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日本冈山县一家巴士公司的司机们举行了一次罢工。在日本，多年来工人罢工已属罕见，而这次司机罢工的方式更为罕见：“集改札罢工”。“集改札罢工”是指司机们专门针对巴士业务中的收款业务进行的罢工，换句话说，就是除了不收乘客车费之外，司机照常开车，其他所有业务都照常进行。工会原来计划全天候罢工，但考虑到罢工会造成学校停课，影响市民生活，所以最后决定采用“集改札罢工”的方式进行罢工。此消息一经日本媒体报道，立即传遍世界，各国网民纷纷点赞：“太喜欢这种罢工了”、“从没见过这么有人情味的罢工”、“日本司机干得真棒，把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精神贯彻到底了”。消息传到中国，包括一向对日本持负面情绪的网友在内，中国的绝大多数网友们也都普遍地为此叫好。
这种方式的罢工的确聪明。司机们不收乘客车费，使巴士公司吃亏，以此表达自己不满的情绪和诉求；同时，他们又照常开车，不影响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既坚持自己的合理诉求、又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利益和感受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柔性思维”。相对照的，那种只顾自己的立场、利益和感受，非白即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杆子捅到底的思维方式，我们也不妨称之为“刚性思维”。这种充分考虑了他人立场、利益和感受的“柔性思维”，在汉语中也有人称之为“人性化思维”，但我认为不太贴切。毋庸讳言，人性中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丑陋的一面，如果仅抽取出其中温馨美好、善解人意的那部分含义用之于“人性化”这个词，恐有误导之嫌。
到日本旅游或在那里生活过的朋友很容易发现，在日本，这种柔性思维几乎无处不在。许多年前笔者刚到日本时，曾去一家被褥专卖店买被子，言谈间店主老太太得知我是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就告诉我说自己的专卖店里的被子偏贵，对面百货店里卖的被子比较大众化，会更便宜一些，建议我去对面买，如果那边没有买到合适的再过来找她。还有一次去买鞋子，挑来挑去还是拿不定主意，店员看到我犹豫不决时说：“鞋子要每天穿在自己脚上，自己感觉舒适最重要，拿不定主意的话建议您先别买”。这些都着实让我感动。商家急着想把商品卖出去，这本是人之常情，但能够真心地站在顾客角度，想顾客之所想，为顾客提供最合适、最到位的建议，而不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意愿不择手段地强加到顾客身上，这无疑是一种柔性思维。
再举一个例子。1979年，日本共产党对于在松下公司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们每天工作时的作业动作，发现这些动作的频率已经超出正常的生理极限，是造成生产线工人肩周炎、肌鞘炎等疾病高发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就此向日本国会提交了议案，国会很快地通过了限制劳动强度、保护产业工人的法律。法律通过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特意走到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位置前鞠躬致谢。这是柔性思维在国会势不两立的政党斗争中的体现了。
这种柔性思维在日本历史上由来已久。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要落实到实处，就必然地需要各方自我约束、调整和运用柔性思维。近代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后的江户（今东京）无血开城。明治元年（1868年），西乡隆盛率领明治新政府东征军，兵临江户城下，一场血光之灾看似在劫难逃。临危之际，幕府的全权代表胜海舟与西乡隆盛在江户城外进行了两天的单独会谈，确定了江户城开城及德川将军家族的善后条件。江户的无血开城，既保证了德川将军家族的善后安置，也保全了城内15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然中国也有过无血开城的例子，比如，1949年傅作义将北京城和平地移交给共产党军队。但相对于中国内战国共双方动辄多达数百万人的伤亡而言，日本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近代革命过程中伤亡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戊辰战争（1868-1869年）中死亡8200人，在西南战争（1877年）中死亡12200人，加上被处死者，总共不过3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小得惊人。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人口为2700万，相当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口的70%，但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因内乱及处刑而死的人数多达65万，再加上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则有百万之众。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期的美国内战，南北双方死亡人数也多达50万。
另一方面，在内战结束后，明治政府也没有对原来的幕藩大员进行清算，更没有将他们斩尽杀绝，反而委他们以重任。例如，明治政府任命胜海舟为海军卿，又任命柴五郎为陆军大将，林权助为驻英大使。西南战争中作为叛军首领的西乡隆盛在战败身亡后，明治政府于1889年为他恢复名誉，追赠官阶正三位。西乡隆盛的铜像，今天仍矗立在东京的上野公园。
这么看来，日本社会的柔性思维似乎源于日本固有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忍不住要问：“以和为贵”的思想最早发源于中国，何以原产国始终未能改变“刚性思维”的模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二百年，仅仅内乱就付出了近二亿人的生命代价，几乎血流成河。即使考虑了人口基数，与日本相比，这也是惊人的庞大数字），而在进口了该思想的邻国日本却能够生根发芽，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独特的“柔性思维”？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传统中，互为正反的两种元素都必然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且不论屡次对外战争的残酷性，在日本历史上，也同样存在过“以和为贵”的柔性思维的一面以及自相残杀的刚性思维的另一面。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些因素，柔性思维取得了优势，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或习惯，再建立了一系列与之兼容并提供支撑的法律或制度，柔性思维就巩固下来，不容易被外部冲击力所破坏了。反之，如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些因素，刚性思维取得了优势，社会成员通过刚性思维来解决各种问题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成为一种本能，或者柔性思维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优势，却最终被刚性思维所吞噬，丧失了建立一系列与之兼容并提供支撑的法律或制度的机会，这些都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充满暴戾之气的刚性思维的恶性循环中去。以日本最近的事例来说，自1993年至2017年25年期间，日本经济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其中有6年甚至为负增长，但是在这25年期间，日本居然没有发生过一起群体性事件，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三五人的群体性事件，一起也都未曾发生过。日本社会完全没有weiwen的需要，日本警察因犯罪案件太少无事可做，以至于只好在马路上护送一群群小鸭子过红路灯！在如此之低的经济增长率下保持着如此近乎完美的社会秩序，社会成本如此之低，在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迹。究其原因，我以为，这是柔性思维的力量。
同时，我还以为，在这柔性思维的背后，有着支撑这种思维的种种制度，而这些制度也同样是伟大的。比如在日本，如果你不小心遗失了钱包、雨伞等物品，几乎都能找回来，因为几乎所有拾到遗失物品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很自然地把物品上交到车站服务处或警察署（2017年，东京都遗失物件的上交数约为报失数的3.88倍）。但是，少为人知的是，这种推己及人、急人之所急的善行背后，实际上是有极其完善的法律在支撑着：日本的明治政府早于1899年就制定了思虑缜密的“遗失物法”。令人惊叹的是，这部近120年前制定的法律一直沿用到2006年，而2006年立法部门也仅针对“网络信息的提供”、“遗失物品的保管时间（从半年缩短为3个月）”以及与“含有个人信息的遗失物品所有权的转移”等极个别内容做了极少量的修订，法律条文的主干部分竟一字未动，原原本本地沿用到今天！
为了感受近120年前该法律制定者思虑之缜密，我们不妨详细地读一下法律条文的主要规定：在道路上拾到遗失物品者，需一周内上交警察，在车站等公共设施内拾到者，需于24小时内交予设施人员；在上述期间内上交遗失物品者，有权从遗失者处获得物品价值的5%-20%的酬谢金，车站等设施内拾到的物品则与设施共享酬谢金（各得2.5%-10%）；遗失物品由各地警察部门在网上公布，可通过网络及电话查询；超过3个月保管期限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品，其所有权归上交者（含个人信息的物品除外）；上交时间若超过上述期限，则上交者丧失获得酬谢金以及拥有遗失物品的权利；拾到遗失物品而不上交者，属于“遗失物品贪污罪”，可处一年以下徒刑或10万日元（人民币6千元左右）以下的罚款；如果遗失物品为近邻丢失而未上交，则可以按“盗窃罪”处罚，可判处10年以下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近120年前日本优秀的法律家深知：优秀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好人更好。这部法律正是他们在深刻洞察了人性的正反面后制定的优秀制度的典范。也正是这部法律，从物质上明确了对上交遗失物品者个人的奖赏，成就了今天日本“拾金不昧”的风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性与柔性浑然一体的近乎完美的结合。
桀骜不驯的梁漱溟老先生曾经追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梁老先生似乎有着天生乐观的结论，但他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一样，不肯给出从现实的前提到结论之间合理演绎的过程。今天的我们要如何回答他的问题呢？在考察了上述的柔性思维之后，我们的答案是：这个世界终究会好的，但我们需要有理性和柔性。用理性洞察人性的正反面，构筑起优秀的制度；用柔性唤起每个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唤起良知和善意，唤起终极关怀，让这个世界更温暖、更明媚。
（2018.8.20）
文明生态系统进化的经济理论 2018-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