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勤:资中筠: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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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03-02

疫情之下,90岁的资中筠老人禁足家中,每日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变化,感时忧世。

在17年前的那场“非典”疫情中,她曾写下《“非典”与“五四”精神》《痛定思痛话“非典”》等文章,反思体制的弊病,呼吁尊重科学和人道精神。然而当疫情再次来袭,她发现当年批评的诸多现象又一次重演,这令她心痛不已。

资中筠的一生历经风浪,然而,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她都以家国天下为怀,自觉承载知识分子失落的道统,以凛凛士人风骨,倡言理性与公义,思索潜藏于人性、文化和制度中的诸多根本性命题。

资中筠,1930年生,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著有《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二十世纪的美国》等作品。

虽至鲐背之年,仍不改忧国之思。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这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出版了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散财之道》,此后又花费12年时间不断增补、重版此书,最近第四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再版。每逢灾难,公益组织和志愿精神的重要便随之彰显,多年来,她对公益慈善的认知不断深化,对中国的公益事业亦多有参与。

这些日子,生活平静的老人虽有钢琴做伴,然而时常心潮起伏。“虽然已接近生命的尾声,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乐常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触发。”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这个特殊时节,我们请老人在我们的栏目“疫期读书”栏目谈了谈自己的疫期生活,以及对疫情防控的思考。她说,此时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对于一些社会冷漠症,她引用先哲之言,指出“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1

每逢大灾,
人性善恶都充分显示出来

新京报:这个漫长的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与平时有何变化?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资中筠:我已退休多年,所以无所谓假期。好多天足不出户的情况也常有。不过这次特别长,也没有朋友来访了,当然有点憋得慌。希望能早日恢复正常。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虽然已接近生命的尾声,自己生活平静,衣食无忧,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乐常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触发。这些日子更是心潮起伏异于寻常。和大家一样,我的信息来源基本是手机微信和网络媒体。每天都有事使我悲伤或感动至于落泪(我是有泪不轻弹的);也有事使我十分愤怒,有时真想拍案而起。

互联网犹如万花筒,折射出世道人心。每逢大灾,人性善恶都充分显示出来,这次也不例外。从普通人中涌现出大批仁人义士和许多感人事迹、压不住的正义呼声,危难中见人性的闪亮。平时温文尔雅,埋头自己专业的人士这次表现出热血沸腾,急公好义。有少数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和媒体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记者不顾危险奔赴一线,尽其所能努力挖掘真相,冲破阻力,传递给公众。媒体人的这种敬业、勇气和担当令人敬佩。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一些媒体人的存在,令人感到一丝欣慰。还有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公益组织、公益理念和志愿精神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凡此种种,证明公道自在人心,多数人的血是热的,民间孕育着充沛的善的力量,给点阳光就灿烂。

最心疼的是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是普通人,现在被逼成“英雄”,牺牲的概率也最高;他们都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如今在“天使”的桂冠下,做无所不能的超人。他国的医生只需对病人负责,唯一要对付的是疾病,而我国医生要应付不知多少专业以外的问题。而且,他们工作条件和环境之艰苦,医患比例之悬殊,发达国家的医务人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需要虚辞浮藻的吹捧,需要的是切实的人力、物力的支持,符合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和工作条件,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新京报:疫情期间,对你冲击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对你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资中筠:我本人是安全的,附近没有疫情,小区管理很好。个人基本生活也还没有受太大影响,没有焦虑的理由。但是,想到整个管理体制的情况,还是不免于心戚戚。越是看到主流高昂乐观的调子,就越缺乏信心,愈加担忧。

很多事对我情绪冲击都很大。较早是那个“训诫”事。不但此种做法令人愤慨,而且17年前的SARS记忆犹新,一叶知秋,隐约感到情况不妙。后来事态证明我并非杞忧。武汉封城之后,见到视频中那位父母官面对记者关于医护人员防护设备不足等具体问题的提问,竟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坚持答非所问,埋头读那空话连篇的稿子;还有某医院护士因物资不足向社会呼吁求助而被逼检讨;还有外来打工者不论是否感染,无处收留,流落街头之事,等等,都使我很难平静。

2

民间公益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新京报: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为什么选择这些书?阅读过程中有哪些感想?

资中筠:很惭愧,与很多朋友相反,我没有静下心来读书。如上面所说,我这些日子和年轻人一样成为低头族,大量时间看手机。拜互联网之赐,至少还有一些封不住的真实信息,当然其中泥沙俱下,需要自己判断。最近看到陈国强院士等几位医生最新发出的《深刻反思新冠疫情暴露的十大问题》,这篇文章根据专业的洞察力,直面问题,同时提出积极建议切中要害。

其余时间是弹钢琴。这些日子弹琴比平时多。而且根据专业朋友的指点,趁这个机会像学生一样认真练练基本功。幸亏还有这项爱好,可以占据身心,松缓情绪。

新京报:疫情期间是否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

资中筠:朋友在微信上转给我一些好电影,但是我不善于在手机上操作,所以还没有看。为消磨时间,晚上随便瞎转电视频道,偶有吸引我的就看下去。有的明知无聊,为休息脑子或转移注意力,也看一看。比较完整地看了大半部电视剧《新世界》。尽管有些情节不近情理,但演员都不错。吸引我的还有一个原因,电视剧所表现的时间段(1948年12月中旬至1949年1月),恰巧我就被围困在北平城内,既不能出城返校(清华),也回不去天津的家,在北平东城我父亲的朋友家蜗居了几周。所以,电视剧唤起我对那个时段北平居民生活和街道胡同的记忆。

电视剧《新世界》剧照。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背景环境和老北京小百姓的生活状况和心态还不那么虚假,特别是对旧警察的描述不脸谱化,所以有兴趣看下去。问我感受,看后第一个感想是在现实历史中,像田丹这样的人物,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能过得了关吗?她这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交代”得清楚吗?那些充满理想、为新世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迎来了胜利的喜悦,但难以预料以后的命运。

新京报:近期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此时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资中筠:没有写什么作品。作为研究,我当前还是关注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涉及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时代正在发生的演变,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研究界较少注意这方面。我已经写过不少这方面的书和文章,准备以后再补充一些新材料。

民间公益的发展在全世界是大势所趋,在我国也不可阻挡。每逢灾难它们的作用都凸显出来,灾难越大,作用越明显。民间蕴藏着强大的向善的能量和智慧。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们看到在灾难中也有许多个人做好事,但原子化的个体力量终归有限,需要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应该是在自愿基础上百花齐放,而不是一家独大,更不能大一统。从汶川地震起,救灾物资通过一家官方指定的组织操作,已经屡次证明不可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还坚持这样做。这次证明,凡通过其他途径直接与接受方对接的做法,援助物资都及时有效。事实证明,我国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间形形色色的公益组织,是聚集社会健康力量的平台,并对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专业

新京报:你认为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议?

资中筠:应该反思的太多了。这也是我在这个期间想得最多的,以至于夜不能寐。首先,经过17年前的“非典”,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亡羊补牢了吗?翻出了我2003年9月发表的旧文《痛定思痛话“非典”》,如果隐去日期,似乎就是在说当下,当时的担心不幸而言中,当时的“期待”,似乎更遥远。试摘录几段充当现在的反思:

当前最重要的、扭转被动局面、举世瞩目的变化就是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人们所期待的也正是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觉悟,是通向进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标志,首先是对最早促使真相公开化的蒋医生的态度。……是鼓励还是忌讳说真话的试金石,也是有没有决心改弦易辙,承认公民知情权的试金石。

……

诚然,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够长治久安之计。这一次后期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来早该采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为。如果原来有一个健全的“可问责”的政府,一贯尊重公民知情权,实行信息公开;如果流行于各级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备与现代国民相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途径,那么当灾难袭来时,应对的机制会及时有效得多,至少不必发展到这样“非常”的程度,再采取非常措施。许多具体的、常识性的事,本来是每一个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如果事事都要诉诸领导,再英明的领导也没有三头六臂,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其他人岂非都是尸位素餐?何况,这种非常手段即使在现体制下也是行之不远的。

……

实际上,政府后期抗SARS取得成功,还是由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其中包括把对人的生命的考虑放在其他传统的考虑之上、主动与国际合作、信息公开化,等等。人们有理由期望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更期望能举一反三,运用于其他严重性不亚于SARS的疫病……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像担心疫情一样,担心旧的一套的“反弹”。尽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经常被引用的成语,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却是相当善忘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

……

17年后,大同小异的脚本又在武汉上演一次。最后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与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广,情况之严重,控制之难,何止以道里计?这些都有目共睹就不必多说了。另外,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医疗资源更加短缺。短期内以“举国”之力建成临时医院,然而硬件可以速成,有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却无法速成。亡羊而不能补牢,令人痛心。

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人道主义”的缺失。一部分民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自己缺乏人道主义,而且还不相信别人具备,以小人之心度人。别人做好事就怀疑其动机,吹毛求疵,甚至污名化。韩红的遭遇是典型例子。还包括狭隘的极端国家主义,什么事都和国家间的“敌我”联系起来,对待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是如此。不但不感恩,还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外国科学家愿提供合作,共同克服疫病,被称作“黄鼠狼给鸡拜年”……以至于他国发生疫情竟有人幸灾乐祸,更加是丧失人性。

当下这种思维还突出表现在对待中医药问题上。本来很自然,中西医结合如证明有效,值得推广。如果实践证明某些中药有积极作用,当然应该采用,医务界有不同意见也是科学问题。但是在某些舆论中,又与“爱国”和“弘扬民族文化”扯在一起,信奉中医成了“民族大义”。最近见到与此有关的最极端的“阴谋论”,是说当年美国人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帝国主义消灭中医,进而消灭中国文化的大阴谋,而且已经得逞云云,连用“科学”态度研究中医学都是“阴谋”的一部分。如此荒唐无知的言论,说得振振有词、洋洋洒洒,竟获得不少点赞。

还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最近法律专家指出,实际上我国早已制定应付此类紧急情况的法律,发现疫情的初期,各级官员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采取措施是有法可依的,并不需要层层报批。但是,不习惯依法行事的父母官或者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或者知道也仍然不敢不揣摩上级领导意图,因为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法律是不能做“挡箭牌”的。缺乏法治观念,既造成不作为,又造成权力的任性。根据以上的反思,不敢提“建议”,只能说希望:

1.全民自上至下进行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教育。把理念和事例收进教科书,代替空洞说教。

2.允许人说真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加强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做到言者无罪。

3.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专业。对于疾病,最先掌握第一手情况的是医生。首先提出警示是医生本职,不要重复“吹哨人”受训诫的悲剧。

4.加强法治,依法治国。非常时期尤其重要。对全民实行普法教育,俾使人人自觉守法、守纪,按规则行事。日本能对疫情采取比较放松的管理办法,有赖于全民对灾害的训练有素和守法的自觉性。

5.放松对民间团体的束缚和限制。充分认识现代社会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组织,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将“相信群众”的口号落到实处。

最后,希望某些媒体和妙笔生花的写家们多关注些民间疾苦,多一些反思。医护人员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媒体如果不能为他们纾困解难,至少别去添乱,让他们配合宣传的需要而浪费时间精力。现在连“拐点”都还没有看到,对病毒来源与防治的研究还在进行,许多情况尚无定论,湖北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幕幕人间惨剧还在发生,疫病还有向全世界蔓延之势,至少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4

一切应以人为本,
以控制疫情为目标

新京报:你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有哪些不够健全之处?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救助和民间自救该如何协同?

资中筠:前面提到的最近陈国强院士等几位医学专家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正是我想说而说不到位的,确实是专家了解实情,都是直率中肯之见。有他们这些真知灼见,我就不作野叟献曝的建议了。但愿他们的建议能得到实现。

不过,我根据自己直接和间接对医疗现状的体会,早有一些想法想一吐为快。我感到我国的医疗体系需要做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在当前这场瘟疫中弱点暴露无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如日、欧、美的医疗资源与人口的比例是与我们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医护人员平时工作之辛苦,他们很难想象,当前疫病感染者的隔离条件,他们与我们也有天壤之别。如果我们医护人员有他们的防护设备,感染率、死亡率绝不会那么高。所以,他们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或是善良的无知,那些溢美之词,只能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甚至是类似“何不食肉糜”。我们自己的甘苦应该心里有数。

且不说非常时期。平时我国医患供需关系严重失衡,已成恶性循环——普通民众看病越难,医患关系越紧张,医生负荷越重,工作条件越恶劣,越难耐心细致,患者就越不满,导致非理性发泄。医疗资源的核心是医生、护士,恶性事件屡屡发生导致原来最受尊敬的医生职业令人望而生畏。今后医学院招生更难,已在职的医生或出国,或改行,谁还给我们看病?由于平时医疗资源短缺,到非常时期更加捉襟见肘。当前集中大量医院和医护人员抗击新冠病毒,又有多少其他急需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被牺牲。这个问题尽人皆知,不必多说。

解决“看病难”、一床难求的问题,首先是增加医疗资源,大力提高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基本待遇,使其所得与付出相称。改善工作环境,使医生安心、专心解决疾病问题,而不必考虑其他,更不应有“创收”任务。与提倡尊师一样提倡尊医,使医生重新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是长远之计。

在眼前,现有的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按等级分配,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医保制度“倒福利”(引秦晖教授语)——收入级别越高,报销比例越高。这个问题尽人皆知,似乎还看不到解决的途径。

至于“看病贵”的问题,要从社会保障的制度上解决,而不是牺牲医护人员的收入。所谓“全民医保”只停留在宣传上,需要切实大力普及医保覆盖面,提高报销比例,更需要改变“倒福利”状况。目前医改已经喊了多年,出了各种方案,往往不能切中要害,一则是习惯的形式主义思维作祟,更重要是主持医改者自己享受特权,对看病贵也许略知一二,而对因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看病难的问题,缺乏改变的动力。

新京报: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病的传播和防控已是一项世界性议题。这次疫情已扩散至数十个国家,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游客进行管控和限制,甚至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你如何看待此类防控措施?又如何看待美国、日本等国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行为?

资中筠:实际上,一百多年前人道主义原则已经得到国际共识,所以才有战争中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的伤兵都给予救助的“红十字会”的诞生,才有优待俘虏的国际公约。在天灾面前,国际关系、地缘政治、贸易摩擦都暂时退后,救命要紧;特别是病毒蔓延不问国界,助人也是助己。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租借法》援助反法西斯战争,理由是“邻居着火了,我们应该借给他们灭火器”。如今东邻日本人也以“邻居着火”同样的理由大力、积极提供可能的援助。这些都是正常人很容易理解的行为逻辑。还有我们习惯把政府与民间混为一谈。有许多援助是来自民间,与政府政策无关。

关于对中国游客的限制,这一疫病来势汹汹,传染性如此之强,我国既然可以对武汉封城,在中国疫病有蔓延之势,还未见有效控制之前,国际上所采取一些防疫措施也是能理解的。各国的防护能力和国情不同,对被认为疫区来的中国人的态度有所不同。有些人有过分举动,是个人行为,不必上升到“种族歧视”或国家关系。总之一切应以人为本,以控制疫情为目标。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籍?

资中筠:很抱歉,我想不出什么书来推荐。此时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用常识考虑问题。不记得哪位先哲说过,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如果学富五车,而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才华横溢而只做“盛世”的啦啦队,对正义、非正义没有感觉,那么,无论读什么书,都只能是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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