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1911—1912:梁启超归国前后的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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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8月,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士官三杰”策划的“滦州兵谏”及宫廷政变虽然失败,但客观上却确保了武昌起义取得成功,这是导致满清覆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滦州兵谏”以最小的代价,使得辛亥革命几乎没发生什么大的武装斗争及流血牺牲即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进步。(详见朱中原《1911: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04日07版)

辛亥革命的成功,梁启超及其立宪派功不可没。但梁启超立宪派并未能获得胜利的革命果实。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革命党迅速崛起,袁世凯重新掌权,梁启超立宪派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袁世凯掌握政权之后,迅速组建了一个以北洋系为核心的新内阁,并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以梁的出山来为其统治背书,但梁坚辞不就。因为这一权力划分,与梁的设想差距太大,立宪派失去了掌握政治主动权的机会。按照梁的构想,辛亥革命之后,应由立宪派来掌握政治主动权,选择与袁世凯北洋系或南方的岑春煊系合作,以进一步对付革命党暴乱派和守旧派。

然而,随着吴禄贞的被杀,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遭遇挫败,袁世凯重新出山掌握政权,促使梁启超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归国出路及立宪派的政治抉择问题。

“虚君共和”与政体抉择

1911年11月,袁世凯出山组阁,京城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清廷批准,袁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维德,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法律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奇,副大臣梁如浩,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这一内阁权力划分,基本是袁世凯北洋系占据显要位置,尤其是被称为“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掌握了陆军部大权,海军大权则由袁世凯嫡系萨镇冰掌握,杨士奇、田文烈、赵秉钧等均为袁的重要干将,亦有重要职务,而梁启超只是一个法律副大臣职位,不过一虚职而已。

但总体而言,对于这个昔日的政敌,袁世凯在职务安排上对梁启超还是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袁给梁启超这个职位,不过是一个试探性的过渡。如果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顺当,也许会给予他更高职务。

为了拉拢梁启超,袁世凯数次敦请梁启超归国就任。梁启超得此消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除恳辞法律副大臣之外,并建议以开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办法:“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会议结果,绝对服从,庶几交让精神得发生,分裂之祸可免。”(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申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可见,梁启超对袁世凯掌权后的格局喜忧参半。喜的是袁掌权,可以有机会对国体政体问题进行重新确定,忧的是要防止革命党的破坏。对于新肇建的中华民国,梁启超以为首要考虑的应是国体政体问题的确立。当然,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政体毫无疑问应选择君主立宪。

袁世凯见梁启超坚辞不就,遂于10月1日(旧历)再电催促,清廷也于10月13日电请梁归国就任,但梁仍予婉拒。11月间,袁世凯和清廷再各致电梁氏促驾,情辞恳切,但梁仍不为所动。11月21日,清廷第三次致电梁启超,促其归国就任:“转梁大臣。奉旨:内阁代递梁启超电奏恳恩开缺等语。该副大臣久羁海外,时以祖国存亡为念,乃朝廷所深知,现政治更始,百端代理等,即遵旨迅速回国,国势艰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钦此。”(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召梁大臣回国电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8页)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力荐的结果。

尽管清廷和袁世凯几次三番敦请梁启超归国就职,但梁认为时机不成熟,坚辞不就,不过,梁启超却给袁世凯送了一个大礼,于是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就理论方面发表其解决当前问题的主张,以为袁的统治建言献策。此文是梁启超关于新中国国体政体问题的重要主张,也是奠定民国国体政体的重要理论基石。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单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问题,下篇单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梁启超主张采用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此不赘述。关于第二个问题,梁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梁启超所主张的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实际就是英国立宪政体。文中对于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厉害得失的比较,及其之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所论甚细。梁在此文最后,对于这种本最适宜于中国而独不能随即采用的制度的困难慷慨陈词: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又说:

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北京出版社《梁启超全集》第5640页)

在这篇影响重大的文章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即秉承英国式的虚君政体。在这一点上,康梁达到了高度一致,即都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而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共和制。此一主张发表后,梁启超即遣立宪派骨干罗瘿公、汤觉顿、麦孟华、徐佛苏、张君劢等在京沪等地与各方联络,冀有所成。

是年10月3日,罗瘿公致信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方面的接洽,并述及时局。罗瘿公对于袁世凯及北京各方人士就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及虚君共和计划有所论略。袁世凯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罗瘿公答:“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南军既要求共和,我当允其共和,但当仍留君位,可名为君位共和。”袁世凯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罗答:“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截了当,君主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但当名为君位耳。”(同上,第369页)

同信说:“渠复言:各国公使意见皆赞成中国君主立宪,一昨有电致唐、伍两代表云:奉本国政府命令,忠告中国两方,非赶紧解决不可,现不用正式公文,先以朋友之义忠告等语,如延不坚决,各国必出而干预,欲求为现在之局面而不可得。又言:革党人如汪兆铭之类,已见过数次,屡以不入耳之言相劝,我屡与解说满、蒙、回、藏之问题,汪兆铭似有所悟,然南边全尚意气,非推倒满洲不可,如何办得到?复问其闻伍秩庸极固执,恐不易转圜。渠言:伍本我的老门生,其人已老,脑筋已不活动。渠本主张君主立宪,近日始改变宗旨。惟秩庸虽充代表,未必全体服从,试观南省各府有都督,县有都督,岂能统一等语。”(同上,第369页)根据罗瘿公与袁世凯的谈话,袁世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他一开始并不赞成南方革命党提出的民主共和政体,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各国代表皆赞成君主立宪,但南北和议中南方代表伍廷芳却顽固地主张应采民主共和政体。这是令袁世凯十分头疼的事。

南北和谈一开始十分艰难,双方立场差异太大,故袁世凯方面只能一边和议,一边备战。北方坚持和谈,保留君主,不主战,南方则“均思破坏和议,锄去满清。”“北中志士,近日皆已南下……然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由此可见,南北双方关于政体的分歧甚大,且因政见不合极易有和谈破裂、双方开战之可能。信中所说“佛苏”即徐佛苏,乃梁启超立宪派骨干,著名报人,政治活动家,时活动于北京。

北方所谓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君主不过一装饰品而已,然则此为南方所不能接纳,“今日又将君位共和名义电告唐,私向彼党密商,谓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唐已与黄兴晤谈甚久,黄持甚坚,谓正式会议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可见,北方所主张的虚君共和,已是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北方本来坚持君主立宪,即保留君主制,但南方坚决不同意,于是北方遂根据康梁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实行共和制,但必须保留君主,君主只为虚君而已,是为“虚君共和”。但即便如此,南方也仍不妥协。

10月25日,在北京活动的立宪派骨干罗瘿公向梁启超报告和谈局势及各方面对君主民主态度:“时论谓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燕孙谓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骂,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当时的局面是,立宪派在和谈言论中遭到了革命党的逼迫和威胁,和谈已倾向于共和。

此时舆论一度盛传,参加和谈的北方代表唐绍仪力主共和,后被梁士诒否认。“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唐绍仪与梁士诒、袁世凯一样,都是抱坚定的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不成,则退而求其次,君位共和。但唐被当时舆论污蔑为坚持民主共和,袁世凯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唐的和谈代表之职。“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同上)此时的袁世凯,的确尚不知如何处置,民主非他所愿,但若不民主,则南方坚决不答应。这时,康、梁立宪派给袁世凯送来了大礼:虚君共和。罗瘿公信中所说的“日内拟偈项城,备达尊旨,已托其近习约期相见”即是指由其将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主张代达袁世凯。“燕孙谓项城得尊缄。”罗瘿公此次与袁世凯的晤谈,将梁启超的计划和盘托出,梁启超的主张是,既然君主立宪不能马上实施,则先实行“虚君共和”,再由立宪派在北京组建一大报,以梁启超的立宪派领袖身份,逐步转移国内舆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和袁世凯达成了基本共识,袁问“办报需几何?”罗答“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实际这恰是梁启超借机向袁世凯索要经费、组建政党、进行政党政治的绝佳时机。

梁启超此举正是抓住了袁世凯的关捩。为拉拢梁启超以对付国民党,袁世凯不得不借重梁启超组党。

蓝公武在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信中进一步表达了袁世凯颇有借重康梁之意:“项城第一次借款不成,现复借款,在商议中,恐亦无效。奇窘万状,故和议内容,据人所述,不过借此延宕。”此时北方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和议只不过是袁世凯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目的是要腾出手来解决财政问题,于是,袁极力邀康、梁回国,其目的“一是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二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但袁世凯对康、梁的态度又略有分别,对康颇惧怕,“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则是“深愿其归国,其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蓝公武十月二十九日《致南海任公两先生书》,同上)这是蓝公武在试探袁的意图中获知的,而袁此时并不知蓝与康、梁的关系。由此可知,袁世凯确实在言论和财政上需借重康、梁。但康、梁究竟何时出山为宜,尚需等待,“惟日侦探项城行动及政府情形与士夫之心理,再定计划。”

同年11月初,蓝公武给康、梁进一步报告了当时情形:“项城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约有两千万左右……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并告知康、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蓝公武认为若开战,则南方必败,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康梁出山,此时不必着急,非等到南方败局而北方袁世凯欲以开国民会议收场时不可,这是康梁出山的最好时机。

对于梁启超稳健派提出的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各方面基本比较赞同,但革命党持强烈反对立场,革命党中唯章太炎态度较为暧昧。章太炎的政治立场一向比较激进,其所提出的“种族革命论”成为革命党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民初大论战的焦点之一。但章太炎与其他革命党人有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尽管坚决主张推翻满清王朝,但他并不必然主张一定要取消君主,也即是说,章太炎是允许可以有皇帝存在的,这一点,章太炎与康梁比较接近。章太炎与康梁尽管有政治恩怨,但在这一政治立场上,却并非不可以调和,再加上章与孙中山、黄兴一度分道扬镳,则日有与康、梁联合之意。在梁启超看来,章太炎是革命党的理论台柱,如章能支持“虚君共和”,则中国实现“虚君共和”的可能性又多了一层。故辛亥年间,梁启超派遣立宪派骨干盛先觉在南方活动,往访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领袖,欲通过私人会谈形式,取得革命党的同意。

12月2日,盛先觉抵上海,往访章太炎,不遇。12月3日晨再访,仍不遇,遂三访章氏,盛将梁启超致章太炎手书及梁氏“虚君共和”方案面呈太炎,“觉乃进言,先生章有给满清与清帝使之自立之议,觉以询之,章曰:‘昔诚有此议,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罢矣。’觉又闻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领,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以询章,章曰:‘昔亦诚有事,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不敢妄谈矣。’(由是观之,章之难能主张虚君共和,盖可想见)。”(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梁启超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4页)由盛先觉与章太炎的对话可知,章太炎原本对保留君主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至少不似其他革命党人那样激烈,章的这一主张与康梁有相仿佛处,然而从此次章太炎的答复来看,章氏立场已发生完全改变,故其“主张虚君共和已无可能”。而且从章太炎答复梁启超的书信来看,章氏立场已昭然在目:

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况清帝若无实权,则非蒙古所惮;若有实权,则是一国二君,其祸甚于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为元首,而欲汉人秉政,此非袁世凯辈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国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犹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兵孱财尽,虽有无数外藩,亦何所益耶!……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仆所见蒙古人,其恨满人至于衔骨,其对汉人犹有同舟共济之意,所患者俄人诱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无蚕食之心耶?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致梁任公书》,同上,第374页)

章太炎认为依靠蒙古王公势力来保留满清君主是行不通的,蒙古与满人注定是不能融合的。章氏王顾左右而言他,从蒙古独立来谈是否保留清帝,虽未能正面回应梁启超,但实际已对梁的“虚君共和”下了否决书。盛先觉在章太炎的信函中作跋:

……右系章太炎原书,所答似系专对觉言,而且尚有误觉意处。至于第二段尤属无稽之谈。觉以被阻不能见面,不得与太炎剀切议论,甚可憾也。要之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黄兴专注北伐,似不可动,可动者其宋教仁乎?惜未能相见也。(同上)

由此可见,革命党中除宋教仁尚未知明确态度以外,其余人皆不接受“虚君共和”。但遗憾的是,盛先觉此次未能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虽然是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但又是个典型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分子,不可能与梁启超形成同盟。宋教仁一会呼吁总统制,一会呼吁内阁制,他用总统制推倒内阁制,又用内阁制推倒总统制,当他认为需要强化内阁的权力时,便鼓吹具有合法性的内阁制,当他认为需要强化总统权力时,又鼓吹具有同样合法性的总统制,这种玩法既让袁世凯伤透了脑筋,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也断送了民国的最好发展时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稳健派的政治斗争,构成了民初政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宋教仁和梁启超,是民初政党政治的两大实力派人物。这两个都主张立宪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有过交手,但都成为政党政治两颗瞬间即逝的流星,而且在历史的坐标上擦肩而过。故此,对于宋教仁这样狂热的激进分子,其对“虚君共和”自然是无法从内心赞同的。

“南北议和”与君主民主之争

“南北议和”是民初中国政治抉择的一大分水岭。

“南北议和“的核心议题是解决南北政治权力划分问题,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国体政体之争。国体上,是实行君主还是民主,政体上,是实行立宪还是共和,政治制度上,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这是南北议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南,即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汪精卫等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所谓北,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这其中,还有立宪派、旧官僚、地方督抚等。当然,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的势力划分,除了革命党和北洋系之外,包括立宪派、旧官僚和地方督抚在内的势力,基本都依附于袁世凯北洋系或与之结盟。从武装斗争角度来说,尽管南方革命党是推翻满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但是,清王朝的垮台,又与北洋系的内部裂变密不可分,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系,掌握着北方的军事实力,本身就是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满清王朝的实力派军人,而北洋系中像张绍曾这样的新军将领,又与梁启超立宪派保持着密切联系,驻守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则与康梁立宪派和孙黄革命党都广有联络,所以,辛亥革命成了几方势力自觉不自觉的联合与默契,尤其是在思想舆论的引领和策动上,立宪派几乎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立宪派的舆论推动,没有梁启超与张绍曾等人策动的“滦州兵谏”及逼迫满清政府退位的“十九条政纲”,不可能有满清的覆亡。正是因为立宪派的参与及北洋系的内部裂变,才有了武昌起义爆发的可能,也才有孙黄革命党借武昌起义而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机会,也才有了南北和谈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北和谈是一种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以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权力划分。参与和谈的各方势力,都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这是中国能够平稳进入民国、走向共和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至少,关于政治权力问题,可以摆在桌面,通过文的方式解决,而不再轻易诉诸武力。当然,这其中第三方势力的推动不可忽视,第三方势力即是以各省谘议局议员为代表的立宪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立宪派在南北和谈中起着推动和引领作用。

辛亥之后,介于权力划分的需要,一度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方革命党时刻酝酿北伐,北洋系也日言南伐,而欲恢复满清王朝统治的宗社党势力也日言对付袁世凯和革命党,武力斗争蓄势待发。当然,双方中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此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南北双方再诉诸武力,中国将再一次陷入军阀割据及政治混乱的僵局。于是乎,和谈问题便摆在了桌面。南北双方既不缺乏妄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政客,也不缺乏卓有识见的文人政治家,北方的唐绍仪、梁士诒、徐世昌等,南方的汪精卫、宋教仁等,还有各地的都督,都力主和谈,再加之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熊希龄等立宪派领袖的推动,南北和谈局面方开始形成。

民元之初,南北双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新政权的建立问题。1911年12月1日,同盟会领袖宋教仁和留在上海的林长民、居正、吴景濂联名通电,呼吁尽快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天江浙民军攻克南京,这个消息令士气低落的武汉军民精神为之一振,仿佛一阵清风吹开了漫天阴霾,宋教仁亦深受鼓舞,加快了推动成立中央政府的步伐。各省代表联合会随即议决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把会场从北洋炮口下的武昌迁往南京。

12月5日,已有14省代表齐集南京,达成了四项共识: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这是南方提出的南北议和纲领,如果袁世凯不同意共和,则全盘免谈。次日,大清摄政王载沣退位。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议。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在政体和国体问题上,袁世凯一开始抱定的立场是君主立宪。关于政体国体问题,袁世凯与前来会面的革命党代表汪精卫曾有过一番对话,袁说,“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答:“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袁世凯为何主张君主制?表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皇帝,实质是他想自己当皇帝,从这时起,袁世凯实际已经在着手酝酿称帝了。但为了称帝,袁世凯不得不答应梁启超的立宪主张。但这一点是南方所不能同意的,后汪精卫赴天津面见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唐为此次南北议和的发起人,南方以汪精卫为枢纽,北方以唐绍仪为枢纽,汪面见唐时,唐亦说“必以多数为服从”。(罗瘿公《致梁任公先生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5页)

后来的和谈局势急转直下,南方坚决不同意君主立宪,抱定共和制,于是袁世凯只能退而求其次,可以共和制、总统制,但必须保留君主,也即康梁所提出的“虚君共和”。但到后来,“虚君制”南方也不能接受,则只能是民主制,也即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最后,和谈结果是孙中山不得不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接任,在国体政体上,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但是,宋教仁横插一手,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宋教仁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蓄意要推行内阁制,废除总统制,也就是权力掌握在内阁总理而不是总统手中。

民国建立以后,新政权从革命党移交到北洋政府之际,在宋教仁的主导下,原革命党将已经拟定的民主制度一种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总统制是从美国制度借鉴而来,权力中心在总统,而内阁制则由英国借鉴而来,权力中心在总理。宋教仁的这次修改主要是为了对付袁世凯的权力过大,变成不挂名的皇帝。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辞去一切政治上的职务,革命党内部权力发生重大变化。以宋教仁为首开始对革命党进行改组,将以同盟会为首联合数个其他小政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黄兴等五人被选举为理事长。孙中山辞去党内事务,将权力移交给宋教仁。

宋教仁极力推行的内阁制,于政党政治而言,当然是有裨益的,但宋教仁的真实意图绝非仅仅是为了在中国推行内阁制,而是为了自己将来担任内阁总理后获得权力。这是其强力推行内阁制的吊诡之处。彼时,除了孙中山、袁世凯之外,宋教仁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内阁,也即熊希龄内阁。宋教仁的真实意图是取代熊希龄内阁。为此,宋教仁又不惜大力鼓吹总统制,抵制内阁制。于是,长袖善舞的宋教仁,忽而主张总统制,忽而主张内阁制,使民初中国的政局一度陷入混乱状态。这是后来的史学家一直所忽视的。宋教仁以宪政的名义,破坏掉了总统制,又以宪政的名义,破坏掉了内阁制,结果,连自己也最终葬身其中。

宋教仁这一手令袁世凯十分头疼。民国肇建以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民初政治的一大潮流,而宋教仁、梁启超是坚定的政党政治活动家,故善于权谋的袁世凯,不得不通过耍点阴谋诡计来对付宋教仁的折腾。为此,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先是未经宪法确定,即强行让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然后又授意梁启超组建进步党,以与国民党相抗衡。而梁启超为了支持袁世凯,推进立宪,在国会选举中大量安插进步党要员,但最后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却以占压倒性的票数战胜进步党。国民党的取胜,令袁世凯恼羞成怒,遂采取非法手段,强行解散国民党,驱逐国民党党员,并逼迫时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签字副署。袁世凯的这一举动不但遭到国民党的抨击,也引起了其政治盟友梁启超的不满,因为梁启超一贯主张合法的政党政治竞争,袁世凯也因此而替宋教仁背了政治上的黑锅,但又有苦难言,所以恼羞成怒,由此对宋教仁颇有积怨。但即使如此,袁世凯也并未有一定要除掉宋教仁之意。非但如此,袁世凯还欣然邀请宋教仁北上谈判,甚至已经做好将总理之职授予宋教仁的心理准备。

但就在宋教仁出发北上之际,却突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宋教仁的被刺,成为民国史上的一大悬案,迄今以来众说纷纭,但真正原因是袁世凯北洋系部下、接替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错误领会了袁世凯的意图,未经袁同意,即命国务秘书洪述祖与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青帮流氓陈其美暗中联络刺宋,陈其美是孙中山亲信,而孙中山与宋教仁矛盾重重,为与宋教仁争总理位置而心生忌恨,故陈其美又未经孙中山允准而替孙做了主,暗中派青帮地痞流氓应桂馨将宋教仁刺杀。这样,与宋教仁有政治积怨的南北双方的总代表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刺宋案”背上了黑锅。尤其是袁世凯,一度被舆论认为是刺宋的幕后元凶。实际关于宋教仁被刺案,袁世凯确实不知情。等到知情了,也只能作罢,将参与刺杀的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等人法办了事。但历史成全了宋教仁,却让袁世凯成了罪魁祸首。平心而论,这一乱局的始作俑者不应是袁世凯,而恰恰是宋教仁及其追随者们。

宋教仁的被刺,让梁启超感觉到中国的政党政治愈加渺茫。

秘联岑春煊谋建南方政权

辛亥之后,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宗旨渐趋分离,康有为始终坚持自己一贯的“联满倒袁”方针,而梁氏则一改前计,由之前的“除袁”走向了“联袁”甚至“拥袁”,在其“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方针指引下,进一步加强与袁世凯的联络。不过,梁启超并没有将赌注完全下在袁世凯一人身上,他进行了两手准备。在与袁世凯密切接触的同时,梁启超还派人在南方进行了秘密布置和运动,其中就包括联络岑春煊。

这是另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策动以岑春煊为首的南方军人,谋求南方独立,成立南方政府。准确地说,是为了推岑春煊出山,以岑春煊对抗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革命党,进而扶持岑春煊执政。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少胜算的计划,因为当时岑春煊在清廷已然失势,但与岑春煊的结盟,却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专制,这是梁启超的长远谋划。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的联岑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梁启超的联岑计划是与联络北方的袁世凯同时进行的,但二者是有冲突的,原因是岑春煊与袁世凯是政治对手,在袁世凯与岑春煊之间,梁启超只能取其一。也就是说,如果与袁世凯合作成功,则不能同时与岑春煊合作;如果与岑春煊合作,则不能同时与袁世凯合作。

这个计划的推出,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取决于岑春煊的政治及军事实力。岑春煊是清末除袁世凯之外另一个具有绝对军事实力的人物。岑曾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影响及于华北、西北、西南、中南、两广一带,以镇压土匪和惩治贪腐著称,有清末“官屠”之称,其影响力足以与袁世凯抗衡,甚至在汉人官僚中的实力一度超过袁世凯。推岑春煊的目的,是因为岑本人比较开明,内心比较支持康梁的维新事业,而且拥护君主立宪。最要紧是,岑因袁世凯捏造了一个“PS照片事件”,即将岑春煊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呈递给了慈禧太后,以离间岑春煊与慈禧,由此岑春煊被慈禧罢官,权力落败,退居两广。慈禧太后虽然得罪了岑春煊,岑春煊虽然是坚定的立宪分子,但岑的骨子里还是拥护清朝统治的,也即骨子里有一种忠君思想,而袁世凯是清朝的终结者,故此更增加了岑反袁的决心。

袁世凯是清末最具绝对实力的人物,拥护者众,反对者亦众,故若立宪派出山号召,岑春煊一牵头,天下极有可能掀起一股反袁的浪潮,这在后来的反袁护国战争中也得到了明显的证明。但岑春煊起兵反袁,苦于缺少军饷。故梁启超策动岑春煊起事,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军饷,所以,岑春煊起兵,也需借助在海外广有华侨人脉的康梁筹饷。岑春煊所面临的问题与袁世凯政府如出一辙。民国初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尤其是发动战争,急需大量的军饷。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党,抑或是想另起炉灶的岑春煊等,都急需借助海外力量来筹款,除了对外借款,就是依助于海外华侨,而康有为在这方面广有人脉,梁启超在整理财政上又是一把好手。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岑春煊,抑或是孙、黄革命党,都离不开梁启超这样的人物来辅佐。

运动南方的主将是麦孟华等人。麦是康有为得意门生,清末维新派骨干,曾担任康梁与袁世凯等人的重要联络人之一,在康门与梁齐名,时有“梁麦之称”。麦运动的主要地区是广东,运动对象是岑春煊,涉及的人物有龙济光、李家驹、谭学夔、张鸣岐、蒋尊簋等。龙济光是袁的部将,也是被岑春煊收编的土匪,时任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但此时已投靠革命军,此人是个摇摆不定的人,有时为袁效力,有时为立宪派效力,有时也投靠革命党。张鸣岐时任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与康梁立宪派有诸多联系和恩怨,李家驹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时任资政院总裁,为清末立宪派领袖之一,与康梁联系甚密,梁启超归国前夕担任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1911年10月,麦孟华致信梁启超报告联岑春煊事。信中称,龙济光已从革命党,“以不得龙氏真消息,则与公孝言太无把握,故尚未见公孝。且汉阳克复,武昌不支,北兵大增,高据上游,顺流而下,长江一带力必不支,政府之势日盛,且鲁又反正,则公孝更不敢冒险为此。”信中所说”公孝”即是指岑春煊,信中说,因不知龙济光投靠革命党是否属实,故不敢贸然见岑春煊,且当时汉阳克复,武昌兵力不支,北兵压境,长江一带尽为袁世凯势力,故这时岑春煊更不敢冒险支持康梁。但麦孟华又考虑到“于吾粤实不能舍,且现时舍此亦无可谋者”,故“日内如不得见伯器,亦拟先见公孝一探之。”麦在信中还提醒梁启超“此时必不可妄动”。(宣统三年麦孟华《致任公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

是年十一月间,麦孟华给梁启超报告说岑春煊极有意联合,这说明事情已经有了基本进展,至少岑春煊有了基本态度:“渠极有意,且甚热,微窥之且似颇有布置。”然而,联岑春煊则必须考虑到袁世凯的问题,“公路力大,推公孝则与公路绝(公路、公孝必不能合),且恐南北之局自我而成,故仍主联公路,力主公孝事当少缓。”(宣统三年麦孟华《致任公先生书》)

信中所说”公路”即袁公路,代指袁世凯。麦孟华倾向于认为应联袁世凯而不是岑春煊,因为袁世凯的势力远远比岑春煊的势力大,联袁胜算更大。

事情进展得似乎并不顺利。麦孟华在接下来的几天屡次欲见岑春煊均被拒,但“山公非无意者,伯器极赞成吾乡之议,但谓非由吾乡人拥迎不可,此一时何能立办。渠主推山公者,或山公暗有计画。”并说“山公曾暗见太炎,太炎等方组一统一会,云亦欲推山公为首领”。此时,原先为革命党领袖的章太炎也自组织统一党,欲拥戴岑春煊为首领。看来,除了康梁,章太炎也正着力联络岑春煊,而此时,岑的态度尚未十分明朗。

不过,岑春煊的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

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麦孟华继续报告与岑春煊商谈入粤事。信中有“公孝允赴粤,云有款乃可行,请先筹款,电示柏原、丹波来函详”等字样,显然,几经努力,岑春煊已答应入粤起事,但急需先筹款。但麦信中亦表示出了忧虑:“公孝入粤自极佳,惟由巩用、黄牛推举使入,则已与之打成一片,以后种种必为牵动,甚必至于协力敌北军,于原文‘保境、息民、理财、练兵’八字,必办不到,而违前愿,甚且真至造成南北分立之局,则于吾国前途,更生大梗”。虽然岑春煊答应赴粤起事,但前提是必须有军费,而且由“巩用、黄牛推举”,则必为所牵制。麦孟华所担忧的更大问题是,由岑春煊对抗北方,必然形成南北分立之局,这当然是梁启超所不愿意看到的。梁启超的政治构想,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搞地方独立,也不是搞地方分权。地方独立,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极为不利的。

经过麦孟华等人的积极运动,岑春煊已基本答应入粤起事,“谭典虞兄晤谈一次,颇具条理,其沉着恳挚,尤非时下青年所能及,佩慰无似。柏原先生关心东亚大局,因有与公面谈之事,匆匆回国,鄙意已托其转达,面询便悉。”(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岑春煊《致卓如先生书》)信中对梁启超的归国表示了极大的热诚和欢迎,同时表示他的意思已托”柏原先生”代为转达,岑春煊所说的“柏原先生”即为梁启超的日本密友柏原文太郎,梁流亡日本期间,曾通过柏原文太郎与日本政要犬养毅、宗方小太郎、大隈重信等秘密晤谈,欲通过日本军政两界逼迫慈禧退位,还政光绪,进而在中国实行立宪。

由此,辛亥之后,梁启超与岑春煊之间的联络日益紧密,甚至一度合作,梁、岑与直系、滇系、桂系、黔系等诸军阀结盟,发动护国战争,共同结束了袁世凯的统治。

各方谋划梁氏归国计划

1911年底,梁启超的归国问题已然提上日程,但是否归国、何时归国、归国后如何行动等,立宪派内部意见纷纭。

关于梁启超归国前这几个月的行动,康梁自然有其一贯的主张和行动,但立宪派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赞成共和,有人主张康梁应从速出山,借谋发展,有人主张韬光养晦,徐观后变,有主张联袁世凯的,也有主张联黎元洪的,意见纷纭不一。

梁启超的归国问题,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立宪派内部也在积极谋划梁氏的归国及政治出路问题,但形成了很大分歧。不过,在对待袁世凯问题上,梁启超已经有了明确的主张,即力主联袁、助袁,但不参与袁的执政。

袁世凯执政之后,极力电邀梁启超归国就任法律副大臣之职,但梁予以拒绝,理由是当今中国,“急激派之所最忌者,唯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1911年10月6日《梁启超复罗瘿公书》)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所最忌者唯有梁、袁二人,若二人合并,将是革命党打击的集中目标,不如袁世凯在内掌兵权、财政、人事等,拨乱反正,梁启超则主外,以转移国内舆论。既然梁氏以言论自任,则当与政府断绝关系,“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这就是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延请的真实缘由之一。应当说,梁启超的考虑是极为合理的。尽管南方极力主张民主共和,但“共和之病,今已见端”,如果有梁启超在外极力以君主立宪之舆论转移之,则“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梁启超认为,当全国人民都极度厌恶民主共和之破坏政体之时,则将是君主立宪政体登场之时。梁启超的这一谋划是颇具预见性的,在后来的政治局势中,基本得到了印证,于是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之举。历史出现了反复,这是民主共和制破坏之所致。

1911年10月22日,海外的立宪派代表余表进等向梁启超建言,劝梁启超此时应抓住时机,速速归国,号令天下,而不应再困守东瀛。1911年12月9日,一度担任梁启超与袁世凯中间联络人的罗瘿公向梁启超商谈归国事宜,罗氏表示,此时袁世凯已基本确定“民主共和”,其幕僚亦赞成民主共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及其余,皆均持共和均向共和一边进行。此时去停战期满不过两三日,而项城神志从容,纯无焦急,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这说明,共和的大势已基本确定,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及“虚君共和”方针已不能实行。这时,在国体问题未能决以前,“袁断不会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故罗瘿公劝梁启超归国事万万不可,“公一举足,天下瞩目,生出无数障碍,公但安居须磨,候解决后为活动之开始,不患无事可办。或谓行事当冒险,若沈几而观变,将待到何时,此言固也。然冒险而有万一之希望,则径行可也,万一之望已绝,明之(知)其绝望而故冒之,则何益也。此时南北双管齐下办法,仆极谓然。”罗瘿公明确主张此时不可妄动,不赞成梁启超立即归国。罗的意见是,既然“北事”已明了,则可南北双管齐下,南边事也同时进行。所谓南边事,即前指策动岑春煊的广东起事。

在同年12月18日致梁启超的信中,罗氏言“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所开《民视报》”,又说“‘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也就是说,康有为创造的“虚君共和”此时已完全成为过去,并被拿来作为虚饰,“虚君共和”已不是一种政体,真正的政体是民主共和,所谓的民主共和,即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共和制,而抛弃英国式的虚君制。

梁启超自1911年9月归国计划失败以后,于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上海和北京的计划,且派人与国内各方进行积极联络,但最终都没能成为事实。此次本着“虚君共和”的主张与国内各方的联络运动,虽然费尽周折,但到该年十二月中旬,南北和议成功,清帝退位,终于宣告失败。

立宪派同人中亦有不少劝梁勿速归者,认为应等待时机成熟再归国。

1911年10月24日,吴贯因致书梁启超,主张应韬光养晦,静待时变,关于是否应赞同民主共和之说,吴贯因认为“此时欲举事,万不可不先定名义,苟无名义,必不能号召天下。然则将附和民主共和之说耶?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不然,则仍标榜君主立宪之说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立言不易矣。”吴贯因的意思是,不论是主张民主共和,还是主张君主立宪,此时似都不合适,但“若不标榜民主共和,亦不标榜君主立宪,谋凭据一隅,徐以观天下之变,则其事亦甚难。盖今日举事,最贵旗帜鲜明,始足以号召天下士……故显声今日而出山,应再四思维,……然若暂养晦待时,则数月之后大机会必至矣。”他希望梁启超韬光养晦的理由是,数月之后,新政府尚未成立,全国糜烂,急需建设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此时正可以借舆论势力,别树鲜明旗帜,号令天下,当能一举获胜。

同人中主张梁氏速北归者亦颇不少,其中徐勤、徐佛苏、冯毅年、梁炳光等皆主张梁氏应尽快北归,勿错失良机。

徐佛苏认为梁启超应速与袁世凯结盟,组建一大政党,只有靠袁氏才能缓解立宪派发展的窘境,原因是排除了梁与南方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徐佛苏等人与南方的岑春煊几次联络,但岑不置可否,故徐认为联岑已无可能。徐氏的这一计划是比较契合梁氏思路的。不过,徐佛苏提出的具体思路是,在联袁的同时,应与黎元洪组成政党结盟。在他看来,“现政府党,袁为党魁,其一为民党,孙为党魁。此两派人皆比较的有大党之希望。然此两党,皆非吾辈所能与之一致行动,若公等虽亦有大党之希望,且恐彼两党误会我与之反对也。故公等于最近间以需待为宜,然又不可不稍奠其基,弟再四思之,刻下以加入黎党为得。”加入黎党的理由是,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首功之臣,将来掌握政权名正言顺,且黎在军中素有威望,在袁、孙两派政治势力中都颇得尊重,而且黎不居功自傲,为人和善,在南方军政府中,黎元洪甘居副帅,在北京政府中,黎元洪甘居副总统。另一方面,黎元洪势力比较中立,既不属于袁党,也不属于孙党,加入黎党,袁、孙两党皆不致猜忌。

应当说,徐佛苏的分析是比较合理的,这也从后来发生的事实中得到了印证:梁启超归国之后,积极与黎党合作,合并黎元洪的共和党、孙洪伊的民主党和章太炎的统一党为进步党,成为辅佐袁世凯、与宋教仁国民党相抗衡的第一大党,袁世凯统治被推翻后,梁启超又依据民国《临时约法》,扶助黎元洪顺利就任大总统。

张君劢则认为梁此时应极力联袁,依靠袁氏组建一大政党,以政党政治的方式与袁世凯合作。虽然立宪派是想立一高洁之地,洁身自好,但“立宪国中舆论之功,势不能仅恃其主义之纯洁,必也与人争选举,争议席,如是虽欲长居超然,势必有所不能。”在他看来,袁世凯虽然诡诈,颇不易合作,但“联合之目的,非在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持此术以与袁氏合,为道当亦非难。”张氏所论与梁氏所谋划实质有一致处。在梁启超的谋划中联袁本就是其中要义。但联袁的前提是自己组建一大政党。当然这个政党的魁首必是梁启超。这一点梁启超基本做到了,不过,联袁、组党与加入黎党,本就是一体的。联黎党是前提,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而为进步党,成为袁世凯攫夺国会权力的重要步骤,这既达到了袁世凯的目的,也达到了梁启超的目的。

冯毅年、梁炳光在1911年12月29日致梁启超信中极力催促梁应迅速出山,信中劝梁勿以联袁为附袁所虑,“袁之欲罗致足下,前曾以司法次官位置之,未尝引以为密勿中人也。既非密勿中人,则一机关有一机关之责任,无所谓附袁,不过借此机会为出山之计耳。”

徐勤在1912年4月12日致书康有为,认为应速组政党以成事,并抱怨梁启超迟迟未能成行:“自去年八月偌大风潮既不与其事,今复迟疑不决,观上海报所刊告白,政党纷纷而出,我尚寂然,不独令党外人轻视,即党内人,亦以为骊山烽火,无不心灰意冷矣。”并于是年7月8日致书梁启超即行归国事宜:“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徐勤说的是梁启超与黎元洪、章太炎等人合并组党的事,这是梁启超民国初年归国从事政党政治的一件重要事情。

尽管国外立宪派及保皇党人中主张梁启超速速归国者甚多,但到了1912年5月份,多半都主张缓归了。理由是,第一俟共和建设讨论会与他党合并成功,举梁为领袖后,再行归国,如此较为名正言顺;第二,章太炎的统一党正拟举梁启超为调查研究部长,为顾将来利害,避免陷入其中,以稍延缓为妥。为此,是年5月19日,立宪派骨干黄与之致信梁启超:“伯兰(孙洪伊,国内立宪派领袖,宪友会党魁,民国后成立共和统一党)有长缄具述党派情状,极中肯肈,惟对于返国一事,无所主张,权意二党合并为第一事,返国为第二事。现北京日议合并,因领袖问题颇生障碍,权今日函告济武(汤化龙)、立诚(萧堃)诸人,极主早合,而对于公之位置,则主张先立一党务研究部,以公为之长,独立一帜,与执行者不相混,研究之结果,则以文字对外发表,数月以后,侧公之位置可确定矣。”此信讨论的是梁启超归国组党问题,也即与孙洪伊共和建设讨论会、章太炎统一党的合并问题,信中所言汤化龙、萧堃皆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成员,其中汤为湖北立宪派首领,是梁归国首先要结合的对象。

5月19日,孙洪伊曾致书黄与之,专门讨论梁氏的归国及组党问题,孙的主张是梁氏归国弊多利少,与其速归,不如暂缓,理由是国内各党派纷扰极多,联合多不易,“敌党凶焰,尚未尽敛,以罗伦、谭延闿辈为革命首功之人,尚有以宪政党目之,而思以暗杀从事者,何况沧公?万一事出意外,竟负初志,其害一也。即无他故,沉浮京邸,毫无依据,东征西攘,去就何从?万一偶有不合,悄然而返,社会信仰因而大减,其害二也。沧公向日挂名统一党,共和党即举为调查部长,沧公就之,既非党魁,恐不能行其素志,却之又必不能自由,为种种方面所牵迫。试问该党分子若何,现状若何,章太炎宣言独立已见破裂之端,沧公加入亦必有一大部分破去。与共和党之分子既无历史之关系,又无感情之结合,泛然相与,势成孤立。其团体既复杂纷争扰攘,何从调和之,而训练之,即或将来得列于五人之席,亦非正式党魁,况其终局不过以调查部长之名,使之长久办一会报已耳。恐共和党中人必无此魄力,而其对于沧公亦无此非常之感情也,其害三也。本会与共和党之不能合并,实为历史上之关系,有不期然而然者。”(民国元年5月19日《孙洪伊致黄与之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411页)在三党合并问题上,孙洪伊认为梁启超目前不宜加入共和党,原因是共和党分子与立宪派并无深厚感情,梁氏加入共和党,不过为一调查部长,即使名列前五席,亦非其正式党魁,故以慎加入为妥。

5月21日,孙洪伊致汤觉顿书,再言及梁氏归国事。其中谈到梁氏归国,“应俟本会(指共和建设讨论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进会合并,正式举为首领……要之,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权在此也。”(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孙洪伊致汤觉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411—412页)孙洪伊进一步表明其对于梁启超归国问题,应越迟越好,理由是等各党合并基本就绪,延请梁氏归国就任首领时归国为宜。孙氏所论不无道理。

此时,同人麦孟华亦有书与梁启超讨论,言其不可即归及不可入统一党之事。

麦孟华认为,共和统一党推梁为调查部长,障害极多,切勿轻诺,勿急返国。他列举了梁氏目前之不能加入统一党的五个理由:“统一党之推公,将以排挤太炎,然他日正当与太炎相携,今岂可当此冲,此不宜入者一。统一党势即分裂,内部纷扰,此不可当入者二。彼虽推公,其下之党员皆与公绝无感情,未必得力,此不当入者三。彼党设五理事,未必能推公主其事,若屈其下,则以公地位,殊不宜,若与其列,则一国三公,何事能为,此不当入者四。讨论会行即于国民公党、共和统一党合并,合后即推公为首领,共和统一党虽有异议,然不可不与之合,而但与国民公党合并,此中党员,多半为旧人,与公有感情,而亦较之他党稍为优秀健全,公何必舍此取彼,此不宜入者五。”(民国元年《麦孟华致梁启超书》,《梁启超年谱长编》412页)

麦孟华列举的五条理由,言及统一党内部分裂情形,此时章太炎对统一党已无控制力,此中党员有排挤章氏之意,而梁章未来是要联盟的,故梁氏若加入统一党,则未来必与章氏不能合,此不利于未来梁章结盟。另,待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公党、共和统一党合并后,推举梁氏为首领,此时即使共和统一党有异议,然已生米做成熟饭,也不能不合。

麦孟华进一步认为,此时梁启超贸然返国北上,毫无凭借,不论是办报、立党、入阁还是浪游,都不明了。如果此时贸然返国,则敌党报纸造谣梁氏与宗社党各王公有深度勾连,将无可辩诬,“不如待党势有成,电奉公返,则举国之人,咸知公以党首资格返国办党事,不能诬公以他暧昧事也。”(同上)故此,麦孟华力劝梁启超“勿诺统一党之事”,勿急返国。

阻止梁启超返国最力的,当是梁启超诤友浙江人周善培。周曾数次致书阻梁北归,后来梁氏暂时打消归国计划,多受周氏的影响。周善培曾于1912年5月23日致书梁启超,言其不可急归,原因是国内目前各派中忌梁氏者甚多,归即难有大作为。梁氏暂缓归国,多与周氏有关。

有此一着,梁氏归国之议本已暂停,然到了六七月份议论再起。是时国内忌梁者日见减少,而同情欢迎者日多,除云南都督蔡锷和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并请政府起用外,国内各团体多半都表示欢迎,同人中也都以为时机成熟,敦请其归国。

不但北洋系的人对梁氏归国表示热烈欢迎,革命党方面也表示出极大热忱。1912年5月28日,在国体更始之际,国民党方面的张继、刘揆一亦敦请梁氏归国。6月5日,汤化龙致书梁启超,述北京电请其归国事宜:“同人本急盼公归,惟以公之出处关系国人视线,故不欲轻于回国,前由萧堃君电蔡松坡,尚未复,弟电副总统,请电大总统电请公回,已得允许,惟尚未见发表,更由张国淦商大总统,亦甚以为然。”(民国元年6月5日汤化龙《致任甫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419页)汤氏认为,此时梁归国正当适宜,但需师出有名方可,为此,汤氏与萧堃等积极奔走、斡旋于北京政府诸要人之间。6月11日,汤化龙再致书梁氏,言其归国事:“现内阁命运必不能久,公出山之期将近,蔡松坡已通电各省,副总统、赵都督均愿领衔,惟湖都谭组安(谭延闿)反对极力,想有所胁而然。此间各团合并事,已有成议,因运动公回国事,暂停合并,盖统一共和党中坚人尚有与公不相容者,而同人亦不愿私公于一党,致将来公出时,或反为公之障,故暂停合并,俟公归时,以公与副总统之名义相携,若党举行大合并,一以冀公,一以冀大党之得成立也。”(同上)汤化龙所言之因运动梁氏回国,各党合并暂缓事,实指前所述之和平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合并事,此事因统一党内排梁者甚多,故暂缓合并,可见即使是在立宪派内部,忌梁者亦甚夥,致梁氏归国受阻。不过经党人的积极运动,阻者日有减少,梁氏归国已指日可待。

6月17日,《申报》刊登黎元洪致大总统袁世凯及参议院为梁氏辩诬电:“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黎元洪谓梁启超为有用之才》,民国元年6月17日《申报》专电)

最终,在袁世凯及各方敦促与热烈邀请下,梁启超于1912年9月末返国,开始了他新的政治旅程。

(作者系历史学者、《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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