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知识史需要全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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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从道德伦理层面走到应用层面

当知识这一概念最早在人类世界出现的时候,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就,也是我们的命运。知识本身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美有序的整体。因此,在西方,数千年来,都认为知识是极致的美的对象。

中国古代对知识有着迥异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批评态度的芦笛认为,中国人的传统学问与西方“knowledge”的内涵完全不同,两者互相消长。他指出,老庄的学问是教人如何拒绝探索客观世界以“全真保性”,而儒家的学问是教人如何不受外界诱惑,全神贯注于内心世界的思想改造。两家都驱使信徒的注意力转为内向,放弃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这结果当然就是冻结了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传统“学问”长,则西式“知识”消,反之亦然。

西方人眼里的知识从一开始是和超验的上帝在一起。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知识之树。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人会变得聪明起来,有了智慧,眼睛也明亮了,懂得分辨善恶,分辨是非。然而,上帝所禁吃的,恰恰就是这棵知识树上的果实。

这构成了西方人知识之旅的一个深刻隐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去体会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想法,尽管我们带有凡人的局限;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像是去阅读一本上帝写下的书,他在书中解释了他是如何将万事万物凝聚在一起的。达尔文驾着一艘小船航行了五年,伽利略违抗了教皇的命令,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质,所有人都将追求知识作为人类最深刻的目标。这才是知识在我们文化之中的意义。”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大不一样,今天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知识除了令事情办成的有用性(utility)之外,再无其他。

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古希腊来看,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德即知”,肯定一切罪恶起于无知,不可能有人自愿地、有知地犯错。这样苏格拉底间接地肯定人生而具有善欲,善的价值是德性美行的基础。知善始能行善,善知必先于善行。不过根据柏拉图的《普罗塔格拉斯篇》(Protagoras), 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德是一种“可以教导”的知识,在他而言,“德即知”的知毋宁是“自知”(know oneself)的知,亦即对个人灵魂的真知、对善恶的辨别,而不止于种种可传授的专门知识。

“德即知”这一苏格拉底的教诲经过柏拉图深深烙印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心中,但他更进一步认为,能知还要能行,知道什么是道德还不如知道怎样实践道德。对于苏格拉底,只要人一旦明瞭何为正义时,此人同时便成了正义之人;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行正义”要比“知道正义”来得重要得多,而后者未必能保证前者。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类的智慧最重要的成就即是哲学智慧与实践智慧,个人至少要拥有这两种智慧,才有得到幸福的可能。这个“哲学”与“实践”之智的二分,也使得亚氏对“知”、“德”关系的看法异于苏格拉底。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把不同时期的古代希腊、罗马和当代意大利的50多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名流聚集在一个时空。位于正中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历史显示,知识从道德伦理层面走到“实干”和应用层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到很晚,知识才从个人修为成为了公共利益,以资源的形态出现。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100年间,知识被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理论便在这个阶段产生。从那个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知识被用在了工作中,典型的莫若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流水线模式,德鲁克称这一阶段为生产力革命。工人掌握劳动的知识,可以获取较高的薪水,在75年间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跃进,阶级斗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生产力革命取代。

这一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摆脱了农业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财富的累积由算术级增长转为几何级增长。从此,“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德鲁克语)。在这一阶段,分工制度与近代教育奠基,各种技术学校纷立,知识开始经由系统的教育而不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得到推广。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要素,并迅速转化为经济与财富的强大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革命就是依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转变社会和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被用于知识本身,这就是管理革命。用德鲁克的术语,生产力革命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而管理革命是将知识应用于知识和系统创新。人们因此彻底改变了对知识的看法:“我们现在认为的知识是知识显示于行动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是在行动中有效的信息,着重于效果的信息。”

后现代社会理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知识获得创造新社会的权力

“当许多社会进入我们通称的后工业时代,许多文化进入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时,知识的地位便发生了改变。”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年写道。在后现代状态中,知识以“信息”形式出现,并且正在无止境地扩充着、膨胀着。“后现代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而成为商品化的重要领域。”

这样的知识在谁手中呢?早在1967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指出,一个强有力的科技专家阶层正在崛起; 1969年,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断裂的时代》里为如何把控由信息技术和知识工作所造成的断裂提供了指南;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则在1973年论证说,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特征。 从那以后,专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便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专门知识对于竞争力的重要性不断地在经济学家和商业战略家那里得到强调,他们认为,财富的创造不再依赖于官僚对资源的控制,而是更加依靠专门知识和能力的运用,以及对组织能力的管理。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德鲁克集大成地论述了知识型企业的形成。这本书在德鲁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更在于他以社会生态学家的视角对战后资本主义 的内在驱动力作出了精准的描述。直到德鲁克去世的时候,他期待的知识社会并未完全来临,但是他关于“知识”与“管理”的关系的梳理,引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管理思潮。

德鲁克有关“知识被用于知识”的命题,意味着进入员工头脑和企业文化的知识开始具有支配地位。

工业革命及其后的泰勒主义改变了组织和管理的本质,而现在,必须对这个范式进行革新了。生产力建立在新知识的应用和发展上,因而离不开专门的知识工作者的贡献。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人与此前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完全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更主要地是因为,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他们拥有组织的生产工具即知识。为此,等级制或矩阵式的组织需要改变,甚至出现了建构在专家的专门化知识基础上的组织,比如医院和交响乐团。

当组织拥有了一批掌握专门学科体系的人之后,组织的任务就是如何让知识变得更有效。所谓让知识变得更有效,其实就是熊彼特说的要达到破坏式创新的目的。德鲁克认为创新是稳定的敌人,而创新就要依赖于组织中的专家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生产新的知识。

德鲁克提出:“从知识向种种学科的转变给予知识以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权力。但是必须在专门化的知识和成为专家的知识人的基础上建构这种社会。⋯⋯这样也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价值观、梦想、信仰问题,这是所有能使社会凝聚在一起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

德鲁克为管理注入了两个新观念:知识社会就是专家社会,组织的知识化就是专家化。基于个人知识的意愿属性(此点值得另文论述),价值观、愿景也会成为组织管理的新要素。

下一个社会:知识社会

1958年,加尔布雷思出版《富裕的社会》一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富人的社会,或者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上的安全的社会。 2001年,德鲁克为《经济学人》杂志描绘了“下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身为知识社会,但其深刻内涵也并不在于知识是这个社会的首要资源,知识工作者构成劳动人口的核心力量,而在于:知识工作者拥有比经济安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地位。

善于从历史中引证的德鲁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850年代,英国失去了工业经济的领先地位,先是被美国,然后是被德国所超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非经济的,也非技术的,而主要是社会的。从经济上、特别是金融上来看,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属世界强国;在整个19世纪,她的科技成就也很夺目。合成染料,现代化学工业的第一批结晶,是在英国发明的,汽轮机也是如此。但英国却从不承认技术发明人员的社会地位。说也奇怪,很少有国家像英国那样给予“科学家”极高的荣誉,她19世纪在物理学方面人才辈出,马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星光熠熠。相形之下,技术发明人员始终剥离不了“技工”的身份,他们成不了“绅士”。

德鲁克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它将传统的工作根据世代的经验予以重组,其中凝聚了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逻辑分析。换言之,起作用的是认知科学。由此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在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的要诀是知识专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价值的承认。如果他们在组织中仍然被当作“雇员”看待,就会重蹈19世纪的英国人把发明家看作“技工”的覆辙,其后果如何,历史业已给出了答案。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知识的性质问题上。在传统的社会里,知识是清高而个人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说:知识的唯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常和苏格拉底辩论的普罗塔格拉斯则认为:知识要达到的是知道如何说、如何说得好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人看起来有“形象”。中国文化对知识的概念亦很接近。“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即是说,知识的应用只停留在思想的层次。而对道教徒和禅师而言,知识是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不论东西方对知识的含义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它们对知识不表示什么持完全一致的意见:知识不表示做的能力,功用从来不是知识,而是技能。

回顾德鲁克笔下整个知识含义演化的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传统的知识只能提升个人的教养,现在的知识却能通过有效率的企业系统扩张成为对全人类有益的经济商品;知识终于直接和经济联结,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知识是个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资源,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经济学家从不离口的传统的生产要素没有消失,但它们却转为次要的了。只要有知识,就能得到它们,而且能轻易地得到。

在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的历险》 中,他说自己是“第一个使用‘工业社会’这个名词的人”,而在《下一个社会》里,他又告诉我们,“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说法是他在1960年左右发明的。对德鲁克来说,虽然他被称为世界级的管理学大师,但他曾很坦白地表示,在他出版的三十多本书中,有一半并不谈“管理”问题,而是关怀、分析“社会”问题,亦即大社会的解构、转型和整合。德鲁克在管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摇摆,给他的读者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局面:很多人对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耳熟能详,对他的大社会理论却一知半解。他们尽管也熟练地使用着德鲁克所创造的这些新词,实际上并不清楚它们会怎样影响人的价值与行为,怎样改变经济和政治。

认识到这一点,德鲁克不遗余力地在知识问题上发言,其心思主要花在三个方面:首先,呼吁给出一种知识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理论。他说:“我们需要一种能使知识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心的经济理论。只有这种理论能解释目前的经济。只有它能解释经济增长。只有它能解释创新。……只有它能解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后来者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横扫市场并驱逐所有竞争者的原因。”

这种理论被德鲁克称为“后经济理论”,因为此前流行的是一种拥有强大分析能力但却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学。它终止了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联系,而将其视为控制商品行为的学科。然而,自从我们明白,财富的来源的确是某种非常人性化的东西——知识之后,我们第一次拥有一种方法,可以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并使之与人类价值联系起来;其后果是,经济学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适应剧烈的转向。

其次,关注如何改进劳动人口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兴群体的生产力。德鲁克认为,发达国家管理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持续而系统地提高目前极为低下的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经济将面临停滞。值得注意的是,德鲁克在此处强调,生产力不仅是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这使得他更多地着眼于提高服务工作的生产力。

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中,职业和升迁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手中,他们是有资格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但是,这些人在总量上永远只占少数。缺乏知识、只能从事非技术性服务工作的人口在数量上总是占有优势,他们的地位类似于100多年前的“普罗阶级”,挤在人口爆炸的工业城市里。除非服务业工作的生产力快速提高,否则这一为数巨大的群体——其数量可能同制造业鼎盛时期的工人人数相仿——会看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提高服务工作的生产力,是知识社会中管理人员最重要的社会担当。

再次,尝试解释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知识工作者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前者是因为他们的养老金正在发达国家中成为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后者是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并能随身带走。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兴起,驱使管理者认识到,使知识富有成效是一种管理的责任。

组织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变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关键岗位由那些无法用传统方法管理的知识工作者占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能甚至都不是公司里的雇员,而是外包合同工、专家、顾问、临时工、合伙人等等。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所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所属的公司,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尽管如此,大部分的组织仍然在“骑墙”,秉持“资本至上”的传统心态,试图通过“贿赂”的方法留住知识工作者。无疑,知识工作者希望劳有所得,但满足他们的价值追求、给予他们社会承认、创造条件使他们得以最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才是当今组织用人的正道。

上个世纪90年代,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写道:知识史在下一个世纪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又说,希望100年后能够写出一本《知识论》。如今,哲人已萎,但我们无法忘记他在知识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他为我们讲述了知识的变化,知识所驱动的组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含义的变化。我们需要承其遗愿,拿出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知识论》。

胡泳的《知识论导言》2015年1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胡泳公众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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