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里的中国⑨
你能想像，曾经探讨“美”是不被允许的吗？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9本。
李泽厚今年已经 87 岁了，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在一个名气不大的大学——科罗拉多学院，结束了职业生涯。
他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觉得自己“味同嚼蜡”——说也说不出什么了、“面目可憎”——长得也不好看。
李泽厚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七八十岁的时候，李泽厚在美国做了一次大脑核磁共振。“医生说，他的脑子还和 40 岁一样。他现在脑子（仍然）非常快。”
在 1980 年代，李泽厚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偶像。
在我们采访若干本畅销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受访者几乎都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美的历程》。
一本美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任何文化中，它本来与畅销这个概念并不相关，但它在中国，却真的成了畅销书。
1.
1979 年， 49 岁的李泽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当年秋天交了《美的历程》的书稿。但“思考的时间很长”，比如“《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这一部分，在 50 年代就已经思考过了；《明清文艺思潮》的大部分内容， 50 年代在我的一些文章都已经谈过。《盛唐之音》这一部分，是 60 年代开始的。那时候我下放到湖北，在农田劳动。《青铜饕餮》是在 70 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间写的。许多年断断续续的思考，许多年陆陆续续写下来的笔记，在短时间累积完成了《美的历程》”，李泽厚回忆。
谈起创作动机，李泽厚解释称：“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论著把很活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了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目睹‘文革’的浩劫，更不满足于当时‘僵化’的、被割裂得七零八碎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
1980 年，《美的历程》先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前三章。直到次年 3 月，这本书才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刘悦笛向《好奇心日报》回忆，李泽厚曾对他说，一开始出版社的人根本不觉得这个书好卖，觉得这本书就是个小册子，没有什么可读的。但第一版的责编坚决地要出这本书，结果大出他们意外，这本书卖得特别特别好，一下就畅销了。
《好奇心日报》为此曾试图联系过责任编辑沈汇，但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张庆玲称，沈汇已经去世。文物出版社出这本书的过程究竟怎样，已不得而知。
《美的历程》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1980 年代的 “美学热”。
1977 年，毛泽东去世之后。诗人何其芳（1912—1977）在《人民文学》第 9 期上发表了其遗作《毛泽东之歌》，里面回忆了 60 年代，他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意味着冲破了文革设下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禁区。原来是可以讲“美”和“人性”的。
“如果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谈共同美，肯定叫资产阶级人性论，那是被批得非常厉害的，叫黑八论什么的。毛自己也讲共同美，但显然讲共同人性”，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说。
1979 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三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希望反思文革，解放思想，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一时间，相关讨论文章不断涌现。美学冲破了文革的禁区，也渐渐热起来。
“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是个禁欲主义的时代。不爱红装爱武装，人们谈美色变。不能谈人性，不能谈美，不能谈任何人生的普遍问题。只能谈革命，只能谈阶级斗争。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不仅是物质生活非常贫乏，精神生活也是一片沙漠。文革时期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所有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都被打为‘封资修’，都被禁止了，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要厉害多了。人们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苦闷，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李泽厚《美的历程》恰好这个书出现，它是从最高的一个层面上，以一种生动的、隽永的形式，引领了这样一个感性解放，把它引领到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文艺得风气之先。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潮流是由美学热激起文化热，由感性解放激起思想解放”，李泽厚的第一个博士、今年 63 岁的赵士林在北京的家中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2.
1981 年 3 月，《美的历程》正式出版，掀起畅销热潮。大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最后销量“保守估计”在“上百万册”。“震撼”、“兴奋”、“激动”、“文笔好”、“新鲜”、“启蒙”等等，是他们最常提及的对《美的历程》的印象，深深影响了那一代年轻人。
回忆起初读《美的历程》的感受，时年 27 岁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感慨：“读《美的历程》给我的感受是整个精神世界的震撼，一种酣畅淋漓的审美享受。这本书我看了后，对我的记忆，那个思想的冲撞，那个激动，到现在我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还很新鲜。比如狞厉居然也是美，野蛮说成蛮野；（篇章名叫）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青春李白……我仔细研读了几遍。”
“因为当时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新三届（77—79 级），长期都是被文革语言包围着。看到他的文章之后，就完全是一种新的语言，应该说震动非常大，很多的模仿。当时形成模仿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时尚，很多人写文章都喜欢用他那种文体，他那种语调，乃至他那种修辞风格。他那个语言应该说，有些很华丽的东西，有些很绮情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我觉得充满了个人的风格——智慧和才情，给我们揭示了未曾看到和未曾听到的东西”，今年 54 岁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彭富春对《好奇心日报》说。
李泽厚也成为了 80 年代“美学热”最重要的推手。他回忆， 80 年代这场美学热，是“一种群众性的由下而上，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当时对美学有一种狂热的兴趣”。甚至，工厂女工那时也要买美学书看。
不过，李泽厚自己“没觉得（《美的历程》）怎么样，写也没怎么费劲，（但）没想到影响这么大”，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回忆。“在他家给我看那个手稿，写《美的历程》收集的资料，说太可惜了，很多没有放进去。（但）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本书很重要”，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
1980 年，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还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其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的周扬担任了名誉会长，“很支持美学”。朱光潜则任会长，李泽厚、蔡仪和王朝闻三人任副会长。这次会议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热潮，众多报刊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
当时，众多学者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著作，包括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高尔泰的《论美》、蔡仪的《美学原理》、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等。每本几乎都是畅销书。
对于这场“美学热”，彭富春向《好奇心日报》解释道：“美学虽然是哲学的一个学科，但是呢，这个学科可以去掉很多思想的禁锢，去掉很多我们过去陈旧的语言。比如说过去我们哲学讨论的就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美学不讨论这些东西，更多的是讨论——自由是什么？人的存在是什么？人的情感是什么？这点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参与它的讨论，大家通过这个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生活？也可以思考自己如何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李泽厚则觉得：“随着社会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美的问题也突出了，比如喇叭裤、披肩发、牛仔装、蛤蟆镜到底美不美？是美还是丑？引起了社会上人们的广泛争论，它几乎关系到每个年轻人。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正常追求和向往被压抑被扭曲得太久了。”
而李泽厚在这场“美学热”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一直以来从事着美学研究有关。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 20 多岁的李泽厚就自成一家，和朱光潜、蔡仪等前辈分属美学的不同派别。 1979 年，“美学热”兴起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大约每年编发一期。整个编辑部则由李泽厚一人负责。
3.
对于中国， 1980 年代是个启蒙时期。文革刚结束，生活单调，物质贫乏，但“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李泽厚回忆。
《美的历程》对很多人是一种鼓舞。美学也成为了学生最向往的专业。 80 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当时，一旦有著名美学家到高校讲课，“千人大厅座无虚席直至饱和，群情振奋，如春潮涌动”。
“我 82 年去考研究生，考北大。美学专业报的人最多，招的人也最多。我记得北大当时招 8 个，比例大概是十几比一。这是当时研究生招生比例最低的，非常难弄”，曾于 1982 年到 1984 年间在北大就读美学专业的赵士林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
彭富春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在 1985 年报考了李泽厚的美学硕士研究生。“当时报名的应该有 50 个，招了 5 个”，彭富春对《好奇心日报》说。
现在，李泽厚的学生们很多都成为了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赵士林和彭富春，他的学生刘东是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赵汀阳和滕守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等等。
当年受他影响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成了学界知名人物，比如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子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等等。
不只在学界，媒体人梁文道、秦朔、王鲁湘等人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比如 1980 年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的秦朔觉得，“李泽厚应该是说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我觉得是一个集大成性的学者。《美的历程》薄薄的，带着也很便携，文笔又明快又华丽，然后阅读的这种结构感，段落感非常适合。今天我们很多学者，某种意义上，文风是要向李泽厚学习”，今年 49 岁的他对《好奇心日报》说道。秦朔曾是《南风窗》和《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现在创办了自媒体“秦朔朋友圈”。
因此，李泽厚当时被称为“思想领袖”、“思想库”、“青年导师”，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启蒙了很多人。赵士林觉得，可谓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比如有一次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结果万人空巷，食堂里的长方桌围绕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
4.
虽然《美的历程》在当时影响巨大，但其实影响更大的可能还不是这本书，而是李泽厚本人。
他已经成为当时符号性的人物， 1980 年代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他有关。比如在“文化热”中的三大民间文化机构中，他既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他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李泽厚最后他们确定的。
当时，一旦李泽厚的书出版，年轻人都会争相购买。《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美的历程》（1981）、《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等等，几乎本本都是畅销书。
1988 年，李泽厚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后出版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纲要》《回应桑德尔及其他》《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等著作，依然秉持着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厚思考。
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西体中用”、“告别革命”、“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四顺序说”、“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情本体”、 “主体性实践哲学”、“心理积淀说”等说法对中国近三四十年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学热”、“文化热”也使得 1980 年代成为了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学者金观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他与李泽厚、温元凯和方励之被看作是 1980 年代的“青年四大导师”或“四大启蒙导师”。
那时，李泽厚也受到了“官方承认”。“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政治气氛也比较宽松。李泽厚当那个时代的人大代表，人大教科文委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康生都非常欣赏他。但李泽厚坚持学者风骨，你胡乔木、邓力群欣赏我，我不搞‘左’的那一套。当时要他做社科院副院长，他拒绝了”，赵士林对《好奇心日报》说。
而且，李泽厚当时作为前辈，也大力支持着年轻人的创新活动。
比如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探索新的诗歌艺术，创造了“朦胧诗”。李泽厚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彼时，朦胧诗被批判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李泽厚则称赞其为“新文学第一只飞燕”。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股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包括绘画方面”，李泽厚回忆道。
那时，黄锐、马德升和阿城等一帮年轻人还举行了“星星画展”。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遭到了查禁。李泽厚则积极写文章为其辩护，他发表在《文艺报》 1981 年第 2 期的《画廊谈美》就称：“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5.
今年 43 岁的刘悦笛和 87 岁的李泽厚是对“忘年交”，已经相识 14 年。
刘悦笛称，他们两人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写邮件）讨论”，聊的主要是哲学和社会等话题。“我说这世界上唯有跟他争论是最平等的。没有任何地位，没有废话，就谈问题。什么叫磨砺？他能把你思想这把剑磨砺得越来越锋利。你不要用这些材料，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这才是哲学思想的灵魂”，刘悦笛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年纪越来越大的李泽厚关心的问题也越来越宏观。“他从人类视角来思考问题，关注人类的根本问题。从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未来命运，这个角度来提供文化方案”，赵士林说。因此，李泽厚晚年推崇“情本体”的思想。中国这种情理结构与西方重理性不同，偏重感性。中国是情理合一、合情合理的传统。
1980 年代是个“自由主义凯歌前进”的时代，激进青年反传统、全面否定的倾向很强烈，但李泽厚对激进青年有批评，也肯定了部分传统。同时，他又不“迫于压力来迎合官方”，不搞“左”的那一套。
“对正统的‘左派’，我仍然是韧性斗争；对激进的青年，我也毫不客气，给以回敬。我担心非理性的情绪泛滥成灾，呼吁学术要重微观研究，要有理性训练。我说，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因为最主要的是封建官僚体制问题，文化热中如果长期地空泛地讨论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把一切问题都推给 ‘文化’，似乎中国的落后都应归罪于‘文化’，都是国民性问题、传统的毛病等等，其实恰恰掩盖了、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变成了‘错误人人有份’，这反而不利于改革”，李泽厚回忆道。
这样一种立场，注定使得李泽厚两头不讨好。不过，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的一本文集就取名为《走我自己的路》。
“下放劳动和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李泽厚在《走我自己的路》一文中写道。
1992 年，62 岁的时候，李泽厚获准移居美国，离开了中国。
（参考资料：《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好奇心日报
2017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