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阳:明治维新的六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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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导师、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阿尔钦于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的论文。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引发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学方法论大论争,弗里德曼、科斯等大师也都被卷入其中。这篇鸿文堪称二十世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中的一个要点,说得清楚绝伦,那就是:在未来不确定的状态下,向成功者学习,模仿成功者,而不是自己摸索,是取得成功最有效的捷径。用论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模仿成功者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阿大师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被日本明治维新后150年的近代化历史经验所验证。1867年,日本的尊皇倒幕派取得了政权。次年(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以欧美列强为榜样,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政策,开启了自我革新的历史进程,史称“明治维新”。领导这场变革的维新领袖们的目标极其清晰明快,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日本建设成可以与欧美齐驱并驾的、一等一的一流文明国家。他们没有选择“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坚持走日本特色的道路,而是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这个“王政复古”可不是复辟旧制,开历史倒车,而是要回归到首代天皇“神武创业之始”,一切归零,一切从头开始。此大号令一出,就再也没有人以坚持日本特色为由来抵制革新了。按照日本的说法,自神武天皇算起,到了明治天皇时已经是第一百二十二代了。其间,日本在受到来自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日本并不是没有历史包袱,但是在文明进化升级的紧要关头,明智的维新领袖们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历史包袱卸了下来,轻装上阵。这是他们过人的智慧之处。

通过“大政奉还”刚刚从幕府手里取得政权的明治政府,除了要将日本建成一等一的文明国家这个明确的国家目标之外,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其实是非常茫然的。但他们很快就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人为全权正副使,总人数多达四十八人的大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学习。此次的考察学习时间长达一年零九个月。他们回国之后,便以历访过的欧美国家为榜样,着手开始了新的国家建设。他们将阿尔钦所说的“向成功者模仿、学习”发挥到了极致。欧美有工业,日本就发展工业;欧美有铁路,日本就铺设铁路;欧美有邮政,日本就设立邮政;欧美实行土地私有制,日本也实行土地私有制;欧美有近代化军队,日本就创建近代化军队;欧美有大学,日本就成立七个帝国大学;欧美有报纸,日本就开办报纸;欧美有议会,日本就开设议会;欧美有宪法、宪政和三权分立,日本就制定宪法,施行宪政和三权分立;欧美有言论和学术自由,日本就开放言论和学术自由;欧美有大学自治,日本也实行大学自治。甚至连欧美列强当时在国际舞台上的自私、专横和霸道也被日本学去了。日本后来成为亚洲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固然有种种历史原因,但究其根源,却也相当部分是向欧洲列强,特别是向普鲁士德国学习的结果。今天回过头来看,欧美列强之间存在的不同模式误导了日本,而这一误导,却需要付出十五年战争的惨重代价,也给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本是在战后通过新宪法才重新回归到正轨。但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先按下不表。总之,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就是一部模仿成功者,向成功者学习、自我革新的历史。虽然也犯过错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从世界范围看,作为一个后发的非近代文明原生国,日本的近代化是代价较小、最为成功的典范。饶有趣味的是,日本没有坚持走日本特色的道路,却成功地实现了文明转型,享受了人类近现代文明的成果。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后,日本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仅次于美国,这意味着近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客观、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思维中去,成为他们自己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日本在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正在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又以极其自然的方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天然地是自己特色的道路;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追求进步、自我革新而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实际上是指文明生态系统从传统向近代的进化升级,而文明生态系统又包含了核心价值观、核心制度和物质经济文明这三个层面,当然也包含了诸多与这三个层面相关的要素(本文使用的“近代”这个词,是指社会性质,与传统的“前近代”相对而言的。不使用“现代”,是因为在汉语中,“现代”更多的是指时间概念,而不特指社会性质。使用“近代”的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你有钱了并不意味着你就近代化了,只有你的制度、你的国民的精神意识和素质也近代化了,你才可能被称为近代国家。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究竟做了些什么。虽然明治政府推行的政策、创建的制度不计其数,但最重要的只有六条:

其一,四民平等。就是废除幕府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制,所有国民在人格、权利上一律平等。用福泽谕吉的话说,就是“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所有国民拥有同等的迁居、择业、就学、通婚、营业和契约的自由。比如,大阪的某个农民如果哪天觉得种地不合算,就把土地卖了,到东京打工,在东京安家落户,子女上学就业,在制度上、权利上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被当做下等人受到歧视、刁难或无端驱赶;

其二,地租改正。地租改正是明治政府从1873年到1881年耗时八年之久所开展的大事业。在此期间,政府先在农民的配合下进行了细致的土地调查,计算出每一块土地的价格。政府确定每块土地的所有权者,向所有权者发放地券,要求所有权者每年按土地价格的3%以货币的方式向政府缴纳地租。所有土地附属权利一律平等。明治维新使农民摆脱了对领主(大名)的依附,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得到了解放,实现了自由流动,在近代契约自由的精神之下,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大大的提高。

其三,俸禄处分。其实质是由政府出钱,把原来的特权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买断。明治维新之前,华族(贵族)以及幕府治下的大名、家臣享有特权,可以不劳而获,领取高额俸禄。明治政府分两次对他们的俸禄进行了处置。第一次于1873年实施,对愿意奉还俸禄的志愿者一次性发放6年俸禄,其中一半为现金,另一半为公债。第二次是1876年针对所有剩余的俸禄领取人发放相当于5-14年的俸禄的金禄公债,彻底地完成了俸禄处分。特权被买断之后,旧时代的特权阶层丧失了特权,从而与平民平等同权,作为一个特权阶层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此后,又通过宪政和法治的保障,从根本上杜绝了新的特权阶层的诞生。

其四,民选议员,成立议会。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后,日本国民可以直接选举国会议员,而不是通过组织安排来选择组织事先指定的候选人。这不仅使民意得到较充分的反映,而且强化了国民与政府之间的一体感。自由民权之父板垣退助在“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指出:人民向政府纳税,就拥有参与政府施政的权利;如果政府能够保障人民本来就拥有的权利,那么,对于人民来说,政府的政策不再是从天而降、被动接受的东西,而是将它作为自己的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这样就形成了天下共忧乐的气象,人民将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主体,积极地参与政治,国家和人民就具有一体性,强大的国家也就因此产生。板垣退助的见解是对的,官民一体大大降低了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使社会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与民选议员相配套的新闻、言论、结社自由也得到了保障。日本在野的势力以板垣退助为代表,在朝的势力以伊藤博文为代表,朝野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终于在1890年开设了国会,使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了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说的“通过讨论来进行国家治理”,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其五,将幕府末年以及明治初年创建的官营企业转让给民间。官营企业自成立以来就效率低下,也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官营企业占用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影响了政府对其他近代化政策的实施。188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工厂转让概则》,1884年又放宽了转让条件,将大量的官营企业转让给民间。此后,民营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焕发了活力。

其六,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明治政府于1888年颁布市制町村制,又于1890年颁布了府县制郡制,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基础。受日本政府委托起草地方自治制度草案的德国法学家莫塞认为,在国家和人民之间设立地方自治体有利于稳定地方秩序,同时可以避免中央决策失误的影响,又能分担政府事务,使中央政府专注于国家事务。

明治维新是一次全方位的、系统性的自我革新,涉及的层面既多且广,但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这六条了。今天的日本之所以敢自称为近现代文明国家,就是因为有了这六条。幸运的是,这六条都不是日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而是在理解了近代文明实质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彻底效法近现代文明先行者——欧美列强的结果。这意味着这六条措施是可复制的。在实施这些措施遇到困难时,日本没有以“坚持日本特色”为借口,也没有用“三十六计”等小聪明加以灵活变通,而是认真地研究分析原因所在,然后采取合理的对策,不折不扣地对先进的近现代国家加以效法,因此大大节省了自己摸索的时间以及自己摸索所必然产生的高昂的社会成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对建设自己的新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才干,使这些措施在日本得以切实落地,由此释放了日本民众巨大的社会、经济能量,也完成了日本近代化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从2010年中国GDP在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没有必要再向日本学习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2018年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5倍。这意味着,即使今后日本每年经济增长率为零,中国每年保持7%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要赶上日本,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况且假设未来二十年日本GDP都一直保持零增长,中国在现行框架下一直保持7%的增长,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文明生态系统包含了核心价值观、核心制度、物质经济文明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要素。GDP虽是一个重要经济指标,但也只是文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经济文明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整个文明生态系统进行比较衡量。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波澜起伏,而影响文明发展的因素也复杂多样。这就注定了不同文明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具有天生的不均衡性。文明的诞生有早有晚,发展也有快有慢。有的文明曾一度辉煌无比,后来却陷入低水平的周期性治乱循环,而另一些文明在落后时勇于自我变革,又重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有文明兴起,亦有文明衰亡。如此种种,言之不尽。这些兴衰更替都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因此,文明的暂时落后并不可怕,也不可耻。真正可怕和可耻的,是在价值观、制度、文明落后的情况下不敢直面现实,不能也不敢寻找科学的、合理的方法进行根本性的自我革新,而只用表层的改革来敷衍根本性的变革,并用表层改革的成功来为继续保留着的落后制度和价值观进行辩解和背书,甚至用各种虚幻的谎言来自我麻醉,自我吹嘘,自欺欺人。他们唯一能满足的,是自己那些可怜的知识、猥琐的虚荣心和贪婪的既得利益。他们也因此注定不能为这个民族担当应有的历史责任。

作为一个渴望走出传统历史周期律的民族,让我们重温阿尔钦大师那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吧:“没有比模仿成功者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系列之三,2018.01.09)

文明生态系统进化的经济理论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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