荒谬的事情了。

在清淡中思考

“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面对《如焉@sars.come》引发的林林总总,胡发云看得通透,胡发云说,经历过妻子去世、自己心脏停跳这两件跟生命紧密相联的事件后,就再也没有觉得自己在表达上有什么障碍了。就像他笔下的达摩,已没有不可消解的愁苦,也没有不知轻重的骄狂,只有一种淡定超拔的沉静。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评论说你的这部作品思想性超过了文本、超过了艺术性,你怎么看?

胡发云:这种评价有两类:一种是以更高的艺术标准在鼓励一个作家,这也是我自己今后要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一种说它文字不好,或者是文本本身很粗糙,这个我就保留意见。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对文字非常敏感也非常挑剔的人。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会觉得它文字不好呢?我想可能近些年来那些喧嚣,艳淫,粗俗,诡谲,刺激性特别强的文本,他们接触的太多,而对于内敛的、简朴的,含蓄的中国汉语言文字的感受,他们的审美力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可以说一代人,甚至包括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这种语境当中,失去了语感,我觉得这是比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读到那些虚假的文本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由这本书所引起的所谓“思想界对文学界的炮轰”在体制内外都热闹地不亦乐乎,但是你一直保持了缄默。

胡发云:思想界批评文学界多少年以来,没有关注中国的当下,没有关注中国的苦难,没有关注中国的历史,这其实应该追问文学背后的问题。而文学界的反击恰恰也掉进同一窠臼。其实思想界和文学界最应该炮轰的是各自背后防碍他们自由表达的那些因素。,当这个不可得的时候,就把怨气都发到了对方身上,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所以我一直没有再为这个事情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在乎人们对你作品的评价吗?

胡发云:如果说对作品的评价是说理的,从文本出发的,不是由我的作品引申开来去说各自的事情,我会很有兴趣。但现在为止,许多都和文本无关,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多地去关注。而且有一个很微妙的现象,主流文学批评界是没有声音的,这种很暧昧的沉默也是饶有意味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小说是否造成了你和主流文学评论、甚至包括对体制内的隔阂?

胡发云:我和他们基本上不相往来,多少年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一个作家安静一点,保持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状态,不管是对过日子还是对写作都有好处。现在作家太热闹、太分心,互相之间的纠葛太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散淡是你生活的基本底色”,但是你的小说却紧贴时代,充满了警惕性,这种思想上的“入世”和你的散淡会有矛盾吗?

胡发云:没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结合,成天出出进进热闹非凡的人,对这个社会往往会失去真正的感受力,那是一种程式化、物质化的生活样式,会长出一种非常外化的人格。而我这种清淡的生活,可能会更加敏锐一些,不会被声色犬马搅乱了心性。

中国新闻周刊:《如焉@sars.come》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似乎与小说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

胡发云:在某种精神上它是有联系的。它是一种遥远又古老的一种呼应。同时还有我的某种心境在里面,尽管里面写了这么多很悲惨的、很动荡的、很震撼的事件,但是在心底,我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有某些温暖的期望的。

(本刊记者/罗雪挥)

爱思想20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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