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了我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字迹流利，但很陌生。地址下面与着“张寄”，在“张寄”之后又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是“即胡寄”三个字。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都不得要领，我在成都生活过，可从来都没有姓张或姓胡的熟人。也许是一位读者的来信？我从左侧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第一页开头出现的是：“白桦老弟”四个字，落款是“胡风十一月，十四日，一九七九年。在成都。”啊！原来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怎么会在成都呢？这四分之一世纪，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呢？一切都恍若隔世！这么多年，只听说他在押，除此之外，几乎没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人的消失或死亡真的会那么容易吗！今天，这封信用一行行整齐的钢笔行书小字回答了我：胡风还活着，而且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
提到一些在文化领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作家们，丝毫都不掩饰他的挖苦和讥讽。他在信上告诉我，文革结束以后的短短两年间一直都在“不停地写”，已经写了“百来万字”。信只有一页，注释比正文长出了一倍。看来，胡风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在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次日给我写的。他在信中说“你为你的、也是我（们）的母亲做了一件……庄严而真诚的事”。随信给我寄来一九六一年他“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我的九首五言旧体诗。注释的最后一条是：“不必想到不回信不合常情。辞不达意，不如完全省事。如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咱们也乘机重见罢，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我以为，这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和理论家特别可贵。
胡风的信使我既意外、又感动，虽然胡风暗示我不必复信，我还是想给他回一封信。当即向冯牧讲了（因为多年来，许多重大问题我都要问问他）。冯牧心有余悸地劝说我：“胡风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翻不了案。现在给他回信不仅给你找麻烦，也会给他找麻烦。何必呢？再说你的信他未必能够收得到。”历经坎坷的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胡风此时的心情既敏感而又复杂，尽管他说不要回信，而他在心底里未尝不是热切地盼着我的复信。我如果真的不回信，他会很失望。但我还是被“何必”和“未必”四个字说服了。我从不保留信件，但他的这封信和九首诗，却一直珍藏至今。
他竟能在冷酷、寂寞的单身牢房里与出诗来，真让我佩服不已。因此我想到他在狱中，一定有很多时间是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回顾美好的往事当然比痴痴地面对铁窗要好受得多。从信上看，和二十六年前初次见到的胡风相比较，他的年龄似乎并没有增长。好像比当年的胡风还要热情、天真些。大约他以为：今天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和他一样。看来，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死灭，特别是精神的死灭，并不那么容易！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为多年运交“华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豪。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钟召见。那时的总政治部办公楼设在前门，我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几位地方和军队的作家已经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刘大为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当时刚刚进入二十三岁，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顽童。两位副主任讲话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到会的人就是一个由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到东北和朝鲜访问从三八线那一面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然后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南韩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相勾结，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
出发以后，只在沈阳稍事停留就到了黑龙江边的大赉县，到大赉的时候，田野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那里原有的一个野战医院改为一个战俘集中营地，被交换回来的战俘将在这个营地里接受政审和体检。当时的大赉城像是一座寂寞的大村庄。全城最大的工业是一座罐头厂，入夜的大赉闪烁着点点微弱的电石灯，一朵灯光下是一个卖猪杂碎的小贩，那些猪杂碎都是从罐头厂批发出来的边角料。当地人很少有闲钱来享用这些美食，所以非常便宜。作家访问团的到来，使得这一行业的营业额大增。每晚，我都要和这些老前辈们在一起，咬着猪尾巴饮酒。在作家访问团里，年龄最大的是胡风先生，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反而特别喜欢拉着海默、刘大为和胡风在一起喝一杯。我发现胡风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了一个‘依’字，鹭依鸶，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个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譬如文学）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而快乐时光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一个刚刚进入文学界的新兵，来自还在进行局部战争的云南边境。在边境上，能读到一个月前的报刊，算是很快的了，而且经常读不到报刊。那时候可以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出世。不仅对历史上文艺论争中的是是非非和人际关系一概不知。也不知道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发表过一篇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自己一九四四年写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至于《论主观》的内容和它的前因后果，我更不清楚，后来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也没读过。甚至半年前（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一九五三年的《文艺报》在第二和第三号分别发表的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我既没读过，也不知道其中埋藏的杀机，可见当时顶着一团“边防战士”光环的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懵懂人。我因为要给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修改剧本，在大赉的时间很短，提前就匆匆返京了。
到了夏天，听说胡风终于在北京地安门有了一个住处，平房，单门独院。我约了空军的刘大为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一次。为此，在一九五五年夏天的“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加上一九五四年春天，我访问滇西北，途经大理，给胡风、罗烽等几位老作家每人寄了一块天然大理石砚台，大理石砚台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没想到这块砚台在“反胡风运动”中成了压在我身心上的一座大山。一九九七年春天，在四川见到梅志大姐，才知道：那块砚台居然还完整无缺的留在他们的家里。它从纪念品变成阴谋勾结的可疑物证以后，走过漫长岁月的黑暗隧道，终于又恢复了它本来的属性。
胡风在一九七九年的信里与道：“相处太短，我感觉迟钝，吟时竟然觉得是真在怀念了你。第九首也就等于委屈了你。你当记得鲁迅说过：听到我认识的人去革命，我是高兴的；但听到我熟识的人去革命，我是有点担心的。真的，我没想到过是你。但也请你原谅我，我在想到你的时候写下了‘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的。现在我只希望我应的‘景’是前一句而不是后一句。”他说的“梅放”、“菊开”是第八首的最后两句。第九首里有“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的担心和劝告。在单身牢房里，胡风当然不可能知道，早在一九五七年，白桦就因为未曾顾及前车之鉴，不“善入时”，头顶上被扣上了其重千钧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胡风在单身牢房里给我写诗的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三年。在一九七九年看到这组诗，有点隐隐的后怕，不知道胡风在狱中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诗保存下来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现，仅仅为了这组诗（即使是无标题），也能把我当做漏网的胡风份子打死勿论。也许是当时连狱警们都没想到胡风能活着重见天日，写的东西再多、再“恶毒”，也毫无意义而没有搜查。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他寄给我的诗抄录如下：
怀白桦胡风
——原为《怀春曲》中“协奏曲”（后集）第九曲，无标題。吟成于一九六一年间。
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时已独“乐”天年矣。
一
惯惜初青果，难忘战士衣。
倦鸿归故泽，伤马返边陲；
同业如同道，共行不共归；
年青能善感，握别意依依。
二
善感方多感，从文更重情。
乡园能变化，道路应清明；
为爱旌旗美，当求铁火诚；
伸腰张笑眼，含语进兵营。
三
求诚求入众，边地见山民。
土吐荆榛色，衣沾血火痕；
善顔流汗泪，疑眼看风云；
见义胸如醉，惊尝手足情。
四
千年承迫害，边地久凄凉。
石草荒山瘦，刀锄热汗忙。
辛劳虽智短，朴实又情长；
信义心无隔，声诚意不藏。
五
情苏催意得，新笔发新声。
路醒门窗醒，人亲口眼亲；
欢舞群脚转，铃响马蹄奔；
苦也终春到，花红叶叶青。
六
花红人更好，合步结同心。
待测高天阔，休疑广土深；
门窗憎黑夜，口眼乐青春；
举首朝阳下，光明色色新。
七
文市如花市，花开手定忙。
柳枝辞沃土，入室别温阳；
水涸莲难赤，尘蒙菊不黄；
色香三日尽．懒眼竟如忘。
八
南疆游子路，北国故人颜。
白石方方整．红粮粒粒圆；*
怀诚能有笑，解惑竟无言。
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
九
年青心向上，夜里脚朝低。
见伪心难服，逢诚意不疑；
求诚定合掌，嫉伪枉疑眉。
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
*白石指的就是那块砚台。红粮是指我在他家吃过一餐红米饭。我到底在胡家吃过饭没有，胡在注释里不敢肯定。但我记得，我在胡家吃过一餐中饭，也的确是红米饭。而且路翎也在座。
回想一九五五年，别人看到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材料的编者按》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但它对我的震撼，空前强烈。我对照那些“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泽东的按语，不知不觉周身冷汗淋淋。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些信件和日记都是指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交出来，或是从他们的家里抄出来的。“编者按”里的文字，是按照对假想敌的怀疑、猜测和仇恨，虚构了一个遍及党内外、军内外、各行各业的、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时也虚构了它的纲领、组织、计划、信号、行动、情节——再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加以肯定。接着动用全国的舆论工具，掀起排山倒海式的大批判。这些出自许多著名大作家之手的批判文章，只有武断的谴责，没有理性的思辨。而且似乎个个都和胡风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使我百思而不可解。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的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份子”四个字就照单全受。
今天，我坦白交代：在当时我就对事实的真实性，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的合法性（虽然无法可依），以及在道义上能否站得住脚？……都产生过怀疑。但对我自己的怀疑，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我暗暗庆幸自己只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而且没有涉及任何人与事，仅仅是问候而已。如果我在信中把“鹭依鸶”的戏言再重复一遍，纵然浑身是口，也无法说得清楚。弄不好，那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和我都成了胡风份子。于是，我不仅下狠心毁掉了从战争年代就开始记的日记本和所有采访记录本。而且再也不记日记、不记笔记、不保留信件了。非写不可的信件也都像电报一样简练。一个作家，不记笔记，不记日记——意味着什么？但，文字太危险了！自己的一支笔，比任何自杀工具和剧毒药物都要危险。非常不幸！后来几十年的生活证实，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试想，几十年的日记，给审查你的人能提供多少个人物关系，多少个可疑的线索，晦涩的词句和连自己也记不清的“反动隐语”啊！仅一本记录贺龙口述材料的笔记本，在“文革”中，就够置我于死地了！多年以后，我还在庆幸：我的一生竟然还有过一次先见之明。
就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总政治部电影处的放映室看到贺龙元帅。他带着儿女来看美国旧电影《翠堤春晓》，电影处长虞棘坐在他的旁边。电影放完以后，我送贺龙元帅和他的儿女们出门的时候，贺龙小声以严峻的语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胡风的？”我大吃一惊。他这一问，非同小可！说明中共高层已经在内部公布了一个相当大的可疑分子名单，我的大名赫然在焉。否则，一个元帅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呢！我回答说：“前年在一起参加过一个总政和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访问团。”“啊！这么说……是工作关系？”“是的。”“啊！”他脸上的紧张表情有了缓解。“来玩啊！”“好的，老总！”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过面了。
因为不久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就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开始了“反胡风”运动。若干年后，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当时集中在那里的作家、艺术家很多，有那沙、寒风、黄宗江、林予、公刘、黄胄、魏钢焰、王宗元、李瑛、沈默君、胡奇、柯岗等等。军队诗人胡征因为一开始就被铁定为胡风份子，已经无须“审查”，而被关进另外的地方去了。开始的时候，一些年轻作家还不知厉害，自以为少小投军、纯洁无瑕而有恃无恐。参加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中年作家，已经预感到山洪即将暴发的恐怖了，显得忧心忡忡，食欲不振。担任“学习班”领导的虞棘在做动员报告的时候，首先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主动上交。”我当时还不知厉害，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说：“我已经不记日记，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为此，虞棘找我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这个“学习班”雇用了一个相当高明的厨师，姓郎。就是这位郎师傅，给“学习班”的初期带来了不少轻松，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先点自己喜欢的菜肴。他的麻辣肚块、鸡丝拉皮、东坡肉、摊黄菜、酸辣汤……都很精彩。日复一日，郎师傅发现，点菜的人渐渐少了，到了秋天，就没人点菜了。给啥吃啥，有人甚至啥都吃不进了。据我知道，有人只见过胡风一面，或写过一封信就定为胡风份子。我何止见过胡风一面，还千里迢迢寄给胡风一方砚台！实在是有口难辩。诸如：为什么要送给胡风砚台？砚台暗示什么？为什么去看胡风，在他家里见过什么人？有什么密谋？吃过饭没有？吃过，为什么？没吃，为什么？见到过路翎吗？见到过。路翎对你说了什么话？就像在集体创作一部《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一样，一个故事引发出十个故事，一个悬念引发出十个悬念，一个问题引发出十个问题……后来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渐渐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试想：把一群知识分子集中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空间，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人以不同程度的信任和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大胆怀疑，相互揭发，立功自保。大部分人，既是审判员、看守，同时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变成囚犯。今天是审判员、看守，明天可能就是囚犯。于是，就有了互相撕咬，轮番逼供。众人在被审查者主动上交的日记里，按照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所加按语的方法，挖空心思去寻找破绽，罗织罪名。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围猎”。有一位年轻编辑，东北人，记有大量的日记。从日军占领的满洲国时期到光复，从光复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至今，洋洋大观。而且他精通日文，他所阅读的《托尔斯泰全集》就是日文版。这么一个人，他自己昨天的一言一行都成了他自己今天难以逾越的关隘。好像他就是满洲国唯一的继承人，满洲国的一切罪孽都要由他来承担似的，被整得死去活来。诗人公刘因为童年时期流亡赣南，被当时的国民党赣南行署专员蒋经国的一位部下视为神童，带他到新兵团作过演讲。随着“围猎”者丰富的想象，他就成了这一官员的干儿子，进而又“提升”为蒋经国的干儿子。日夜轮番突审，逼得他两次自杀未遂。当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只好顺应某些人急切的立功愿望，编造了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美蒋特工从香港潜入大陆的故事。无独有偶，一位“围猎”的参加者（小说家）很快根据公刘的“原作”写了一篇小说，迅速在刊物上发表了。黄胄在抗战时期师从画家赵望云，赵望云为了一份粮饷，依附“国军”，挂了个校官的头衔。也给为自己抱孩子、洗尿片的弟子黄胄补了个勤务兵的“空名字”。通过黄胄的“交代”，我才知道黄胄走向大师之路的起点是“勤务兵”。所幸他只挂了个“勤务兵”的名字，“审查”的时间不长。到了秋天，在我们被严密禁闭的时日里，他已经被允许租赁一头毛驴，拴在我们的窗外，进行水墨毛驴的基础练习了。而宿命的结局是：几年后，从黄胄笔下奔出数千头生动活泼的水墨毛驴，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又过了几年，在“文革”中，黄胄戴着一顶“驴贩子”的帽子，被送往他熟悉的大西北，迫令他跪在流放地的水泥操场上画驴。——那是悲剧的下集。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的有诗人李瑛，小说家林予等。李瑛的罪状是：四十年代下半叶，在从事学生运动时，与胡风集团中的诗人绿原“关系密切”。由于严禁被审查对象交谈，不知道李瑛在想什么，只看见他每天花很多时间默默注视着一株盆花。我猜想他总也没法想通的一个问题一定是：盆花的叶、茎、花的轮廓、色彩都是那么清晰，为什么自己高唱着革命的赞歌走过的画卷一般美好的风景，会从本来的正片变成了负片——也就是黑白顛倒了呢？林予的罪状仅仅是：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这样八个字：“难忘的一九五二年！”因为在一九五二年，他那出任过国民党县长的父亲死于狱中，小时候在生活中和他用英语会话的母亲也死于癌症。林予极为善良，也极为怯弱，日记是他自己上交的，从进入莲花池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像一只被火烧光了羽毛的小鸟那样，只知道战栗。我相信他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仅仅是出于亲情。因为他从不讳言父母对他的挚爱。即使是招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有仇恨心理”，也还是被隔离了十个月之久。近年，林予与黄胄已先后去世。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没有青春，童年紧接着暮年；所以对死神的不期而至，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由于鼓励大胆怀疑，一位革命了不少年头的作家竟然会神秘地提出：南京金陵女大在解放前就是一个为国民党代训女特务的学校，许多金陵女大的学生都在五十年代初下嫁解放军，打入解放军。而且列了一个长长的嫌疑人名单，名单中还有不少战功显赫的将军。由于这个检举涉及的大人物太多，逐级上报以后没有下文。这位大胆怀疑者的收获就是自己不再被怀疑，而且一直作为有权怀疑和审查别人的积极分子。
开始审查我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渐渐转入对我短暂而有过太多“进步”活动的历史的审查，对我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隔离”。那时的所谓“隔离”，比起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监禁要严酷得多，不许往外写信，不许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放风的时间。外地有人写材料揭发：在我的家乡，当年和我发生关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红旗支部”，所谓“红旗支部”就是敌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支部。我当时就想到：全国各地肯定到处都有和莲花池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逼供信……这是我第一次“怀质抱情，独无匹兮”的体验，感到特别委屈而难以接受。因此，近在咫尺的一片芦苇荡时时刻刻都诱惑着我，我设计过一个一了百了的归宿：打算在去饭厅或上厕所的路上，突然逃脱，溜进苇荡，切开手腕上的动脉，让鲜血静静地还给泥土，结束二十五岁的生命。每当想到我已经有了一块永远回避人寰、了结此身的乐土的时候，就欣喜不己。这个想法我只悄悄告诉过林予……谁知道，我写好的遗书被胡奇发现，一场更加无情的羞辱和残酷的批斗之后，“业余看守”们对我的看管更加严厉了。一转眼，苇丛茂密的夏天就匆匆过去了，万木凋零的秋天接踵而至，苇荡里一览无余，使得我因错过机会而惆怅不已。一九五六年春节到来之前才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终于离开大雪纷飞的莲花池。
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就是以“反胡风”运动为样板进行的，只要一句话，一行文字，（在上海按柯庆施的标准：一个眼神，一声冷笑……）就够了。而且，定案的权力从“反胡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下放到每一个基层的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至九月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马拉松式的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我记得我的座位在蓝翎的旁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只是看着、听着这场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的“围猎”。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作家争先恐后地上台声讨“丁、陈”和被指定的同党（其中包括冯雪峰、艾青等……），态度之粗暴，言辞之激烈，实在是出人意料。有人甚至语无伦次，摩拳擦掌，几至动武。他们是出于“义愤”？“私愤”？还是在恐惧威胁下神经质地“表演”？他们曾经是读者心中的偶像，社会的良心，此时竟然会扭曲变形得不敢相认！
为此，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在那个热闹而恐怖的会上，脑海中时时会闪现岭南人吃猴的故事：传说岭南某地有猴餐馆，每当顾客光临，店主都要先带顾客到猴笼选猴，群猴见客来，立即因恐惧而惊恐起来，个个都把“别人”向外推搡，自己尽量往后退缩，直到顾客用手指指定一个为止。再对照生活，常常使我混淆了人和猴的界线。是人性中有猴性？还是猴性中有人性昵？怪不得科学家咬定人是猴子变的。胡风就是猴笼里第一只被指定要吃掉的猴。胡风被指定为第一只该吃掉的猴，在文艺界并不感到特别奇怪，因为早在鲁迅先生还健在的时候，胡风就被左翼文化界目为异己分子，甚至是“奸细”了。胡风自己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经常以比干和屈原自勉。去过根据地，特别是去过延安、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文艺家们，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也会步胡风的后尘。所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在批斗会上都很不服帖。丁玲总想在“坦白交代”的时候，向众人说说她在延安时受到过毛泽东如何如何的重视和信任。每当她说到“那天傍晚，毛主席和我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立即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呵斥，斥责她亵渎领袖，斥责她混淆视听。那时的丁玲显得非常可怜，为了表白自己，她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每一次都被斥之为“鳄鱼的眼泪”。其实，她想说的是实情，毛泽东对她真可谓宠命优渥。一九三六年丁玲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全部出迎。欢迎会上毛泽东填词《临江仙》相赠，每一次分配工作都要征求她本人的意见。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她应该明白，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批斗丁玲的大会。我们这些暂时还在充当“积极分子”的人，经常都能通过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的传达。知道他们随时都要向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汇报会议战况，毛泽东的指示是什么，邓小平的指示是什么，包括他们说话时的语气，都惟妙惟肖。例如，在高层听取汇报的会上，当吉林省汇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要创作人员沙蒙、吕班、郭维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有人担心今后的电影任务很难完成。领导小组立即批驳说：“八年抗战没有电影看，照样打败日本鬼子。”当时，很多作家艺术家都觉得这条指示很有力量、很豪迈、很坚决、很革命，而且符合实际。大会要丁玲反复交代的问题有：被捕入狱，人物关系，“反党”言行（听来听去都是对周扬等人的不满），个人情感上的隐私，以及“一本书主义”。关于“一本书主义”，我特别难以理解，丁玲只不过要青年作家写一本有影响的书，怎么成了一桩滔天大罪了呢？我曾经和丁玲有过接触，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进过文学讲习所，还不算是她的学生。我觉得她比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好接近些，也多了一些人情味。见面除了谈党性以外，还谈文学。她的确问过我们这些当过兵、打过仗的年轻作家：“你手里的枪打死过人吗”这一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会上被一位作家揭发出来，竟然成了“她在教唆年轻作家杀人”！我当时为了自保，也写过一首批判丁玲的诗，把她形容为一棵有毒的菌子，这颗菌子荫护着一些被她招募来的年轻人。但我在心灵深处仍然同情她、喜欢她。在不能免于恐怖的日子里，我也是一个愚昧的懦夫，毫无例外地戴着面具，尽可能严密地关闭着心扉。
冯雪峰每一次的交代都是简短的，看得出他始终都不服气。对他的揭发，却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知道了他的传奇经历，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中共特派员从陕北到上海联络鲁迅和茅盾，建立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鲁迅先生病重之际，有些重要文章都是由他笔录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里——这样一位历经浩劫而幸存的老共产党员，即使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都是真的，也只不过是：由于他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的了解比较多，说过一些伤感、悲凉和愤懑的话。三十年代在地下和丁玲的短暂恋情，以及建国后某一天对周扬座驾扬起的烟尘吐过唾沫。这一切和他经历的艰险和功绩对照起来看，算得上是在“疯狂地反党”么？陈企霞的态度开始的时候最为强硬，每次让他坦白交代，他都大声抗议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协会对他的非法拘禁。一天，陈企霞正在声色俱厉地反驳对他的批判，突然一辆连夜从天津开来的警车将一位女作家押送到会场上，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变化。这位女作家在会上作了彻底的交代，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她交代的并非政治阴谋，而是她和陈企霞的婚外情。歪打正着，使得陈企霞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不得不“低头认罪”。虽然从方法到性质都有点荒诞，却实实在在地“轰垮了丁、陈反党集团顽固堡垒的一半”！
而艾青却采取了另一种“对抗”形式，这位大诗人，习惯了诗的思维方式，时间、地点、数字的观念极为薄弱，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都因为连自己都念不顺溜而难以通过。有一次正在照本宣科，竟然念出这样的话来：“在我生孩子的那年……”使得全场哗然，几乎哄堂大笑。很显然，这是夫人为他捉刀而没来得及改变人称的结果。艾青后来戴着右派的“桂冠”，先后下放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劳动改造，由于受到农垦部长王震的特别关照，没有挨饿，也很少参加强体力劳动，“文革”后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的艾青很可爱，又有了诗。我不会忘记，一九七九年在北京诗歌座谈会上，当我发言以后，他走过来递给我几只橘子，表示了他对我的愤慨的赞同。我不会忘记一九八一年春天，全国报纸、电视台、电台都在批判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艾青邀我到他临时居住的旅店，把海外作家们支持我而发表的一些文章（剪报）交给我。他问到我的处境，我为了简练，只向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执意要到我在武汉的住处来看我，我怕连累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再婉言谢绝。但他在电话上保证：“只求一见，保证一语不发。”我只好答应他。那位青年，热泪盈眶地走进我的屋子，信守诺言，只握了握我的手，默默地在我的桌子上留下一块用红绸裹着的东西，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白色的岩石……说到这里，诗人艾青情不自禁地老泪横流。不几天，在一个有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同一个诗人艾青，对我的那部电影进行了义愤填膺地声讨。不久，同一个艾青，见到我，用一个小学生对小学生的语气小声说：“我骂了你，在大会上……”我笑笑说：“我听说了。”我打心眼儿里没有怪他，只是觉得他的喜、怒、哀，乐，包括他的激动、恐惧都像孩子一样随意。舒婷却把一切都归结为“艾青老了！他真的老了！”这大概就是返老还童吧！可据我所知，也并非所有的老人遇事都那么随意，已故的陈寅恪和健在的巴金没有这种“返老还童”现象。
丁玲发配北大荒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她在“文革”后回北京，举家临时栖身在北京平安里文化部招待所一个大房间里的第三天，我和冯牧去看望她，她和她的家人从神情到打扮，完全像是一户逃荒的农民。一九八〇年在庐山开会，她的观点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到了一九八二年，在云南锡城个旧，我对她的观点就不能理解了。当沈从文题写的“文学林”碑石揭幕的时候，她避开了。她向文学爱好者演讲说：“你们应该知道，沈从文是不革命的，我们是革命的……”依然套用毛泽东在抗战时划定的“延安、西安”的政治界线来界定文学。轮到我演讲的时候，她一定要坐下来听。她说：“我倒要听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我一再请她回去休息，她坚持要留下来。听完以后，她对我说：“你讲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她大约以为我会放出什么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来，显得有些失望。一九八四年，丁玲和舒群要创办一个文学刊物《中国》，为此，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写道：“白桦同志：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是云南别后就没有见到了。现寄上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小书，请批评。在云南我以为我们很可以交交心深谈的。但你没找我。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但都由于种种传言，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将来总会消释的。我希望你能寄一篇文章、小说、诗、散文、剧本、通信给我们刊物，我一定发表，你会慢慢理解这个必要。我对真正的作家，都是敞开胸怀，都是当着姊妹兄弟的。希望中国的作家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而努力。祝你好！丁玲九月九日。”我认为，她是诚恳的，我给《中国》寄了一篇小说。我对她的确没有“误会”，这显然是她的误会。所以我从来没有和她深谈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人各有志，我对她很理解，但不能苟同。人，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桎梏，却很难，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作为后辈对前辈，我和她没有任何隔阂，一如五十年代，我同情她，喜欢她。但我没有向她表达过，因为我不善于表达。她很好强，也的确是一位强者。她很强，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对于她，委屈比苦难对她的伤害要大得多。在晚年很想办好《中国》，团结老、中、青年作家。可惜，由于时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还没有把中国人的劫难以及文学的劫难的深层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与世长辞了。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一九五七年九月中，我就不能参加反丁陈的那个大会了。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因为春天我在途经昆明的时候，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讲过一次人话。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而比他职位更高的一位领导人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和那位领导人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总政创作室的右派多，正好说明萧华不称职。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一九五八年的春天还没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进入深秋以后，周扬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的表示。虞棘的发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魏巍等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而且，即使像萧华、周扬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分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墮落为右派。”天啊！总政创作室刚刚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样大的能量呢！虽然他的革命资历很长，抗战时期在胶东地区是一位权威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他太了解其中的利害了。虞棘当场昏倒，并立即送进北京医院，才没有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这些关于我的会议，我都没有资格参加。好心的小秘书经常向我透露一些内情，所以，我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一九五八年春天，由军事法庭宣判开除军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一九五七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我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也有理。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和傣族这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多么的相似啊！我再也没有莲花池时期那种对客观世界的过高希望和自尊了，所以也就没有在莲花池时期那样深重的痛苦和困惑。
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都是在极端权力的控制之下，以文艺批判为先声，先行定罪，挑动群众，施行残酷批斗，抄家封门，私刑逼供；叛卖自保，告密有功，腹诽立案，任意株连。污蔑、羞辱、囚禁、甚至处决人，都不需要任何程序。不同的只是：这种任意践踏公民的行为，在神州大地上无所不在地肆虐，受害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党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罢了。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而是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枝叶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在一九七九年收到胡风的来信和赠诗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胡风不可能活着从双重牢狱（一重是客观上造成的冤狱，一重是自己的心理狱）走出来，因为有许许多多优秀知识分子没能活着走出来。结果胡风活着走出来了，除了极少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热情地迎接了他。他的复出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却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良知未泯！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我才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他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特别奇怪并为之黯然的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我写信时的自由心态和热情竟会荡然无存！他在信里不是曾经答应过我吗？“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当我和他见面时，他不仅没能一笑，可以说是一言未发。是因为他对和我同去的那位风派“朋友”有戒心？还是因为醒来时反而失去了梦中的天真？他复出以后写的那几篇短文能说明他么？他不是有了人身自由吗？看来，人身的自由和人心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总之，很费了我一番猜测。
我在国外经常遇到一些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的作家们都在干什么？即使是从数量上来说，作品为什么如此之少？我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他们，这篇文章权当一个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回答吧。
本文选自《白桦文集》卷三，白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