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国度之一。虽说“以史为鉴”的说法在中国古来有之，但历代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每个王朝即使在鼎盛期，也“但见繁荣而鲜有进步”便是一个明证。从本国历史中学习并提升自我的能力尚且如此不济，更不用说向他国学习了。从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皇权至上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前近代文明生态系统出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时近二百年，饱受了无数的挫折和痛苦，付出了近两亿人的生命代价，仍未在文明生态系统的意义上完成向近现代文明的脱胎换骨，则是另一个明证。
2018年11月11日，是一战宣告终结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在全世界7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法国巴黎，隆重地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之际，远在东方的大国中国却在全民欢庆“剁手节”。一战及其终结的巨大意义被中国朝野上下普遍地忽视，则是中国不善于面对历史的、最近的又一个明证。
诚然，从表面上看，一战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1914年七月底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一直到三年后的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才对德宣战。而且，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也并未派遣正规的军队，只是组织了数十万名华工（实际上是农民）前往欧洲战场担负后勤任务，其中在西线被英法联军整编为“中国劳工旅”的有十四万人，在东线为俄军服务的则有二十万人以上。姗姗来迟的对德宣战以及未派遣正规军，使得中国在一战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模糊暗淡。
但是，中国对一战的参与度低，并不意味着一战及其结果对中国的影响力小。袁世凯政府为什么没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参战的决定？从大战爆发到中国决定参战，决策一拖再拖，耗时三年有余，这是为什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各中国大阵营政治精英们的素质有何缺陷，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动荡？如果中国先于日本参战，是否就不会有后来的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这些都是很有趣味、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1840年之后，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传统文明生态系统向近现代文明生态系统的换代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以上的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和战术性的问题。每个问题固然都自有其意义，有的问题处理得当甚至还可能部分地改写历史，但这些问题都不具有持久的、全局的和战略性的意义。
对于一个正处于文明生态系统换代升级重要关头的文明体而言，正确的路径选择是第一要务。一战颠覆了中国社会、政治精英对近现代文明的认知，使他们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怀疑、否定和排斥，各派政治势力都选择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急功近利的“弯道超车”路径。这就是一战留给中国最重要的遗产，直到今天，中国人仍在消费着这笔遗产。在这个意义上，说一战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毫不为过。
自1840年起，面对着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文明的压力和挑战，大清王朝企图在不改变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中体）的前提下，采用种种前近代的方式（包括以官营企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先签约后违约、对暴力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的利用等）渡过难关。但其中的一些方式方法招致了与西方列强更大的摩擦、冲突和屈辱，屡战屡败，代价惨重。痛定思痛之后，全面向西方学习已成为朝野上下之共识。如甲午战争后，顺天府伊胡橘棻上奏光绪帝：“今日即孔孟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i]，光绪将此奏文发给各大臣。启蒙思想家严复写道：“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ii]。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梁启超也著书立说，鼓吹学习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大清王朝最后十年以西方（包括日本）为蓝本，于1901年开启“十年新政”，其近代化成果也大多被民国所继承。
但是，一战颠覆了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历时四年的一战造成了970万军人和1000万平民的死亡，战场上血流成河，军人的鲜血与罂粟花浑然一体，难以辨析。梁启超在亲眼目睹了一战后欧洲的满目疮痍和艰难困顿之后，写道：“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iii]。在这里，西方文明已不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需要东方文明拯救的、不幸的破产者。同一时期，严复写道：“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iv]，断言近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已经过时。
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有一种自然的、追求超完美的倾向。自内向外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自内向外均完美无暇者，才可以为师、为王。只要其中有一部分残缺，就意味着自内向外或自外向内的一系列的残缺不全。这种思维倾向，往好里说，是追求完美；往坏里说，是吹毛求疵，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这是一种文化特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是，这种文化与近代的批判性思维格格不入，在遭遇到需要学习、吸收异质的近现代文明的局面时，却是要吃尽苦头的。就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而言，一战将西方文明最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战后和谈更有诸多不公道和非正义，对于如此丑陋不堪的文明，它要等我千年文明、礼仪之邦拯救尚来不及，我何以要拜他为师？要拜他为师，那必定是邪路无疑了！
既然邪路走不得，此后的中国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派”。此派在政治上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由，以“训政”代替“宪政”，建立专制集权的全能政权，剥夺了公民实质上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各种权利；实行严格的舆论管控；在经济上，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经济命脉，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经济体系，挤压民营经济，破坏市场规则。另一路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推翻重来派”，此派主张将不完美的社会推翻重来，在新社会中构筑一大二公的、理想的大同世界。但由于这两派从未将扎扎实实地构筑近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放在议事日程上，都可以视为“弯道超车派”。这两路兵马曾一度联合抗日，在抗战胜利后再度兵戎相见，逐鹿中原，最后以“推翻重来派”的胜出而告终。
一战的惨烈，客观上颠覆了中国精英对近现代文明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径选择。此后中国近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整个二十世纪付出了近一亿人的生命代价，却仍未完成向近现代文明进化升级的历史使命。这段历史众所周知，就毋庸赘言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可以把近代化路径选择的错误和惨重的代价简单地归咎于一战呢？一个轻浮而懦弱的民族可以如此，把一切灾难和不幸推卸给哪怕只有些许关联的他人；但一个坚强、智慧而努力向上的民族则不然，他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战灭绝人寰的惨烈是事实，战后和谈的过程充满了不公道和非正义是事实，这些事实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悲剧也是事实。但是，对于至关重要的近代化路径的选择，中国的思想精英、政治精英以及社会精英，其中最重要的，中国的思想精英被惨烈的战争及其后遗症的表象所迷惑，没能洞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而没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案，则是最大的事实。而在另一方面，饱受战火蹂躏并被中国的思想精英们视为行将没落之邦的西方列强，不久后虽再次经历了另一场更大规模战火的蹂躏（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文明内在的驱动力下不断进行调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许多实务家以自己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为豪，还有些实务家因财富和权势的显赫而自以为拥有了某些自己的思想。然而，只要经过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只是某些已故或在世的思想家的奴隶而已。人们的某种行为，究其根本，一定是受着某种思想的指引。即便是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受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的指引。思想通过人们的行为来改变结果，因此，优质结果的背后必定有优质的思想，伟大结果的背后必定有伟大的思想。而思想的贫困，则是造成中国今天进退维谷局面的根源所在。以沉着冷峻的眼光洞悉人性的正反面，不为纷繁复杂、光陆离奇的表象所迷惑，深刻感受文明深层的脉搏跳动，探索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独立而自由的眼光、坚定而自信的神态奉献出合格的答案，仍是今天中国学者的大使命。
一战在不意间给了中国巨大的历史遗产，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其中。在战后百年之际，有历史感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一百年来中国走过的路以及未来中国将要走的路。而在思考中国道路之际，人类文明的未来之路也是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大脑来。
[i]《光绪政要》，卷二，第16页。
[ii]《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29页。
[iii]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iv]《与熊纯如书▪第52封信》，《严复集》第一册，29页。
文明生态系统进化的经济理论 201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