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阳:让末代将军交权的是思想家的笔而不是武士的剑

Share on Google+

在上一篇的文章《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中,我指出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和平地移交给明治新政府,使日本免受内战之苦,明治维新得以顺利推进,因此是隐藏着的明治维新大功臣。文章通过公众号发表后,立即有朋友提出反驳的意见,认为德川庆喜是个怂包,他是在交战失利后迫于形势,在刀剑威逼下无奈地交出政权的。隐含之意,就是他懦弱无能,在首战失利的情况下就丧失斗志,以交出政权来换取苟且偷生了。这种看法在中国比较普遍,甚至也有一部分日本人持相同的看法。

那么,德川庆喜的交权真的是他迫于形势而无奈认怂的结果吗?这看似只是日本明治维新历史中的一个小问题,但由此可以引出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位末代将军的生平吧[i]。

德川庆喜1837年出生于江户小石川的水户藩邸[ii]。因排行第七,故名为七郎。七郎自幼聪颖过人,相貌清俊。庆喜的父亲,也就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江户(东京)风气浮华轻佻,在他未满周岁时就将他送回藩地水户抚养,以培养刚健质朴的男儿气骨。水户藩是著名的水户学的发源地,而水户学则始于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的修《大日本史》。此后历代藩主都是水户学的忠实信徒,德川齐昭更是如此。水户学对幕末武士阶层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其核心,简而言之,就是讲究大义名分的尊皇史观。也就是说,万世一系的天皇才是日本的主人,幕府将军只不过是天皇的代理人。德川齐昭让七郎在自己创建的藩校“弘道馆”学文习武,对他实施了严格的斯巴达式教育。齐昭还请了会泽正志斋和青山延光做七郎的老师。会泽正志斋是风靡一时的《新论》作者。这本书用了三章的篇幅概述了国体的要旨,处处渗透了尊皇史观,对当时武士阶层的思想意识影响极大。当时如果有武士说自己没读过《新论》,是会被其他武士看不起的。青山延光则是“弘道馆”的主任教授和“彰考馆”的馆长。这两个人将水户的学问和藩风彻底地灌输到七郎年幼的大脑里。父亲的言传身教、两位老师的思想灌输,都对七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对于理解他日后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至为重要。

天资过人的庆喜自幼名声在外,很早就引起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注意。1847年8月1日,将军家庆亲自点名,令七郎以养子身份入嗣一桥家。一桥家为御三卿之首,入嗣一桥家意味着将来继承将军职位的机会陡增。10月5日,七郎入江户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庆。12月1日,七郎得赐“庆”字,更名为一桥庆喜,成为一桥家的当主(当家人),年仅十岁。

1853年四艘美国黑船的到来打破了幕府创建250年来的日本政治版图的均衡。1854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1858年6月,大老(相当于宰相)井伊直弼在未获得天皇勅许的情况下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时年二十一岁的一桥庆喜得知消息后,拍案而起,登上江户城当面指斥井伊的不是。事后,一桥庆喜被关禁闭。依据水户学理论,天皇才是一国之主人,幕府只不过受天皇委托代行行政职务。在庆喜看来,井伊与美国签约违反大义名分。从此事可以看出水户学的尊皇勤王思想对他影响之深,同时也可以看出一桥庆喜很有主见,绝非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之辈。

1862年7月,一桥庆喜被天皇(朝廷)任命为将军后见职(将军辅佐),辅佐年仅十六岁的第十四任将军德川家茂。庆喜上任后与任政事总裁职的松平春岳联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幕政改革,史称“文久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 放宽参觐交替的规定。将大名必须在江户、封地隔年轮住的旧制改为每三年到江户朝觐一次,每次从原来的一年改为一百天。(2)改革学制。将“藩书调所”改为“洋书调所(东京大学前身)”,派遣留学生,培养外交及西学人才。(3)军制改革。设置幕府陆军,引进西式军制(步、骑、炮三兵种战术),颁布兵赋令。(4)设置京都守护职,任命会津(今福岛)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率领精兵一千守护京都,以控制局势。从这些改革可以看出庆喜掌控时局的能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饶有趣味的是,时年二十五岁的一桥庆喜在幕府讨论时提出了自己的开国主张:“今日世界各国基于天地间之道理而相互友好交往,并非唯独日本应受锁国之旧制”;尽管幕府“慑于美夷(美国)之虚声恫喝”签订的条约是“不正当”条约,但条约已经签订,即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不可轻易挑起战争。因为外国人“以为既属政府之间已相互交换之条约,故绝不应谓不正当……又有议论谓应树立决战之思想准备,彼若不应允与我谈判,而挑起战争,亦可谓彼曲我直。但彼既不视为不正当之条约,则反将以破坏条约者为曲,而以坚守条约者为止。果若如此……两者之曲直遂无定准。故由此事而开战,天下后世将谓之何?即使我方战胜对方,已不足为名誉,更何况我方战败乎?”[iii]同时,他还指出,“诸侯若提出不适时宜之愚论……政府反而不得不操训诫之劳。”[iv]一桥庆喜的这番言论所体现的“卓识和果断”让当时幕府的政治顾问、思想家横井小楠惊叹地一时说不出话来。此等见识,比之150年后今日东亚大国的某些政治家也未见逊色,甚至在他们之上。至少在1862年这个时间点上,对近代契约精神有如此深刻理解,对日本与列强的实力差距有如此清醒认识,又能审时度势,有胸襟,有眼光,有改革的魄力、执行力和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环顾整个东亚,包括大清国在内,除了这位年轻的将军助理,当无第二人。

但是,此时的日本,在孝明天皇支持下,尊王攘夷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声势上大大压倒了理性的开国论调。朝廷、幕府、公卿、家臣、强藩及属下武士各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持久的大博弈。在此过程中,各方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今日的攘夷派可以是明日的开国派,反之亦然。坊间暗杀频频发生,紧张的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局势瞬息万变,险象环生。在1864年发生的“禁门之变”中,一桥庆喜亲自指挥御所守备军,向占据在鹰司邸长州藩军队发起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庆喜不骑战马,徒步杀入敌方阵营,直接与敌人兵刃相接。这是自德川家康以来历代将军参战史中破天荒的第一次。战斗的结果,一桥庆喜指挥的幕府军取得了胜利。同年,幕府军取得了第一次征长战争的胜利。

此后,身为将军助理的一桥庆喜一面苦心积虑地企图弥合幕府与天皇之间的裂缝,谋求孝明天皇对幕府的支持,另一面企图重建幕府的威信,于1866年6月再次宣布征讨长州藩。但这次幕府军出师不利,屡屡受挫。7月20日,年仅20岁的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病死于征长指挥部所在的大阪城。庆喜宣布中止第二次征长战争。

因德川家茂指定的继承人田安家的龟之助只有三岁,难以承担重任,幕阁拥立一桥庆喜,老中(相当于宰相助理)板仓胜静请求庆喜继任将军之职,庆喜坚决推辞,说道:“时势如今日,不复须袭将军职。德川家宜将政权奉还天朝。万乘天子亲裁万机。举国同心,以救时艰,始可免覆灭。”[v]在幕阁多次请求下,他提出了改革弊政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后才接受了将军一职。1866年12月5日,一桥庆喜易名为德川庆喜,正式就任幕府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一上任,就通过不懈的努力,说服了孝明天皇,获得兵库开港的勅许,逼迫在兵库开港问题上蓄意找茬的四侯会议解散,同时着手对藩政进行重大改革。在内政方面,改革老中(相当于宰相助理)制度,废除老中轮任,改为专职,把幕府政务分为国内事务、外国事务、会计、陆军、海军五局,分别由五位老中分管,并由首席老中统管全国政务,力图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通过法国公使罗谢尔向法国借款240万美元,与法国合办公司,设立横须贺制铁所及造船、修船厂,建设铁道,开发矿山,课赋新税。军事上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征募农民、市民组建新式步兵,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这些改革措施因一年多后德川庆喜交出政权而未及全面实施,但大部分内容都被明治新政府所继承,可见德川庆喜的政策思路与后来的明治新政府并无大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对于庆喜来说,一件极为不幸而又不利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庆喜就任将军十天之后,孝明天皇突然病死。这意味着,庆喜此前为获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而委曲求全、放弃自己原有的主张甚至牺牲支持自己的藩主等等努力都付诸东流。1867年1月9日,十五岁的明治天皇即位。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宫廷倒幕派挟持幼帝,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西乡隆盛等萨长倒幕派遥相呼应,对德川庆喜将军步步紧逼,急欲除之而后快。10月14日,岩仓具视以天皇名义向萨长两藩下达“讨幕密诏”,“殄戮贼臣庆喜”。德川庆喜觉察到岩仓的企图,于同一天上奏朝廷,请求将政权交还给天皇(即“大政奉还”)。翌日,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庆喜的“大政奉还”使倒幕派失去了举兵的口实。为了挑起战端,聚集于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结伙成群地袭击豪家,抢劫钱财,肆意滋事,散布谣言。幕府一方终于忍无可忍,于12月25日放火烧毁了萨摩藩邸。1868年1月3日,双方兵戎相见。幕府方面军以会津、桑名两藩为先锋,从大阪向京都进发,同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倒幕派军队在京都南面的鸟羽、伏见遭遇,展开激战。在幕府军略占上风之际,倒幕军竖起了代表天皇的御锦旗,幕府军军心动摇,首战失利。[vi]德川庆喜于6日夜携数名亲信潜出大阪城,乘军舰从海路逃回江户。因最高统帅中途脱逃,幕府军军心涣散,全线溃败。

鸟羽、伏见战役规模不大,幕府军完全具备卷土重来的实力。此外,具有绝对优势的幕府海军尚未动用。但德川庆喜在江户闭关自省期间,斥退了小栗忠顺、榎本武扬等主战派决一死战的请求,驳斥了属下要求借助外援继续与倒幕军抗衡的请求,也坚决回绝了法国公使罗谢尔“愿助一臂之力”的建议。庆喜对罗谢尔说:“多谢好意。但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vii]2月12日,庆喜避入上野宽永寺禁闭自省。3月13日至14日,留守江户的胜海舟与兵临城下的西乡隆盛连续两天会谈,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也保证了德川庆喜家族的生命安全。至此,由德川家康开创的、持续了265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正式谢幕。

此后,幕府的主战派东北、北海道及新泻的31个藩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在失去德川庆喜的支持下仍然坚持战斗。一直到1869年2月,榎本武扬在北海道就擒,战事才告终结。同年9月,德川庆喜解除禁闭。

在此后长达四十四年的隐居生活中,庆喜沉迷于狩猎、摄影等爱好之中,与3位侧室育有10男11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于世相忘,以太平之一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而。自是以琴棋、书画、风月、鱼樵为友,优游送岁月。”当年急欲杀他而后快的倒幕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先他而去。1877年,木户孝允病死,西乡隆盛自刎。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身亡。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在目睹天皇葬礼之后,次年,德川庆喜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读了以上关于德川庆喜生平的文字,相信读者可以对文章开头的问题给出答案了。德川庆喜的交权是否真的是他迫于形势而无奈认怂的结果?显然不是的。战与和的转折点在于鸟羽、伏见一役,而鸟羽、伏见之战只是较小规模的战役,幕府完全有能力重振兵马,卷土重来,而具有优势的幕府海军尚未派上用场,获取法国的外援也只是开口之劳。从庆喜二十一岁那年登上江户城指斥井伊直弼,到二十五岁就任将军后见职时就开国论慷慨陈词,二十七岁禁门之变时徒步杀入敌军阵地,再到三十岁就任将军时大刀阔斧地改革幕政,可见他有胆,有识,有魄力,有执行力,绝非懦弱无能之辈。当时倒幕派领袖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才华出众。岩仓具视在书信中写道:“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说:“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庆喜)之胆略决不可辱。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

既然如此,德川庆喜何不重振兵马,与倒幕派决死一战呢?此事与思想意识形态有关。也就是说,德川庆喜自小受到的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养,决定了他此时的选择。庆喜自幼研习水户学,尊皇史观、维护日本独立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他虽然手握大权,但一直都相信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是受了天皇的委托来行使权力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二十一岁时敢拍案而起,指斥井伊直弼在未得到天皇的勅许就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水户学关于日本独立的理论,也使庆喜坚守一个原则,就是绝不与外国勾结打内战,宁可失败也拒绝不择手段的胜利。婉拒法国提出的援助建议就是一个例证。

庆喜的行为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在两军并未完全决出胜负之际中途脱逃。有人因此讥笑庆喜的贪生怕死。但我以为不然。试想,三年前的禁门之变时,庆喜不骑战马,徒步杀入敌军阵地,这在历代将军中为第一人,岂是贪生怕死之辈?而这次中途脱逃,应该也是与庆喜的意识形态有关。庆喜在开战前发布了“讨萨表”,指出此次征讨意在“清君侧”,清除天皇周围的逆臣贼子。然而,在交战中,倒幕派竖起了御锦旗,宣示自己一方才是天皇的军队。与天皇的军队作战,这完全违背了庆喜的价值观,是自幼受水户学及父亲德川齐昭教育的庆喜万万做不到的。在这一重大的心理打击下,庆喜阵脚大乱,心神恍惚,不知该如何与部下说明就匆匆带了几名亲信潜回江户,在家闭关自省,整理思绪。自省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来自于年幼时学习的水户学的教导:“既然天皇是一国之主,将军只是受天皇的委托代行权力,现在天皇宣布王权复古,那把权力奉还给天皇是再自然不过了。既然已经将权力奉还给天皇,我又有何理由与天皇的军队交战呢?”后来,在倒幕军兵临江户城下时,庆喜修书一封,写道:“此次导致如此事态,完全起因于我,我愿接受任何惩罚。但请勿令无辜的江户庶民受苦”。

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吧。庆喜的交权,并不是因为在倒幕派刀剑的威逼下走投无路,而是因为他头脑里的意识形态和江户时代的教养使然。而他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又是他的老师会泽正志斋通过自己写的《新论》以及其他著作对他进行教育灌输的结果。这么看,最终让庆喜交权的,是水户学思想家的笔,而不是萨长两藩武士的剑。[viii]

幕末是一个暗云密布、危机四伏的大动荡时代,内忧外患交织,局势瞬息万变。庆喜置身于时代大潮流中,难免也有过迷惘、软弱、动摇甚至误判的时候,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具有卓越的历史感,知道自己的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位置,也知道自己在民族发展历史中的位置。他所信奉的水户学并不完美,甚至有大缺陷,但他以此为依据,始终将民族、国家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曾将一己之名利、一家之私利放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在无数次面对艰难痛苦的抉择时,他都保持着矜持、理性、节制和分寸,宁可自己失败甚至丧失生命,也要极力避免大规模的内乱。在他身上,体现了江户时代最高教养人的风范。既有历史感,又无私心,末代将军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近乎完美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松下幸之助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和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隐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和度量。”诚哉斯言!

以上包括德川庆喜小传在内的六千字,只是为了说明:庆喜的交权,并非是刀剑威逼下走投无路的结果,而是他在还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在水户学思想的指引下,考虑了民族、国家利益后做出的慎重抉择。以上的文字,实际上是上篇文章《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中说“德川庆喜是隐藏着的明治维新大功臣”这句话的注脚。澄清这件问题自然有其意义,但它可以引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更有趣,也更有意义。但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今天就先点出几个问题,视朋友们的兴趣,再决定是否发文分享观点吧。

(一) 有一位网友说,他曾与德川家的后人、即现任的当家人德川家广交流过。德川家广告诉他,祖上德川庆喜当时交权也是迫于无奈,没有办法了。德川家后人的说法自然不会错,但本文的结论又如此清晰明了,这又是为什么?

(二) 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有的人物虽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社会破坏性巨大,如成吉思汗和某些领袖,却被一些历史学家和民众膜拜。而另一些人,审时度势,深明进退之道,避免了社会大灾难,造福于民族与国家,如德川庆喜,却被人们普遍地漠视甚至讥笑。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有科学的标准?如果有,那要以什么为标准?

(三) 意识形态和人类的选择行为是怎样的关系?比如,德川庆喜因为年少时受到的教育,使他不看重自己的利益得失,在还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把政权拱手让出。如果意识形态对人类的选择行为起作用,那么,现在以自利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学是否需要改写?如果需要,又如何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人的选择行为乃至于中国的文明升级进化又是怎样的关系?

(四) 明治维新是否还值得中国人研究和学习?如果是,中国人究竟需要向明治维新学习什么,怎么学习?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在说到明治维新时,仍在重复讨论明治维新的各项政策及其意义,最多加上一些更细致的史实和貌似神离的比较,与120前的康梁相比并无进步,甚至反而退步了?

还有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有趣的问题,先写这么多吧。喜欢本文或对本文涉及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请给我点赞或赞赏,或加公众号,以免失联。

(明治维新系列之二,2018.12.3)

[i]以下关于德川庆喜生平的叙述综合参考了几个版本的德川庆喜传记,包括:松浦玲、 『徳川慶喜―将軍家の明治維新増補版』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1997年;家近良樹『徳川慶喜』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2014年;田中惣五郎『最後の将軍徳川慶喜』中央公論社〈中公文庫〉、1997年、初版1939年;岩下哲典編『徳川慶喜その人と時代』岩田書院、1999年。

[ii]江户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将其最小的三个儿子依次封在尾张(爱知县)、纪伊(和歌山县)和水户(茨城县),并规定当将军没有儿子时,可以从这三家中挑选。这三家被称为御三家。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又如法炮制,建立了田安家和一桥家,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建立了清水家,这后三家又被称为御三卿。无疑,从血缘关系看,御三卿比御三家更近,在将军嗣子递补顺序中处于较优先的位置。

[iii]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P306-P307。

[iv]同上,P307。

[v]大隈重信、『開国五十年史』、開国五十年史発行所、1907-1908。

[vi]先进的战术、洋式装备以及周密的部署也是萨长倒幕军获胜的原因。

[vii]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P94-97。

[viii]严格地说,应该是笔和剑双重作用的结果。在剑的作用给定的情况下,庆喜的选择取决于笔(思想)。庆喜希望极力避免大规模的内战。

文明生态系统进化的经济理论 2018-12-03

阅读次数:369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