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磨盘里的王朝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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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历史文化概说

小序

可回溯到八千年以前的伏羲时代的华夏先民历史,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很难求证诸多细节。汉语字符是在四千年前的炎黄之战之后出现的。刻在青铜器上的叫做金文,后来的书写,是刻在竹简上的。从这些文字里找不到伏羲时代的痕迹。只有在《山海经》原初的图像亦即《山海经图》里,才可以看到以神话面目出现的伏羲时代的历史人物,诸如女娲,刑天,精卫等等。至于伏羲文化的精粹,不是见诸文字,也不是见诸人物图像,而是留存于陶器的抽象图案。

从伏羲先民留在陶罐上的抽象图案中,可以发现华夏民族的祖先有多么了不起。那可不是被法国人称作原始思维之类的稚拙图画,而是有关天文历法乃至宇宙运行的种种标画。其中有些意味,恐怕要等到数千年之后人类进入以爱因斯坦为标记的现代物理学时代,才能有所领略。可见,华夏先民的文化,不是以地球为背景,而是源自以宇宙为本源的生命能量的创造成果。

这样的文化内涵,在印度要等到几千年以后的吠陀时代以及佛陀时代才出现在诸多奥义书和佛家的经典里。在野蛮的游牧民族黄帝族打败伏羲族的时候,创造了辉煌的古印度文化的雅里安人才刚刚进入印度击败土著,从而在那块土地上立足。八千年前,当今欧美文化的先驱古希腊尚处混沌未开时期。至于希伯来文化的真正缔造者摩西,还不知道在哪里徜徉。与伏羲时代庶几同步的人类文化,惟有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正如伏羲先民的神话以女娲、盘古那样的人物为主要标识,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神话里有诸如恩利尔、伊南娜之类的形象。倘若以稍后于神话而产生的宗教观念来考察的话,那么伏羲族和苏美尔人都是诸神世界,一旦转化为宗教通常称做多神教。古印度神话,也是多神崇拜。后来世人皆知的那个一神教,乃是来自古希伯来人的编造。虽然早先在埃及历史上曾经有过稍纵即逝的一神教,但并非当时人类历史上的宗教主流。倘若从人类各大文明的神话起源上说,古希伯来人的神话,其实是对苏美尔神话和埃及神话的抄袭。倘若仅仅抄袭倒也罢了。古希伯来人的荒蛮在于,在抄袭他人的同时,制造了耶和华那样的上帝,从而确定了他们蛮横排外的一神教。那样的荒蛮表明了古希伯来人之于生命和宇宙的茫然无知。因为懂得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民族,是不会制作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苏美尔人如此,古埃及人如此,古印度人如此,古希腊人如此,伏羲先民,也如此。这是华夏民族理当引以为骄傲的文化命脉。

让华夏民族感到耻辱的是,这个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乃是一部接连不断的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最早的那次是黄帝族打败伏羲族的炎黄之战。第二次的历史转折是姬氏家族灭掉殷商的商周之交。第三次则是秦始皇的所谓一统天下。自秦汉以降,中国历史陷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流转。更让华夏民族感到耻辱的是,汉语文字所书写的历史不仅没有如实记述历史,而且完全按照所谓胜利者的意志,或者按照史家的儒家立场,以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编造了三皇五帝的神话,编造了尧舜禹的禅让,编造了胜利者总是伟大、失败者总是邪恶的功罪簿,编造了罪恶的失败者身边通常会有个妖孽女人在作祟的八卦。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虽然战乱频仍,却又百家争鸣,几乎每一个诸侯国家都具有雅典城邦那样的文化创造力。真可谓智者辈出,圣贤遍地。然而,当时的诸子百家哪一家也不会料到最后竟然会走向定于儒家一尊。即便是孔孟二位,也料想不到他们的学说会成为独霸天下的惟一至尊。古希伯来人杜撰耶和华是因为他们当初太过荒蛮,而独尊儒术却是华夏民族当年百家争鸣过后的荒唐退化。这究竟是由于华夏初民的文化起点太高,还是因为先秦诸子的学问过于深奥,结果反倒成全了最为肤浅的孔孟学说?不得而知。与此相应的是,商鞅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理论和韩非的帝王术,因为嬴政的胜出而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枭雄争夺天下的葵花宝典。至于管仲的政治成就和政治思想,就像伏羲族刻画在陶罐上的生命观宇宙观一样,被这个民族遗忘得干干净净。

倘若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简明扼要地概括周秦以降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那么就是:一个磨盘,两头驴子。那个磨盘指的是,不停地轮转着的王朝更迭。那两头驴子指的是拉动王朝更迭的商韩集权专制的王朝攻略,治民于心的孔孟儒家学说。两千多年,这个民族没有丝毫长进,始终原地打转。

是为序。

一、嬴政的大一统

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与春秋战国在年代上相近的公元前七百年至前五百年期间,古希腊经由从梭伦到伯利克里斯的努力,完成了从僭主制度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古罗马经由执政官以及元老院制度的确立,完成了从王政时代到共和时代的过渡。古印度经由“沙门思潮”,完成了从吠陀时代到佛陀时代的演变。相比之下,古希伯来民族在这段时期依然处在又荒蛮又屈辱的境地。古希伯来人定居迦南之后分裂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先后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所灭。亚伯拉罕的后裔们不得不继续在他国为奴。

华夏民族最有可比性的历史参照,与其说是希腊罗马,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相比希伯来人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飘泊,华夏民族始终固守疆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飘泊的希伯来人无意间完成了从荒蛮到文明的演化。虽然历经磨难,几近灭绝,却凭着他们那副与众不同的商业头脑,成为中东的明灯。更不用说从这个族群里出了多少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顶尖人物,彪炳千秋。眷恋国土的华夏民族,不管多么勤劳,也挡不住地趋于萎靡。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被标榜作不可一世人物的,大都是枭雄独夫,或者流氓痞子。且不说有思想的如何稀缺,即便是有性情的也愈益鲜见。倘若说希伯来人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华夏民族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是退化的。

若要以一句话概括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那么就是:从不间断的野蛮战胜文明。秦王朝虽然短暂,但野蛮战胜文明的传统绵延不断。当然,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也同样存在。比如尚武的斯巴达灭掉文明的雅典,又如日耳曼人入侵并终结西罗马帝国,再如穆斯林入侵印度将佛教徒赶尽杀绝,等等。但在其它地方都没有成为传统,或者借用一个不精准的说法,没有成为规律。惟有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一以贯之的传统。所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潜台词,其实是,比谁更流氓,看我的。

倘若从群雄争霸的角度论说,嬴政选择商韩之术称霸天下,不过是在动物性的生存竞争法则面前选择了制胜的手段而已。嬴政的无知无畏在于听众李斯建议,销毁列国史书,只留秦史,“焚毁诗、书、百家语”。儒生贾谊的说法:“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愚黔首说到点子上,废先王之道,不知所云。秦国历代君王从来都是想要强大都想要称霸天下,一以贯之,哪有与嬴政不同的先王之道了?另据韩非透露,“燔诗书而明法令”,乃商鞅当年向秦孝公提出的建议。可见法西斯主义并非纳粹德国的专利,两千多年前就已有先例。毛泽东文革算是继承先人传统。至于所谓“坑儒”的真相,可能跟嬴政这厮追求长生不老之术时发现受了方士术士愚弄有关。既不算悲剧,也算不上喜剧,十足一场闹剧。这跟两百多年之后的彼拉多总督在极其无奈的情境底下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旷世悲剧,其文化涵义相去十万八千里。就秦始皇的这种荒唐而言,后来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倒是没找错榜样。都是跟着身体跟着肉欲行事之人。

后世最为标榜秦始皇如何丰功伟绩的一个依据,应该是其大一统之后的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秦统之前的交通虽然有些不便,但也并非可怕到如何滞碍的程度。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全都四通八达。车同轨固然免了每到一处就得更换轮子的麻烦,但同时也使地方失去自我保护的机制。车同轨在西方有个实实在在的细节:欧洲发明铁路的时候,那铁轨间距是按照当年的罗马战车设定的。及至中国人进入铁路时代,没人想到过从秦朝的车同轨寻求禆益。民国年间铺设铁路之际,阎锡山为了保护山西人的权益,还曾特地将山西境内的铁轨尺寸设置得与各地不同。饶是如此,山西也并没有车不同轨而如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那里的票号银号照样汇通天下,步入银行时代。

秦朝的书同文,可能无意间给大陆四九年以后的简化字树了榜样。只是两者之间的文化内涵还是有些差异。同样是表明王朝一统天下的霸气,用秦人小篆统一列国文字,虽然也是种规范化,但毕竟没有损害文字本身应有的构造。用简体字取代正体字,却是对文字结构的肆意破坏,从而导致爱字无心,郎不归乡,诸如此类的结构性残缺。当然了,秦人小篆虽然不损列国文字,但后人因为没有比较,会误以为汉字的构造本来就是那样的。事实上,对比秦人小篆与列国文字,可以发现小篆的具象性特征极其鲜明,而有些列国文字符号却有着很强的抽象性。文字与思维之间是有对称性影响的,具象的小篆显然与形象思维对称,抽象性强的文字合乎逻辑思维和形而上思维。后世中国学子通常缺乏逻辑能力和形而上思维能力,是否与汉语文字经由书同文的小篆一统之后丧失了文字的抽象力有关?这是值得深思的。须知,伏羲先民的陶罐图案,有着强烈的抽象意味。思维的抽象能力,在华夏民族是有传统的。但那样的传统,由于书同文取消了列国间曾经有过的抽象性的文字符号而完全中断了。比如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小篆的马字是非常具象化的,而公孙龙所在的赵国的马字,却是比较抽象的。白马非马是个语言逻辑命题,具有极高的抽象意味,根本无法用形象思维来讨论。几千年来世人之于白马非马的误读,很可能跟赵国文字的抽象性与书同文以后的汉语文字的具象性的错位,有关。当然了,这个话题需要作专门研究。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就算书同文确实有必要,但在用小篆统一文字书写的同时,也得对列国文字持有一定的尊重才是。当年亚历山大打败过无数敌手,却从来没有灭掉过对方的文化。即便是商周之交,姬发打下朝歌,都还知道维护商王后裔的封地。嬴政一统天下之后,竟然连人家的文字和历史都要抹去。可见,霸道通常源自极端的无知。

再退一步说,就算书同文没有给华夏民族造成思维方式上的缺憾,也未必就是文化进步的标记。须知,倘若欧洲自始至终都使用罗马帝国的拉丁语,那么也就没有文艺复兴了。从文学上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恰好源自但丁不使用拉丁语、而是使用其独创的以托斯卡尼方言为主体的意大利语写作了《神曲》。语言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书是否同文,而在于口语和方言之于书写的激活。比如《诗经》里诸如“七月流火”之类在今人看来文绉绉的句子,在当年乃是农夫口语。欧洲的文艺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书不同文的成就所在。除了但丁之于意大利语的贡献之外,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创了英语写作,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创造了西班牙语的经典,拉伯雷的《巨人传》开了法语文学先河,如此等等。

后世津津乐道的量同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买卖能否做好,生意是否兴隆,市场是否活跃,经济是否发达,首先在于国家是否正常,各处各地的地方政治经济环境是否自由从而是否充满活力。整日价的打打杀杀,得了天下之后还妄想长生不老,就算量同衡了又怎么样呢?看看人家欧洲,在量不同衡的背景底下欣欣向荣得不行。及至当今量同衡的欧元横空出世,反倒江河日下起来。可见,量是否同衡并非与经济是否强劲、国家是否强盛划等号的。

嬴政骨子里是一个只知道以间杂着残暴和阴柔的帝王术争夺天下的妄人,根本不懂如何管理国家。跟后来的毛泽东一模一样。即便是那三个同,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他所不喜的儒家经典,《中庸》。有道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然,儒家提出这三同也并非是懂得管理国家,而是对当初周室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迷恋。而且,在那三同之中,儒家最看重的乃是“行同伦”。至于车同轨、书同文之类,儒家其实并不如何操心。说在那里,图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鲜模样而已。所谓儒家,就是彻头彻尾的伦理家道德家,从来不懂国计民生。所以后世腐儒会振振有词道:饿死事小,失节为大。

二、窦太后的无为而治

那么,看不起儒家的刘邦,是否真有什么雄才大略呢?比起嬴政的狂妄,刘邦擅长的是小混混的机灵。倘若说嬴政践行的是商韩之术,或者说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那么刘邦的成功,开了中国历史上流氓政治的先河。读懂刘邦,只消细读《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便可一目了然。刘备玩的那些手腕把戏,大都是当年刘邦玩过的。中国历史上以玩弄这种流氓政治当上皇帝的,最著名的可数出三个,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由此可见,毛泽东将刘邦和朱元璋放到一起赞不绝口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惺惺相惜。相比之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完全不知就里,竟然将刘邦与凯撒相提并论,信口开河刘邦“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这要是让毛泽东看了,没准会哈哈大笑。人类新纪元?不要说刘邦从来没想过,就连毛泽东也从来不把人类的未来当回事。玩弄流氓政治的政治流氓要的只是江山,有道是“江山如此多娇,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根本不在乎什么人类新纪元。

但不管怎么说,嬴政毕竟还留下不少政治遗产,除了三同之外,尚有万里长城、以及郡县制之类的功业。相比之下,刘邦除了创建了一个延续四百多年的王朝之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政治创新可言。刘邦王朝标榜黄老之术,说穿了无非是了无建树的遁词。或许诛杀功臣,尤其是那个剪除外姓王的“白马之盟”可以算作是刘邦的首创,为后来的朱元璋乃至毛泽东相继效仿。既有军事天才又有政治雄图并能管理国家甚至还具城市规划能力的凯撒,岂是刘邦可望其项背的?汤恩比的胡乱比附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真要举出能够与凯撒相比较的人物,项羽算半个。这里指的是军事才能和贵族气度。以五万兵力击败四十万秦军,仅率三万精兵大破数十万汉军,这样的战例,不要说在中国军事史上,即便是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极其鲜见。如此手笔,在刘邦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没有读懂中国历史的汤因比。难怪曹操帐下的郭嘉如此惊叹:“昔项籍七十余战,未尝败北”。然而,比起凯撒,项羽并非治国之才,更不懂政治。所以只能算半个凯撒。但项羽的这种缺陷,并非是中国人眼中的有勇无谋,而是有军事天赋而了无政治头脑。政治不等于权谋,或者说,权谋只是政治手腕,而不是政治本身。

凯撒因为做了独裁官而被谋杀的悲剧,并非是权谋高低的结果,而是政治本身的冲突,亦即罗马究竟是走向帝国还是继续共和的互不兼容。在这场血案之中,不仅凯撒是悲剧人物,主谋布鲁图斯也是悲剧人物。布鲁图斯并非凯撒的死敌,而是凯撒有所提携的亲密朋友。血案过后,布鲁图斯给罗马公众同时也给历史留下的名言如斯:“我爱凯撒,我更爱罗马”。事实上,凯撒对罗马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布鲁图斯。彼此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而是罗马的前途:要帝国还是要共和。在这样的冲突面前,就好比《荷马史诗》描写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交战一样,旁人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尽管罗马最后还是走向了帝国。

相比之下,楚汉相争的内容,无关国家前途,不过是天下的归属而已。换句话说,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不是你就是我。彼此要的,都是王朝。倘若要说有点小区别的话,那么就是,假设是项羽胜出,有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到秦朝之前的列国状态里;但项羽没有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打出旗号。而刘邦胜出,无疑是百分之百地走向刘姓王朝。项羽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类似于布鲁图斯的角色,以灭秦的复仇方式,颠覆嬴政的大一统。但这在刘邦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回到先秦的念头。项羽假如有政治头脑的话,那么就应该挑明是要回到列国还是继续秦式大一统的政治分歧,让天下人作选择。

当然,更重要的是彼此气质上的迥异其趣。项羽其人,韩信说他有“遇弱则怜的妇人之仁”,陈平说他“恭敬爱人”。这种性格确实很像凯撒。同样的战争天才,同样的有情爱之心。倘若不是对情人的一往深情,凯撒理当防范与他政见不同的情人之子布鲁图斯。项羽之于虞姬的爱怜已成绝唱,毋需赘言。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他在鸿门宴上的有所不为。要是刘邦处在项羽的位置上的话,绝对不会像项羽放过他那样放过项羽,一如他老婆吕雉做稳了皇太后还不肯放过戚夫人。贵族与流氓的区别,有时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高贵虽然总是成为失败的缘由,但高贵所独具的人之尊严,却是做成了皇帝的诸多流氓永远不可企及的。

面对浑浊的男人世界,女性的眼光是最清澈最具说服力的。有关刘邦项羽,有李清照的名诗为证:“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几乎就是一面历史的铜镜,既照出了项羽,也照出了刘邦,更照出了勾践,照出了如同勾践一般的小人。因为要是放在勾践,不管有多么狼狈,肯定过江东。哪怕爬雪山走草地,也要过江东。小人报仇,十年不晚。

楚汉相争的历史,赢家姓刘,诗意在项羽。并非历史上所有败者都诗意盎然,但比之刘邦,项羽人格的审美价值不言而喻。楚汉既是政治军事的界分,也是华夏民族从诗意盎然的先秦诸子走向越来越流氓的王朝轮回的一个历史地标。不管怎么说,项羽就是属于春秋战国时代之人,而刘邦身上了无先秦时代的人文气息。一个是先秦贵族,一个是新兴流氓。这类流氓的种种委琐,后来在刘备身上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好在那个时候的项羽变成了气度不凡的曹操。曹操是个在各方面都足以与凯撒比肩的政治领袖。军事天赋,政治头脑,个人性情,贵族气度,什么都不缺。比起凯撒,曹操还多了文学才华,颇有些集凯撒与西塞罗一身的风范。倘若汤因比尚在人世,真想推荐他好好读读曹操其人其事,让他知道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凯撒是什么模样的。

曹操与刘备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刘备不过是刘邦的翻版,了无新意可言。但曹操却有着刘备所不具备的精神底蕴:汉末党锢惨案残存的士子理想。当年陈蕃李膺诸子在青年曹操心里刻下的铬印极深。但曹操的与众不同在于,一方面继承了汉末党锢精英的气度,一方面选择了与那批英烈完全不同的经世之道。不再醉心于以儒治国,而是选择了切实可行的从政方式。

汉末党锢乃华夏士子在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诸多英烈的大义凛然,既是先秦诸子在精神风貌上的某种承传,也是以儒治国的悲壮谢幕。

自东汉刘秀开始的以儒治国,可说是汉家皇帝之于先祖刘邦实在太没文化的一种补缺,也可以说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汉代儒生之于皇帝的政治忽悠。汉儒的兴盛,与嬴政的“坑儒”多少有些关系。由语言——无论是演说还是书写——构建的学说,经由血的祭奠,通常会在世人尤其是士子心目中演变成绝对真理。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非理性的,无法用逻辑加以阐释。当董仲舒把儒家学说提高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从而提出“废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时候,很难说背后没有“坑儒”造成的激昂。历史虽然不讲逻辑,但某一种学说的起伏,就是这么的非理性。

相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时间上相差一、二百年的罗马帝国。当华夏历史进入王朝轮回之际,罗马也正从共和走向帝国。这与其说是凯撒的胜利,不如说是权力本身的失控。但罗马皇帝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摆脱元老院约束的皇座,会遭遇到基督教的挑战。其情形一如法利赛人和犹太祭司怎么也想不到,真正的福音竟然来自一个木匠之子的布道。彼此较量的结果,便是那个与世长存的十字架。法利赛人和犹太祭司们毫不犹豫地把耶稣交付罗马总督,并且硬要总督处死他们这位离经叛道的犹太同胞。在彼拉多和耶稣之间,没有任何过节,更何况总督夫人还是耶稣的粉丝。基督殉道确实出自其犹太同胞的嫉恨。

整个殉道过程之中,惟有殉道者耶稣是最为平静的。他平静地接受鞭笞,平静地扛起十字架,平静地被钉上十字架。耶稣没有愤怒,愤怒属于法利赛人和犹太祭司;耶稣也并不无奈,无奈属于彼拉多总督。因为这是耶稣自己为自己作出的选择。当耶稣发现他所宣讲的福音很难让犹太同胞听懂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发现他所挑选的门徒也很难听懂他在讲些什么的时候,他只能作出如此选择: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

倘若说这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与其说是人间的,不如说是天降的。耶稣是天。天人是无法合一的。只有人升格为天,才能知道天意何在。然而,生命与宇宙是对称的。作为天降的成道者,耶稣知道这种对称的秘密。所以他有信心传播他的福音。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当耶稣发现众门徒依然茫茫然不知所措,他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既具书写能力又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保罗,成为基督福音的传播者。保罗没有辜负耶稣的期望,成功地构建了基督教,当然,也是以将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方式。

在基督教面前的罗马皇帝,次第走过了从尼禄的无知到君士坦丁的了悟,最后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

基于这样的参照再反观汉儒的努力和汉朝皇帝的回应,便可一目了然。

董仲舒不是保罗,一如孔丘并非耶稣那样的成道者。孔丘再老于世故,孟轲再乌托邦激情,他们都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也都知道把话说到什么程度。但董仲舒没有这样的明白。董仲舒骨子里是个妄人。孔丘也罢,孟轲也罢,不管把话说到什么份上,都知道自己并非独尊。董仲舒把儒家学说上升到天的高度,越过了子不语乱力怪神的界限,乃是对孔孟学说的无知。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把皇帝捧到天上,把庄子的天人合一歪曲成了皇帝不是凡间物的君权至上,乃是不折不扣的帝王崇拜。孔丘倾慕周公,但并不一味地崇拜天子;孟轲以民为本,在君王面前挺直了腰板理直气壮。因为孔丘孟轲的言说语境,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董仲舒的理论语境,却是嬴政的一统天下。董仲舒下意识地认为,既然天下可以一统,那么学说也应当定于一尊。历史上,专制的政治可以造就专制的学说,一如商韩的法西斯理论可以成就嬴政的大一统专制集权。政治实践和理论构想就是如此互动的。

比起保罗身体力行乃至献出生命的布道,董仲舒的胡思乱想轻浮得不行。不要说以血祭奠,即便是闭门造车的孤寂都不曾有所经历。德国哲学家康德闭门造车式的建构纯粹理性体系,其全身心的投入本身就极其纯粹。董仲舒的虚妄背后却是极其世俗的功名追求。不仅广收弟子,还扮演帝师,心驰神往于庙堂。董仲舒吹的是儒家学说,抬的是自己的身价。儒家的存在,通常离不开君王,不是伺候于侧,如郦食其、辕固生之流;便是仰望于学堂,从孔丘孟轲到董仲舒孔安国,莫不如此。孔丘孔安国还有出仕经历,算是孔家的为官传统。

汉儒的空前活跃,并非是士子的心血来潮,而是儒生之于华夏文化话语权的拼抢争夺。继嬴政一统天下之后,似乎轮到儒生来定于一尊了。为此,孔安国不惜伪造诸如《泰誓》之类的《尚书》篇什,将令人发指的罪名强加到纣王头上:挖心剖肚,火烤斩足,残害忠良。后世的《封神演义》据此把纣王写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魔。当然,这还只是小菜一碟。

真正伪造历史的要角,当数司马迁、班固。这二位首屈一指的大史家著史,文学得不行,并且还是文以载道的文学性书写,将历史作了百分之百的儒家立场取舍。炎黄之战之后的改朝换代,被司马迁写成了美丽的禅让传说。炎黄之战之前的伏羲族历史和伏羲文化,被司马迁完全切除。华夏民族八千年的历史被司马迁硬生生地编造成了从黄帝开始,亦即后世津津乐道的上下五千年,砍去了几乎整个伏羲族时代。所谓的三皇五帝,黄帝既位列三皇,又高居五帝。整个一笔糊涂帐。炎黄之战中有位重要人物,刑天,在《史记》中完全不见了踪影。退一步说,就算上古历史过于遥远,春秋战国对于司马迁来说应该并不相隔很久。可是诸子百家,在《史记》中不知被删除了多少家。有趣的是,孔丘被列为世家,而老聃却被司马迁与韩非并排写在列传里,与仲尼弟子相当。庄子、墨子、杨朱、公孙龙子等等诸子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要不是有《竹书纪年》残存的魏史相对照,华夏历史还真的就这么被司马迁给搞定了。以致就连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教授,都会给自己起个汉语姓名,史景迁,向司马迁表示景仰。

一部信史的著述,并不在于发愤写作,更不在于雄心勃勃,而在于求实和诚实。一个被皇帝残害过的臣子,有点牢骚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并非屈原那么仅止于受了天大的委屈,而是志向忒过远大;竟然以认定每五百年就会出一大圣贤,从周公说到孔丘最后说到自己。窥觑天下的政治流氓会历数帝王数到自己头上,发愤著史的司马迁居然也会仰慕圣贤最后仰慕到自己头上。这也太搞笑了吧。

正如对江山一有野心就会发疯,著史一有野心也会丧失起码的诚实。底线的突破,仅在于一念之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有言:“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既然才怀随和了,行若许由伯夷那样,又有什么不可以为荣的?非得要与姬旦孔丘并驾齐驱才觉得荣耀么?难怪排斥庄子墨子,更不懂杨朱贵己贵在哪里。贵在平常心。司马迁《史记》的失误就失在于缺乏平常心。

但不要以为班固有什么平常心。按理说,汉朝书生写汉朝历史,是最不可能失手的。可叹这个班固,凭空杜撰了“天人三策”,极其文学地硬将董仲舒推到汉武帝面前,从而将一件从没发生过的事情,叙说得有声有色。倘若说《史记》失之于偏见太深,那么《汉书》失之于大摆乌龙。不过,《汉书·艺文志》无意间披露的《史记》删除的诸多先秦诸子名单及其著述,让后世总算得以窥见一斑。

比起西汉儒生的种种失常,反倒是几代皇帝正常得很有平常心的底气。尤其是文、景二帝,有点黄老的意思。尽管历史上盛传的黄老之术,其实是不知什么人的胡乱捏合。黄帝是游牧蛮族的首领,老子是用文字传达了伏羲文化信息的思想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此处权且以讹传讹地借用言之。

黄老之术放在刘邦身上,仿佛是在嘲讽高祖的了无政治建树,但放到文帝、景帝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治世皇帝做到文、景二帝的份上,也算是对得起黎民百姓了。因为所谓的黄老之术,其实就是不扰民。凡事尽量做减法,不做加法。老百姓最怕的是好大喜功的皇帝,穷兵黩武的皇帝。一会儿抗美援朝,一会儿大跃进,还有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老百姓还要不要活了?文、景二帝不搞这一套。他们的治世方式极其俭朴,能不打扰民众就尽量不打扰。此乃无为而治的真谛所在。文、景二帝显然明白这样的道理。用《道德经》里的话来说则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者爱也,俭者,不多事也;不敢为天下先者,乃是了无崛起耸起之心也。水往低处流。最强大的国家,通常最低调。最虚弱的国家,才会声称自己多厉害。

低调行事之人,通常有宽容他人之胸襟。皇帝也如此。汉、景二帝虽然行黄老之道,身边却不乏儒臣。那些儒臣除非像晁错那样卷入权力之争,群臣之间一般都相处得不错。辕固生对《道德经》出言不逊,惹恼窦太后,被扔给野猪对阵。景帝悄悄地塞给辕固生一把刀子,替他解困。辕固生持刀杀了野猪,窦太后就此作罢,不再为难。这段子中的三个人物,全都很可爱,令人莞尔。冲突是严肃的,气氛却是喜乐的。儒里儒气的辕固生为人耿直,在汉室做官一直做到九十多岁,至武帝时代才退休。刘彻可不是文、景,不好相处。

窦后气度不凡,可以说是文、景之治的脊梁。最初是文帝的皇后,然后是景帝的太后,最后又是武帝的太皇太后。深谙老聃无为而治之道的帝王人物,历史上可以数得出来的,也就是窦后及其夫君文帝、其子景帝。这三者之中,又以窦后为最。千古一后。后世的武则天虽然聪明绝顶,但根本无以望其项背。须知,《道德经》问世之后,读懂的人都屈指可数,更何况读懂之后能够身体力行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就近说,窦后乃西汉文、景之治的中流砥柱;从远追溯,依稀可见伏羲时代那位著名的女性领袖女娲的身影。《道德经》中的政治纲要,并非老聃凭空杜撰,就是当年伏羲时代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的残迹,同时见诸《洪范九畴》。从伏羲时代的女娲,到老聃著述的《道德经》,再到汉朝深得《道德经》真传的窦后,这是华夏民族弥足珍贵的一线历史文化命脉。值得学者深入研究,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然而,司马迁和班固却心照不宣地只字不提!《史记》、《汉书》之中,不见窦后踪影。

后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可以文、景之治中发现哈耶克所倡言的自由经济。他们同时又可能会惊叹,站在皇帝身后主导彼时自由主义经济时代的,竟然是一位女子。这段历史虽然很短暂,但足以令人重新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什么样的治国方式是予民自由的,什么样的权力制度是奴役民众的。

三、曹操的默认

文、景之治不是随着景帝驾崩、而是随着窦后的谢世而结束的。老祖母过世之后,武帝刘彻真相毕露,为所欲为。了无军事才能,却又穷兵黩武,把个汉家王朝完全推回到刘邦、吕雉的流氓时代,并且还玩弄商鞅诸如卖爵之类的军国主义手段,腐蚀了官僚体系。同时高度集权,施行铁腕,并盐铁官有,发行劣币,不再给经济以自由空间,不再让民众休养生息。如此这般的流氓统治方式,无疑会让毛泽东看了手舞足蹈,忍不住高唱一句“秦皇汉武”,倾心不已。

后来东汉自刘秀开始的以儒治国,庶几就是刘彻胡作非为的历史反弹。同样饱读诗书,王莽读成了一个枭雄,刘秀读成了一介书生。不过,这介书生很会打仗,颇有当年项羽那样的军事才能。竟以一万多兵马击败王莽四十多万大军。立国后,不像武帝那样穷兵黩武,而是救济贫困,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扶植农耕,俨然一派效仿传说中的上古贤君的治世方式。据说,刘秀之后的二任皇帝,还煞有介事地亲自下地耕田,以满足儒生心目中的尧舜风范。

然而,国事毕竟不是道德标榜。这样的以儒治国延续到了恒帝刘志,终于酿成大祸。刘志是被宋儒史家赞不绝口的梁太后扶上皇座的。比起窦后的无为政治,梁后熟读的却是儒家经典。可能正是如此缘由,致使梁后成了陈蕃、杜密之类儒臣的政治偶像。殊不知,高高在上的梁后内心深处发现以儒治国根本行不通。儒生通常是不在其位,空谈其政。一旦在其位了,就会发现政治其实是无法道德的。即便曾国藩那样的大儒,在政治事功和军事生涯中,也不得不放弃儒术,转而“杂揉黄老”。其实是变得务实了。后来的儒生不懂什么叫做务实,误以为曾国藩在杂糅黄老。

正是基于对以儒治国的怀疑,梁后最终选择了不信儒术的刘志接班。据《后汉书》记载,刘志“好神,数祀浮图、老子”,显然大悖于以儒治国,离经叛道得很。再加上被刘志为了灭大将军梁冀而起用的一众宦官,飞扬跋扈,与耿介的李膺发生冲突,致使刘志不得不站队,向众臣亮剑,酿成党锢之祸。君臣由此对立。刘志阴差阳错地与宦官一起,与陈蕃、窦武、杜密等朝廷命官势同水火。其时,儒家庶几成了朝廷国教,儒生已然蔚为大观。时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彼此互相推崇,士子四方标榜。更有无数太学生追随左右。道德标高自然水涨船高起来。为官清廉,高风亮节,成为士林追求的时尚。但朝廷也罢,官吏也罢,哪有那么干净的?即便信佛信道的皇帝,也是七情六欲什么都不缺的凡夫俗子一个,哪里能跟臣子攀比高尚?最后,冲突爆发,以血案作结。后世史家不敢指责那位不愿再继续以儒治国的皇帝,转而让宦官和外戚担了罪名。

耶稣把自己交付给十字架是为了传播爱的福音,党锢英烈抛头颅洒鲜血是为了标明什么叫做高尚。孟轲大谈民本乌托邦,毋需兑现大话,更毋需身体力行。但汉末儒臣儒生,却将以儒治国的理想当作美酒喝得昏天黑地,然后一个个把自己交付出去。这般赴死的审美效应是不用说的,即便是赴死诸君都可能会被自己的行为感动,从而产生巨大的快感。只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陈蕃的挚友徐孺子肯定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很低调地前去祭奠过后,一言不发,转身悄然离开。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华夏士子在历史上慷慨悲歌的一幕,不仅空前,而且绝后。陈蕃李膺,千古传诵。

党锢血案过后,激活了一位旷世英雄,曹操。史家称曹操有“管、乐之才”。管仲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其政治头脑连凯撒都无以媲美。乐毅的战绩,在春秋战国时威名远播。管乐之才通常是对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领袖的最高褒扬。据说,诸葛亮也曾自比管乐,依余愚见,差了一截。三分天下,曹操底定;诸葛亮只不过是凭着小计谋为刘备争得一席之地,何况还借助了江东政治领袖孙权周瑜的强劲东风。赤壁之战乃是曹操与周瑜的对垒,根本没有诸葛亮的戏。罗贯中以比司马迁更为儒家的偏见写就的《三国演义》,肆意篡改了历史真相。为什么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只写周瑜,而根本不提诸葛亮?因为那时的三国历史还没有被罗贯贯中所演义。及至罗贯中篡改历史之际,顺手将周瑜的“羽扇纶巾”转给了诸葛亮。真不知诸葛亮九泉有知会作如何感想。

有关曹操的军事才能,诸葛亮倒是直言不讳地写在《出师表》里的:“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这句话的潜台词便是承认了自己用兵不行。事实上也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比周恩来指挥反围剿还不如。至于他的木牛流马,比之于曹操的屯田,有如儿戏。再对比一下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与曹操的诗作,更加一目了然。一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者乃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者是“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一者乃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可见,三分天下那阵子,曹操的真正对手乃是江东的孙权周瑜。诸葛亮和刘备是依傍了东吴,才得了巴蜀。诸葛亮才能有限,功业平平,就因为两份《出师表》写得儒里儒气,获取了后世儒生的欢心。

倘若三国鼎立的局面能够长期延续,中国历史可能另有一番景观。可恨司马家族,以小人之心一统天下。当然了,曹丕在曹操过世后的擅自称帝,无疑给司马氏集团窃取天下做足了铺垫。曹丕之陋,称作小人都算抬举。不仅称帝,还以九品中正制开了后来西晋的门阀世族之风,直至隋文帝创立科举制,此制方才销声匿迹。更不用说,其《典论·论文》首开文以载道,给文学套上了一副千年枷锁。还有臭名昭著的逼迫曹植写《七步诗》之举,前承周室姬家的兄弟相残,后有唐初李家兄弟的玄武门之变。总之,曹丕所为,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曹操是英雄,曹丕,是流氓。

曹操的英雄气概并非在于击败诸多对手,平定北方,而在于坦然接受赤壁之战的结果,了无勾践式的卧薪尝胆阴暗。曹操的个性很阳光,不是那种问题男人。赤壁之后,曹操既不称帝,也不着手报复,而是默认了三分天下的事实。那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断然否定了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此乃表明心迹的告白,意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以武统江山为然。一部两千多年的胜王败寇历史,其实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并非王朝更迭的胜出者,而是在失败面前的止步者。倘若以这样的标准衡量,那么勾践是阴险的,项羽是坦荡的;司马家族是急喉喉的,曹操是雍容大度的。

曹操不是嬴政。曹操喜欢英雄,看不起袁术袁绍之流的鼠辈。曹操也同样看不起刘备那样的江湖混混。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硬让曹操跟刘备青梅酒煮英雄,藉此吹捧刘备,乘机辱没曹操。曹操可能会跟孙权周瑜论英雄,绝对不会把自己跟刘备相提并论。曹操有着项羽的高傲,又有项羽所没有的政治头脑。项羽不杀刘邦,除了君子有所不为,还有没把刘邦放在眼里的傲气。这样的高傲,乃是毛泽东那样的政治流氓绝对读不懂的。毛泽东的赞赏曹操,是赞赏《三国演义》里的那个曹操,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毛泽东误以为,曹操跟嬴政一样霸气,“魏武挥鞭”,根本看不到曹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气度和胸襟。因为毛泽东是个勾践式的小人,是个嬴政式的妄人。嬴政追求长生不老,毛泽东妄想解放全人类,亦即让全人类朝着他山呼万岁。曹操在孙权周瑜面前适可而止,毛泽东却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还振振有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副痞子腔调。只能赢,不择手段地赢。输了,就抢台面。是英雄还是流氓,有时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曹操之于东吴的默认,也透露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信息。江左士林,不可小觑。三国时代的华夏文化,尽管依然以黄河流域为重,但同时又在长江流域日渐蓬勃。江东士族乃是一大批精英,代代相传,绵绵不绝。体现在军事博弈上,他们不仅让曹操嘎然而止,而且还让罗贯中笔下那个神勇无敌的关羽败走麦城,更让刘备大军火烧连营。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史家如此排列。陈寿的《三国志》以曹操开篇,以吴书作结。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晋室东渡后之所以站稳了脚跟,就在于“王导执行笼络江东士族之大计”,相反,“陈敏之失败由于江东之豪宗大族不与之合作之故”。

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虽然同属华夏,但又略有不同。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东、后来又称江南之地,亦即今人所谓江浙地区,人文气息与迥然有异。中原文化通常厚重雄浑,地气充沛;江南文化灵动精致,充满人情味。汉末党锢士子,大都出自中原。曹操的诗作也是中原气象。比较有趣的是,陈蕃、曹操、后来的嵇康,谢安,祖籍全都在安徽境内。这地方后来出过胡适陈独秀。中原之地安徽不算很北方。因为过于北方,反而有些荒蛮了。燕赵之地,连飘雪花都大如席。更加北方,就像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像,厚重得看上去有点笨头笨脑。

江东的人文气息,截然不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细腻,细到了“春蚕吐丝”的境地。后世的唐代画家吴道子享有“吴带当风”的美誉。丝是江南的,风是北方的。丝的特征是缠绵,春蚕到死丝方尽,所以勾画曹植的《洛神赋》恰到好处。风的感觉是气势磅礴,衣袖飘飘,洒脱奔放,直接画到墙壁上,在敦煌石窟里与飞天同处。王羲之的书法天然浑成,其柔中有刚的气度,与后世曹雪芹的文笔相似。手帖中奈何奈何的墨迹,令人想起贾宝玉《芙蓉女儿诔》的开头几句:“维太平不易之元,芙蓉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

魏晋文人里,建安七子无多精彩。也可能是曹操、曹植的文学天赋过高,致使七子黯然失色。竹林七贤留下的诗文也不丰富。魏晋文学不在作品,而在人物。诸如嵇康、阮籍,还有陶渊明,等等。《世说新语》因此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因为刻画了当时诸多人物的风貌。其中,遗世独立的嵇康是绝响。阮籍避祸避得酩酊,陶渊明隐居隐得清澈。至于魏晋玄学,乃无奈之中的遥想先秦当年。思想早已黯然退场,惟有些许性情尚在。彼时性情,首推嵇康。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既得老子真传,又具庄子风骨。所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不虚。相比之下,王弼,郭象,离老庄太远。何晏更是不伦不类。就学术成就言,此三子皆不及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就思想、个性、气质而言,连刘伶都及不上,更不要说嵇康、阮籍。《晋书·嵇康传》有称:“嵇康,卧龙也”。不料,后来被罗贯中窃去,悄悄安到诸葛亮头上。

曹操和嵇康,是魏晋时代的两座高峰。彼此全都非汤武薄周孔。即便罪名也漂亮。由此,反照出司马氏家族的猥琐。

魏晋时代在华夏文化史上除了江东异彩之外,还增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印度佛学的传入。差不多相同的年代,公元一至三世纪,在罗马帝国发生的文化嬗变是基督教的立教。而在华夏历史上则是佛学东渐。基督教从社会最底层开始,最终成为罗马国教。传入华夏的佛学刚好相反,从朝廷和贵族开始,然后士林,然后庶民,自上而下地遍布开来。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如是: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基督教创教者保罗从梦见耶稣开始走上圣徒之路,佛教进入中国也是从梦开始的。只是汉明帝并非保罗那样的圣者,后来那些信佛的皇帝也鲜有圣徒言行。恒帝刘志甚至还做了汉末党锢的罪魁。汉室皇帝之于浮屠亦即佛陀的热情,仅止于好奇。于佛教真正有心得的,当数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在佛法传入华夏二千年左右的历代信佛皇帝或者女皇、太后之中,萧衍无疑是礼佛修佛最虔诚的一位,数度出家,几近圣徒。只是如此努力,在达摩眼里却另当别论。梁武帝毕生的努力,诸如施舍、写经、食素、造寺、恤民,出家,乃至以佛治国,在达摩看来,全都过眼烟云。道理很简单,《金刚经》有言:“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则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德呢?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

可见,即便是个身体力行的虔诚佛教徒,皇帝离佛的距离也并不比一个普通的修佛者更近。众生平等,无有高下。皇帝很难与禅宗结缘。平民容易体味有相无相。禅宗六祖,大字不识,一介樵夫。但慧能不会像诸葛亮那样:“臣本布身,躬耕南阳。”是布衣还是贵胄,是士子还是农夫,皆无相可着。净土宗与禅宗,法门不一,殊途同归。当萧衍感觉离佛很近时,达摩却发现,依然很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萧衍白白努力一场。萧衍好比中国历史上的阿育王。萧衍的功德以及其子昭明太子之于《金刚经》的分则编辑,都是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杜牧那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乃不知天高地厚的轻浮。更不用说,梁武帝的治国成就,其天监之治与此前齐武帝的永明之治相得益彰。比起北朝战乱频仍,南朝的相对稳定,梁武帝也是功不可没的。个人灵修与历史贡献,分属两个不同的维度。

在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恰值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古罗马时代就此告终。经由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之类的一系列分化演变,其政治版图逐渐向现代欧洲过渡。最后,经由文艺复兴,从文化上底定了意、法、英、德等等现代欧洲国家。其演化路径不再是帝国式的一统天下,而是各族各地的独立发展,自成一国。

华夏民族刚好相反,每一次的版图分化,都被一统天下的帝国所终结。即便曹操,也只知“天下归心”,不知殷商时代的诸侯联盟。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观察,华夏其实比美国更具备联邦制的基础。美国的地理结构是两道海岸线,一条洛基山脉。从地理结构上说,美国似乎是天然的大一统帝国。相反,华夏的地理结构却是板块状的,诸如东北的满州,西北的新疆、宁夏,西面吐番,南边大理,东南是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再南则是珠江三角洲的岭南,黄河流域形成的板块叫做中原,西南地区形成的盆地称作巴蜀。诸如此类的,是个天然的联邦制国家。事实上,炎黄之战之后的华夏政治结构,就是联邦型的,王国维称之为诸侯联盟。清末民初的联省之治并非创新,而就是当年诸侯联盟的朦胧记忆。只是当时没有人指出过这样的历史渊源罢了。

历史上的诸侯联盟,是在商周之交之际被姬氏家族灭掉殷商所中止的。周室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导致最早的大一统帝国成型。只是那时的普天之下,还没有后来那样的集权专制。分封之后的诸侯王国,尚有相对独立性。姬旦的鲁国有鲁国的治国方式,姜尚的齐国有齐国的政治方略,如此等等。更不用言论的自由,就像阳光空气水分一样的不可或缺。有道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有了后来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秦朝的大一统不仅在于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更在于其郡县制构筑的官僚体系。这种政治制度上的一统,杜绝了鲁有鲁法、齐有齐规的可能性。大一统帝国的官僚机构,如同不断充气的气球一般,只会膨胀,不会冷缩,直到胀破成为碎片,绝无可能自行了断。汉初由于文、景之治与民方便与己方便式的自由经济政策,颇有些小政府、大社会的气象。百姓得以安生,国家得以安定。及至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把官僚机构那个气球越吹越大,尤其是军费开支越来越高,耗尽文、景时代的国库之后,转向压榨百姓,掠夺生存资源和自然资源。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官方垄断本属民间私有的盐铁产业,开了华夏历史上的皇家国有企业之先河。同时又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将金融业据为己有。由此可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并非嬴政一人之作孽。嬴政搞定的官僚体系,由刘彻以皇家官办企业的掠夺方式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撑。后世的汉武功业膜拜者也许会振振有词于外患。殊不知,刘彻要的就是外患。没有外患,刘彻凭什么跳出他父亲和祖父划下的黄老之道?同样道理,毛泽东甫得江山马上出兵朝鲜,不惜付出巨大的兵员代价也要穷兵黩武,为什么?正好藉此推翻建政时以政治协商的名义哄骗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帝王一有雄心壮志,就需要有外患,需要有敌人。路数很简单。只是中国的读书人不知是真蠢还是奴性太足,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

退一步说,刘彻就算面对匈奴外患,也不至于走到官办盐铁的地步。当年罗马帝国的养兵方式,跟刘彻一样,通过赏赐金钱的方式。后来罗马帝国的崩溃,其重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的金融灾难。说起来似乎也够不可思议的。但罗马帝国并没有像刘彻那么霸道地搞什么官办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任何组织机构,难免会有敛财之道。这在宗教组织,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会,还是佛教的寺院,亦难免俗。但官办企业之恶之弊,却是只有刘彻这样的流氓才想得出来。难怪毛泽东会喜不自禁地秦皇汉武并称。

今人郭建龙君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著中指出,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和金融垄断三大掠夺民脂民膏的基本盘,始于刘彻将盐铁业收归官有。此后的李唐王朝开始土地公有制,赵宋官家垄断制币权。从此,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辅相成的经济和财政的三大掠夺体系得以成型,至今依旧,并且只见越来越变本加利,不见有丝毫减弱的可能。依余愚见,这才是真正的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宋以后的历代王朝,无论是铁骑型的还是流氓型的,皆以这三座大山式的掠夺模式,欺榨民众一直欺榨到王朝灭亡。

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曾经有过一阵子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的原因。当时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因为那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听上去像是在观察宇宙里的某个星云团一般。至于究竟超稳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明白,那样的超稳定是怎么形成的。没有在财政上如此成熟的掠夺机制,哪来的政治上的超稳定?还有就是那两头驴子,儒家治心,商韩之术毁心。民众最终成了养活朝廷及其整个官僚阶层的空心人。当然,这样的超稳定,根本的前提就是,大一统。没有大一统,就没有超稳定。

很难推测当年的罗马帝国假如没有分裂、或者分裂之后的西罗马帝国没有灭亡,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模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致使欧洲走向现代化的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城邦发韧的。那时的意大利城邦,与华夏当年的魏晋南北朝,非常相像。但佛罗伦萨能出美第奇家族,而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当中,无论是中原,还是江左,都出不了能够左右历史进程的大家族。名门望族虽然还算人材辈出,却只能奈何,奈何。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夺得天下,或者说,天下从来不在他们手里。按说,谢安的才智并不下于曹操,谢安也曾叱咤风云过,但就是无法像曹操那样领袖群伦。相反,美第奇家族不需要通过得天下创造历史,他们只消成为银行家,就有机会或者去罗马当教宗,或者打造群星灿烂的文艺复兴时代。说起来,王羲之家族并不缺乏人才,但只能依附朝廷为官,难得开心颜。陆逊家族文武双全,既出将帅,又出文学家书法家,但要说文化和历史成就,整个家族加到一起都比不上一个曹操。因为曹操有天下,他们没有。天下天下,其实就是那个磨盘。谁到手,谁就继续转圈。美第奇家族不需要天下,所以不需要转圈,因为他们的城邦,是独立的。

四、杨隋的开拓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通常被史家划入华夏中古史范围。这段历史研究的首席大家,无疑当推陈寅恪先生,尤其是他的《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学界公认的两部经典史著。在《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寅恪先生开宗明义:“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傅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有关隋唐典章制度的承传渊源之考证,寅恪先生翔实精准地证明了:“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从而指出:“舆辇之制,隋文帝受禅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续集者,投影制度尚有所未务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采用之故也。”因此显而易见,“此隋志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

要而言之,隋唐政治制度其实依旧沿袭了汉室,并没有因为五胡乱华而掺杂游牧部落的因素。典章制度,衣冠礼乐,非华夏承传莫属。王肃北奔,牛宏修礼,汉晋制度经由世家士子得以经由天下大乱之后,承传至隋唐大一统王朝。其时,经由汉末党锢血案之后,其情形一如寅恪先生所言,学术中心不在学校而在家族。

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宇文泰当日“关中本位政策”为观察点,丝丝入扣地论述了隋唐政治人物的成败缘由。有道是:

可由宣公之言推定其在“关中本位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此点可以解释尉迟迥、徐敬业所以失败,隋文帝、武则天所以成功,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宝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之起事,及黄巢部将朱温之篡夺也。

此著精彩纷呈之处,随处可见。尤其是对李世民玄武门事变何以得手的分析,洞幽烛微。开篇就颇有意味。先引朱熹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然后淡然应道:“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接着话锋一转:“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朱熹的皮里阳秋,阴阳怪气,在寅恪先生却正好借题发挥,四两拨千斤地转入一个令人瞩目的正题: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宝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

接下去,乃是对李唐父系的一番细细的考据,究其血缘渊源所在。其史学功力之深湛,不言而喻。

读完两著惟一感到意犹未尽的是,倘若隋唐制度因袭自汉晋,那么除了典章制度,衣冠礼乐之外,更加令人深思的要点究竟在哪里?答案见诸郭建龙君所著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尽管寅恪先生也曾有言:“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但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彼此承传的是什么样的财政制度。郭建龙君之著道明了:土地公有制。

寅恪先生的两部史著,都提及北魏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提到了北奔的王肃,以及接纳了王肃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王肃的故事是精彩,魏孝文帝的弃胡习汉,也同样精彩。但还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物,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寅恪先生却略过了。这位冯太后,在郭建龙君的著述中,被誉为:“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因为:

北魏虽然亡国,冯太后的改革却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齐和北周继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北齐和北周大致采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尔做了一些小小的个性。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北魏冯太后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承,影响了中国最伟大的皇朝。

这应该是继西汉窦太后又一位伟大的女政治家。寅恪先生当然是注意到北朝的土地公有制的,有言如是:

然约略观之,其最不同之点则在北朝政府保有广大之国有之土地。此盖承永嘉以后,屡经变乱,人民死亡流散所致。故北朝可以有均给民田之制,而南朝无之也。南朝人民所经丧乱之惨酷不及北朝之甚,故社会经济情形比较北朝为进步,而其国家财政制度亦因之与北朝有所不同,即较为进步是也。

寅恪先生一眼透底地观察到,北魏朝廷之所以拥有大量的土地,与乱世人亡有关。换句话说,是百姓大量死亡导致的荒地。但据此认定这是北朝可以有均给民田之制而南朝没有的缘故,却忽略了北魏的孝文帝尤其是冯太后的努力。以寅恪先生晚年所写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观之,对女性绝无偏见。但既然以进步作结论,那么北魏的土地税收改革该如何评价,就很难盖棺定论,只能见仁见智。

有关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后世似乎比较关注弃胡习汉,而很少注意到均田法、尤其是三长法之于税收及财政制度的历史性影响。这些法令,正是冯太后的手笔。

史书史著论说历史人物,总喜欢热热闹闹的,不擅长注意相对冷清而又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二千多年来的汉语史书,又为儒家道德观念所拘囿。只要女人出现在历史上,首先察看的就是,道德不道德。于是,历史上的女性总是跟八卦相连。殷商的妇好,直到坟墓被掘,才见了天日。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名声是跟淫乱混作一谈的。很不幸的是,冯太后又刚好是个拥有不少情人的风流女子,导致正史的史家们故意视而不见。相比之下,陈寅恪先生可算异类,不为僵硬的道德教条所困。遗憾的只是,就像当年司马迁和班固不提窦太后,寅恪先生在其史论中也不提冯太后。

至于进步与否,倘若以减轻民间负担为标准的话,那么还是能够区分出来的。只是二千多年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变革,都会发生实际成效与初衷相去甚远的反差。以冯太后的均田法、三长法为例,初衷也算是让耕者有其田而朝廷得其税的两全之策。但这样的土地公有制到了唐代,却荒腔走板得不成样子。农民、官吏、朝廷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把土地公有的租庸调法,折腾得千孔百疮。农民要隐瞒,官吏要盘剥,朝廷要收税,结果皇帝身边形成了减轻民间负担的贤相集团和帮助皇帝收税收益的聚财集团。为了解决养官养兵的难题,皇帝不仅不得不倒向聚财集团,还弄出个节度使的藩镇割据。当时的唐玄宗并不是因为宠幸杨贵妃而穷途末路的,而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财政税收问题,把权力下放给了节度使,酿成藩祸,安史之乱。

倘若再换一个角度观察,安史之乱其实也是大一统天下与诸侯联邦之间的失调和失控。倘若李唐王朝像周室那样,由许多诸侯王国组成,各自独立,那么即便朝廷发生财政问题,也没必要采用放权的手段。因为对于相对独立的诸侯来说,朝廷其实无权可放。即便朝廷面临所谓的外患,各诸侯国都有义务相助解困。这即是当年管仲与齐恒公提出“尊王攘夷”的由来。更不用说,假如外患首先威胁到的是与外敌相邻的诸侯。即便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国际,情形也同样如此。日本扩张,苏联虽然警惕,但并不紧张,因为有个偌大的中国在前面挡着。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中共主动提出,保卫苏联。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国联介入,斯大林从容不迫地把毛泽东推到前面,请他屡行国际主义的义务。毛泽东的特点在于,在国际上甘愿尽义务,但对国内黎民百姓,该让他们做炮灰时,绝不手软。共产国际,虽然是流氓比大小的组织,但运作起来,与诸侯联盟的道理是相似的。

这些条件,乃是当年的李隆基所不具备的。既没有人替他收税敛财,也没有人为他平定藩乱。在一个正常的联邦国家,税务从来不是个问题。前提是没有大一统的朝廷。另一个前提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因为作为自然资源和生存资源的土地是不能公有的。这个在当今已经举世公认的道理,二千多年来的历代得天下者,始终不明白。

制度优劣与人的才能高低,是两个频道的指标。制度优越,才能要求可以降低。制度僵硬,再有才能的人也无计可施。李隆基并非庸才,但最后却走了一着臭棋,设立节度使,养虎为患。李世民为史家称颂不已,实际上却只知道打天下,争皇位,根本不懂如何治理天下。李世民的治国能力比之于冯太后,确实差得太远。就治国能力而言,冯太后是高山,李世民是黄土。但历代打天下的男儿要的只是江山,并非想成就一番治国伟业。在这类男儿眼里,江山跟女人没什么两样,到手之后只知道狠狠折腾,尽情发泄占有欲。须知,治理国家是需要爱心的,就像呵护一个所爱的女子一样。到手江山的皇帝,哪有如此情调?从其爱情传奇来推断,或许李隆基有此爱心,但哪里搞得定夹在农民、官僚和朝廷之间的土地公有制?

相比之下,必须承认的是,杨坚、杨广两代隋帝,还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历史遗产。诸如国家图书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大兴城,东都洛阳,大运河,隋长城,以江都(今扬州)为标记的江淮兴盛等等。寅恪先生所言确然,杨隋、李唐两朝可以并举合论。需要补充的只是,杨隋以开拓为主,李唐承继居多。换句话说,李隋是开拓者,创业者,李唐是坐享其成者。杨隋的治世业绩相当辉煌,李唐得天下的功夫了得。李唐王朝的好名声,其实是群星灿烂的诗人骚客造就的。值得后世称许的是,李唐历代皇帝始终与诗人诗作为友,不为敌。李唐出过一个灭佛的皇帝,但没有迫害过诗人。李唐的历代皇帝各有千秋,最精彩的李隆基是最失败的,最成功的李世民是最无耻的。在对高丽的征战上,李世民步了杨广后尘,入了汉朝刘彻的穷兵黩武路数。李世民的纳谏跟纳贡没什么两样,与其说是明智,不如说是贪婪。所以会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手迹带入坟墓。至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玩了什么花招,不妨看看陈寅恪先生怎么说的: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鬬也。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舆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元吉者,尤以勇武着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决非庸懦无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长之名位,而内得高祖宫闱之助乎?太宗终能于玄武门一击,而建成、元吉仓卒败亡,似此二人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颇为不近情理,疑其间必有未发之覆,而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

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同上

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得以兵据玄武门的呢?寅恪先生继续说道:

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同上

原来是利诱了一个兄长李建成所信任的玄武门守将。李世民的胜出,并非是才智过人,更不是勇不可挡,而是功于心计。比起姬家内讧时的姬旦,尚有个为周室天下选择什么政治路径的考量,李世民弑兄杀弟纯粹是为了争夺帝位。曹丕听了曹植的七步诗还起了侧隐之心。李世民可是绝不留情。尽管杨广继位也有流言,但只是谣传,况且还没有如此肮脏,如此血腥。

杨广与杨坚一样,绝非泛泛之辈。其治世能力,远在李世民之上。当年恺撒曾经为罗马设计了一整套的改建工程,突然被杀,壮志未酬。恺撒没能做到的,杨广却一一做到了。其工程规模不限于首都,福泽所被,广及天下。嬴政建了只有观赏价值的万里长城,夷狄照样不断入侵,从来不曾挡住过,却始终让人称颂不已,还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什么的。杨广开了造福于民的大运河,竟然背了劳民伤财的骂名。这与其说杨广好大喜功,不如说是这个民族的头脑有问题。依余愚见,杨广惟一的失策是三征高丽。至于他的三下江都,亦即今日扬州,就好比邓小平喜欢到上海过年,没什么可非议的。更何况杨广还两巡塞北呢。邓小平打越仗时去过中越边境么?杨隋享国太短,来不及为自己写点什么,结果,其形象其历史,被下一位争夺天下的胜利者写了去。如此历史书写,阅读者理当小心谨慎。至少不要跟着瞎起哄。要有点独立思考的头脑。

杨广精力确实旺盛,一生做了不少大事,每一件都亲历亲为。手笔大,场面也大。难免喜欢热闹。皇帝能够做到高处不胜寒的,历史上实在寥寥。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世宗柴荣三十九岁英年早逝,死得真是时候。要不然的话,他很可能毁于其抱负。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志向很蓬勃,但为将来先画蓝图,似不靠谱。

就柴荣秉性而言,不要说在五代十国时期,即便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都算得上屈指可数的有德之人。只是善良和当政,没有正比关系。南唐祖孙三主,皆为有德之君。然逐鹿天下,治国成败,另当别论。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称职,首先不是有无理想,不是道德品行高尚与否,而是务实能力如何。严格说来,政治家是不能沉缅于理想的,否则要么失之空泛,要么成为狂人。从称帝到猝死,柴荣只施展了六年不到,离他定下的三十年功业,不及三分之一。杨隋当年,无论是杨坚还是杨广,登基后都各有一番作为,手笔很大。但皇帝做久了,很难不出格,很难不做违心事。这由不得皇帝,而是体制使之然,情势使之然。

柴荣早逝,恐怕跟他毁寺灭佛有关。尽管柴荣此举事出有因。就像西方的基督教会一样,佛教寺院也有各种问题存在。因为入教会的或者进寺院的善男信女,都不过是凡夫俗子,难免流弊。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司马光说柴荣的毁佛是“不爱己身而爱民,不以无益废有益”。当然,佛陀跟耶和华不一样。耶和华受到侵犯会严厉报复,寺庙里的佛像始终是微笑着的。司马光乐得说说风凉话。只是毁佛的“三武一宗”结局都不好,全都死于风华正茂的岁数。唐武帝误吃丹药被毒死,三十一岁;北周武帝突然病死,三十六岁;魏太武帝被人杀死,四十五岁;周世宗柴荣,得病猝死,三十九岁。司马光应该知道这四位如此结局,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柴荣的抱负,其实是赵匡胤替他实现的。赵宋的开国皇帝跟杨坚一样,以禅让的方式登基。不管这种方式有无威逼因素,至少避免流血,双方也算皆大欢喜。从小孩子手里夺得帝位,初看有些强横,细想不算唐突。后来赵匡胤能够做到的,那个孩子未必能做到。这就好比袁世凯从孤儿寡母手中终结了满清王朝,理所应当。把国家交给溥仪,还是交给袁世凯?答案不言自明。王朝不过是个磨盘而已,落在什么人手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在那个磨盘上做点像样的事情,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赵匡胤算是做到了。这位开国皇帝吸取了李唐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决了安史之乱的祸根,藩镇拥兵自重。这也算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夫。立功将领,地方藩臣,相继交权。那些节度使个个心悦诚服。真正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李隆基于九泉之下看到这一幕,可以瞑目了。

赵宋以文官治国,赵普的进言,当然功不可没。赵普是个真小人。此公知道在赵匡胤面前说什么话,可以说到对方心坎上。此公又知道为赵光义做什么,会让对方感激一辈子。此乃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之真正鼻祖,其本事其段位,韦小宝望尘莫及。赵普这种看山水、轧苗头的活络,也足以让当今上海小市民小文人五体投地。当今上海人最不愿做的就是陈蕃李膺那样的傻瓜,最想学的就是赵普这样的灵动活络之人。倘若说赵宋年间开启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那么赵普无疑给一千年后的上海小市民小文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比起赵匡胤,被赵普拱上台的赵光义,颇有流氓气。就算烛影斧声是个待解的疑案,此人也与乃兄相差太远。既没有其兄长的才智,也了无其兄长的慈悲。倘若当初的赵光义黄袍加身,绝对不会在石碑上刻下那样的“太祖誓言”:善待柴氏子孙,即便有罪,也不得加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后面一条,保障了赵宋王朝始终有出色的文官能臣。由此也可见赵匡胤当初禅让登基的意味深长。马背上得来的天下,通常会用马背上的方式料理。惟有以和平让渡方式获得的权位,才可能立下这样的誓言。当然了,并非都能成为赵匡胤。后世的袁世凯也以这样的方式登台,但就没有赵匡胤那么清醒的头脑。竟然会在一个大家都叫总统的时代里称帝,即便没有节度使,也会激怒四面八方起兵造反。

赵匡胤能够如此清醒,除了有头脑,还有慈悲心。这与周世宗柴荣倒是一脉相承。所以我说,柴荣的抱负,其实是赵匡胤替他实现的。

赵匡胤所抵达的高度,赵光义难以企及;赵匡胤有所不为之事,赵光义却做了不少。比如,鸩杀南唐后主。无论作为亡国之君,还是作为一介书生,李煜于赵宋都毫无威胁。赵匡胤封侯礼遇阶下囚,连李煜的小周后也一起封作郑国夫人,此事本该至此了结。不料,赵光义不爽李煜。《宋史》之类的正史,全都回避此事。惟有宋人王铚所写的野史《默记》,记载如斯:

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

至于更为令人不齿的强暴小周后一节,尚未有确凿史料证实,暂且存疑。但赵光义称帝后,赵匡胤的儿子们或者自杀,或者猝死,却是有案可稽的。当年周公姬旦弑兄逐弟之后,仅止于摄政而已。及至姬发之子年长,姬旦就归还了权位。两相对照,赵光义的面目就清楚了。只是如此这般的历史细节,无论《宋史》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不敢记载。汉朝司马迁也罢,宋朝司马光也罢,全都是随着那个磨盘一起转动的可怜之人。

皇帝当然也不例外。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模式,不仅是民众的枷锁,也是皇帝的棝桎。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可以因为爱情缘故而退位,成为温莎公爵,徜徉于个人的温柔乡。但李隆基却无法因为与杨妃的爱情而退到一边去连理枝或者比翼鸟。同样,多情的李后主也无法摆脱皇帝的束缚,与小周后天长地久。皇位有时也像个城堡,外面的挤破脑袋要进去,里面的想出来而不得。尤其是那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可说是华夏版的路易十四。

享有发泄肉欲特权的皇帝,很少有恋爱雅兴。多情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唐宋年间却一下子出了三位。李隆基,李煜,赵佶。一个比一个悲剧。

有胡人血脉的李隆基,不为汉人礼教所拘。这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特地考证杨玉环进宫前是不是处女的缘由所在。杨氏曾为李隆基的儿媳。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彼此连理,有乱伦嫌疑。陈寅恪的考证,并非为了证明李隆基乱伦,而是想要说明,有胡人血脉的李唐王朝,不受儒家伦理约束。如朱熹那样的微词李唐王朝,在陈寅恪不以为然。胡人虽然有游牧族的好战野性,但也有中原汉人所没有的生命活力。这是朱熹那种道德家不会明白的。

作为政治家的李隆基,果断,开明。年轻时便在宫廷权争中脱颖而出。登基后,起用诸如张说、张九龄等一大批贤臣贤相,开创李唐的开元、天宝盛世。李隆基同时又颇具艺术天赋,精通音律,传说杨贵妃跳舞时,李隆基亲自击鼓。李隆基还擅长书法,有墨迹《鹡鸰颂》传世,运笔遒劲,雍容大度。与附庸风雅的李世民,截然有异。李隆基的致命伤并非多情,而在于不擅财政,不懂经济。正是这样的缺陷,导致了他不知轻重地放权给藩镇,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至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没什么过错。那完全是李隆基的个人私生活。历史上的多情皇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皇位上的是人,还是动物,有时就是以懂不懂爱情来区分的。

比起李隆基的不懂经济,李煜更惨,连政治博弈的能力都没有,更遑论军事手段。李隆基好歹还是从宫廷政治中搏杀出来的,李煜却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再加上天性至善,了无杀伐决断的本事。借用其旧臣的话说,“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乱世中的南唐,其风雨飘摇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李煜被俘后的日子,应该就像林黛玉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起先,在赵匡胤手里,还算是受到善待的。及至赵光义,那就没什么礼遇客气可言了。或曰李煜信浮屠。不知是否确然。但李煜有佛性,是可以肯定的。否则王国维不会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死后,江南故国,人皆恸之,“巷哭为斋”。

李煜身后之光芒,一万个赵光义都及不上。即便以赵宋皇帝论之,赵光义也排不上前列。治世有所成就的赵宋 皇帝里,先有赵匡胤,后有宋仁宗。不过,李煜遇上赵匡胤是幸运的。因为即便碰上那位喜沉稳不喜才华的宋仁宗,也未必有好果子吃。李煜身后知音稀少,生前知遇更少。故而后世有说李煜:“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殊不知,正因为做了君王,所以其人其词的悲剧意蕴才如此深长,既令人扼腕,又让人深思。

那句话用到赵佶身上,倒是恰如其分。徽宗生性单纯,头脑简单,是个地地道道的痴人。既是情痴,又是画痴书法痴。若以艺术家而论,徽宗不知高出路易十四多少倍。赵佶是个可以与达芬奇、波提切利、拉斐尔等量齐观的绝代艺术家,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地标人物。可叹碰上野兽般的游牧蛮族。没有了曹操或者周瑜的国家,一旦面临蛮族入侵,还真是搞不定。苏东坡的那首《大江东去》放到这样的语境下,方才有了历史内涵。

徽宗这般艺术家的烂漫之中,自然少不了放浪形骸的浪漫。世人以皇帝标准去衡量会觉得轻佻,但以人的标准观察,有着历代帝王从不具备的可爱。试想,以徽宗的九五之尊,召个名妓入宫并非难事,偏偏要挖地道前去将就,暗通款曲。可见徽宗对所爱女子的那份尊重,那份深情。更有趣的是,明知李师师也钟情周邦彥,却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要是落到秦皇汉武手里,无论是周邦彥还是李师师,都还有得活么?

但是,倘若将徽宗视作情圣般的皇帝,那又过了。孩童般烂漫的赵佶同时又是个花花公子。不是心花,而是惊人的开销,遍地开花。太能花钱。从奇花异石到亭台楼阁,全都大手大脚,仿佛不铺张就不像个皇帝似的。而事实上,皇帝开销起来也确实不可能只是小孩子过家家那般儿戏。浩浩荡荡的花费。钱从哪里来?徽宗悄然轻喝一声:蔡京何在?臣在。赶紧弄钱。领旨。

历史上的蔡京,就这么应运而生的。这类人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大陆,叫做白手套。皇帝要养官养军队,需要白手套;想要自己方便一下奢侈一下,更需要白手套。唐玄宗有李林甫,宋徽宗有蔡京。南宋王朝即将灭亡的当口,贾似道出场。宋江打天下的时候需要吴用,一旦坐了天下,想要的就是蔡京。事情就这么简单。专制王朝不能没有皇帝,而皇帝身边不能缺少诸如此类的白手套。白手套的职责,是为皇帝敛财,替皇帝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也有顺便捞点好处的,比如满清的和珅是也。对白手套作道德审判是容易又轻巧的,尤其可以把白手套当作皇帝的替罪羊时,人人诛之,群情激昂。但若要让白手套来说,一大桶苦水倾泻不停。正如明知做太监要去势,却照样有人去做;明知做白手套没有好下场,却照样有人抢着做。白手套就跟太监一样,是中国专制王朝少不了的寄生者。这类人物通常被称作权臣或者奸臣,其实是能臣。因为他们能够解决一般人搞不定的种种难题。倘若没有李林甫,那么自杀的就不是杨贵妃而是唐明皇了。同样,倘若没有蔡京,那么不等到金兵打进汴京,宋徽宗就得上吊了。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同样的,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李林甫,蔡京,贾似道,一般处境,相同命运。

赵宋的文官治国,固然成就斐然。但也各有各的难处。李唐一朝是武人叛乱,赵宋则是文官内斗。因为有太祖遗训呵护,赵宋一朝成为文官文人最舒心的年代。只是朝廷压力小了,内讧也就上来了。朝中政治有异见,实属正常。但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实在令人唏嘘。熙宁变法与其说是文臣之间的争奇斗妍,不如说是孔雀开屏开成了乌眼鸡。保守的司马光固然沉稳,激进的王安石也并非祸及天下。双方争执的焦点,其实就是一个钱字。

赵宋养官,远甚李唐。庞大的官僚队伍,难免会冗官沉疴。开销越来越大,向谁要钱?当然是黎民百姓,农家商工。王安石的改革无非是替朝廷筹款,为皇帝集权。虽然没有商鞅那么法西斯,但有点朱镕基的经济沙皇味道。青苗法固然是朝廷和农民双赢,但保甲制度却是在抵制民众的自由。科举考试不再注意诗词歌赋,那么只能走向八股文。大一统集权制度不改变,任何变法再善意也只是捉襟见肘,杯水车薪。就像商鞅拿秦国贵族开刀,王安石惟地方豪强是问。皇帝当然欢喜,但一众官僚却感觉芒刺在背。苏洵的《辩奸论》确有先见之明。大凡于自己的切身利益,皇帝心知肚明,官僚更是洞若观火。但是,谁也不会挑明。朝堂里的争论,全都是在一派理直气壮的煌煌大言之下,暗中刀剑相向。司马光的拒绝声里,只是互道珍重绝无犯上之意;王安石的耿直之中,未必没有向皇帝暗送秋波的下意识。为官不懂自我保护的,实在稀有。北宋年间,或许惟范仲淹耳。

司马光的老到在于,其实早就看出王安石向皇上表示的那番苦心忠心,所以在王安石谢世后进言,“特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当然,皇帝更加明白。继神宗之后的哲宗,追赠太傅,以示厚爱。新旧两党乌眼鸡似的斗来斗去斗了几代,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们则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利害,一会儿支持这一方,一会儿倒向那一方。既然官员擅长竞相发嗲,那么皇帝乐得轮流轻抚。赵宋官场,无几悲剧,皆为喜剧。

能够看开且又不动声色的,当数欧阳修。难怪《醉翁亭记》。“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开心得不得了,整个一个白乐天。欧阳修确实与白居易相像。性格阳光,知足常乐。但也有看不开的,比如范仲淹这样的。填词填得像松柏,做人做成苦行僧。动不动就被朝廷派去边关,“浊酒一杯家万里”。那篇《岳阳楼记》一派死忠。普罗米修士因为盗火而成圣。范大人又是忧民又是忧君的,却为哪般?倘若要从赵宋官场选出一个头号大傻瓜,那么就是范子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掷地有声,傻得可爱。举目赵宋官场,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是范子。傻到这种地步的人,理当辞官远去,或者像陶潜那样种菊东篱,或者像柳永那样,浪迹江湖。范子傻是傻,但傻得不透明。

北宋官场里的傻瓜傻得刚劲,南宋官场里的蠢货蠢得浑浊。一方面是越来越弱的抗战实力,一方面是甚嚣尘上的爱国浪潮。反差太大太大。辛弃疾那样的人物又太少太少。就算有了具周瑜之才的辛弃疾,金銮殿里坐着的也不是孙权。好不容易出了个岳飞,却是个“朝天阙”型号的,只精忠于朝廷,仅报效于皇帝。打仗勇猛,头脑一团浆糊。赵构想坐稳龙椅,岳飞却要把徽宗、钦宗给搬回来,给高宗添堵。高宗不杀你杀谁?你小子假如九十好几了,撤了兵权也就算了。可你小子才三十一岁哪,朕屁股底下的龙椅还坐得稳么?

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竟然瞎起哄了一千年还没弄明白,把个秦桧绑得结结实实地放在岳飞的坟墓前。在整个南宋官场上,其实秦桧最明白。秦桧虽然也为朝廷奔走,但内心雪亮。当初,秦桧也曾是个主战派,但后来看明白了,朝廷里全是打嘴炮的。根本找不到卫青、霍去病、李广那样的人物。及至南渡,高宗乱中取栗地得了皇位,心满意足。秦桧马上急转弯。这就好比民国抗战那阵子,延安的抗日是放在嘴上喊叫的,心里巴不得日军把蒋介石连同国民政府给灭了。偏偏岳飞不明白,非得把国民党给请回来,毛泽东不急么?彼时的秦桧由汪精卫扮演,不是为了反蒋,而是为了不让中共坐大。结果,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把汪精卫做成了秦桧,万人唾骂,蒋独自坐享抗日英雄之美名。

南宋的政治游戏当然要简单一些。只是朝廷里充塞着满满一大批蠢货。抗金的本事是没有的,只知道呼天抢地或者痛哭流涕地高喊打倒金国帝国主义。此时此刻,能有个秦桧,能有个贾似道,还真是朝廷的幸运。因为这两位还真做了实实在在的事情。须知,做事的都会脏了手粗了服乱了发,惟有在爱国诗词中喊口号的最干净。比如陆游,刘克庄之类,一大帮子,全都干净得一尘不染,留得丹心照汗青。因为他们在用心抗战,不需要献出身体。直到实在顶不住了,才有了舍命的文臣。宋亡之际,陆秀夫抱着小孩子皇帝跳江自尽,文天祥选择了做烈士。时称宋末三杰。其实另外那个张世杰,并非文臣,而是武将,无力回天的武将。三杰故事很悲壮。只不过,做烈士照汗青,可以理解。抱着八岁孩子跳江算是怎么回事?那孩子自己情愿不情愿?不得而知。忠烈如斯,是否有点疯狂?倘若那年蒋介石抱着蒋经国一起自杀了,那还有不被染红的台湾么?南宋的最后一战很凄凉,以致会有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场面有多么惨烈。只是华夏民族并没有因此死绝。陆秀夫呀。

五、北宋的文艺复兴

与宋朝并列的年代,西方恰值文艺复兴的前夜。就在崖山之后,佛罗伦萨出了但丁,接着彼特拉克,然后薄迦丘。序幕在有意大利雅典之称的佛罗伦萨拉开之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兴兴冲冲地降临了。就此而言,意大利城邦之于人类的贡献,超过了古罗马时代,也超过了古希腊城邦。假设当时的意大利,依然在罗马帝国治下,情形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文艺复兴是非常娇贵的文化之花,需要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宽容,思想上的自由,文化上的底蕴,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诸多因素,缺一不可。而当时的城邦政治,恰好使这些因素成为可能。

宋代的情形,与意大利刚好相反。繁荣的经济背后潜伏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以至朝廷不得不起用蔡京那样的权臣。政治上虽然没有藩镇威胁,但有辽、金、蒙诸多好战的游牧民族虎视耽耽。思想是自由的,但没有百家争鸣,只有僵硬的程朱理学像北方的蛮族一般乌云沉沉。赵宋年间的文化创造固然不乏人才、天才,但士大夫的底气日渐衰弱。即便在皇帝面前依然可以直言,但在蛮族入侵面前却惟有打打嘴炮,以掩饰成不了英雄的深重自卑。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底下为臣的心理压力已然成为传统,蛮夷的强横更是雪上加霜。同时让士大夫们感到纠结的是,分不清国家到底是王朝,还是民族。换句话说,精忠报国究竟是为朝廷效力,还是救民于水火。北宋官员关注的是怎样在皇帝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南宋臣子担心的是所谓的国家兴亡。其实是赵宋王朝的生死存亡。于是,起自李唐、兴于赵宋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退到了历史的背景深处。其标记便是,宋词的式微。

赵宋士大夫担心的国家兴亡,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作家那里是不存在的。佛罗伦萨呆不下去了,可以去威尼斯;威尼斯不行,可以去罗马。再不行,索性去法国或者德国、英国什么的。但丁在其政治流亡生涯中就辗转过好几个城市,据说还真去过巴黎。民国时期,陈独秀在北京走投无路,转到上海,投身政治。但要是赵宋王朝灭亡了,陆游显然无处可去,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大一统底下的文人,就是这样的尴尬。在所谓的爱国热情背后蛰伏着的,乃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恐惧。

文艺复兴首先是人的苏醒。南宋以降的宋词式微,是式微在词人的萎顿和词人的窝囊上。当初,唐初诗作的勃发,也是勃发在人的昂扬上。自北宋开始的文艺复兴,其实是从唐初开始酝酿的。王勃的朝气蓬勃,刘庭芝的清丽锐进,双双启开了华夏文化久违的生机勃勃。接着是陈子昂的怆然,张若虚的浩瀚,拓展出一派春意盎然的天地。那感觉有点像维瓦尔弟或者柴可夫斯基的春天小提琴曲。

魏晋是华夏文化的冰天雪地,笼罩在一片死亡的气氛之中。尤以嵇康的弹奏《广陵散》为标记。那琴音想必相当的空寂。《世说新语》里徜徉着的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亡灵。佛教的东渐,仿佛是无意间的超度。五代十国宛如一部长长的《安魂曲》,没完没了的葬礼,诉说着无奈无尽的别离。后人应当感谢杨隋王朝,从废墟里捡拾起一个破碎的民族。尤其应当感谢功业彪炳的杨广,重整山河。倘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一功臣当推美第奇家族的话,那么北宋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地基则是杨隋奠定的。其中,杨广首创图书馆是象征,杨隋开启科举制则是铺就实实在在的文明通道。秦汉时代,嬴政只知求长生不老,刘彻悍然官办盐铁掠夺敛财。坐上皇位后搜刮金银财宝的帝王更是数不尽数,惟有杨广,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从而想到要为天下建书库。

李唐王朝其实是坐享杨隋其成。李唐之于华夏文化的主要贡献有二,礼佛,科举考试以诗赋为重。尽管时政策论乃从政之士不可或缺,经纶文章衡量学问根底,但诗赋却并非只是才华的高下,而更是审美能力的有无。真正的人文素养,不在于能否背诵子曰诗云,而在于有没有审美能力。审美无关乎政治方略,却是人之为人的考量标记。唐宋两朝的文官,大都文质彬彬,做官成败不论,做人底线常在。即便李林甫、蔡京那样的白手套,也不曾沦落到和珅的地步,在他们家里抄不出成吨的黄金或钱钞。

李唐王朝的礼佛,重新续起华夏民族失落已久的慈悲和悲悯。虽然禅宗起自山林,但作为佛学重镇的唯识宗,却由朝廷成全。文化的演进,经常在不同质地的源流互相交织和互相碰撞中,得以焕然一新。佛教的引进,唤醒了华夏民族之于先秦、甚至先民的记忆。佛经与《道德经》映照,禅宗让人想起庄子,释迦的奥义更与伏羲文化息息相通。慧能六祖的无师无字自明,足以令人回味伏羲文化的无言意蕴。这不要说韩愈不懂,即便孔丘都不知就里。

继董仲舒之后,唐宋两朝接连出了两个妄人。韩愈,朱熹。韩愈是无知,朱熹是恶劣。

韩愈的毛病是什么不懂说什么。提倡文以明道,却不曾弄明白何者为道。连《道德经》言道都强调“道可道,非常道”。韩愈居然有本事“原道”,以仁义为道,还要说老子坐井观天。听上去很像文革年代的批判爱因斯坦。还有“文起八代之衰”,似是而非。文学至魏晋南北朝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冬。但并不止八代,秦统之后就没什么好文章传世了。贾谊、晁错之流比韩愈当然要强多了,但比之先秦诸子还是差了一大截。就算从魏晋算起,隋唐之际的李密、王勃、骆宾王都有过名篇传世。不要说韩愈,即便唐宋八大家全都算上,也没有一家一文能够超过《滕王阁序》、或者《讨武曌檄》。骆宾王的讨武文章,连武则天本人读了都击节不已。这哪是唐宋八大家可以企及的?韩愈张狂个什么?

韩愈最搞笑的就是《谏迎佛骨表》。后世有岁静婊,韩愈混了个谏迎婊。皇帝信佛,与汝何干?皇帝恭迎佛祖舍利,既是敬佛礼佛,也是与诸多信众分享福佑。这比后世民主国家的各路领袖作政治秀还要真诚,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再说,唐宪宗并非庸主,而是明君,其祖父唐德宗做不到的事情,唐宪宗做到了,创下了与贞观之治、开元、天宝并列的元和中兴。倘若韩愈是在扮演陈蕃的话,那么,李纯显然不是刘志,只是让韩愈“雪拥蓝关马不前”而已。没怎么为难。发生在陈蕃身上的悲剧,在韩愈不过一场喜剧罢了。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服硫磺之类的种种稀奇古怪,也只能算是个人嗜好。人笨一点不要紧,只要不自以为是即可。其实,白居易的文学主张也是韩愈那样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但白居易说说而已,不像韩愈那么当真。彼此的区别在于,白居易有主张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没有要求所有人都遵守的意思。韩愈有了主张,那就乖乖不得了了,不仅要天下所有的人都遵守,而且连皇帝也不例外。妄与不妄就是这么区分的。

倘若说韩愈的妄是妄在无知无畏的搞笑,那么朱熹的妄则妄在自私虚伪的阴狠。韩愈最多是个邓力群式的左派人物,朱熹却是康生式的酷吏。康生在延安整治过投奔革命的青年男女,朱熹为官时为了弹劾同僚,竟将无辜的青楼女子严蕊投入大牢,一再严刑逼供,差点活活打死。此案报上朝廷,连皇帝都不相信严蕊真的有罪。最后调走朱熹,转由岳飞之子岳霖接受此案,才让严蕊重见天日。严蕊在为自己伸冤时,写下词作如斯:“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显然要比延安的那些青年男女幸运,没有被整死整疯。因为康生是皇帝的打手,朱熹的所作所为,皇帝并不认同。这是宋朝的皇帝与延安的皇帝之间的区别。朱熹其实很想成为延安那类皇帝的打手,苦于没有机会罢了。看看朱熹给皇帝上的奏折:

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朱熹《戊申延和奏札一》

只消将其中的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改成是否忠于党和领袖,那就是康生的语辞了。朱熹的不以法律为准绳,而以尊卑、上下为前提,与后来康生以是否忠于毛皇帝为标准,如出一辙。就此而言,朱熹还真是早生了一千年。

朱熹的理学更是妄人的写照:“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这与后来的毛泽东语录可谓活脱是像:“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者天理,一者造反,看似有异,实乃同义:都是不把人当回事的狂妄。当然了,毛泽东的狂妄比朱熹要气派大多了。毛泽东在苏联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诸头领宣称:

如果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在场的赫鲁晓夫听了,吃惊得张大嘴巴,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但要是朱熹在场,肯定热烈鼓掌:这才是真正的明天理,灭人欲!还有比世界大同更天理的么?

搞不懂那个不认毛政权的钱穆,竟然是朱熹的铁杆粉丝兼坚定的追随者。也许那个杜维明是正常的,既然信了朱熹理学,就应该挑担儒学上北京,认祖归宗,心口一致。韩愈倘若能够活到毛皇帝的时代,不知会是个什么光景。会不会写上一篇《谏引核大战表》?

戴震说朱熹“以理杀人”,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意思。其实,只消把朱熹与康生比较一下就全都清楚了。

朱熹理学虽然承自二程,但在骨子里最早源自张载的夸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式的乌托邦话语,口气不比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小。魏晋的玄学虽然不靠谱,但于世于人无多殆害。然宋代理学,却于吹牛比赛中暗藏玄机:通过一个比一个更加大而无当的牛皮,消解了人欲的合理性,剥夺了天赋的生存权利,践踏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则,把人置于死地。

无论是张载的经世致用实学,还是二程的所谓天理虚学洛学,都在概念里打转,借用《红楼梦》的话说皆为意淫。苏轼不以洛学为然并非意气用事,亦非地域偏见。中国哲学,先秦诸子已然道尽。中国的思想,也止于先秦。秦汉之后,不足观。有宋年间,只有理学家没有思想家。就学问而言,邵雍的《皇极经世》确实有承传,据说源自陈抟。陈抟者,神人也。世上灵修的方法有无数种,但能以睡觉入定者,实在寥寥。陈抟之于先天八八卦的看重,显然不是学问所至,而是其非凡的灵修功力。这一路的易学,跳出了当年姬昌所演的《周易》,直接返回到伏羲八卦,有道是“周易先天图说”。邵雍易学,传至后世,虽然容易流于术数,但多少触摸到了伏羲文化。当然是皮毛。因为伏羲文化是没有文字的。倘若伏羲文化能够诉诸文字,那就不是汉语著述而是古印度的奥义书了。

就此而言,北宋的文艺复兴,乃淤泥里绽开的莲花。那淤泥不止是朝廷上下的浮世人欲,同时也是理学之类的脑残心缺。理学家们的胡思乱想鲜有内心灵修,后世王阳明的心学算是补缺。清代曾国藩承继的其实就是王氏心学。民国蒋介石向往的也是王阳明,所以会在台湾将一座山命名为阳明山。这两位高下有别,但也都算是经世致用。

真要说气,王勃的《滕王阁序》元气充沛,是朝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气,惟有泛滥其中的权谋,心术。并且绝不能当作史书来读。那是司马光为皇帝平国治天下支招的,根本不把史实当回事。比如提及杨广营建东都时,竟然说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缘故。即便不说杨广的政治头脑和布局眼光,隋朝那起自江淮的大运河直达洛阳,也应该是世人皆知的常识。司马光讲说的历史能相信么?当然,毛泽东很喜欢。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就是专门为毛泽东那样的帝王所写的。因此,别人就不要瞎起劲了。

然而,对于北宋的文艺复兴来说,王勃的朝气并非启迪性的序幕。文艺复兴的关键不在于气,而在于情。初唐诗人中,刘希夷有情。北宋文艺复兴的序幕,是初唐的刘希夷拉开的。王勃的朝气,演化到后来,变成了白居易的青衫湿,又变成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越发的暮霭沉沉。但刘希夷的情,却后继有人。从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经由李煜,至宋代蔚为大观。刘希夷好比佛罗伦萨的波提切利,开启了以情为重的诗词传统。当然,同时也是朝向关关雎鸠的回归。故而称之为复兴。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画面上有一对向维纳斯吹气的天使,刘希夷就像是向中国式文艺复兴吹气的天使。

文艺复兴,究其根本,是情的复苏。人乃有情众生。有情才会有义,有情才有慈爱,有情才能立身人世,有情才能上致天道。先秦诸子,皆有血有肉。关关雎鸠,更是天然无饰。诗词书画,大都以有情而栩栩如生。

书法何以至王羲之而有气象?性情所至也。倘若王羲之书信之际抱有为后世留墨迹楷模之念头,还会有那样的天然浑成么?正是这样的性情所至,故而后人无法刻意临摹。颜正卿、柳公权楷书为何能让后世临帖,因为蒸发掉了性情。不要说张旭,就是禇遂良都不会那么写字的。无论什么样的艺术,性情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柳词的“今宵酒醒何处”,才能领略张旭狂草的放浪不羁。怀素家长沙,犹如当年阮籍在山间听到的一声长啸。不知在苏东坡的墨迹之间,能否想见李白的剑术。但米芾的行草肯定是刘希夷《但悲白头翁》的书法版本。苏黄米蔡四家,首推米芾。黄庭坚的草书,犹如没有烈火的干柴。颜真卿的行草也硬,但刚中有柔。蔡京的楷书倒是另有一工,只是格局不大,可以见出行事小心谨慎。同样是个权臣,康生的字极其油滑,并且还透着一股霸气。不入流。书法也有大道小道之分。二王、张旭、怀素者,皆大道也。

艺术看性情,浮世看人情。《清明上河图》乃芸芸众生的众生相,人情味十足。《千里江山图》好看是好看,缺少点韵味。能够把大自然画得如此世俗,也算是有本事的。相反的例证是,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贞居然把红尘浮生画得像大自然一样。另一位大师葛饰北斋,把个浪花卷得有滋有味。能在大自然里寄寓高远的,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最早从大自然是画出人的存在感的,当然是北宋的范宽,《溪山行旅图》。那画里颇有范仲淹诗文的品相。倘若范子细细品味一番此画的话,那么理当到什么山脚下盖个草庐算了。天地实在太浩瀚了,旅人再怎么着,也是小小的。

像宋词那么富有人情味的画作,当是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中的韩熙载显然在扮演阮籍,以婉拒后主封官。然阮籍不过佯醉而已,哪有韩熙载这般情趣盎然。不知是否吸取了冯延巳的教训,韩子把个夜宴场面铺张得有声有色,结果让顾闳中得以淋漓尽致。顾闳中此作与当年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相映成趣。一者天上,一者人间;一者虚无飘渺,一者声色俱在。后世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是如此结构;从太虚幻境一路写到大观园。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么承传的。相形之下,阎立本的《步辇图》虽然也属上乘之作,却难免有些尴尬,不上不下,天上不算天上,人间亦非人间,会让人想到杨炯为武则天所作的《盂兰盆赋》。由此可见,冯延巳的那句“独立小桥风满袖”,确实骨骼清奇得很。中主李璟诛杀宋党,惟冯延巳能够幸免,并非侥幸。君臣之间,并非只有利益捆绑,性情品味相投也是一种方式。倘若武则天把骆宾王抓到手里,估计安抚的可能远甚于捏碎。

北宋文艺复兴最富丽堂皇的景观,无疑是宋徽宗;最清澈见底的词家,当然数柳永。花鸟在宋徽宗笔下仿佛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女儿们,金贵之极。那一手瘦金书,有如镶金镀银的宝剑,毫无杀气。瘦金书那样的剑术不再是杀伐的,而是用来观赏的。宋徽宗的皇位,根本不在于有权没权,而在于好看不好看。徽宗的皇位与其书画一样好看。因为徽宗心目中的皇后,其实是李师师。皇帝能够风流到如此境地,足以让温莎公爵都显得粗俗了。要是路易十四得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皇帝,还敢说自己懂艺术么?

柳永的词作,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推到了极致。词的超凡出俗,首先在于人的精彩绝伦。宋代词人之中,若要推举一位心地透明者,当非柳永莫属。大观园里有贾宝玉,赵宋王朝有柳三变。贾宝玉的剋星是贾政,柳三变的天敌是赵桢。贾宝玉、贾政唱的是父父子子那一出,柳三变、赵桢演的是君君臣臣这一幕。贾宝玉在贾政眼里是不可救药,柳三变在仁宗看来只配浅斟低唱。两个叛逆,一个触犯了父为子纲,一个挑战了君为臣纲。不管贾宝玉如何敷衍,贾政就是不原谅。哪怕柳三变再努力示好,宋仁宗就是不给好脸色。那首《鹤冲天》,那句“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让赵桢记恨一辈子。最好玩的是,柳子刻意讨好的《醉蓬莱》,竟然不小心误用“此处宸游、凤辇何处”,射中了皇上于先帝的悼挽。而且该词毫无皇家宫阙的金碧辉煌,一派大自然的雅致绚丽,诸如“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要是献给李煜,后主没准爱不释手。可落到宋仁宗手里,气得掷地无声。须知,赵桢乃赵宋王朝最先向儒家致敬的皇帝。让天下士子读四书,就始于此君。全然赵宋皇家的贾政版。柳永还会有好日子过么?当然,赵桢还真应了仁宗的那个仁字号,在位四十一年,执政沉稳,进退得当,天下也比较太平。故而,一众臣子,山呼万岁之余,一再上表,要加尊仁宗“大仁至治”。只可怜这柳子,连拍个马屁都不会,竟然献上一幅印象派莫奈绘画那样的《醉蓬莱》。皇上回应:永不任用。此前,仁宗已经有过故意不录用柳三变的先例了,有道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可见,柳子的透明,既是天性使然,也得感谢皇上成全。

其时,以正人君子自居的诸多大臣,皆不以柳子为然。“浅近卑俗”、“词语尘下”、“声态可憎”。后世的词论家们,也是异口同声。惟有苏轼认为,柳词“不减唐人高处”。因为苏轼天性烂漫,故而看得真切。但苏轼喜欢的应该是柳子的《八声甘洲》,“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气象万千得让苏子自惭形秽。相比之下,苏轼的《大江东去》实在太过空泛了。

喜欢哼唱柳词的姐妹们喜欢的,当是《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李后主与小周后那么缠绵悱恻,都不曾写出过如此深情的词句。还有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要让李后主读了,肯定晕得昏天黑地。及至读到“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谁人说?”李后主还要不要“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如此风情,岂是宋仁宗那样的烂木头可解的?

柳永不属于朝廷,不属于庙堂。浪迹江湖,才是柳永本色。柳永的知己除了李后主那样的情主,应该就是林黛玉那样的才女,或者严蕊那样的风尘女子。贾宝玉能够成为大观园的宠儿,并非只凭诗词写得像样。柳永受到天下众多姐妹们的爱戴,完全缘自其性情其充满柔情蜜意的词作。柳永的浅斟低唱岂是一班老于世故的官宦能够听得懂的?赵家官人之中,也只有宋徽宗读了或许会眼睛一亮。宋徽宗为李师师题字作画,柳三变为歌妓英英填词《柳腰轻》。比起理学家朱熹引诱二个尼姑做宠妾的下流,柳永的《菊花新》又温婉又清新: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如此风格,让人想起的是荷兰人维米尔的人物画。极其日常的温馨,人情味十足的爱怜。或许只有在司马光、朱熹之流的眼里,才会显得“声态可憎”。

柳永的词作乃北宋文艺复兴的历史地标。因为在自晚唐至宋末的所有词作中,惟有柳永,全然回归到了关关雎鸠。这样的清澈,镜照出尘世的浑浊,官场的颟顸,理学家的虚伪,崇儒皇帝那种砚台般的端方。词为情物,柳子性情之率真,天下无出其右者。倘若说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派北方风格的凝重浑厚,那么柳永的词作刚好是江南文化的钟灵毓秀。若要找出一幅与柳词相对应的宋代山水画,应该是董源的《潇湘图》。此图上的人物,也很小,但不压抑,因为有大片的水域拓开了天地,致使人物有了飞鸟的轻盈,舟辑的灵动。而柳词,就是自由自在的凌空飞翔。

宋代的江南,比之魏晋,不可同日而语。杨广那条大运河,远不啻解决了东都洛阳的漕运,更是直接打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阻隔。东晋江左文人最为青史留名的,当数陆机家族。及至宋代,江南一地,才子辈出,群星灿烂。仅名动天下的词人之中,除了令人瞩目的柳永,尚有张先、贺铸、秦观、周邦彥、姜夔、吴文英、张炎,还不算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宋代的文艺复兴,庶几就是江南文化的历史性演示。因为文艺复兴首先是情的苏醒,而江南才子的特色,就是人情味十足。

对照范宽和董源,再对比范仲淹和柳永,便可见出北方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典型反差。一者以气魄、气概见长,一者以性情、柔情出彩。这样的文化秉性是很难改变的。范仲淹后来虽然迁居江南,但凝重依旧,绝不会像柳永那样浪迹江湖。山东女子李清照,自己作诗填词极其性情,却不以柳永的性情为然,硬说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因为李清照的性情里掺有北方人的豪气,崇敬项羽、嵇康那样的男子汉大丈夫,而不以江南才子的缠绵悱恻为然。只是“尘下”一说言重了。男子有的情感需求,女性也同样需要。李易安寡居之时,也非常需要爱的抚慰,并非枯木一根,何以如此出言柳词呢?项羽固然英雄豪杰,但假设李易安处在虞姬的位置上,弄不好就是刺猬对刺猬。从处世上说,当然是狐狸灵活;从审美上说,无疑是刺猬好看。但要说到个性的硬朗程度,李清照的“凄凄惨惨切切”,还真是比不上严蕊的“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江南文化虽然柔婉,但并非软弱。

宋词真正首开豪放气象者,贺铸,便是一位江南才子。“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髮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端得是豪气冲天。那位“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张先,当年与柳永齐名,也出自江南。此公八十岁时娶十八岁女子做妾,其词作也不过“娇柔懒起,帘坠卷花影”耳,并不“尘下”。

深得情字奥义者,柳永之后,当数周邦彥了。当年的汴京城内,徽宗绝非天下一人的鹤立,而有美成比肩。这对君臣无论从气质上说,还是从艺术成就上说,并非情敌,实乃双璧。其时,整个京城里,能与徽宗书画相媲美的,也就是美成的词作了。徽宗富贵的花鸟,美成漂亮的词句,般配得不能再般配。比如徽宗《腊梅三禽》的“梅粉弄轻柔”、“千秋指白头”,在美成则是“并刀如水,吴盐如胜雪,纤指破新橙”。徽宗柔成好似无法站直的光景,美成却柔得动人心魄之际,叫人牵肠挂肚。并刀,纤指,破新橙,又全然是徽宗瘦金书的逼真写照。以纤纤素手、刀破新橙形容出来的书法,除了瘦金书还有别的么?徽宗书画,美成词作,再加上李师师的风情万种,足以让路易十四凡尔赛宫的洛可可风格相形见拙。遗憾的是李师师没能遇见达芬奇那样的大师,否则,蒙娜丽莎会黯然失色的。

柳永有浪迹江湖的千种风情,周邦彥与宋徽宗、李师师有亭台楼阁的万般缱绻。柳永有“执手相看泪眼”,美成有“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皆晶莹剔透。情爱,乃人间至美。书画也罢,诗词也罢,要的就是关关雎鸠。达芬奇最美的画作,不是基督,而就是《蒙娜丽莎》。除非达芬奇能够画出基督亲吻抹大拉的玛丽娅的那一瞬间,才能让《蒙娜丽莎》失色。

按说,秦观的词作,也以情见长。笔者曾将他排列于耆卿、易安之后。然而,若以切身与否论之,少游逊于美成太多。李易安说少游词“而少故实”,切中肯綮。秦观没有柳永的浪迹江湖,也没有美成的汴京游历,最后只能“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从另一个角度说,刚好相反,因为情爱的体味往往就在一瞬间,没有朝朝暮暮过,哪来的久长时?

这可能也是跟苏轼圈子太近的缘故,仅止于士大夫之间的取暖,了无生命的高峰体验。

苏词是最典型的士大夫词。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人世冷暖。应该算是柳永和欧阳修、大晏小晏之间的中间色。苏轼不会像柳永那么千种风情,但也没有大晏小晏的楼台高筑。苏轼比较接近欧阳修的风格,但要比欧阳修更加性情一些。欧阳修的性情要假装醉酒才显示出来,苏轼可是“一蓑风雨任平生”。但欧阳修与白居易一样,官气不重。官气乃填词之大忌。无论是“独上楼台”还是“楼台高锁”,都把功架端得太大。

辛弃疾也上楼台,但那是“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满满的山东大汉豪气。岂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楼台,望断天涯路”可比的?王国维不知就里,将此与“为伊消得人憔悴、衣衫渐宽终不悔”胡乱比附。一者是做官做得有些孤寂起来,一个是爱情爱到了痴痴呆呆的地步。完全两个频道。

假如将《韩熙载夜宴图》与《步辇图》放到晏殊面前置评,晏殊赞扬的应该是《步辇图》。不管夜宴图如何效仿阮籍之佯醉,在晏殊眼里依然有自甘堕落之嫌疑。因此,晏殊看柳永不顺眼是可以想见的。这倒并非晏殊像李桢一样崇儒,而是为官的首要品性就是持重稳重。而性情,乃持重稳重的大敌。在庙堂里成功为官者,首先要去除的,就是性情。

文艺复兴无关乎国家强盛不强盛,而是复兴在人能不能把自己当人看,当人尊重,当人存在。就此而言,作为诗词写作的文艺复兴,自刘希夷起,于柳永抵达巅峰,至李清照接近尾声。梦窗,玉田者流,余绪而已。李清照的明清版是柳如是。柳永的文学版是贾宝玉。元曲中的《西厢记》、《牡丹亭》续写了宋词里的情爱。明代小说《三言两拍》,将宋人来不及写就的种种性情故事做成小说,千古流传。其中,就包括严蕊的遭遇。明末的李师师们,诸如李香君,董小宛等等,显然已经找不到宋徽宗那样的风流皇帝了。至于附庸风雅的乾隆,只能说是徽宗的喜剧版。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似乎真是如此。柳如是的情人,钱谦益,不要说比之柳永,即便是比之苏轼,都差了一大截。性情,并不是说有就有的。尘世间做人不易,性情更难。明末士子,不管多么有名,能够配得上严蕊的,恐怕极少。明末人物比较精彩的都是女子。故事最多的则是陈圆圆。诸如李后主、柳永、宋徽宗、周邦彥、苏轼、贺铸、辛弃疾之类的男子,全都不见了。严蕊那样的女子,最后是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重新出现的,芳名鸳鸯。好在崔莺莺、杜丽娘她们,以更加出众的形象承传至《红楼梦》叫做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什么的。

只是范宽的气势磅礴或者董源的秀丽山水,不再。黄公望的山居图犹如老子出关一般,远远地隐去。明代绘画庶几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续作,仿佛那张图可以永远画下去一般。直至清兵入关,才惹恼了八大山人,把宋徽宗的工笔花鸟,全都写意成玩世不恭的稀奇古怪,从中享受一把酣畅淋漓。这在西方绘画史上,可以找出的对应是,从安格尔的古典主义裸女变形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裸女。想想宋徽宗最后的悲惨结局,他那些富贵花鸟还真的可以全都立体主义起来。八大山人式的写意,应该算是很客气的。

北宋的文艺复兴,最后由《红楼梦》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停格。只是《红楼梦》最能让人联想到的,不是刘希夷或者柳永,而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小说,《源氏物语》。

当年宋徽宗的真正知己,其实是在《源氏物语》里。年代也相近。先是平安时代,然后是北宋。从年代上说,先有《源氏物语》,然后出了宋徽宗。光源氏是一个女子的想像或理想化的投影,紫式部怎么也不曾想到过,真的光源氏竟然会是宋徽宗。不过,紫式部只想像光源氏的人生是如何的华丽,绝对没想过宋徽宗最后会那么的悲惨。要是她的光源氏的结局像宋徽宗一样,紫式部还写得下去么?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拉开序幕的刘希夷是悲剧,承转人物李后主是悲剧,巅峰人物宋徽宗是悲剧,另一巅峰人物柳永也悲剧,虽然没有那么惨烈,不过是放浪江湖,被史家弃之如敝履,连个生卒年代都了无痕迹。这场文艺复兴的结晶《红楼梦》,更是悲剧,悲剧到了至今都找不到最后四十回的地步。

相比之下,发生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实在是太喜庆了。除了但丁遭到放逐,其他诸君大都功成名就。美第奇家族虽然也历经风吹雨打,但没有一个遭遇李后主或者宋徽宗的结局。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开开心心地活了一辈子。倒霉的是路易十六,皇帝皇后双双上了断头台。但即便如彼,也要比宋徽宗死得痛快一些吧。法国大革命再暴力,也比不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更野蛮。华夏民族仿佛遭到了什么诅咒似的,其文明历程一再受到北方铁骑的摧折。从最早的炎黄之战开始,直到宋末明末的两次铁骑入关,似无间断。再加上流氓称雄和痞子作乱,这片可怜的原上草,再春风吹又生也已然荒芜。呜呼哀哉,尚飨。

六、两个铁王朝,两个流氓王朝

宋以后的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空前黑暗的年代。这个年代相类于西方历史上的中世纪,并且比中世纪还要黑暗。因为西方的中世纪,虽然文化时空相对沉闷,但人心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摧残。而宋以后整个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这个空前黑暗的年代,大致上有四个王朝构成,两个铁骑王朝,两个流氓王朝。铁骑的元朝、清朝,流氓的明朝,红朝。

1、两个铁骑王朝

铁骑王朝的历史,最早得追溯到炎黄之战的胜利者,黄帝。这个游牧部落的首领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其真实姓名,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之类的铁骑人物。倘若说,华夏民族可以追溯四千年的伏羲文化相当于古印度的吠陀时代,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时代,那么黄帝扮演的角色有类于古希腊灭了雅典的斯巴达人,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灭了印度佛教的阿拉伯人。黄帝的胜利,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

跟后来的铁骑王朝一样,胜利的黄帝族没有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执政,如何管理。结果,只能盗用被打败的炎帝族亦即伏羲族的文明成果。由于无知,产生了误读。伏羲人早就知道地是圆的,黄帝族误以为天圆地方。伏羲八卦其实是一个生命与宇宙的方程式,结果被西岐的姬昌推演成一整套天下人间的尊卑等级秩序;从中产生的尊尊亲亲概念,是华夏民族历史上最早的意识形态。后来的孔丘为何那么醉心《周易》,就因为从中看到了他所向往的伦理秩序,并且还借助天地运行作背景。伏羲的先天八卦和姬昌的后天八卦之间的这种差异,直到宋初的陈抟,因其先天八卦图象才为后世有所知晓。但陈抟完全避开了意识形态。这个神奇的人物或许知道,帝王们治理天下,离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

成吉思汗打天下之际,哪里知道华夏民族的历史奥秘。即便是华夏民族的子孙也茫然于自己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成吉思汗不懂的奥秘,忽必烈也同样无知。尽管忽必烈起用汉人做幕僚,但他碰到的大都是宋代遗留下来的儒生,因此只能有样学样地“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要是让曹操得知忽必烈的这副熊样,恐怕要笑得前仰后合。更不用说,宋代的儒生,比之汉代还要不如。不说其他,仅以陆秀夫为例。当年炎黄之战之际,书生刑天非但没有抱着炎帝儿子自沉自杀,而且独自一个前往战场,挑战黄帝,与黄帝决斗。书生大战武夫,这场决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山海经图》有伏羲族的痕迹,但《山海经》的文字则是黄帝族后裔所写;站在黄帝的立场,把刑天写成一个可笑的拼命三郎。事实上,刑天是比后世汉末党锢英烈更气概更悲壮的一介书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投入与蛮族首领的绝望之战。真正叫做惊天地,泣鬼神。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所谓书生意气,就意气在这里。这样的书生意气到了汉代,体现于辕固生大战野猪。虽然喜剧,但意气犹在。然而到了宋末,却变成了抱起孩子跳江的宁死不屈。悲是悲了,壮却不壮。让人哭笑不得。

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的时候,跟成吉思汗差不了多少。但这个民族经过以路德宗教改革为标记的文艺复兴洗礼之后,突然就变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伟大继承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先也是个蛮族,也是经由文艺复兴的演变,成了古希腊戏剧的光荣承继者。就戏剧成就而言,莎士比亚并不逊色于古希腊诸多伟大的戏剧家,无论是悲剧家还是喜剧家。

忽必烈的蒙古占领军没有这样的幸运。当年黄帝族打败炎帝族时所接触到的是伏羲文化,虽然不知就里,但还是稀里糊涂地受益了。但忽必烈面对的却是一班既没有什么文化根底,又不懂政治、经济,只知道衣冠礼乐、只懂如何君君臣臣的腐儒。这班儒生可以出主意给王朝取名为大元,但并不知道这大元王朝该如何整治。其中有的略懂点权术,帝王术,但不要说比起刘邦手下的张良,或者后来朱元璋手下的刘伯温,即便比起成吉思汗手下的大胡子耶律楚材,都相差一大截,更不用说元末的那个文武通才脱脱。在劝说忽必烈以儒治国的儒生之中,还有个以文名传世的元好问,几乎就是金末元初的杜甫版。杜甫写诗不错,但治国完全外行。元好问也一样。而且,其诗作还没有杜甫那么精彩。相比之下,耶律楚材毕竟参过禅,懂得不能以马上治天下,而要有专门治天下之匠。他的以文官课税,改变了游牧民族野蛮的掠夺传统,在让朝廷收益的同时,也安定了民众。但即便如此,也根本不足以让一个游牧民族完全变成能够安邦定国的统治者。须知,当年罗马帝国能够成就一番大业,是因为得了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而蒙古人灭掉南宋后得到的,却是华夏文化的渣末,程朱理学。即便就儒家历史而言,理学也是末流。孔丘、孟轲,尽管在先秦并非一流,但也能算一家之言。

可能正是因为那班腐儒教不了蒙古人什么,及至元顺帝当政,伯颜才会一反当初忽必烈的亲汉,开始排汉非汉化。停办科举,禁止汉人习武,禁止汉人戏剧。甚至向皇帝谏言,杀光汉人五大姓。伯颜虽然走了极端,从另一方面看却很诚实,撕去自忽必烈以降的汉化面具,直截了当地以一个游牧部落的野蛮真相示人。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一个民族的本性,就像一个人一样,很难改变。当初周武王姬发打下朝歌之后,也曾像忽必烈那样向前朝旧臣箕子请教过如何治理天下。于是有了《洪范九畴》的记载。但姬氏家族最终还是按照姬昌生前拟定的政治蓝图,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国。

不过,马背上到手的天下,确实不能骑在马背上治理。元顺帝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拒绝了伯颜建言,转而重用伯颜的侄子脱脱为相。脱脱有点像隋朝的杨广,文武双全,具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和能力。只是杨广是一朝之主,而脱脱只是一朝之相。在相位上立当年皇帝之业,显然不太容易。脱脱的主持修史,宋、辽、金史,是成功的,其成就不下于杨广的建立图书馆。但修建水利,以弥补大运河抵达不了元都北京的缺憾却惨遭失败。最倒霉的是,正当脱脱准备讨伐高邮叛军时,不知是因为得罪了太子还是遭到同僚妒恨,被朝廷弹劾,流放。此后遭到朝中同僚的暗算,含恨而死。

元朝的开国者是皇帝忽必烈,但元朝的终结却是以丞相脱脱之死为标记的。脱脱是元帝国的最后一根顶梁柱,此柱一倒,元朝倾覆。整个元朝,最有看点的,无非是各自执掌朝政三十多年的忽必烈和元顺帝。期间的历代元帝都不知道在瞎忙些什么。蒙古皇室的混乱,绝对不下于汉人的宫室。为争夺王位帝位厮杀得头破血流,什么族都一样。成吉思汗征战天下,武功斐然,但在儿子之间的承继问题上,却弄得一团糟。后继者中,忽必烈还算是最出色的。元顺帝虽然也有点能力,但就像唐宪宗一样,力不从心。表面上看似乎是缺乏权谋,手腕不够,实质上是没有文化底气。恺撒的伟大并不在于权谋高深,或者骁勇善战,而在于是个集古罗马文化精粹的领袖人物。蒙古人除了成吉思汗之外,如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摔跤。该民族在世界上绕了一大圈之后,最后还是回到了蒙古包。不再四处劫掠的蒙古人,重新淳朴,重新可爱。

后来的满清贵族也一样,没有了满清王朝,一个个变得可爱起来。若仅以王朝而论,满清王朝的执政能力,远在蒙元之上。入关的满人,不复是当年打进汴京劫掠徽宗、钦宗的蛮子,而是有了点头脑。得了天下之后,一连几任皇帝都超过忽必烈。诸如顺治的永不加赋,康熙的开拓疆土,雍正的火耗归公,乾隆的附庸风雅,全都像模像样。

虽然是铁骑王朝,但满清的执政水平,为蒙元所不及。有些满清皇帝的政治头脑甚至接近杨隋。杨广建立图书馆,玄烨有《康熙字典》。当年脱脱没能搞定的治理黄河工程,康熙搞定了。从顺治开始的开荒、屯田,鼓励农耕,颇见成效。税赋货币化,财政平衡高效运转,银本位金融相当稳定。经济繁荣,人口超过四亿。历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回乱乃至拳匪之类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居然全都对付过去了。倘若没有外来冲击,满清王朝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满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答案很简单:没有文化的黑暗。满清跟蒙元一样,都太马背了。铁骑王朝的特征就在于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旦坐了江山,只能借助被征服者的文化生存。这跟希伯来民族正好相反。希伯来民族颠沛流离了几千年,始终不散。因为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但满清和蒙元,得了天下,最终却烟消云散。没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再骁勇也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民族有无文化,好比人的有无呼吸。文化,就像呼吸一样。汉民族一再被铁骑征服,但始终气息尚在,因为呼吸没有中断。

这种没有文化的黑暗具体到清兵入关之后的所作所为便是,与江南士子结下血海深仇。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里曾经强调过,东晋王朝之所以能够在江东站稳脚跟,就因为王导与江东士族为友,而不为敌。可是这些道理满人根本不懂,入侵江南的满清做了些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东晋王导不敢得罪的士子,满清一刀又一刀,扎得他们遍体鳞伤。从顺治年间开始,有“明史案”,康熙年间有“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有吕留良案。前前后后,文字狱案竟高达百多起;并且桩桩件件,大都发生在江南。元灭南宋、清灭南明,灭的都只是王朝。但是,金掳徽宗、清造文字狱,侵犯的却是文化。这是找死的节奏。金所以被灭,清所以无法与时俱进地转型立宪,都跟肆意践踏文化有关系。

清末民初的三大革命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全都把矛头直接指向满清王朝。兴中会要“驱除鞑虏”,华兴会要“扑灭满清”,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山河。”这三个会党,全都在南方。其中以江浙一带的光复会反清最坚决。尽管满清王朝事实上已经开始新政,试图走向立宪,但于事无补。江南士子绝不妥协。徐锡麟与满清大员恩铭有朋友之谊,照样枪击赴义。秋瑾更是与清廷誓不两立,成为清季的女版李膺。一介书生蔡元培为反清廷制作炸弹,大学者章太炎凭借手中一支笔成为清廷的死敌。从这些人物的大义凛然之中,照见出的是当年刑天的身影。当年的黄帝杀了刑天,遭到的报应是始终弄不懂伏羲文化的奥义。满清对江南士子所造的种种罪孽,遭到的报应是与华夏文化就此绝缘。蒙古人好歹还留下一个蒙古包,满清王朝覆灭之后,烟消云散,满人全部汉化,消失在汉族的人群里。

满清之于江南士子的深重罪孽,触犯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之天威。这种天威是无形的,仿佛冥冥之中的命运一般。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台湾,便是二二八。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将台湾的士绅精英几乎赶尽杀绝。要不是蒋经国极其明智地将政权交到台湾人手里,国民党的下场会很难看。大凡身上背有文化人血案的王朝,其结局大都难以善终。秦王朝的短命,庶几可说是焚书坑儒的报应。大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案,也会让邓小平的党天下付出代价的。国民党跨不过去的历史之坎是二二八,中共跨不过去的那个坎就是八九六四。

文化不可随便侵犯,士子学人绝不能被肆意屠杀。此乃天条,谁触犯,谁付代价。满清在文化上的黑暗就黑暗在不懂这个道理。滥杀士子。康熙以为编个字典,乾隆以为编个全书,就把文化给占有了。笑话。李唐王朝那么虔诚地信佛礼佛,都不敢自认有文化。事实上也是。真正的文化命脉,其实是在一个砍柴的小和尚手里。在不识字的禅宗六祖面前,任何一个李唐皇帝都无以企及其文化之标高。同样道理,当康熙煞有介事地编字典、集图书、做历法、绘地图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华夏文化的精粹承传,竟然在他奶妈的孙子曹雪芹手里。乾隆在名贵书画上任意题字盖戳,还跟弄臣般的纪晓岚打情骂俏,以为这样就很有文化了。殊不知,以乾隆这点水平,给宋徽宗提鞋都不配。

文化与权力,完全是两个频道的存在。纪晓岚在皇宫里拍马溜须,卖弄小聪明;袁枚辞官归乡,留下《随园诗话》连同一世清名。而有清一朝,真正的文化巨人却默默无闻地在一个不知什么隐居之地,写出了足以与莎士比亚戏剧并驾齐驱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此作是唐诗宋词的结晶,又是元曲明清小说的颠峰。上起《山海经》神话的苍茫雄浑,下至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历史洞见。

当世人被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成就惊得一楞一楞之时,鲜有人会想到,这其实是文化的璀璨。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文化的绽放史。在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一个重要转换便是,思想。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完成从幕府到维新的历史转折,因为民间有思想的自由,所以出了诸如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满清的所作所为刚好相反,以文字狱虐杀江南士子,禁锢思想自由。华夏民族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文艺复兴,而是文艺复兴所蕴藏的文化能量,没能通过思想,转化成文明创造的驱动力。

放眼人类的历史,大都是先有神话,然后艺术,宗教,然后思想,最后形成各民族自己的文明。诸如青铜器文明,农耕文明,铁器文明,蒸汽机文明,电子文明,智能文明,等等文明。如果说,意大利的但丁、达芬奇代表着的是文化,那么马基雅维里贡献的是思想。英国的莎士比亚是文化,洛克、休谟是思想。法国的莫里哀、拉伯雷是文化,笛卡尔、孟德斯鸠是思想。关关雎鸠是文化,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思想。

华夏民族文化承传始终不曾中断过,连皇帝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诸如李后主的词作,宋徽宗的书画。乾隆只能算作很低级的玩票,不在此列。这个民族缺失的是思想。这并非说,华夏民族没有思想。先秦诸子时代可谓思想家迭出。福泽谕吉的名言:“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由杨朱以“贵己”二字,表达得清清楚楚。对比杨朱的贵己说,福泽谕吉将个人的独立与国家的独立联系到一起,已然降了一格。因为个人的独立,与国家的命运,无关。因为无关,才显珍贵。当年的孟轲可能是察觉到贵己的这种深刻和尖锐,才对杨朱深恶痛绝,以禽兽辱骂之。但福泽谕吉显然没有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所以把个人与国家混为一谈。这其实也折射出福泽谕吉早年接受的儒家影响,因此忽视了个人的价值在国家之上的存在本质。福泽谕吉这种将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连作一体的表述方式,英国思想家洛克肯定不会同意。因为这种说法隐含着走向国家主义的危险。事实上,福泽谕吉还真的有国家主义的倾向。但不管怎么说,福泽谕吉的思想给当时的明治维新,确实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

中国晚近历史的悲剧是,入关的满人没有思想。满清皇帝又因为没有文化的缘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思想。华夏民族的坎坷在于,思想一再地失传。仅以政治思想而言,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应该就是伏羲时代的政治纲要,其要义因为被后世腐儒胡乱曲解成尧舜式的圣治,没有人深究其堂奥,故而被儒家尘埃所遮蔽。老子《道德经》里的政治思想,应该也是伏羲时代的精要遗泽,其中的无为而治,仅在汉代的文、景之治被略微体味过。后人根本不知道老子的讲些什么,甚至还有人以为小国寡民是老子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像诸侯联盟那样的国家形式。春秋初始的管仲政治思想,不知怎么的又失传了。后世所见,不过是汉代的重新编纂版本。被史家称之为有管、乐之才的曹操,表达其政治抱负时,却借用了与管仲、乐毅根本不相干的周公吐哺。秦汉以降,华夏民族有关政治思想种种阐说,成为儒家的专利。班固编造天人三策,刘秀误信以儒治国。李唐时代,因为皇帝大都信佛,儒生除了韩愈谏迎佛骨之外,无多话语。初唐时,李世民御命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不过作些注疏而已。及至赵宋一朝,儒家学说才泛滥成灾。伦理层面有程朱理学,政治操作层面有司马光、富弼等等一大批儒臣。再加上皇帝不再信佛,转向崇儒,整个文化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营造权全部落到一班腐儒手里。他们不仅控制了思想,而且篡改了孔丘、孟轲学说的初衷。孔丘不过想恢复周礼,孟轲不过小农的乌托邦理想,宋儒竟然牛皮哄哄到了“为万世开太平”。后来的毛泽东也只是狂言要“解放全人类”而已。从思想上说,儒家演化到宋代,已成僵尸。

外来的铁骑王朝,哪里知道华夏文化历史的这种真相,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一旦王了天下,劈面碰上的就是这么一具僵尸。彼时,几乎所有儒生,无一例外地成了理学家。其中最为尴尬的,无疑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代中兴大臣。

或许时代造就的缘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代政治精英,其事功业绩可说是在历代士子当中无出其右的。比起曹操平定的黄巾之乱,曾、李、左戡定的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揭竿而起。比起曹操的自成王业,曾国藩他们不得不以臣子的地位,举王者功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满清皇帝更需要思想。可叹的是,他们偏偏没有思想。他们头脑里装着的,是被福泽谕吉弃之如敝履的儒家学说。偌大的中国,找不出一个福泽谕吉。严复翻译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即便就进化论而言,也是二手的。严复也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后译《国富论》),但那时候的汉语士林,有谁懂得那位苏格兰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士子,全都被理学洗脑。不啻是儒生对理学狂热,明清二朝的皇帝们,也对朱熹爱不释手。明末的崇祯称朱熹为大贤,灭了明朝的满清也一样的热爱朱熹,康熙将朱熹列位于孔门十哲之次。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地将理学捧上至圣宝座。戴震的“理学杀人”几成空谷足音。倘若士子狂捧朱熹是愚昧的奴性所至,那么朝廷不分彼此地共同抬高朱熹则是明确标示:朕只要奴才,不许自由。那时候的热血青年比如梁启超,只知道呼唤“少年中国”,不知道少年少在哪里。后来又成了保皇党人,晚年终于熬成了所谓的学者,得以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提并论。按说,梁启超的论战对手章太炎,头脑远比梁启超清醒,但在思想上也只是提出了俱分进化。章太炎最值得称许的政治主张是全力支持联省自治,反对孙文大一统。但其时已是杯水车薪,最后只能退隐苏州。

纵观整个晚清历史,最悲剧的人物当然是光绪。这位年轻的皇帝,颇有明治天皇的风范。只是他既没有福泽谕吉的思想填底,又没有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保久利通那样的人杰辅佐。钻到他身边的康有为,是又一个儒家妄人。这个妄人怀里揣着准备给万世开太平的《大同书》,一脑子不切实际的狂想。志大才疏。帝师野心极大,却毫无政治操作能力。这个妄人最终将光绪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之后,扔下那位可怜的皇帝,还扔下一众同党,逃之夭夭。据说晚年享福得不行,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美人有美人,什么样的肉欲享受都没拉下。对照汉末堂堂正正的儒臣陈蕃、杜密、窦武,康有为愈加显得极其委琐。可见,满清皇帝那种没文化的黑暗到底黑暗在哪里。当年乾隆身边有纪晓岚,此刻光绪身边出康有为。一个是插科打诨的弄臣,一个是野心勃勃的妄人。睿智诙谐的东方朔骨子里耿直不阿,故而始终得不到刘彻的重用。纪晓岚因为油滑,而成为乾隆的宠臣。比起康有为的变法乌龙,曾国藩的洋务运动确实推进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却因天津教案,郁郁而终。那个以当家主妇的精明来治理朝政的慈禧太后,比当年的武则天都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武则天不过有些男宠,慈禧竟然利用义和团屠杀传教士。武则天惟有站在康有为面前,才变得像个老佛爷的模样。但慈禧错杀了不该杀的谭嗣同,放过了罪魁祸首康有为。满清王朝那种没有文化的黑暗,于此又见一斑。

清末民初的政治格局,与明治维新刚好相反。明治维新是从藩镇幕府的战乱时代,进入天皇重新号令天下的社会变革。清末民初却是一统天下的满清王朝倒掉之后,才有了类似于汉末那样的政治军事割据。当年康有为是背着一具儒学僵尸走到光绪的身旁,彼时的孙文,引狼入室,拉了一个叫做列宁的苏联入伙中国政坛的你死我活。洛克也罢,孟德斯鸠也罢,始终与中国无缘。反倒是朱元璋,洪秀全,正在悄悄地卷土重来。倘若说孙文是洪秀全的二点零版,那么毛泽东则是朱元璋的二十世纪版。最后,与满清王朝作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历史链接的,既不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是毛泽东的红色王朝。真正叫作,你方唱罢,我登场。

2、两个流氓王朝

华夏历史上的流氓王朝,始自刘邦。流氓王朝的特征是为了争夺天下,不择手段,没有底线。该做孙子时就孙子,得手江山杀功臣。过去说盗亦有道,流氓王朝的原则是盗可无道。虽然最早的流氓可以追溯到勾践,但得天下、兴王朝的范例,刘邦作俑。

流氓王朝的另一个特征是,不把书生当人看。刘邦朝儒生帽子里撒尿,朱元璋以羞辱文臣为乐,毛泽东干脆把上百万的书生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但这些流氓皇帝同时又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利用书生的机会。刘邦靠张良得了天下,朱元璋依仗着刘伯温的智谋做成皇帝。毛泽东正在延安没日没夜地折磨那些革命青年时,听说斯大林让中共赶紧去接收东北,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停止整风,还装模作样地向一众书生鞠躬致谦,然后派他们欢天喜地地去东北,为他打江山做贡献。至于能够替他造出原子弹的钱学森之类专家,更是当作宠物一般豢养。

三个流氓皇帝之中,刘邦算是最不烂的一个。刘邦不喜儒生,源自本能的直觉。因为儒家学说确实不能用来打天下的。故而郦食其起初要求见他时,一口拒绝。但一听郦生自称高阳酒徒,刘邦马上刮目相看。及至郦生为刘邦帝业捐躯(事实上是为刘邦的两面三刀所害,一面派郦生去和谈,一面命令韩信进攻),刘邦问心有愧之余,将郦生之子慷慨封侯以谢之,顺便也抚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但郦生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相比之下,毛的秘书田家英不过稍有个性,喜欢实话实话,便不明不白地死在寓所。据说是被枪杀,正式宣告是自杀。

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的时候,书生之中早已没有了郦生那样的高阳酒徒。当年顾颉刚、胡适、傅斯年教出来的明史专家吴晗,投奔延安后,完全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史家。极其搞笑的是,吴晗本来是为了影射蒋介石而写了《朱元璋》传。写作前跟毛泽东长谈过,写作中又不断征求毛意见,写完后赶紧呈送毛指正。吴晗满心以为,此作会得毛的欢心。殊不知,毛看朱元璋,非但没有看出蒋介石的身影,反而越看朱元璋越像毛自己。吴晗的结局,比田家英还惨。

朱元璋与毛泽东确实非常相像。彼此都是小农意识,痞子本性。先后到手江山,相继沐猴而冠。朱元璋永保江山的方式是拼命繁殖子孙,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洪武家族人口高达近百万,结果在明末被造反农民全都杀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剋妻剋子,惟一有可能继位的是长子毛岸英。毛泽东模仿《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故事,将毛岸英如同赵太后把长安君抵押到齐国那样、放到朝鲜战场镀金,积攒其太子资历,不料中了颗燃烧弹。吴晗读朱元璋竟然会读不出毛泽东,张冠李戴于蒋介石,实在是太搞笑了。当然,毛泽东假设告诉吴晗,那位朱洪武就是寡人的写照,吴晗绝对不敢再写朱元璋了。

纵观华夏历史,即便是盗寇也是退化的。孔丘时代的那位盗跖,尚且有个盗亦有道的出典,其兄柳下惠还是出了名的贤者。陈胜、吴广虽然不成大器,但也只是得意忘形而已。草根突然称王,一般都把持不住。张角作黄巾之乱,也并无劣迹。及至唐朝末年的黄巢开始有了兽性,血洗泉州,杀了上万富商。打进广州,滥杀无辜计十二万之众。攻入唐都,屠城长安,不知杀了多少人。其时,韦庄有诗描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其残忍之令人发指,有《旧唐书》记载:“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春磨砦,为巨堆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当然,黄巢的屠城比起明末张献忠的屠蜀,小巫见大巫。立下七杀碑的张献忠,将彼时川人几乎屠杀殆尽。期间,断人手臂,凿人眼鼻,怎么残忍怎么来。

不过,要说杀人纪录,惟毛泽东可以夺冠。据一份统计表估算,毛泽东所杀人数,高达四千九百万。那是被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由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文革诸如此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折腾死的民众。这还不算在红军时代被他冤杀的红军指战员,不算在延安被整风整死的青年男女,不算被他送到朝鲜战场上去战死冻死的可怜士兵,不算被他派到越南穿着越南军装战死的无名炮灰。更令人发指的是,毛泽东并不满足这样的杀人。他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打一场核大战,让中国人死掉三个亿,以此解放全人类,也就是说,做全人类的皇帝。在毛泽东的残暴面前,黄巢、张献忠之类所有盗寇加到一起,都只能算作大巫跟前的小巫。要是让两千多年前的盗跖得知,盗贼原来是这么炼成的,他还敢自称盗贼么?他还会说盗亦有道么?

倘若朱元璋得知毛泽东这么个杀人,不知作何感想。朱元璋也喜欢杀人,但他更加热衷于杀掉为他打下江山的一众功臣。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大都是族诛的杀法,成千上万的诛连。这种手段在毛泽东叫做路线斗争,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最后周恩来。朱元璋杀功臣吃相很难看,凌迟都算是客气的,还有把人剥皮实草的。比如蓝玉就遭此待遇,被朱元璋剥皮实草之后,挂在蓝玉女儿的家门前。这么一个朱元璋,在毛泽东嘴里叫做大老粗,喜欢得不行,一再提醒手下众臣:不要看不起大老粗。毛泽东也提醒过吴晗: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吴晗居然没听懂。

毛泽东对付同伙的手法要比大老粗朱元璋高明些,先辱后杀。先是把人批倒批臭,然后悄悄除去。刘少奇被病死之后,以刘卫黄的姓名迅速火化。解决林彪,先是南巡大讲坏话,搞臭林彪,然后肉体消灭。林彪之死虽然至今依然疑案,但彭德怀听到林彪死讯时,凭着本能的直觉以及与毛和林的零距离相处经验,一语道破个中玄机:不能这样杀死林彪。至于去除周恩来,让外交部的两个小女人,主持批斗会;逼着周的同僚、周的部下,人人表态,对周极尽羞辱。之后做掉,通过控制周的医疗过程。所以说,毛泽东是朱元璋的二十世纪版,诛杀过程比较滑溜,让血在看不见的地方流淌。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段位确实低了很多,竟然当着全世界的面,屠杀学生。

朱元璋和毛泽东的小农意识最为明显的特征在于,没有国家概念,只有王朝情结。所谓朕即天下。这种情结具体到国际交往,便是毫无商业头脑,只知朝贡,不懂贸易。赵宋王朝之所以繁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懂得通商。中国那条长长的海岸线尤其是东南沿海,乃是中外贸易的黄金海岸。华夏民族的海上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汉代有了丝绸之路,海上贸易依然不断。及至隋唐,丝绸之路有所堵塞,海上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至宋代达到鼎盛,到了元代也依然可观。然而,就在朱元璋手里,被完全切断。朱元璋的海禁开了闭关锁国的先例。朱元璋不仅关闭了浙江、福建、广东的舶司,而且还禁止民间私底下的海外贸易。隋唐和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传统,至此告终。朱元璋及其一代代继位的子孙们,坐在龙椅上享受着外国人前来朝贡的快乐,然后居高临下地慷慨赏赐。不管前来朝贡的是多么廉价的东西,赏赐的慷慨始终不减。直到赏赐的花费高得朝廷难以承受,然后跟人家爆发冲突。明英宗跟瓦剌人之间的那场土木堡之变,就是这么发生的。相比后来的倭寇骚扰,这还不算什么大事。由于海上贸易的全面关闭而造成的海上走私,以及因为走私导致的海盗频仍,其最初的起因,就源自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那些所谓的倭寇,其实有不少是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下贸易人群,并非全都是传言中的日本人。但这无意中给后世的爱国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话题发泄爱国情绪,于是就像岳飞一样,戚继光的故事水涨船高。几乎没有人去追究那个叫做朱元璋的痞子做了皇帝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

朱元璋做过的事情,后来又让毛泽东重新做了一遍。自一八四〇年以后开放的通商口岸,历经满清、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全都畅通无阻。及至毛泽东登基后,像朱元璋一样,全线关闭。东南沿海重新陷于一片死寂。倭寇是没有了,敌人并没有消失。台湾,成了新的敌人。沿海的民众丧失了海上贸易的机会之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偷渡。于是,偷渡台湾,或者偷渡香港,或者下南洋,成为福建人广东人的重要谋生手段。民间如此逼仄的求生之道,说到底,都是朝廷给逼出来的。

明朝皇帝的赏赐,在毛泽东手里变成了所谓国际主义援助。明代的瓦剌人,在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北韩人,越南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乃至非洲人;总之,只要是第三世界的,全都有机会得到毛泽东的援助。前提当然是,承认毛泽东是领袖。在毛时代,朝贡不朝贡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领袖。只要承认毛是领袖,毛领袖的赏赐就可以慷慨得令人咋舌。因为中国人创造的全部财富,都可以被毛领袖当作毛的私产任意挥霍。当北京人拉着板车、上海人踩着黄鱼车的时候,平壤已经有了地铁,中国制造。当中国人穷得叮当响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富得流油,中国援助。而所有这些得到援助的国家,最后全都像瓦剌人一样跟红朝翻脸。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例外。

自秦汉以降的历代皇帝都有个与官僚阶层如何相处的问题。因为皇帝必须依靠官僚阶层实施执政,着手管理。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相处方式,通常会成为皇帝执理朝政的水平如何的衡量准则。相比之下,唐宋两朝的君臣关系是最为融洽的。汉朝初始,刘邦、吕后诛杀功臣之残酷,相类秦朝。文、景两帝比较信任且善待大臣。汉武帝很霸道,李陵、司马迁皆受其荼毒。但是汉武帝再霸道,也比不上朱元璋坐上龙椅之后的一阔脸就变。朱元璋不仅诛杀功臣远比刘邦、吕后残酷无情,而且对大臣官员的严加防范,可谓史无前例。制订了专门针对官吏的《大明律》,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奸党的罪名。这就好比毛泽东时代的反革命罪,可以将任何人横加治罪。过去有说,“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意即,大夫以上的臣子,倘若有所失礼,可以不加追究;君王身旁不可以带着行刑之人,强迫下属行礼。但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小人得志,根本不管这一套。他要的就是做了皇帝之后的绝对威严。不仅有任意治罪的权力,还以羞辱臣子为乐。以前的皇帝惩罚官员,无非革职或流放,但朱元璋却喜欢廷杖,扒了大臣的裤子,当众打屁股打得血肉横飞,有的甚至被当场杖毙。

对官员严酷到这种程度,朱元璋还不肯罢手,又发明监视官吏的特务制度,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到了朱元璋的子孙手里,又发展出东厂、西厂、甚至还有内厂。这类特务机构在朱元璋或其儿子朱棣手里,是皇帝的滥权工具;但要是皇帝柔弱一些,就会落到掌握特务机构的宦官手里,任其胡作非为。就皇帝而言,这种特务机构当然增加了权力和威摄;只是对民众来说,无疑加重了承受集权专制的负担。

朱元璋之于整个官僚阶层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在毛泽东肯定羡慕不已。因为毛泽东做不到。当年都是一起革命的,有的与他平起平坐,有的甚至一度位高于他,毛泽东无法把他们完全掌控在手心里。毛泽东内心要的是像朱元璋那样的家天下,他的同僚们要的却是彼此利益均沾的党天下。但是毛泽东说不出口,只能假借继续革命的名义,诉诸路线斗争的形式。于是,这就成为毛泽东开国之后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皇帝与官僚如此权斗,也算是闻所未闻。只是苦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被他们的权斗折磨得惨不忍睹。

君臣之间闹到朱元璋的地步,已经很不堪了。没想到毛泽东青出于蓝,来了个打倒走资派。朱元璋整治官吏仅限于庙堂,毛泽东发动群众,全民运动,文革十年,上上下下没有人不被触及。流氓比赛,毛泽东胜出朱元璋一筹。所谓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两句话用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身上是不确切的,用在朱元璋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其实,明清两代的造反草莽,大都带有这种流氓品性。李自成还没坐稳江山,就断然清算李岩。洪秀全更甭说了,天下尚未到手,天朝内部已经闹得四分五裂,杀得血流成河。盗贼分赃,也得等到所抢之物得手才是。全都等不及了。孙文也一样。才杀了陶成章,又盯上了宋教仁。造反者,或曰革命家,大都跟动物相似。动物凶猛,全都凭着本能行事。杀男人,抢女人。瞅着江山如此多娇,馋涎欲滴。瞧瞧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的肮脏模样,宋庆龄真该庆幸她那个先夫革命尚未成功。

这些流氓有个共同特点,全都不懂经济财政,不懂如何治理国家。朱元璋的财政制度,是完全按照小农心理构建的。颁布钞法,设提举司,滥印大明宝钞,根本不知道纸币背后必须有准备金填底的金融常识。结果,导致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至正德年间,纸币废止。毛泽东也一样,喜欢对民众实行极具军事化色彩的供给制。虽然后来不得不改为工资制,但诸多的票证也依然带有供给制的痕迹。为了跟党内同僚争权,毛泽东希望中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朝鲜战争打完之后,又打了中印边境战,叫嚷着要解放台湾,之后又卷入越战。文革年间,还跟苏联有边境冲突,差点闹腾得苏联朝中国扔原子弹。毛泽东最喜欢喊的口号就是,要准备打仗。他喜欢把民众不停地扔在看不见的战壕里,以便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这样很省事,也规避了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财政之短,能够发挥其无法无天地翻云覆雨之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军训记忆。据说,八九六四之后,大学里又开始了军训,至今不辍。那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而是毛泽东遗产。毛泽东对战争的狂热,几近疯颠。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以为他可以成为共产国际的当然领袖,所以毫不在乎中国人的死活;一再地如此这般放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根本无法指望这样的流氓会关注什么国计民生。相比之下,朱元璋还因为小时候吃过点苦,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无奈出自草根,难免眼界心胸的局限。除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尚有一旦得志,马上惟我独尊。所有举措,大都是下意识地攥紧手中的权力,并非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整顿吏治,惩治贪腐,在老百姓只是出气而已,洪武皇帝才是实际获益者。普查人口和土地,创建黄册和鱼鳞册,亦非替百姓着想,而是让朝廷税赋不再遗漏。至于《明史》所记载的“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无意间开了后来毛泽东的户口制度之先例。毛泽东藉此把农民绑定在土地上,把城市居民管制在街道里弄居委会的监视下。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迁徙的自由,成了毛式红朝的终生囚徒。这样的黑暗,在欧洲的中世纪都是没有的。

毛泽东其实与朱元璋一样,都有穷人立场。但持穷人立场,不等于真的会替穷人着想,为穷人办事。毛泽东凭着本能的直觉,明白一个绝对不会说出口的统治奥秘:贫困和愚昧,乃是毛式红朝的存在前提。国民的富裕以及民智的洞开,都会对毛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所谓的平均主义,实质上就是让民众始终处于贫困。所谓的思想改造,就通过洗脑的方式把民众扔在愚昧的深渊里。在让民众过穷日子和愚民这两件大事上,毛泽东做得远比朱元璋彻底。朱元璋不过是关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毛泽东直接制造了大饥荒。朱元璋的愚民做法不过是在儒经中删除孟轲的君轻民重,重新制定科举制度,规定考试文体,后来演化为程式化的八股文,加强学校的官学因素,设立国子监,推行程朱理学,亲自主持科举考试,严厉打压崇尚思想自由的南方士子。毛泽东的愚民方式是全民洗脑,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下乡劳动改造。文革期间直接取消大学考试,鼓励交白卷,根据政治表现和劳动改造程度凭手上的老茧上大学。毛政权大力推行诸如此类的愚民政策。同时抄书,焚书,毁寺,砸庙,将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化典籍,全部打入地狱,致使华夏文化几近灭绝。八亿人只能读一本书,毛的语录。要是朱元璋得知毛泽东如此愚民,没准会五体投地,然后恍然大悟,皇帝原来是这么做的。将来的华夏民族倘若回首这段历史,也许会在触目惊心之余,深感耻辱。八亿多人,竟然会被这么一个痞子折腾成这副模样!

但不要以为,毛泽东把中国人折腾到这种地步就心满意足了。不,在毛泽东心目中,远远不够。毛泽东很无奈地对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说过,他在中国没办法,做得不够彻底,希望波尔布特能够做得更好。波尔布特果然做到了,柬埔寨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这才是毛泽东想要的红色王朝。据说,如今中国大陆毛粉遍地。他们是不是很向往那样的人间地狱?

朱元璋、毛泽东是可恶的,但这两个王朝治下的民众也未必是可爱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程朱理学兴起的时候,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遭到重创的历史,已经悄然开始了。倘若说,宋仁宗的崇信儒学是不无盲目的,那么朱元璋的明朝推行理学则是目的明确的。因为贫困的民众可能揭竿而起,于是愚民成了必须的治民方式。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烈,不可或缺。哪怕没有也得炮制,更不用说程朱理学提供了极其现成的道德话语。倘若说北宋还只是理学的青萍之末,那么到了明朝则成了文化雾霾。几乎所有的士子,都不得不吸食这样的雾霾。至于被毒害的程度如何,只能看各自的身心抵抗力如何了。

宋明两朝的儒生在总体上的对比是,宋儒妄横,明儒变态,且以方孝儒、海瑞为最。

方孝儒最初受到朱元璋赏识之时,已经头脑不清楚了。朱洪武重刑治国,方孝儒却向朱皇帝进言力主仁政,强调德化。朱元璋并不跟他计较,就像刘邦善待郦食其一样,安抚有加,此前还曾从狱中把方孝儒打捞出来过。朱元璋知道,这样的恩惠早晚会开花结果的,就像当年郦食其会替刘邦去送死。果然,朱元璋死后其子继位,名号刚好叫做明惠帝,于是方孝儒的报效机会来了。父子两代的皇恩,正让方孝儒感激涕零得无处发酵,明惠帝一招手,赶紧全心全意报效,恨不得将一颗忠心掏将出来。别急,别急,有你报效的。当年晁错不是帮忙景帝削蕃么?方大博士不妨效仿一下?于是,方孝儒卷入朱元璋儿子之间的争夺帝位大战。削蕃之际的方孝儒,学的是晁错。明惠帝失败之后的方孝儒,干脆学了陆秀夫。没有皇帝抱在手里,也照样宁死不屈。得胜的明成祖朱棣,慕名请之,方孝儒披麻戴孝入殿不算,还放声号哭。这也罢了。接下去那场戏才真叫绝了。《明史》记载如斯: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朱元璋的两个儿子争夺帝位,与汝何干?朱棣明明白地说了,“此朕家事”,方孝儒瞎闹个什么?倘若当年周公姬旦摄政,有人站出来混闹,姬旦也只能像朱棣那样成全之。借用一句上海话说,这是标准的十三点。以前有为了权力、为了财富不要命的,此刻竟然有为了名节不顾身家性命的,甚至连家属亲友都牵累进去,据说是灭了十族。朱棣杀是杀了,但杀得很不开心。要是朱熹得知,一定拍手大笑。程朱理学,要的就是这样的十三点,或者说,理学白痴,文化浑人。用毛泽东悼念一个烧炭士兵的话来说,死得其所。江南本来是个出陆逊家族、或者出周邦彥的钟灵毓秀之地,怎么出了这么个浑人呢?可见,理学雾霾之浓重。

朱棣手里死了个方孝儒,嘉靖年间出了个海瑞。海瑞有点汉末陈蕃的模样,虽然刚直,并不糊涂。海瑞不以程朱理学为然。认为朱熹学问支离破碎,反对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任应天巡抚之际,下令辖区内的寡妇改嫁。海瑞尊崇的是陆九渊,王阳明。但海瑞显然没有得到心学的真谛。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的《治安疏》虽然直言不讳,但是那样的耿介之中,也下意识地掺杂着作秀或者发嗲的因素。嘉靖皇帝将他投入狱中,也算是一种成全方式。否则就显不出悲壮了。嘉靖死后,海瑞出狱,重新为官,似乎有所醒悟。刚直之中,有了务实的劲头。不仅开通黄浦江,而且还逼着首辅徐阶退田从而赢得了海青天的美誉。一生俭朴,郁郁而终。就此成为包公般的榜样。

海瑞乃是皇帝又喜又怕的人物。皇帝打击贪官时,需要用海瑞作参照。皇帝知道海瑞的耿介之中含有发嗲,所以不会把海瑞真的置于死地。在皇帝和海瑞之间,彼此分寸的拿捏,极其重要。皇帝对付海瑞恩威并重,海瑞面对皇帝时的耿介和发嗲两者搭配,也得搅拌均匀。如此这般,皇帝的实惠得到了,海瑞的清名也得以造就成功了。这样的君臣双簧,到了毛泽东手里,唱得一塌糊涂。彭德怀以为毛泽东还是当年延安窑洞里的老毛,不知道适可而止;而毛泽东却对彭青天施了重手,先批臭后致死。最滑稽的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退居二线之后,煞有介事地提倡官员做海瑞,暗中鼓励他人向第一线的刘少奇发难。不知就里的吴晗,竟然真的写了《海瑞罢官》,结果被批倒批臭不算,也送了卿卿性命。毛泽东则乘机翻云覆雨,发动文革清算对手。

海瑞式的人物,其实是比方孝儒、或者陆秀夫之类的变态儒生、更为精致的人性扭曲。要成为这样的人物,首先得交出自己的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完全按照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个性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伦理道德的理想高度,有没有实现。

老奸巨滑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么傻冒,权术精到,也比较放纵自己。当然,张居正的机会也好。万历皇帝登基时,九岁小屁孩一个,什么都不懂,只能听凭张居正摆布。张居正藉此主政十年,启动政治经济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税法改革,史称一条鞭法。该法简化了征税手续,并且将收税方式由实物改为银两。朝廷因此而受益匪浅,粮仓饱满。后来满清的赋税制度,就因为吸收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银两结算而大获成功。但张居正也因此坐大,专横跋扈。最为后世诟病的是禁止士子批评时政,毁书院,拘李贽,杀何心隐,迫害王阳明心学的承继者,泰州学派。有趣的是,张居正谢世之后,当年的小屁孩长大了。万历皇帝拿张居正的儿子家人出气,狠狠地报复了当年的听凭摆布。朱翊均算是个有点抱负的皇帝,执政时做了点事情,后世称作万历中兴。还接见过利玛窦,那个开了西学东渐风气的传教士。后人对这个皇帝颇有兴趣,专门写了《万历十五年》。

魏忠贤得到的也是张居正那样的机会。明熹宗登基时才十四岁。因为曾是儿时的玩伴,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交情远比张居正与万历帝深厚。但事情坏也坏在这里。友情感人,效应可怕。明熹宗是个鲁班式的艺匠,整天沉缅于木工活儿。皇权旁落,魏忠贤当道。一向注重自由思想的江南士子,此刻又刚好结成东林党,风头正盛。于是,汉末党锢的故事重演。一边是书生意气,一边是文盲宦官,结果可想而知。好在东林党没有被赶尽杀绝,鲁班皇帝很及时地驾崩了。崇祯上台,魏阉伏诛。东林党得以平反,书院重开。

东林党虽然有这么一段悲壮故事,但他们的学识也并非如何不凡,更没有超过王阳明心学的成就。他们最可笑的是,试图调和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他们不懂得,阳明心学其实是理学黑暗里的一线光明或者说一扇天窗。从这个窗口跳出去,便有了李贽的童心说,有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明末小品之于人情和性灵的注重,也跟心学有关。当然,心学的另一脉则是修齐治平,由后世曾国藩、蒋介石等人承继。心学与理学,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类学说。一者是走向个人的内心和个人的心灵,一者是束缚人的思想自由,以理杀人。这种以理杀人具体到演义小说,便是以儒家的道德观念谋杀历史人物。最为典型的便是《三国演义》,更加下三滥的是《封神演义》。

明朝士林虽然笼罩在浓重的理学雾霾之下,但朱洪武毕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权力野心。明朝皇帝除了看重科举,警惕书院,还没有想出禁锢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法子。因此,不仅朝野有议政风气,民间也有创作自由。诸如《三言两拍》,《水浒传》,《西游记》都是明代的作品。当然,成就最高当推《金瓶梅》。这部小说公开张扬人欲,挑战理学。其艺术成就之高,直接引发了后世的《红楼梦》。元曲《西厢记》、《牡丹亭》虽然为情爱张目,但于情欲却点到为止。当然,《金瓶梅》的作者知道自己触犯了灭人欲的理学,所以不敢直署真名,而是以“兰陵笑笑生”自我戏谑了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小说是历史上又一次文艺复兴浪潮。《三言两拍》好比《十日谈》,《金瓶梅》是倒过来写的《巨人传》。巨人撒尿,西门庆射精,都有各自的象征意味。与此相应的是明代的书画,精彩纷呈。吴门四才子唐寅,沈周,文徵明,仇英,蜚声天下。唐寅画作,山水仕女俱佳,沈周开启文人画之风;文徵明小楷独步,画作清淡悠远;仇英《蕉阴结夏图》的清凉,正好对照徽宗《听琴图》的闲逸。如此等等。同样是江南士子,相比之下,董其昌的书画,官气太重。

明人书画比之于宋人,格局当然小了许多。江南才子擅长于日常生活的精致细腻,但不会有范宽式的气势,也不会有宋徽宗那样的雍容华贵。一不小心,还会流于市井格调。宋人的《千里江山图》够俗气,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几近连环画。诸如《清明上河图》或者《富春山居图》那样的宋元名作,在明朝的才子只能临摹至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无法另起炉灶,别出心裁,更不用说更上一层楼。尽管江南士子都有自由自在的天性,但铁骑王朝、流氓王朝再加上理学雾霾的几重压抑,还是在文化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阴影。入世,无以入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琳琅满目;出俗,也出不到《富春山居图》那样的悠然高远。明人于宋人,惟有羡慕和仰望而已。说实在的,尽管《金瓶梅》大胆挑战了虚伪的理学,但即便是柳永那样的江湖浪子,也未必认同如此这般的肉欲横流。也许朱熹会偷偷地躲在床笫间边看边淫乐。据说毛泽东恩准省部级官员阅读不加删节的大陆禁书《金瓶梅》。毛泽东让老百姓学的是雷锋,让官员们偷偷学的是西门庆。其实,早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毛泽东与属下们就已经如此心照不宣了。几乎所有大员的老婆,跟毛泽东一样,都是在延安旧貌换新颜的。朱熹要是生逢毛时代,一定会比康生还幸福。

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才子们,无论作书画还是写小说,都算是续接了华夏文化的一脉香火。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承接下来,比起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并不如何逊色。悲剧的只是,西方的文化有如细流入海,越来越壮阔越气象,而华夏民族的文化一路走来,却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枯竭。西方的文化经由思想的媒介,转换成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成果,华夏民族的文化却陷在一片叫做理学的沼泽里,无法生发思想,因而无法将文化转换成文明成果。脱脱也罢,张居正也罢,都不过修补匠而已。朱棣的永乐盛世,也不过“家给人足”、“斯民小康”罢了。后来邓小平想要的,也是这样的小康社会。朱棣派出的郑和,七下西洋,只是御用旅游一番,连作一下文化历史政治经济考察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当华夏民族进入明清小说的时候,整个欧洲已经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气脉因此而萌动,而贯通。只可怜华夏民族,依然在铁骑王朝和流氓王朝之间来来回回地打转。那个磨盘,那两头驴子。

明朝的覆灭从一开始已经注定。小农意识,闭关锁国,毫无金融头脑的货币发行,没有商业头脑的赋税制度以及历代皇帝的庸庸碌碌。崇祯算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皇帝了,只是实在不懂如何治理天下,尤其是不懂如何面对乱世。有人指出,明朝亡在不停地加税上,加税加到灭亡。也有人说,明朝亡于皇帝的信不过大臣,崇祯一朝竟然前后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窃以为,对照一下相同或者稍前稍后时期欧洲诸国,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略早于明朝末年的英国,刚好经历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那位终身未嫁的女王,以其敏锐的头脑、宽广的心胸以及高超的政治手腕,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从而摆脱教皇,击败海上强国西班牙,英国自此崛起于欧洲步入现代文明。更重要的是,伊丽莎白带给英国一个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人物是莎士比亚,思想家有斯宾塞,培根。伊丽莎白本人也从事写作和翻译,除了其母语英语之外,通晓拉丁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伊丽莎白还曾给明朝万历皇帝写过信,信使途中遇难,未能送达。

稍后于明朝末年的法国,路易十四闪亮登台。路易十四根本不需要更换几十位大臣,只重用数位名臣,便搞定了整个法国;然后通过几场战争,使法国一跃而为欧洲霸主。路易十四的名臣中包括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军事天才卢福瓦侯爵。尽管在位期间也做过一些不被后世称赞的事情,但路易十四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不下于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路易十四热爱艺术,在巴黎开办了全世界第一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又创办了绘画雕刻学院,重金收购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艺术作品,置放于卢浮宫,使之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同时还先后成立法国文学院,科学院,喜剧院,麇集了诸多人文精英,诸如笛卡尔、卡西尼、高乃依、拉辛,等等。其时,备受贵族攻讦的莫里哀由路易十四亲自出面保护。路易十四打造的凡尔赛宫,其洛可可风格成为风靡欧洲的审美时尚。或许正因如此,路易十四才会被莱布尼茨和拿破仑异口同声地赞作“伟大的国王”。

明朝覆灭前后,正值佛罗伦萨的美弟奇家族如日中天。好几代的金融巨子,好几任的罗马教皇,还出过一位法国皇后,成为鲁本斯绘画主题《法国王后玛丽·德·美第奇在马赛登陆》。该家族的几代僭主将佛罗伦萨打造成独立自由而繁荣昌盛的顶级城邦,与古希腊的雅典遥相映照。这个家族藉此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推进到最为辉煌的高峰时期,从而享有着文艺复兴教父之美誉。这个家族打造了诸多地标性的历史文化建筑,诸如圆顶圣母百花大教堂,乌菲兹美术馆,皮蒂宫,波波里庭院,等等。这个家族犹如一块文化磁铁一般,在佛罗伦萨凝聚了一大批文艺复兴的宗师巨匠,伽利略、马基雅维利、达芬奇、波提切利、贝尼尼、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群星灿烂得不行。

此时此刻的明朝皇帝正在顶礼膜拜什么人呢?朱熹。崇祯开除了五十个大学士,惟独宋儒朱熹,被升为大贤。这么愚蠢的王朝,没有理由不覆灭。其时危机四起,民不聊生,有如天意。没有李自成,没有清兵入关,也该改朝换代了。

明朝覆灭之际,士林又像宋末那样,一片哀号,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后世赞曰;明末文化遗民。不知道遗在哪里。一个流氓王朝终结了,正常的文化人,拍手称快都不来及,哪有功夫那么个哀号呀。明末人物众多,像样的很少很少。不知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陈寅恪才选了个青楼女子作传。在陈寅恪看来,钱谦益及不上柳如是精彩。其实,岂止钱谦益,明末士子像样的还真不多。

倡言经世致用的顾炎武,志大才疏。瞧不起心性学说,殊不知,王阳明刚好就是经世致用的典范。顾炎武又经过什么世,致过什么用了?提出以朴学替代理学还有点意思,但无意间开启却是后来的乾嘉学派。康熙招安,顾炎武来劲了,正好上演宁死不从的忠烈节义,践行一下礼义廉耻。节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朝。其实,来自大兴安岭的玄烨,不比来自凤阳的朱重八差劲。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不都做得挺像样的么?更不用说最后终结满清王朝的正是在清廷做了大员的袁世凯。顾炎武发个什么嗲呢?

相比之下,黄宗羲倒是颇有血性的江南士子,有点像山东人辛弃疾。虽然谈不上如何经世致用,但血气方刚,敢做敢为。学问也朴实,不玩礼义廉耻那一套。凡事亲为,所以自然服膺王阳明。指出赋税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一针见血。其“为天下,非为君也”,总算把王朝和天下区分开来了。最有见地的是“工商皆本”,直指朱明王朝的要害。明末三大士林领袖,当推黄宗羲为翘楚。

衡阳人王夫之虽然也终身不仕满清王朝,但头脑没有黄宗羲那么清楚。既然不认同“存天理、灭人欲”,那还信奉个什么程朱理学呢?读《资治通鉴》会读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那还去投奔南明政权干什么,直接入伙李闯呀。至于离开内心体悟,在气、理之类的概念里打转,正好就是程朱特色。难怪笃信程朱。王夫之的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自称:“吾书两百年后始显”。没那么了不得。确切些说,应该是显于曾国藩、左宗棠之类湘军领袖的推崇。彼此都是湖南老乡。后人要学的东西太多,根本无暇顾及。

明末士子的种种激愤和无奈,几乎就是宋末遗老的历史重演。说不悲吧,好像挺悲愤的;但真要说如何悲剧,打开来仔细看一看,又有点喜剧的意味。在铁骑王朝和流氓王朝之间作选择,确实两难。但在外族和本族之间作选择,太容易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止不是一条心,可能连心脏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一有异族入侵就会产生亡国的幻觉。其实,不过换一个王朝而已。没那么严重。整个明末是一幕喜剧。明末人物之中,是有悲剧人物的。不是崇祯,也不是李自成,而是吴三桂。

吴三桂是整个明末历史当中最为悲剧的悲剧人物。在明末诸多历史人物当中,吴三桂是最正常的一个。在明朝覆灭之后,吴三桂夹在清兵和李闯之间,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无可厚非。明朝已逝,吴三桂作为明朝将军的义务自然解除。吴三桂起先与李闯谈判是正常的,接着又与满清谈判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处在吴三桂的境地,都只能这么做。最后因为自己的女人被闯匪所抢,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太正常不过了。及至李闯落败,吴三桂镇守云南,既可以从此安份守己一辈子,也可以起兵反清与鞑子见个高低。吴三桂选择了起兵反清。很正常。期间,惟一不该做的错事,是绞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父子。没必要。既然准备打着“大明天下”的名号反清,就不该绞杀永历帝父子,理当学学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吴三桂在政治上不够老到。

世人对吴三桂的评判是有误的。首先还不是误在对吴三桂其人的判断,而是对整个明末局势的判断。世人喜欢把明末比作宋末,而不明白明末其实更像汉末。同样群雄并起,最后也是三方角逐:满清,李闯,吴三桂。倘若排除对满清的异族偏见,以汉末格局察看明末局势,那么吴三桂并没有做错什么。除了杀死不该杀的永历帝父子之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吴三桂千错万错就错在没有胜者为王。假如打败满清做了皇帝,那么所有的非议都烟消云散了。

在世人诸多评价中,清朝张茂稷的《读史偶感》颇有设身处地之意,故而比较中肯:“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髮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吴梅村的《圆圆曲》全然是一派朝着输家做鬼脸的菲薄,语辞轻佻,因为事不关己而得以高高挂起。尤其“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好像是在青楼里写就的。

倘若再挑出一个悲剧人物,那么与其选袁崇焕,不如说道一下李岩。同为李闯帐下人物,李岩与牛金星、宋献策之流截然不同。牛、宋之流乱世混混而已,李岩却是有志向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李自成进北京之后,李岩是惟一头脑清醒的将领。四条进言,句句在理。尤其安抚吴三桂之策,可谓远见卓识。相比牛金星、宋献策的丑态毕露,刘宗敏的匪气十足,李岩清澈见底,从而鹤立鸡群。但李自成好的不是这一口。李自成喜欢的恰好就是诸如牛、宋、刘之类的部下,根本不把李岩当回事。此后的冤杀李岩,并非李自成一时糊涂,而是其真相其凶相,毕露。

不无诡异的是,李岩其人其事,虽然在后世小说里被一再渲染书写,但诸多史书史载却闪烁其词,就像明惠帝的下落一般扑朔迷离。或许跟这样的人物在此前的历史中不曾出现过有关。不过,这样的悲剧在后来的历史动荡中却得以大规模上演。当年投奔延安以及此后陆陆续续献身革命的那些青年男女,依稀晃动着李岩甚至红娘子的身影。他们的志向他们的热情乃至他们的悲剧,几乎就是李岩故事的重演。其中,最著名人物的有宋庆龄甚至周恩来,都经历了卿本佳人、奈何落草的悲剧,人生反差之大远远超过李岩。最悲壮的得数林昭,最清醒的应该是顾准。历经磨难最后得以善终的无疑是李锐。所谓革命,有如精神吸毒;一旦染上,终其一生都难以解脱。但像吴晗那样的,不在此例。吴晗始终没有读明白朱元璋,没有看清楚毛泽东,也没有反省过自己。吴晗恨不得成为牛金星、宋献策那样的人物。吴晗就连他笔下的海瑞都不如。

曾经有说,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真是既娇情又自怜。革命哪来的儿女?真正的革命,通常发生在书斋里,比如康德哲学,或者爱因斯坦相对论。列宁玩的是暴乱。其余的以此类推。所谓革命家,大都经不起推敲,弄不好就是流氓。八宝山追悼会上的悼词里,只要写上什么什么的革命家,意思就是,被追悼者跟追悼者都是一伙的。因此,后人称秋瑾为女革命家,是对秋瑾的污辱;称秋瑾为女侠,恰如其分。这也是徐锡鳞坚决不与孙文为伍的原因所在。因为徐锡鳞是侠者,孙文是革命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旦呼啸山林了,那么想要抽身不易,想要痛改前非更难。按说,邓小平与毛泽东并非一类人。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种朱元璋式的穷人立场,也没有皇帝情结。邓小平骨子里是个国家主义者,并不认同朕即天下的小农意识。这是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根本分歧所在。邓小平跟刘少奇其实从来不曾结盟,只是彼此在治国理念上恰好吻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破的就是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邓小平的国际事务不出头,就是消解毛泽东解放全人类的称霸之狂。邓小平不会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换取所谓第三世界承认邓是领袖的虚妄和虚荣。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种小农式的假大空,从而相当务实。邓小平实实在在想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把中国变成一个小康国家。要说邓的理想,可能跟明朝的朱棣相近。尽管邓小平在骨子里是个蒋介石那样的国家主义者。

邓小平的致命伤在于,从当初红区落草那会,就已经跟毛泽东一伙。邓小平在派系谱系上,始终是毛的人。正是毛在权争中的得势,导致了邓小平在团伙中的出人头地,成为一方大员,最后五马进京,跻身最高层。邓小平重新出山之后,坚决维护毛的地位和声望,其根本原因并非认同毛的理念,而是不愿背叛毛的提携。反过来说,毛也正是深知邓的这种承蒙皇恩心理,不把邓置于死地,甚至重新起用。可见,派系上的亲疏在团伙中的重要性。

没有帝王观念的邓小平,有着极其强烈的团伙意识。邓小平不认同毛的家天下并非要推翻红朝,而是认定红朝理当是党天下。所谓集体领导,说穿了就是轮流坐庄,利益均沾。邓小平内心中并不完全认同大一统帝国,其一国两制的说法,实际上承认了地域差异。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又明确表明了不会放弃中央集权专制。这就好比蒋介石当年既要保持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力,又不得不与地方豪强有所妥协。所谓团伙意识,就是党性原则。所谓党性,就是了无人性。把上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邓小平是总指挥。镇压西藏,邓小平又在一线操盘。

邓小平在与毛泽东执政理念相左的同时又继承了毛理念的衣钵,不容许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拒绝交还民众应有的精神空间。邓小平的改革,是在红朝范围之内的改革。邓小平的开放,也只是开放民众在毛时代被压抑的欲望,并不开放民众在毛时代被窒息的精神空间。毛泽东搞家天下有着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借死人压活人,令人眼花瞭乱,不知所云却只能盲目服从。邓小平在话语构建上却几近白痴,自始至终拿不出一套自圆其说的改革话语。最为糟糕的是,邓小平不让儿子在政治上做接班人,却放手儿子圈钱圈地,权力寻租。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了一种暗示,一种号召。轰轰烈烈的腐败,席卷大陆,波及港台,触犯整个国际社会。

就在如此巨大的尴尬之中,邓小平竟然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悍然开枪,并且把坦克开进京城,创下血腥丑陋的历史纪录。苏联人的坦克开进过布达佩斯,开进过布拉格,但在莫斯科,苏联坦克却拒绝向民众开火。这样的屠城,不仅苏联人不曾做出来过,毛时代也没有如此明目张胆。文革期间两派武斗,毛泽东让林彪动用军队,林彪派出的军人不带武器只带毛语录,夹在两派之间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邓的如此不顾脸面,无关乎智力如何,而是本性使之然。邓小平再务实再有头脑,一旦入了团伙,就有了嗜血的本性,有了毛式革命和毛式王朝的流氓本性。革命如吸毒,于此又添例证。

邓小平不是李自成,但邓小平像李自成一样不喜李岩讨厌李岩。很不幸的是,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刚好就是红朝版的李岩。邓小平不喜读书人,胡耀邦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其中的意味是很微妙的:邓小平不想开放的精神自由空间,胡耀邦愿意打开。邓小平只是把深圳作为试点,赵紫阳的设想却是开放整个东南沿海。邓小平讲说政治改革只是叶公好龙,赵紫阳却脚踏实地着手政治体制的变革。这在邓小平眼里,无疑是假戏真做。结果,就像李岩被李自成杀掉,胡耀邦、赵紫阳被邓小平废黜。和平转型的大门,就此关闭。未来没有赢家,正如过去全都是输家。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短板乃是没有文化,全凭本能行事。其秉性是个大老粗,就算是政治家,也是车间主任类型的。虽然与毛泽东有很大区别,但邓小平一生追随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葵花宝典并非马列主义,而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毛泽东早年接受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经由《资治通鉴》上升为权术和帝王术。前后两个流氓王朝,明朝的精神偶像是朱熹,红朝真正供奉的是司马光。宋儒之于后世的影响着实不可小觑。磨盘里的王朝不停地流转,拉磨的却始终是那两头驴子。以前的权术和帝王术以商鞅、韩非为师,此后由《资治通鉴》代为教唆;当年的孔孟之道,至宋儒演变成为程朱理学。毛泽东的文化根底太差,读商、韩有些吃力,读《资治通鉴》刚刚好。这就好比朱重八那种文盲,只能拜朱熹为师。

与毛时代把中国民众折腾到饥寒交迫地步稍有不同,邓小平的党天下弄得整个民族物欲横流。物质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但精神上却越来越颓败。八十年代的反对官倒谴责权力寻租,至九十年代以降变成了羡慕权力,共同腐败。笑贫不笑贪。权二代疯狂圈钱圈地,无权无势的竞相攀附权贵。谁能成为和珅,谁就是最大的成功者。草根出身的比权贵子弟还要不顾一切,致使白手套满天飞舞。学府同样不要脸面。学人不再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安身立命,而是在比赛谁能拿到更多经费。留学更是成为一种生存资本,不少留学生甚至以窃取他国机密报效红朝为荣。红色王朝兴高采烈地进入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牛皮哄哄时代。新左派自由派全由政府包养。海外的不同声音,早由被渗透的媒体暗中掌控。东亚系,汉学家,大致染红。无论在海外还是海内拿了学位或者熬成教授的,全都一面倒地成为红朝御用学人,既替朝廷帮忙又为权贵帮闲,糊弄欧美学界,欺骗莘莘学子,刻意粉饰太平,需要时还会扮演一下反美小丑。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堕落。继坦克开进京城碾压学生市民之后,有了厢车若无其事地碾压女童而路人麻木旁观的触目惊心。权势者的性发泄从包养二奶、三奶发展到渔猎女中学生,染指小学女生,最后索性侵入幼儿园作奸犯科,其放肆其嚣张,足以令西门庆瞠目结舌。一方面是老无所依,一方面是一出生就有毒奶粉等着喂养。学校成了捞钱甚至性交易的地方,股市乃是权贵圈钱的场所。土地被窃国者随意买卖,住房成为工薪阶层的沉重负担。大好河山被污染得不成样子,自然资源就像整个民族的人心一样,被彻底毁坏。几十年的富裕需要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付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代价,这还不算积淀在空气里的雾霾,还不算倒入江流河海里的垃圾。这是需要什么样的胆子才能作的什么样的孽呀!

红朝与明朝的命运,应该有些相似。明朝从朱重八平地而起,红朝由毛泽东宣布站起来。最后的终结,可以想见,只消类推即可。毛式家天下无以为继,邓式党天下也同样不会天长地久。红朝的终结有几重历史涵义,既是王朝的终结,也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终结,更是一整个类似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终结。未来的格局可能会是,先地方独立,后协商联邦。香港、台湾会成为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末稍。倘若和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