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
1913~1988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1952年~1966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二十二岁时,他喊出中国青年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句宣言即出自该文。

四十四岁时,他提出中国青年学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积极分子会上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从此,这句口号从清华园传遍全国各个高校。

然而回顾清华校史,他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研究清华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听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是蒋南翔校长,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其他的人都好说,恰恰就是蒋校长很难说。”

“蒋校长是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清华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不是每个人都称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称为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家是什么?首先就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当然是,梅贻琦也当然是。蒋南翔是老清华出来的人,我认为他是有独立的想法的。不过……我不大好评价。”

清华大学内部曾经有过一种“权威”的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这两个传统曾经泾渭分明,像这位老教授所说的,“蒋南翔是过去教育界的圣人,而梅贻琦是敌人。”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梅贻琦评价的转变,上述“权威”提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在清华漫长的校史上,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对清华影响最大”,是“梅贻琦当了十七年校长(1931~1948),蒋南翔当了十四年校长(1952~1966),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卓著的两位”。

“蒋传统”中的人们逐渐接受了梅贻琦,然而“梅传统”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打算接受蒋南翔。这位老教授曾经陪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清华老校友参观校史展览,展览中有两尊校长像,一是梅贻琦,一尊是蒋南翔,这位校友一看,激动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长的传统就是被他破坏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同时,没有蒋南翔(时期),也就没有迟群(时期),作为学校传统来说,周诒春时期强调“培养全人格”,梅贻琦时期强调“通才教育”,蒋南翔时期强调“又红又专”,其总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蒋南翔在“反右”运动中亲手打倒了校内“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所写道:“做了高教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1957年,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也许,曾为“书桌”振臂一呼的蒋南翔,在主观上终归是重视“书桌”的,所以,他才会说:“假使说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译者秦传安 201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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