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现代中国的“自我”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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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对“自我”的塑造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

“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在这一方面,明以下理学家的自述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

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

“五四”的双重失误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等,也都还在作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

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取得最神圣的地位。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则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祛魅的时代,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is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科学精神与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今天表现在台湾的“国会改选”的现象亦是如此。中国现代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只有政治没有人生,这是很可悲的。我想这里有一个“大我”淹没了“小我”的问题。

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但分析到最后,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意义想得太浅,他们把旧有文化完全摒弃,而新的又尚未建立,他们的思想上仅有薄弱的科学主义作为根基,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至于个人、自我的意义,没有人去探究。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

以西方的科学主流来讲,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是为人生而知识,更不是采取功利的态度和观点。像胡适所说的,在天空中发现一颗恒星和找到一个中国古字的含义,其意义和在科学精神上的实践是一样的。这是西方求知识、求智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不管真理有什么效用,只是把事情搞清楚,个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解放。“因真理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观念,也是古希腊人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学西方文化,甚至为科学主义所俘虏,可是却没有受这个“为知识而知识、因真理而自由”精神的影响,这个精神反而丢掉了,甚至是变得极端地功利主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西方的另一成就是开口闭口便讲“批判精神”,“批判”的起点则是“怀疑”。其实中国传统何尝不重视“批判”和“怀疑”?不过中国传统学人先“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然后才施之于他人。西方科学家做实验也是先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可靠,检讨自己的假设是否合理。这些完全成立后,才能转以“批判”前人的立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自我内在的批判,只会批判别人。接受西方某一家之言后便认为是绝对真理,借以批判他人。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今人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自己立说的根据。所以我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主义,却未学到真正的科学的态度。这也是“自我”在精神内涵上贫困的一种表征。

20世纪的不断革命,牺牲了中国两三千年累积下来的无数的精神资本。我个人认为:现代中国在精神资本方面的贫困,远超过在物质方面的匮乏。儒家讲“修齐治平”,事实上,“修齐”便是先由个人内在修养做起,“治平”则是个人道德的延伸。以现代意义来说,即为公私领域的划分。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即好的政治是一个好的道德的延伸。所以,我们如要改造中国传统,似应先从公私领域划分清楚开始。个人道德不能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因为其中有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从“家”一步跳到“国”的层次。但是健全的个人才能逐渐导向政治的合理化,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注:本文转载自“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ID:spiritual_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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