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日记》中的一些片段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的生前回忆。

一.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二十九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1962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她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19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19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已束手无策。绝望之下,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轿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他的老战友陈易,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里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他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过程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虽然母亲对顾准的认识、了解有一个过程,但她很快就认识到顾准的才华和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人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二.干校生活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十五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通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夜晚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经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他在干校期间,对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绝不落井下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记下点儿什么,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样文章。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日记一旦被抄出,里面的话都能“摆到桌面上”。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尺度来解读当年写下的东西。再说,顾伯伯始终是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以满腔热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生产建设,为每一点发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都渗透在《息县日记》的字里行间。若认为这是在“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于失之偏颇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回京后的相处

1972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60、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文革期间也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林青松、周叔莲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70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1973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顾伯伯有时看到母亲和我非常亲密,说:“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做孩子,还当做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伯伯听了这番话陷人沉思,竟无言以对。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恐怕有难言之隐。作为多次挨整的人,对子女讲真心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社会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孩子们对他产生误解就在所难免了。笔者认为,顾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不能具体怪谁。正如他所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那年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到达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的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百分之一,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笔者认为,顾准是天才与勤奋的完美结合。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70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他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他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了之后,伯伯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接着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那么多人跟着他闹革命,其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要是没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后借给我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2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作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某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那个时候我的肝炎久治不愈,弄得心情很糟。母亲让我去上海散散心,顺便探望外婆。临行之前,顾伯伯托我带一封信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信送到之后,第二天陈伯伯和他爱人就来找我,一定要请我晚上去他家吃饭。说顾伯伯在信中讲:“这个小姑娘和她母亲这些年来对我非常照顾。我客居此地,无法答谢她们,请你代我招待一下她。”晚上在陈伯伯家,看到他们竟准备了一大桌菜。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如此盛情款待,感动得不知所措。陈伯伯端起酒杯说:“咪咪,我要谢谢你,也谢谢你母亲,这些年来给予五哥这么多照顾。”陈敏之伯伯对顾准伯伯之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后证明,他是最理解顾伯伯的亲人,对他忠心耿耿。顾伯伯去世后,陈伯伯一直努力收集、整理他的遗作、译文、信件、日记、笔记、自述等,并为这些文字的出版四处奔走,心力交瘁。要不是他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些珍贵的精神遗产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顾伯伯的无数心血也就付之东流。可以这样说,顾准和他的思想今天能广为人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陈敏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诀别

19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陈敏之伯伯这时去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顾伯伯,他们兄弟见面后激动异常。当天晚上顾伯伯跟母亲说:“今天和六弟一起去前门烤鸭店吃饭,可是露了怯,我们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在饭桌旁抱头痛哭,弄得周围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几天后,我在兰州收到了顾伯伯的来信,里面也谈到了这段经历:“……说说我这次‘招待亲人’的感受。说实话,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我们在一起住了六天,六天后他移住我妹妹那里去陪陪老母亲,然而也还每天来我这里。所以,这一次我竟然得以过了足足两个星期的幸福生活,对我来说,这简直已经是异常的奢侈了。当然在过这两星期幸福生活的时候,我珍视这个‘现在’。他走了,这一段生活也就过去了,以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还是幸福的,这也就够了。”读了这封信,我心里感到一阵酸楚,顾伯伯实在太渴望亲情了……

陈敏之伯伯离开北京后,又去了银川、兰州、西安等地。他到兰州就住在我家,我和父亲招待他吃饭,陪他去当地名胜古迹游览。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讲了这些情况,顾伯伯很快就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信中说:“徐工(我父亲,作者注)并徐方同志:徐方二十三日的信转给我,读过之后,对于你们二位对我的弟弟,对我如此盛情,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到你们那里,料想会被你们的隆重接待弄得团团转,这是他的事。我在这里,虽然到不了兰州,也必须趁他去的机会,写这封信,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因为你们的盛情是对两个人的,我虽未能身受,我自然并不是没有份的。”

那段时间,我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一如既往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回信除了谈自己的情况,回答我的问题外,还勉励我努力学习,日后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他的来信,现在还保存着两封,摘录如下:

徐方同志,时间过得真快,咱们分别又将二十天了。听说你回兰州后,决心过“修道院”生活,我确实相信,你“修道”修这么一二年,二三年,你的面貌将完全变化。我希望我还有机会每次见到一个与上一次见面截然不同的好姑娘。

你关心我的健康,我似乎有责任说说最近的状况。“低烧”又发现了几次,连续去检查几回,正在排除不确实的可能的病因,也许最后结论是暂时的生理混乱而非病变。我很有信心对付它,我还得工作下去。烟确实戒了,就从你动身那一天停止抽烟起,现在已经二十天了。这一回,大概不至于再犯了。因为,我的戒烟居然曾经鼓励你“戒”安眠药(我因严重神经衰弱,长期服用安眠药。作者注),我继续抽下去实在也太难为情了。

我十分高兴知道徐方同志的排练、练琴、英语,和兰大听课,真是生气蓬勃。我们老人羡慕这种黄金时代的生活,可是我们只能祝福黄金时代的人,我们自己究竟衰老了——虽然我现在也还不甘落后……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己宣告无能为力……”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最后一封信的片段: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几天后,收到陈敏之伯伯的信,摘录如下:

顾伯伯看了你的信,感动得流泪了。我是噙着泪才读完你的信的。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什么真正真挚的感情存在的话,那么,你对顾伯伯的感情就是属于这种感情。我相信,他将因为有你对他这种真挚的感情而感到安慰,感到满足。他一定会得到鼓励,获得勇气。

不要悲痛,悲痛救不了什么。我希望你鼓励自已,也鼓励顾伯伯。我相信你对他的鼓励,将会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支柱,更有勇气从病魔手中夺回自已的生命。

可是,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坏。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准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屈指算来,从认识顾伯伯到他去世一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的很多进步都渗透着他的心血。1977年底,当我捧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深知要是没有当年顾伯伯的指引,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伯伯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吧?

译者秦传安 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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