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小舟在湖南的湘潭小地主家出生后的第十个年头,四川双流的一家小药铺的老板曾国融家里,也出生了一个男婴。这让已经有了二儿一女(也有人说是四女一儿,本文采信曾正昌的女儿曾自的说法)很高兴,毕竟那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于是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很吉利的名字:曾正昌。

曾家的药铺尽管不大,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卖药都是一项很暴利的商业活动,你看,不管是小说里的西门庆,还是现实中的胡雪岩,都是开药铺的,毕竟,吃药也是一种刚需。

所以,尽管有一群孩子和一个不上班的家庭妇女,曾家的日子在成都边上的这个小县城里过得还算很滋润,只是这样的日子怎么说都有点太短了。

小曾三岁那年,开药铺的曾国融因病不起,吃遍了自家的药也不管用,不久便去世了。缺少了这个顶梁柱,曾家的日子一下子便艰涩起来。

家境的艰涩是因为继承家业的长兄不擅经营,生意越不景气,便越要在伙计们的身上去算计,结果弄得伙计一个一个地跳槽了。以至于当小曾还只有五六岁时,大哥便与母亲商量要他再大一点就去药铺当学徒。但母亲周氏坚决不同意,坚持要送小儿子去上学。

6岁时,小曾上了私塾,一年后,7岁的他转到了城北小学,这在他那个时代,算是上学很早的,因为那个后来被他称为“主公”的人,17岁才上小学。

在学校,年幼的小曾同学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三好生,这让母亲很开心,但不幸的是,他12岁那年,母亲也撒手西去了。

母亲去世后,势利的兄嫂就再也不肯养这个吃闲饭的弟弟了,他不得不到药铺里当一名学徒兼伙计。

其实,哥哥还是个好哥哥,就是嫂子有点剽悍,一如旧戏台上演的所有苦情戏。

离开学校之后,小曾同学也从没放弃一切学习的机会,有个名叫徐昌文的乡绅,是小曾同学的一个小伙伴的父亲,此人独具慧眼,认定小曾是一个将来有大出息的人,于是经常借一些书籍给他看,书看多了,小曾便不再满足当一名药铺里的伙计,他想当作家。

从1934年开始,12岁的小曾就陆续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了,一个只有12、3岁的小伙计经常有稿费的汇款单寄来,这让小城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也许是因为这个,憨厚的哥哥还是送他到成都的中学去上学。在成都,14岁的小曾同学在报纸上与川大的一个教授磕上了,就像稍前一点的鲁迅和梁实秋一样,你来我往地开始了论战,不同于周梁二人打成了平手(官家让你看到的只是鲁迅一个人的《XXX走狗》),小田同学却是大获全胜。

15岁时,小曾已经是他那个朋友圈里的名人,和他在一个微信群里的,有他的笔友,粉丝,也有成都的地下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去延安。

1937年11月,小曾和他的几个好友终于下定决心,走出了巴山蜀水,向陕北的宝塔山进发。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不下百篇的文章了。这些文章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也有诗歌。在这些作品上,他留下的笔名是:田家英。

1937年12月,小曾来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正式使用了田家英这个名字。第二年,16岁的田家英入了党,转了正,提了干。

1942年1月4日,也就是小田同学20周岁那天,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篇文章:《从侯方域说起》引起毛的关注与赞赏,毛主动地圈了小田的粉。。

与长他十岁的小周一样,因为有毛的垂青,小田在延安的日子过的比别人都好。中国的抗战最惨烈的五年,也是延安整风最激烈的五年,在这五年里,许多从内地来投奔革命的青年被康生的“抢救运动”抢救得呼天抢地,轻则如丁玲从灵魂深处进行了大洗礼,重则如王实味直接身首异处。而田家英却因祸得福,而且得的是人人羡慕嫉妒恨的艳福,一个由组织上派来做他思想工作的女纪检董边看上了他,两人结下了“秦晋之好”。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与别人不,田家英经常有稿费进项,他又好交友,因此成为延安小酒馆的常客。这让他从心底感激“主公”的恩德。

1945年底,毛的长子,只比田家英小9个月的毛远福(字岸英)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因为出国近10年,小毛同学的汉语几乎忘光了。那时,小毛读老毛的信,要找人翻译成俄语。于是,经陈伯达的举荐,小田成了小毛的专职家教。因小田这个家教当得很出色,又两年,1948年,26岁小田成为了毛的最年轻的秘书。

两年以后,田家英的长女曾立在中南海出生了,此时的田家英已经成了毛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他掌管着毛的存折,那时的工资还不是由银行电子转账,而是要到账务处去领,稿费也一样要到出版社去领,这些事毛当然不会自己去干,毛的老婆江青想去管,毛不让,他只信任田家英。

不仅是存折,毛的“玉玺”也是由田家英来管的,那时百业未兴,百官先拜,一张张的委任状上的大印章都是田家英认认真真地盖上去的,没有一个盖歪了的。除了这些,他还要和陈伯达、胡乔木等毛的大秘们去编那几本多半是由他们代笔的“毛选”。

尽管毛如此信任田家英,但并不像其它的秘书在身边干上几天都放到外边独当一面,成为封疆大吏,他当到最后最大的的官儿也就是个毛的秘书室主任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且连个许多副省都能熬上的“中侯委”都不是。当然,三十出头就能混个副部级,对于在绝大多数在基层干一辈子,退休时享受个副处级待遇就美得不要不要的公务员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那是在毛的身边,不要说陈伯达干到了正国级,就是其它的几大秘,差不离儿也是个副国或正部。

但毛会用另一种方法来感动他,一次,毛找不到田,一问,是田患了重感冒,于是毛去他家里看望田,这让田家感到很温暖。过了两天,当时还只是中宣部的一个副处长的江青也闻讯来了,一进田家英的卧室就一惊一乍地说:“啊呀!你住的地方像狗窝。”田听了很反感,尽管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但也由此对江青好意全无。所以此后江青再来找田要钱,尽管有毛的批条,田也不给她好脸子看,这个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如果日子一直这么和谐下去,田的命运,甚至是中国的命运都不会有大的波折,但历史不能假设。

从1951年到1958年,这几年发生的一连串的事让毛的心里很不愉快,首先是唯一一个心智健全的儿子死在了朝鲜。这让毛对打了一辈子的仗连个创可贴都没用过的老彭心生不满,但不满也就是不满,谁让你非得让你儿子跟在老彭身边呢。这美国人打的仗与当年和老蒋打完全不同,也不分前方后方呀。

另一大不愉快是苏联变“修”了。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的闭幕式上,赫秃子突然作了一个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给鞭尸了。这一鞭尸不得了,整个国际共运也跟着起哄,要反个人崇拜,弄的连毛自己的几个老哥们都跃跃欲试,要反毛的个人崇拜。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毛虽然不高兴,但也一时想不出什么高招,于是在八大前同意了取消“毛XX思想”的提法。此言一出,老伙计们蹬鼻子上脸,竟然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中把“毛XX思想”这五个字都给删了。

马上就要开八大了,开幕词照例应该由毛来整,毛手里抓着毛笔,心乱如毛,稿纸扔了一地,还是没写出来,于是让陈伯达来写,结果陈写了个又臭又长的,毛看过摇了摇头,一按电铃,把田家英叫来,道:这篇八大开幕词,就由你给我捉刀吧!

第二天一早,田家英交了作业。

1956年9月15日,毛的只有2000多字的开幕词引起全场34次掌声,其中又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毛念到“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时,全场更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面对大会场上如此热烈的反应,毛心头多日的阴霾一扫而光,全场欢声雷动,如同王菲的出道27周年的演唱会。

会议开得成功得益于开幕词写的成功。散会时,代表们前呼后拥地围着毛齐声歌颂道:“主席啊,你的开幕词写得太好啦!”,毛也很兴奋,对众人:“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从此“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便成了毛语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了。孔老爷子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说,KAO,这不是我的“满招损,谦受益”的白话译文么?!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芝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不干,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尽管到了地方,田至少像后来的路号当一个省长,进中委,甚至正字局也是不成问题,但田还是感受到了毛对他的与众不同的感情,这让他逢人便说“主公”是个重感情的人。

此后的几年,是毛搞大跃进的几年,“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花式鼓吹和报道让毛不知道下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别人的话他不信,他自己下去又看不到真实的局面,于是田家英就成了毛的眼睛和耳朵。

1961年2月8日,田家英在浙江调查期间向毛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个条例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因为这个“六十条”,大饥荒提前结束了,人也少饿死了几百万。地方上的干部都称赞“六十条”好,毛自然也很高兴,他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但若说直到此时,君臣二人的感情还是“如胶似漆”,那就是你图样图森破了。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话就是今天说,也得喝二斤小烧才敢,何况是在那个时候。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还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当这些话传到毛的耳朵里时,毛很是恼火,他指示人对些事立案审查。

“山”上结下的梁子,最后捱到了“河”边去解决。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简直是岂有此理!

让毛再一次对田不满的是田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评价。

吴晗是个杰出的史学家,却先是鬼使神差地拒绝了其师胡适的好意(带他去台湾),然后又傻了叭叽地走上了官场。他写《明史》时,不同意把“红军”改成“红巾军”,说历史上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领导的义军就叫“红军”,并没有因为头缠红巾就叫什么“红巾军”,所以不能改。结果这书没人敢给出版。他写《朱元璋传》,毛看了很不满意,朱重八是毛的唯一帝王偶像,他要把朱写的好一点,吴还是不同意。一边的江青凑过来发现看法,吴竟当着毛的面对江青说:你不懂,别瞎掺和。结果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

1965年,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以后,江青首先发难,说此剧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毛大加赞赏。田忍不住对毛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毛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忙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闻此言,哑然无语。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会上毛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立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但这一切对于毛来说还不都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毛认为田已经是刘的人了。

1956年9月,刘少奇接过了毛的国家主席的头衔,他的标准照与毛的画像照(毛用的从来不是照片)并列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一时刘忘乎所以,结果把自己坑了不说,先把田家英给坑了。

在毛党、国主席一肩挑时,田家英是党主席的秘书,也是国家主席的秘书,田给哪个主席当秘书都是一样的,现在刘当了国家主席,田的尴尬就来了。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的提议,刘带着田家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田知道,毛一生最忌讳的是身边的人结交永诸侯,现在,这个拉拢身边人的不仅仅是个诸侯,他简直就是储君,这让多疑的毛如何不猜忌呢?

可现在田是不能不去的,因为他又是刘的秘书了,何况刘又是二号人物

至于刘为什么要坑田,其实他也心有苦衷,此时的毛已经和他貌合神离了,怀疑他外出搞小动作,刘想,我把你最信任的人找来当监军,这下你放心了吧?他哪知道,毛早就对田不放心了。

在庐山上,毛放了小田秘书一马,也是情非得以,总不能新老两个曾经情同父子的秘书都一块拿下吧?这要传出去让天下人怎么想?事是过去了,但毛心里结下的疙瘩还是牢牢地系着的。等到江青的一个“矫诏”的罪名过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了。

1966年3月,田家英在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想找要机会同毛沟通一下,谁知没等他张口,毛就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

回到北京不久,一个专为他设立的审查小组成立了。5月22日上午。周恩来传话给审查小组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

1966年5月23日凌晨,妻子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田家英想说什么,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坐了一会就去照顾孩子。

从凌晨到早八点,田家英就这样一个人呆呆地斜倚在床上,八点多一点,他的老朋友,也是朱德的秘书何均上班路过这里,进来看他,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两个人,此时也相对无语。对坐了好一会,何要起身告辞。田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依然不知该说些什么。然后何又告辞,田再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不得不走了。田送他走了很远,分手时,田对何说了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吃午饭的时候,勤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 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报告“主任不见了”!

听到这个消息,秘书室里的人分头去找,过了好半天的功夫,陈义国回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的藏书房里好像有人。

当众人赶到时,发现门被反锁了。人们砸开窗口跳进屋,发现田自缢在屏风后已经至少两个小时了。

在现场人们发现了一只喝过的茅台酒瓶, 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 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

永福堂,曾经是彭德怀在中南海时住过的地方。

当天下午,在杭州刘庄的行宫中的毛接到了田自缢的消息,他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沉默了一会,毛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56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指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最先得知田家英死讯的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几个小时后,从杭州传来了毛的话,周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尸体不必送检,用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吧。

十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当毛再一次想起这个曾经情同父子的小田里,身边当年可推心置腹、可谈笑风生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着窗外阴霾笼罩的天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83岁的毛喃喃自语“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呢”。

1980年3月28日,得到平反昭雪的田家英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上说:“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田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这是田家英写给自己的一首自题诗,更是一首自挽诗。

这个天才的少年京兆一书生,成名时才20岁,弃世时也只有44岁。从20岁起,他就把毛当成自己的“主公”,他不只是嘴上这么说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而这,也许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吧。

呜呼!

花月满楼 2019-01-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