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孙中山先生的暗杀理念及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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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际,险恶的世途,屡战屡败的运作过程,仿佛秋天的山间小道,秋风尚未刮走落叶,又为纷纷的枯叶所覆盖。悲观型的志士就更为之气馁。像卡夫卡所说:“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卡夫卡集》219页)过度的敏感令其感受疼痛的能力更为增强,渐次加深,无法自遣,意志的作用愈发微不足道。1911年7月8日,志士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尽,他以列强瓜分中国及讹闻黄兴于黄花岗战死,至受刺激,神气沮丧,继而头痛浮肿无以自制,遂投海自尽。孙中山闻之大为痛切,认为牺牲不能有造于社会者决不应为,他致吴稚晖函中说:“弟观驾生君尝具有一种悲观恳挚之气,然不期生出此等结果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536页)

会党初起到辛亥革命,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困难,多少悲观,多少次的失败,如黄花岗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惠州之役,尤其当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克强先生急切为死难党人报仇,欲躬行暗杀,黄兴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自三月事败,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黄兴年谱长编》,205页)孙中山先生闻悉即致电劝缓行。孙中山专门有一篇关于暗杀的谈话,全文如次:“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孙中山集外集》),第152页)这段谈话实可视作民初党人暗杀行动之总纲,其内蕴是表达生命的权利及正义感,以期对奴性十足的社会群体起到震动,同时也考虑到政治理念,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以及策应的总体方法及效果。史坚如烈土的遗书中,尝谓“记得去年冬天(1899年)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云云,此即形势的急需。

中山先生建立正义政府的信念,是构筑在对晚清社会状况、政治结构的精密分析之上的。如论中国司法的改革(1897年)尝谓:“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改革,这一奥吉亚斯牛圈要清除之是完全不可能的。”奥吉亚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养牛3000头,牛圈30年未曾打扫,牛粪堆积如山,肮脏已极。中山先生意谓局部清理为徒劳,必待彻底改建。他又说:“在中国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无司法可言,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是受刑的代名词。”(《孙中山集外集》,第7页)而对此种腐恶已甚的极权制度,要推翻它,研究、推广新思潮绝对不够,狙击也是有效手段之一种。

在中山先生的政治哲学专著中,贯穿这样的理念:文化科学、实业经济、民主政治,而此三者,正与近代英国土地上所出现的——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契合。它们的合力造就了“现代化”这种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力量,在中山思想的启导影响之下,大量涌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创新人材,杜甫诗谓“莫取金汤固,常令宇宙新”。注重根本,眼光高远,真正能救国的原动力即在此。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最新研究成果:93部孙氏宗谱综合研究,集成32万字的《孙氏宗谱世系源流》一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证明孙中山先生系我国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70裔孙。(据《炎黄世界》1997年第1期)

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撰《国父家世源流考》,考证出“至明永乐间,有讳友松公者,再迁广东紫金,是为国父上世入粤始祖”。又十二传,孙琏昌(一作孙连昌)起兵反清,兵败流放,于康熙间自紫金迁居增城,旋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又二传,孙殿朝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是为中山先生高祖,即中山先生父亲孙达成为孙殿朝的曾孙。罗教授之考证为当时政要孙科、吴铁城、陈立夫所肯定,各为之序,并于1942年出版。罗教授的考证对孙中山先生祖辈孙连昌和后代“无一屈身辱志”的事迹,激励抗战功莫大焉。更早的时候,南社社员陈巢南也著有《孙中山先生世系表》。

假如不是迷信的说法,也可见中山先生允文允武的人格气魄所来有自。他革命一生,荆棘载途,先生却如牛负重,两肩担起,未尝稍息。很多历史的关头,机会微渺得如同海底捞针,而先生总是不辞冒险,期达目的。尽管有的行动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分。但是,如唐德刚教授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所赞:“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第13章)

小说名家曾孟朴,在他的《孽海花》中(29回)曾热情洋溢的绍介孙中山先生。数笔勾勒,形象已出,说到孙先生的童年异禀,留学时所吸养的自由空气、革命思想。在他笔下,孙先生“面目英秀,辩才无碍”,是“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1924年底,中山先生病象已深,还扶病北来。欢迎的民众,环涌如堵,几年后张恨水先生著文(1928年6月12日,《世界晚报》)回忆当时情景:“中山先生带着笑容,从火车上下来。因为有病,不能演说,一路之上,扔了许多传单答复民众。传单虽极简单,第—句就是中华民国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对于民众(人力车夫在内)是怎样谦逊有礼,和蔼可亲。”恨水先生的笔调,率真而沉郁,情绪低徊不已。他又写道:“而今青白旗挂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义好像快要实行。但是,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这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我伤心极了,我只有痛苦。”谈到这里,笔者陡然受了感染,情绪无端失控,泪水滴嗒纸上,心恻鼻酸,不能自持。先贤炎凉尝尽,而接力春秋,却永无再传!绝世伤怀,有逾此乎?

章太炎先生为近现代大哲学家,其学问如深山巨壑,其行文如狂澜汪洋;与革命结缘数十年,贡献极巨,但偶尔也不免老天真的固执、迂腐、轻信。1912年以后,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特邀进京“商谈国事”,派王赓(揖唐)赴沪迎接,到京后百般优待,发表为东北筹边使,章先生不知是计,踌躇满志,领了1万元开办费,即到吉林走马上任。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北京。1909年秋,他和孙中山先生发生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竟在日本华文报上著文恶攻中山,蔡元培对陶成章、章太炎的闹内讧,称“尤为无理取闹”。(《蔡元培全集》,第1卷,50页,中华书局版)四年后中山先生致蔡元培函,谈民国政府之用人,认为康有为反对民国之旨,终难聚合,而“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而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19页)

1912年8、9月间,中山先生在北京与老贼袁世凯有过十余次谈话,就国家治理、建设问题提出磋商。袁贼多所虚与委蛇。至9月16日钱别宴会上,乃急欲刺探中山先生之意志,佯装酒醉亲热,拊孙肩曰: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中山先生莞尔从容对曰:“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据《孙中山轶事集》,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于此不难看出,中山先生当十面重围之中的从容不迫,询为大革命家本色,以及游刃有余的心境。

中山先生初著文,并不刻意为词章,取达意而已,在民国8年以前,专精政治、经济之学,旁及兵法、舆地、外文之属。后以自撰《孙文学说》,乃取《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温习之,胸中丘壑,腕底波澜,遂命笔沛然,如长河大洋,无阻滞矣。先生出口成章,更添文采风流。故其著述不特道理贯日月,即文辞亦如精金美玉。为那种“破坏内行,建设外行”的“革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先生天赋大才,亦学力使然;至于他的学养,又有兼融百家的阔大包容性。《孙文学说》尝谓:“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涕,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若莫甚焉。”活画当时情景,并革命者之心志。实则早些时候由先生改定之兴中会会章,即有思想与文采气势两相高之致,文章气节,坚毅沉挚,雄浑痛愤。今仅录章程之前序一段,尝鼎一脔,可以知味——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雄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教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鷩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谨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见之于已事;瓜分豆剖,实堪虏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急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意自勉谤,谨订章程,胪列如左”(下略)。(参见《清稗类抄》3697页,会党编。文字与另一本略有出人。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9页。另《类抄》以兴中会在光绪壬辰——1892年成立,实应为1894年)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古巴老渔夫抱夫桑提亚哥80多天出海捕鱼,皆空船而回。第85日与那条18尺长的大鱼周旋搏斗一整天,等到半夜进港,鱼身早为鲨鱼嗜尽,最后只剩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脊骨,扔在垃圾堆里,只等潮水来冲走。中山先生一生与满清攘击,中间败迹无数,今日有的学人就出狂言道,孙中山一生都是失败,仿佛不屑的样子。实则中山先生与老渔民最为神似,那整体性的孤独,志士式的灰心和豪杰式的扼腕,而终于百折不挠的选择。老渔民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中山先生为祖国的设计,科学、民主、长远而切实可行,当时有人称他孙大炮,但大炮发发落在实处,是不放空炮的大饱!他对中国的观照,亦自世界性角度切入,他同时又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动向引人中国的人。他面对时代,改造国家,去适应剧变的世界。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民,在与大鱼遭遇以前,尝驾小船在海中无奈漂移。海岸是无穷的广阔,他低头朝水里望去,但见蓝光中种种小生物与太阳幻成奇异的光辉,他喜欢其中海龟的优雅,可有人对海龟很残忍,而海龟被杀死切开以后,它的心还要跳上好几个钟头!老头想:我亦有这样一颗心!这和中山先生临终前的伤怀激越,不是很相类似的吗?先生弥留之际,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他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尝试,这样的风范人物,为古往今来所仅有。

孙中山先生素重西学,深谙洋习,对设议院、变政治更有深刻的理解。1896年伦敦蒙难(为清公使馆绑架),获英国人民及政府营救,对英国人民所祟尚的正义及公德良心更确信无疑,也使他对文明国家的进步、教育、民意的认识更加坚定。他对中西文化良性传统方面的有机继承发展使他不但建树伟大,更以献身国家的同时,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人格魁力,而时势给他的名利,却弃如敝履,绝不介怀。彭西先生《国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尝谓:“他伟大人格的特质,是在他个人立身行道方面的谦恭、朴实和克己的态度与精神。就是我们兴致来的时候,于日本的茶屋式中国料理中,在大批花枝招展的艺妓里面休息的时候,他正襟危坐,态度谦和庄重。对朋友们他是一往情深,在宣传说理方面,谁也比不上他坦率、雄辩及说服的能力。他说明及宣传他的主张,温和而动听,并且以绝对诚朴的态度,含笑答复与他反对的意见。”

1901年6月至7月间,中山先生在日本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有吴禄贞、钮永建(惕生)、程家桎、马君武、张雷奋、王宠惠等数十人,他们中多数尚未见过中山先生,一些人更倨傲轻狂,以为中山不过是龙蛇起陆的草泽英雄罢了,甚至懒得往访一晤。但很快,他们的看法转变了。深深感慨到中山先生大木百寻,沧海万仞的伟岸气度,这转变的过程,颇堪说明问题。据《吴稚晖文存》记述:“余三月至东京,五六月间,钮惕生偕吴禄贞、程家桎去横滨晤先生,我未以为甚合,及闻惕生言彼气度如何之好,我始惊异。”又在其《总理行谊》中记:“一天,有位学农科的安徽程家桎(一个最大胆粗莽的革命家,民国3年被袁世凯骗了,杀在北京彰仪门),又有一位湖北吴禄贞,来寻钮先生,要邀我同到横滨去看孙文,我虽不曾骇成一跳,暗地里吃惊不小。我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们三人微笑而去。……傍晚他们回来了,我马上就问孙文状貌,是否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钮先生说,一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我说与梁启超相较如何?程摇头道:‘梁是书生,没有特别之处。’钮插话说道:‘你没有看见,看见了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其时的钮先生,以书院有名的学者,与后来《申报》的主笔陈冷血——梁

鼎芬所称为二雄,亦为张之洞所看重,我就问他:‘难道孙文就有张之洞的气概么?’他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你将来见了,就知道了。’”

还有仅见先生书法即已悦服者。章士钊记:“一日,吾在王侃叔处,见先生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243页,中华书局版)

中山先生不可思议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赋奇智以外,更由其素养、学识、敏悟、识力、亢爽、深情、沉着、率真、勇毅综合而成。那些后来成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学生,在当时与先生识,亲炙教诲,也就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顿有豁然眼明的开朗了。个人的行为决非沧海一粟,当其涌上社会行为风浪的顶尖,即带动生命力寻求更为良性的循环。值此万木萧疏的时代,回望那智窍大开心时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

中山先生,以他的学养、识见、修为、口才、敏悟、大气、坚忍、勇毅、平和,综合造成一种极饶魅力的人格形象内涵。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公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堂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中山先生1924年离穗北上期间,曾绕道日本,船抵神户时,日本士官学校的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前来迎迓,一致表示愿辍学归国听先生驱策。先生勉其用功研究,将来回国效力,学生又要公宴先生,先生以节省金钱时间相劝婉谢之。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间,这样为民众所理解祟仰的场面真是举不胜举。即日本财阀,也对先生执礼甚恭。又如张作霖,当中山先生北上抵天津时,张即派人告之将在天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先生当日访之,次日张氏回访,“张作霖到张园来见先生,一连来了20辆汽车,卫士足有百多人,戒备森严,张向先生表示,他决心追随先生,井说他愿作先生的卫队长”。(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会见时,马湘在室外警卫,他和张部一位上校警卫闲话,上校问中山先生的卫队有多少人,马湘告诉他,有六人,对方听成六营,极惊谔,说六个营?驻何处,马湘再说明是六人,不是六营,他更诧异,觉人数太少了。孙先生这种魅力,是政治家把中国导向正轨的极大助力,即如云南军阀唐继尧,其敬服中山,也出由衷,护国战争时,秘密致函中山先生:“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这些,可从侧面说明中山思想的深刻性、广泛性及可行性。(《孙中山年谱长编》,963页)。北伐以后,为何各地军阀不惜血本,纷纷向蒋介石开战呢?为何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还有各种反蒋联盟呢?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他不具些微人格吸引力,以青红帮出身而发迹,连军阀都打心眼里不服,瞧不起啊!

观察一个政治家,既要看他的既有成就,更要看其潜在能力。中山先生确乎是把理想主义及实际经验结合到最佳结构,经验与理想,互为提携、制约、补充。险阻艰难、经纬万端的时代,仿如海上风暴,每一朵浪花,也皆似有食人之感。他就要在那样的时分运作奋斗,寻求变更之道。这和徒以画饼驭人的权术家有着本质区分。后者告诉你,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即便小有实现,却完全变质变味,结果全国几代人,都成他的试验田。

我们一般人,为恶劣环境所腌制酱化,简直不敢相信曾经有过的伟大人文理想及实践。结果最害怕的事,往往是我们获得解放、脱离苦恼的惟一门径。给先烈扣上时代局限方冠的评论者,大概都是些一味素洁的“素食主义者”。蔬菜,固属清洁植物,然而它是吸收什么长大的呢?对此,刻寡的评论者大约不加理会,要说时代的制约局跟,则任何时代概莫能外。

物欲研究所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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