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K.威廉姆斯/文
John K. Williams
翻译:秋风
来源:The Freeman, Vol. 32, No. 2

资本主义是站在法官早已下决心要判其死刑的法庭。这些法官一心要终结它,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辩护都没有用;在这样的法庭上,被告资本主义如果想救自己一命,惟一可以作出的辩护就是改变起诉书。

著名的经济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他所描述的情景跟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同出一辙;确实,“动辄就判绞刑的法官”所鼓吹的怪异的“公正”原则“先定罪后控告”一一让人不由联想到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所描写的红心王后在审判偷走馅饼的贼时喊的:“先判决后控告”。

熊彼特所描述的这种情景的不合理之处并不限于为定罪而寻找罪名。在上文所引述的那篇文章中,他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幸存的机会是很小的:“资本主义能够幸存吗?不能,我认为它不能幸存。”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案例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一套非常仁慈的经济体制:就其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极大地减轻最贫困人口的贫穷和匮乏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非常卓越的或者可以说是难以企及的记录。他断言,“资本主义过程,不断地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机制所固有的美德。”他幽默地说:“伊利莎白女王(一世)确实曾经拥有丝袜。而资本主义成就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为女王们供应更多的丝袜,而在于逐渐地降低成本,从而使工厂的女工也能拥有丝袜。”

证实熊彼特

一直以来,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指控可谓变化莫测、彼此矛盾,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可以证实熊彼特的判断: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在为资本主义拼凑罪名时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了。在熊彼特的时代,最典型的指控是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大萧条、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大量失业。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学者发掘的数据则详尽地说明了,大萧条实际上是政府长达几十年干预市场的结果,而对这些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仍能看到那种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陈词滥调。大量研究也证明了最低工资法对于那些劳工的边际价值产生的后果,这些也被忽视了。

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发表的《富足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则标志着反资本主义的批评正在发生着非常重大的变化。加尔布雷斯的论点是:自由市场太有效率了,诱使男男女女为了过上某种奢靡的富足生活、为了在新兴的超级市场内显摆和炫耀自己汽车的尾鰭而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今天最时髦的指控要么是说,像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生产的物质刺激等等这些制度,的确曾经是非常成功地解决短缺问题的好办法,但今天已不再需要这些制度了,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短缺”时代;要么说,贪婪的资本主义掠夺性地耗尽了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因而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有趣的是,这两派批评家还鹦鹉学舌地搬用对方的论据,全然不顾他们的论证实际上是彼此冲突的。

熊彼特关于自由市场具有独一无二的仁慈性质的说法,在40年后也遭到了详尽的审查。实际上,对他的说法的反驳大同小异,都让人厌烦了。他们说,资本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在不经意间提高了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但这仅仅是撞大运和明智的政府对其加以约束的结果;这种反驳滥调迄今并未得到有力的回应。

此外,这40年间,形形色色的社会至上主义试验都宣告失败。列举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是乏味的,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够说明问题了:在苏联的那种体制下,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结果生产的粮食却不能满足其2.65亿人口的需求;而在美国的体制下,只有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结果其产品却远远地超出其2.2亿人口的需求。这两种体制的优劣高下,不难判断。

一种莫名其妙的态度

想来确实是又滑稽又可悲,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公然无视这些引人注目的经验事实,一窝风地大胆选择了集体主义的“土地改革”,把一度曾经兴旺发达的农业,搞到最后只能靠进口基本食品才能维持生存这样的悲惨境地。

顺便提一下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rssion)的报告《北南关系:人类生存的纲领》(North 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及世界宗教理事会(WorId Council of Churches)在这方面的大量出版物,其扭曲的判断也值得注意:按理,他们很容易就看出,空想理论家们带给全体人民的持续的食品短缺是对“人权”的背离,或者是违背“社会公正”的,甚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特别恶毒的“剥削”形式。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得出这种结论,相反他们说,应该对这种似乎是要使所有人平等的贫穷的政策给予积极的肯定——这也是很多陷入意识形态藩篱(ideological captivity)中的西方知识分子作出的评论。

熊彼特笔下那些盲目地决定判处资本主义死刑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那种奇异但可以理解的想法,就正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藩篱”,这一现象确实值得仔细地思考和讨论。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和道学家会如此毫不犹豫地、不间断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讽刺的是,即使是最教条的社会至上主义者也会说,这种体制再不济也是迄今为止除了社会至上主义者所宣传的未经实践验证的、仍值得质疑某种社会至上主义体制之外最好的体制?

再也没有比很多道学家那样根据一种经济体制如何有利于最贫穷人口来作出判断更不讲理的了,其不讲理之处在于:那些运用这种判断标准的人,几乎是本能地憎恨某套体制,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这种体制能够最好地实现他们最珍视的目标。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憎恨自由市场的情绪——这种憎恨是无法用关于生产能力或某种经济体制之社会后果等这样一些简单的、实际的不同看法来解释的——必须尽力地予以理解和研究。

“知识分子”是什么人?

有很多人想对声名狼藉的“知识分子”一词给出定义,然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或许可以说,最好的一个是哈耶克若干年前在他那篇相当著名的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做观念生意的:“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等着他发言的人们先熟知的新观念。”

哈耶克进一步说,当代确实有很多专业和活动都属于这个阶层:“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描述,本质上跟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彼德·德鲁克(Peter Druck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彼得·贝尔格尔(Peter Berger)和艾尔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nstol)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所谓的“新阶级”(New Class)的描述相同。艾尔文·克里斯托尔曾经雄辩地指出,自1970年早期以来,西方国家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就是旧的“商业阶层”与“新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新阶级的实力建立在知识产业基础上,是一个地位日隆的精英阶层。他评论这个新精英阶层的权力时指出,它“拥有通过通讯媒体、通过教育体系影响公共舆论”的权力,他继续写道,“这种影响力……甚至渗透到旧的商业阶层中,公司经理们去的正是新阶级的神职人员布道的教堂,他们的夫人阅读的正是新阶级撰稿和编辑的杂志,他们的孩子上的正是新阶级教授们把持的大学。”

蛮不讲理的理由

也许“知识分子”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总是摆出一副宣示规范的样子。编辑记者、教师、牧师和作家更关注的是规定“应该如何”而不是描述“是什么”。即使在描述“是什么”的时候,也是从某些确定“应该如何”的规范出发来进行描述。更简单地说,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拥护和鼓吹各种价值。

爱因·兰德指出,与此相反,自由市场从本质上说是不关乎价值的。它并不规定任何道德或美学的整全的观念,也不需要思想上的美德,它不追求任何东西——不具有任何目标或意图。它无非是协调分立的个体的活动和技能而已,这些个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目标,秉持着形形色色的价值。

但是,它确实显现了流行的大众的趣味和偏好。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群众欢迎的商品可以大批量生产并廉价出售,而只受到少数人喜好的商品当然也有人生产,但这少数人必须准备好掏足够的钱。群众的趣味总是让人痛心。他们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而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觉得阿巴小组的表演比帕布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更好听;他们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作品的兴趣总会稍纵即逝。

一点都不奇怪,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状态后深感不安、恐慌。就是不安和恐慌。知识分子和道学家公然抨击这种低级趣味、并企图改变群众的趣味,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不过,他们指责自由市场应为此负责,这种说法却绝对是蛮不讲理——就好像要起诉雨中湿滑的路面和显示你发高烧的体温计一样的不讲理。

指责体制

然而,这种蛮不讲理的诱惑却是无法抵挡的。如果群众天生就没有趣味,肯定会招来精英主义的指责,而这种指责正是知识分子所竭力要摆脱的。而指责“体制”则又方便又保险,并且,这种非理性指责伪装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论点后面:正式巧妙地广告促销的影响力,使普通人值得赞美的趣味和高尚的欲望腐化墮落了。不过,广告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诉诸于人们现有的趣味,而任何广告,如果一眼看来就根本不可信,那么你再有技巧,也不可能卖出不能吃的食品、不能穿的衣服、不能用的工具;这一不证自明的事实却被很轻巧地有意忽略了。无数的研究己经向我们揭示了太多的广告失败的例子,如果你的食品没有满足变幻莫测的消费者的口味,广告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这种故意无视基本事实的策略,能使知识分子一方面坚持那些实际上是精英主义的价值,同时又能支撑他们错误的信念,假装相信自己的“价值”确实就是那些“普通人”的价值。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道学家总是觉得,受过训练的人有意识创造的、能够发挥那些被认为“道德上可敬的”人物的优势的体制,更有吸引力,自由市场却恰恰不是这样的体制。确实,自由市场的特点是秩序——它有效地协调无数分立的个人的技能,它自发地利用蕴涵在无数个体身上的全部信息,这些个人绝大多数人是永远不可能见上一面;它准确地揭示消费者的趣味和欲望,并凸显出绝大多数能满足这些趣味和欲望的经济方法,它在随机的行为模式中无穷无尽、非常“偶然”地显现着更有效率的满足人类需求的新方法——然而,这种秩序却是一种自发性秩序,而不是有意识地人为创造出来的秩序。其精妙的合理性,类似于语言的微妙的合理性;这种微妙的理性,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所能有意、自觉地设计制造出来的,是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所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确实,市场所协调的正是知识分子所无法分析的技能,所利用的正是知识分子所无法综合的整全的信息。

很多人随机的和非强制的活动构成了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公然蔑视有意识地模仿少数天才的体制,这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构成了威胁。当这种体制所“奖赏”的既不是最好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终满足了群众的趣味和偏好的人——而这些趣味和偏好却可能是堕落的、愚昧的或庸俗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它的威胁就更可恶了。

环境变化

知识分子对这种与人为设计的秩序恰好相反的自发秩序的厌恶几乎是无意识的,与此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偏爱与具体性相反的抽象性。知识分子对抽象的偏好或许比很多经济学家对抽象的“均衡”概念的狂热更令人瞩目,这种概念预先假定有某个不存在一般人的易错性(fallibilities)的静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过去和对人类未来的预期都无关紧要。然而,有目的的个人的真正现实的生活,则是在下面的一个世界中寻求改进自己的处境:这个世界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存在完备知识,因而也缺乏协调性,但在这个世界中,学习是可能的,新的改进机会是可以被察觉到的,日益增加的协调是可以实现的;知识分子的抽象概念则恰恰无视这个现实的世界。相反,在不断变迁和革新的环境中人们有目的地行动这样的现实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怪诞的世界:在这个抽象世界中,整个社会的协调机制都在知识分子的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社会之状态的知识,也完整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

任何建立在“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理论,都无法拿到连续不均衡的世界中进行验证,在这个不均衡的世界中,趣味、预期、技术、信息、机会、物质资源等等一直都在变化,这正是米塞斯、哈耶克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伟大洞见。然而,知识分子对抽象的狂热(及沉溺于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已经导致了对这一结论的论证的某种普遍漠视——尽管没人反驳。

加尔布雷斯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对抽象的偏爱,在非常激烈地批判自由市场的人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最近出版的非常著名的著作中,却没有多少技巧性的体现。加尔布雷斯本人鼓吹工资和价格管制,不过在《可以容忍的自由主义的编年史》(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中,加尔布雷斯却颇为大度地写到,那些反对他的观点、赞成回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学者,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如果放在古老的过去,这种意识形态还有某些正当性;充分就业均衡是保守主义教条的基础,无为(inaction)则是实现这种均衡的手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必须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也必须相信,诚如我经常说的,上帝是一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党人。”

如果我们不接受加尔布雷斯的批评,那可太无礼了,这位教授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搞出一些修辞名堂,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他不喜欢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修辞技巧用到他自己身上,他的说法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迷人的命题: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的特征是“无为”。问题很清楚:加尔布雷斯教授公然蔑视《简明牛津英语词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重新定义了动词“行动”(to act)与名词“动作”(action)和“活动”(activity)。

这些词不再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比如木匠的劳作,垃圾收集者的跋涉或卡车司机的辛苦。相反,这些词现在是指某些人的抽象的反思活动;这些人可以决定人民“应该”认为什么有价值,可以命令男男女女们“应当”获得什么,决定“应该”向球迷和影迷榨取多少钱以补贴芭蕾舞和歌剧爱好者的奢侈的趣味。

既得利益

当然,所有经济学家中,“最活跃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大军的成员,他们把经济看做是某种潜在的可加以利用但却总是百病缠身、不大听话的病人,老是会趋于较高的通货膨胀或失业率,而他们就像宫廷医师一样,时刻警惕着这个经济病人,并且时不时修修补补(而这位病人所患的疾病,可以说正是医源性的——就是说,是在所谓的治病过程中给治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看法,当然毫不奇怪,宫廷经济学界肯定要排挤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用整洁的数学抽象来处理知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憎恶市场的原因是追求自己的造物主的阶级利益。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靠供职于公共部门谋生的,明白这一事实就可以理解,扩张这个部门的就业能给知识分子带来异乎寻常的切实的利益。

明白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之所在,则新阶级之所以热衷于消费者保护、环保——当然还有——“向贫困开战”——这些当代最时髦的事业,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这样的命题——取消生产商进人市场的门槛、并运用一般的法律就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为企业的利益辩护的话,那么否定这一命题,恐怕就是站在供职于国家出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人士的立场上。如果说产业界和消费者在抵制那些增加成本的环保措施上有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新阶级的利益就在于创造这些环境保护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可以为其成员提供工作职位和政治权力。如果私人企业的参与者在主张提高生产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惟一有效和长远的办法时,反映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那些管理复杂的福利体系的人则有充分的理由声称,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就是麻烦的一部分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最激烈地批评新阶级的人士,却正是那些非常希望改善社会中最贫困和最易受伤害的人口的经济状况的人士。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教授和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教授等美国黑人、犹太人经济学家都指出,而且是极为雄辩地指出,在一个“转移支付的社会”(transfer society)中,跟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获取的经济权力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人群更难具备必要的政治“影响力”,只有具有这种影响,他们才能从只关心政治的再分配者那儿争取到实质性的财富。事实上,索威尔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指出:“穷人是一座金矿,他们不断地被人研究、不断有人就他们提出建议,用他们进行试验,对他们进行管理,穷人帮助很多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从政府那儿搞到了很多资金,这些中产阶级倒先富裕起来了。”说新阶级和职业“贫困斗士”的利益与他的服务对象的利益不是一回事,或许有点刻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却并非毫无根据。

选自《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译者秦传安 2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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