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也不会想。直到这次读了北大郑也夫教授引起热议的《政改难产之因》,不知怎么,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事后反思,为何会这样——原来是由郑也夫文章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那几段文字引起。

这第四部分的小标题叫《言者无罪,智者有责》。作者讲得很清楚,他在这一部分中说的有些话,“首先是为我自己辩护。也是为我之前、之后的同道们辩护”,一言以蔽之,郑教授不是什么“心有余悸”,而就是害怕,非常害怕。也正因此,第四部分开头中才又有了这么几句:“写作本文有罪吗?没有。因为这是言论,不是行动。它属于思想的范畴,一个文明的国家是没有思想犯的。”

可我们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所划“右派”,没有几个不是“言论”惹的祸,更没有一个是因为“行动”划为“右派”的。可以说,一九五七年所划“右派”,都是“思想犯”。当然,不只一九五七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事实上一直有“思想犯”,也大都是因言论、文章而起,只是统治者不肯承认罢了。

既然当年所有“右派”几乎都是言论惹的祸,那就该“一视同仁”,不该有例外。特别是想到有人仅仅发几句牢骚或正常几句批评,就被划为“右派”,照此“标准”,更应该划为“右派”的还有一个人不该漏了,因为相比之下,此人的“反动言论”,烈度无人能及,此人不划“右派”,天理难容,要不,只能证明:皇帝可以“放火”,普通知识分子不能“点灯”。

不信,我们来看看。

一九五六年,一个当时在中国大陆享受自由度最高的伟大领袖,撰写了即使在今天读来,客观地说,也要算一篇不错的文章,即《论十大关系》。当时斯大林已死,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再也没有谁能约束这个伟大领袖了,因此,其说起话来毫无顾忌——别人说了就有可能要掉头甚至要株连九族的话,他一点也不怕,照样说,而且说得十分轻巧。

他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七”大中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分析这段话之前说几句史实。其实,伟大领袖很多话都是言不由衷,靠不住的。据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伟大领袖早在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称:“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一切政党,除中国共产党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但他没有料到,斯大林不同意。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复电中则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怪不得,后来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竟然也在新政权里担任较高职务,甚至职务中还有能称得上“国家领导人”的。

可见,仅仅九年后,伟大领袖又装模作样地问“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并且说什么“恐怕还是几个党好”的鬼话,毫无可信度。

可不可信不说,这种话如果是下面什么人说出来,估计首先就要分析他的“动机”。听一个人的话,跟一个党走,在当时几成“全民共识”,你怎么能说“恐怕还是几个党好”呢?你是活腻歪了吧。可从这伟大领袖嘴里说出来就没事,一点事都没有。不仅没事,说这种话实在不算什么,他接着还说了让一些人听着会更咂舌的话: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这种话除了伟大领袖敢于公开说出来,别说当时中国大陆,就是现在,在这个国家也找不到第二人。现在郑教授只是说希望这个党能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就已吓得不轻,在文章中“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是因为想让自己这辈子能“看得起自己”才冒此风险,“孤注一掷”。估计很多教授根本就不在乎这辈子是否能自己“看得起自己”,因此,也就不可能像郑教授这么“操作”,这也是为什么郑教授文章末尾有那样一句话:“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再说上面那半个多世纪前伟大领袖说的话,哪怕现在稍作分析,常人也仍会感到十分可怕。为何?君不见,即使二十一世纪又过去近二十年,中国现在不是仍有许多人在喊这个伟大领袖万岁,喊他的党万岁吗?万岁是什么意思?万岁就是不死的意思。他可好,他说这个“党总有一天要消灭”,要消灭,还“万岁”个大头鬼呀。

消灭就消灭吧,消灭总会令消灭者感觉不舒服,此乃人之常情。可伟大领袖却煞有介事地质疑“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一反人之常情,认为“很舒服”。

把他的党消灭了,他却没事人一样,竟然说“很舒服”,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说出的话,而若是皇帝下面任何一个人这么说,也都会被指为“大逆不道”,然而伟大领袖说,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这还不算完。舒服就舒服吧,也该“静候”你的党消失后再舒服啊。他倒好,竟然说他和他的同志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你说这是什么话!要知道,他那文章发表第二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不过发几句牢骚,或平时有三言两语令有些人不大喜欢听的话,于是就被赏一顶“右派”帽子;即使最难听的一个词,也不过是储安平借当年还是国民党时代罗隆基对蒋介石国民党说出的“党天下”,不承想,储安平犹如犯了十恶不赦一般,成为钦定右派不说,熬到文革,忽然人间蒸发,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康生语),仍是一桩无头公案。

这也有点太不公了。说希望和促使共产党早一天消灭,并且说消灭了就舒服了的人没事,而仅仅是批评一句“党天下”,却成了大逆不道,就要被打入“另册”。这是什么道理!要我看,当真实事求是,当年最大一顶右派帽子实在应该送给《论十大关系》的作者,也就是中国人的“伟大领袖”,按理,他才是中国当年最大的右派,而且名副其实,因此这右派两字也无需打引号。然而,天大只由天,伟大领袖就是当时的“天”,因此,只有他给别人“钦定”右派送帽子的权力,万没有哪个人有资格有权力能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哪有自己给自己划为“右派”的呢?此言差矣!

当年还真有主动要求把自己划为右派的,这就是中共延安干部也是老共产党员曾彥修(写文章署名“严秀”)。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上面不停地找他所在的人民出版社催要上报的“右派”名单,而当年曾彥修是单位领导之一。据他在《平生六记》中所讲,当年大家并非要划他的“右派”,而是他为了保住单位不全军覆灭,“不能不自报‘右派’”,曾彥修就是这么被划为“右派”的。既然曾彥修能主动划自己的“右派”,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能划自己的右派呢?说不通嘛。

不过,抛去上面这些话,你一眼就能看出,说所有党派最终都会消灭这种观点,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符合逻辑,因为说这话的伟大领袖和他的同志建立的组织“都是历史上发生的”,而“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这不是一般地符合逻辑,而是太符合逻辑了。如果有谁说他这句话是真理,我都会举双手赞成。

文章本该结束,可由当年最大的“右派”应该是“伟大领袖”自己,又想到一个自有人类史以来,在“工程师”这个职称中估计没有哪个工程师敢与这个“工程师”相提并论的人,而这个“工程师”就是邓小平。如果说毛泽东是当年最大的右派,那么,邓小平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注】这有当年的视频为证。

邓小平强调“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作为“四项基本原则”要求这个国家所有人坚持,并且“一百年不动摇”。然而,1990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时,他的观点又让人吃惊。这一年邓小平85岁。双方落座寒暄后,李嘉诚问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是这么说的:“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期间李嘉读插了一句“这个好”。

显而易见,按会见李嘉诚时邓小平说的这几句话,非但不是“四个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而且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大陆也要与香港实行相同的制度,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在会见时说的香港“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了。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实行的是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上完全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人喜欢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既然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不用变了,那么要变的只能是中国大陆,变成跟香港一样。变成跟香港一样,还怎么坚持那“四项基本原则”?说不通啊。这些话,如果是让当时生活在大陆别的中国人说出来,估计又要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被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特别是那个“党内理论家”胡乔木最喜欢做这种事。然而,就因为是邓小平说的,他也只有乖乖地听着。

所以说,可怜如郑也夫教授,在他那篇文章最后一“章”中,竭力为自己之所以做那文章辩护,担心有什么部门什么人找他麻烦,而他文章中最“反动”的说法也不过就是强调现在这个执政了七十年的执政党应该“淡出历史舞台”——想想这算什么啊,当年中国第一人即“伟大领袖”早就说得比他厉害多了,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的也是几十年后中国大陆自然也会实行跟香港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此来来,郑教授,你还怕个甚!

2019.1.6草,1月19下午修订

【注】可当年邓小平把“自由化代表”这顶帽子硬是送给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以及有很大影响的一首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的作者叶文福。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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