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3-20
——坐着飞机“赶考”
复试路费问题
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是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
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还要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在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
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公社邮递员从来只邮递知青家长寄来的汇款单，没有见过知青汇钱给家里的，大惊小怪之余弄得很多人都知道“坝官村几个男生要给家里汇钱”的新闻。
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九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
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几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
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
从山村到南宁
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长途跋涉“赶考”的行程。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
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
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刚买的新机器就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
建国初期我们想用牛拉双犁（当时高调引进苏联的畜力“双轮双铧犁”终告失败），这时却改用拖拉机拉单犁了，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人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
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
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
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手扶’主要是跑路，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我就这样与一群赶集的老乡们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后坐汽车上县里。从县城到南宁是与我县另一位复试者同行。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大学生，湖北宜昌人，文革中与夫人一起被分配到我们县，成为当时我们这个边远小县仅有的“清华人”。在“臭老九”的年代他是县里的水电技术员（那时没有职称一说，除了文革前评上的工程师、教授，文革后就只有技术员、教师了），“粉碎四人帮”后提拔知识分子，他此时刚任县水电局副局长。
那些年里我县很多县办水电工地都是他在现场负责技术工作，而我则在好几个工地都跻身于从各社队被征调来的民工中，尽管曾当过工地上的“临时白领”如会计、报道员之类，但都是些“文科”工作，没有机会与他打交道。我对水电很感兴趣，也曾亲手安装过生产队里第一座“小水电”。在指挥部的工棚开会时我曾翻过他带到工地的《水力学》、《泥沙学》等书，佩服得不行。我知道他这个专家，他当然不知道我这个民工。
这次有机会同行，就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一路上我们大聊水电，从小马达（小型异步电动机）用于发电的利弊，到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规划。尤其对于三峡，那时葛洲坝正重新上马，我们谈到葛洲坝工程对未来三峡的影响，谈到茅坪、三斗坪、南津关、美人沱等三峡候选坝址的种种故事。他说在田林交谈的人大都连三峡与三门峡都分不清，没想到还能和一个人聊起三斗坪和美人沱，可惜过去在工地时我们不认识。
他又感慨地说，他这个宜昌人当初报考清华水利系，就是怀着“三峡梦”，想为“高峡平湖”干一番事业，没想到文革使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几十上百瓩的“小水电”上。这次他回母校复试，但愿能再展宏图，以偿夙愿。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的复试未能如愿，但还是调出了田林县，到南宁担任了广西水电学校校长，对广西的水电事业很有贡献。
遇阻“宝天段”
在南宁我们分手后，他奔北京，我赴西北。第二天在郑州火车站换车准备由陇海线去兰州，却意外地得知：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天水段已经中断。话说这陇海线“宝天段”是当时中国铁路著名的一大“肠梗阻”地段。由于陇山、宝鸡峡一带地质复杂，几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
但是那年的塌方特别严重，宝天段中断达一个多月之久。在郑州车站我被告知铁路一时无法修好，到兰州的联运票只能退掉，可以选择到西安或者宝鸡再寻找别的交通工具。我不由得着急起来，因为复试日期已定，如果错过就误大事了。
权衡一下我决定先到西安，想着毕竟是省会，交通手段应当比宝鸡多些，或许还可以逛逛这个古都。到达西安车站已经是我从村里出发的第五天了。火车站前就有很多桌子在卖西兰公路的汽车票，但当天的车已发，只能次日走。那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两天，明天走后天晚上才能到，而后天就是复试之日。我想这下坏了，抓耳挠腮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张汽车票，然后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接着就上街想发个电报告知学校我可能迟到的原因。
上街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招牌，由于宝天段中断，民航局正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我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这个价格今天还远远不够打的去机场的，不过当年它可是比我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虽然比汽车票贵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当晚就能到兰州。我赶紧上前购买。
那时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我这个寒酸样说你有证明吗？我下乡之初在贵州册亨（离我的广西插队之处仅一江之隔）曾因没有证明被“收容”过，知道在中国“盲流”的危险，所以但凡外出都开有证明。但是没想到要坐飞机，所以只有公社的证明。
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复试通知书，就拿出来给他看：“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了吧？”
在1977/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的中国，“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听说是研究生复试的，不少乘客都凑过来看这通知书是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不说就让我买了票，还热情地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我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到车站附近退掉了汽车票。那时的旅馆要先付钱才能入住的，他们说我已入住不能退钱，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拿上行囊就去赶民航班车。
坐飞机去赶考
那时的西安机场就在如今已是繁华市区的西稍门，免费的班车没多久就到了。买机票要县以上证明大概就算是那时的安保措施，买到机票就简单了，现在的换登机牌、过安检等手续一概没有，到了机场凭票登机，就跟上火车差不多。而且机场既没有登机桥，也没有摆渡车，贵人可以坐小车到飞机前，一般乘客只能步行出候机室走向很远的停机坪，而无论贵人还是平民，到了飞机前都得爬舷梯登机。
当年的西安西稍门机场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能坐飞机的基本都是“上等人”。我一个农民，又不是作为什么大模范由公家安排坐飞机去开会，而是自己为“私事”掏钱坐飞机，在当时恐怕算是奇遇。在那次兰大的“黄埔一期”复试生中，像我这样的农民不知还有没有，而这些复试生坐飞机来的即便有也不会多，至于同时满足这两项，一个农民坐飞机来复试，我想不但兰大不会有第二个，就是全国那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吧。
其实就是我自己，后来再次坐飞机也是在十多年以后了。在飞机上想到我们那个远离县城200里的平塘公社有的农妇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不禁感慨。古话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反其意而胡诌曰：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长征须百劫，鹏程起双翅。众山可俯览，星空需仰视。不负践土心，还蓄凌云志……。
其实我并未真的“一览众山小”，因为起飞不久天就黑了。记得几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参考消息》曾经登过一个美国随行者的报道，有言：“喷气机时代还没来到中国”。这时也依然如此，在1978年那个时候，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喷气式客机，而我国民航不仅落后于印度，甚至不如菲律宾和印尼，全国只有10架左右的喷气式客机，除了领袖专机就是飞寥寥可数的几条国际航线，国内民航还是螺旋桨飞机一统天下。我这次坐的是苏制伊尔18，据说1960年代这种飞机引进之初曾充当过毛泽东的专机，到1978年它也还算是我国很不错的飞机。
我坐着感觉很平稳，完全没有平时听人传说那种可怕的晕机感（当时的飞行条件下晕机是很常见的）。可是这种螺旋桨飞机噪声极大，在机上几乎不能交谈。夜间飞行也没有风景可看，其实挺无聊的。好在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兰州中川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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