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饥饿是如何引发变革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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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无限崇尚革命精神的时代。那时的主流思潮完全用唯“心”的标准一一即只看是否涉及某种抽象而崇高的理念一一来定义善;又完全用唯“物”的标准一一即仅仅凭是否与物质或物欲有关一一来判别恶。当时的人们以为(革命)精神是无私的,不掺杂任何私欲,而且不会属于任何个体,只能属于社会先进成员组成的集体。因此,人们将私欲归结为对物质的占有,并以此解释人类历史,认为物欲泛滥带来剥削、压迫、暴力和奴役,只要消除物欲(其前提是废除私有制),就会消除掉社会不平等和黑暗的根源;只要将精神供上神圣的祭坛,正义和光明之光就会普照人世间。

然而,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巨大而惨烈的人为灾难和集体作恶,往往难以用单纯的财产占有欲来解释。那些给人类历史带来巨创深痛的形形色色的人为灾祸,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政治的、乌托邦的,它们的受害者动辄数以十万计(甚至以亿计),可是有几次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是物欲在作祟?事实上,这些狂热事端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当时所尊崇的,正是或多或少否定自我物质性生存的原则一一某些精神上的形而上的东西。而对于那些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精神帝王”(独裁者)而言,能使他们的私欲得到满足的,远远超出了世俗物质的范围。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泛滥成灾的人们,应该承认一个过去被回避的基本事实:有些人的精神欲望及其追求同样可以并且已经给社会带来罪恶和灾难。这种欲望由于其非物质性、非功利性,以及形式上的非个体性,往往不但不被人们所警惕,而且常常被涂抹上崇高神圣的色彩而为崇尚革命精神的人所服膺。它同物欲在后果上的差别在于:它并不仅仅涉及有限的物质财产(土地和工厂)和特定的人(地主和资本家),而总是以或大(全国人民)或小(某些地方的群众)的群体为对象。

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总是注意怎样警惕和限制某一部分人的过分贪婪的物欲,却往往对自己已经成为某一部分人精神贪欲的牺牲品毫无觉察。对于物质的被占有人们异常敏感,而对于人的被占有一一那种精神和意志的奴役,其后果是人如同物一般成为某种工具(老黄牛、螺丝钉)一一反而麻木不仁。对于剥削你劳动成果或剥夺你财产的人,你有切齿之恨;而对于使你坠入其精神罗网的那些人,你却往往怀抱感恩之心。明明是他们的洗脑使你成为了非人,而你却以为正是他们的教导使你成为了人。

不仅如此,由于人们仅仅用物欲来定义恶,因此,只要以“公”的名义,以“无私”的动机所做的一切,那怕是巨大的灾难,都只不过是出于疏忽、偶然、失误和善意的过错而已。这样一来,人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结果呢,由于受到这种有意和无意的鼓励和培养,导致它已经变成一种难以察觉的自虐甚至自残;导致这些人的大脑已不再运转,而只能对某些固定的价值符号(革命精神、伟大理想)的刺激作出回应。蒙昧、愚钝和偏执成了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对于现实中的罪恶和黑暗他们无动于衷,而对于莫须有的撒旦(国内外“敌对势力”)却义愤填膺。毛泽东时代,我们明明身受着亘古未有的浩劫,却自以为正在升入共产主义的天堂,这真是最为致命的错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

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的人什么荒唐的事都能干出来。请看下面:

究竟“堵”住了什么“路”?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昔阳建设大寨县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十年浩劫中,这条所谓经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它堵死了的是昔阳县农村发展经济和农民由穷变富的广阔道路。

大寨1963年就收了社员的自留地。陈永贵说,有些社员“集体地里养精神,自留地里打冲锋”。他说自留地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与集体经济唱对台戏,所以非取消不可。自由市场也不许有。1967年昔阳县夺权后,陈永贵以打击黑市为名,关闭了全县的自由市场。有些社员有编草帽等手工艺副业,1967年后一律不准社员个人搞,只有集体才能干,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批资本主义越批越深入,不断有新口号提出来,批什么“山沟里的资本主义”、“家庭里的资本主义”、“院子里的资本主义”、“房前屋后的资本主义”等等。有的社队还把社员上地时挎个篮篮,路上拾把柴禾,树下搂把树叶,地里拣把野菜,家里喂个母猪,统统都说成是“资本主义”。总之一句话,就是除了集体分给社员的粮、钱、物以外,凡是增加个人收入的东西,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

昔阳县从1968年开始,把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都收归了集体。全县仅有的城关、皋落、沾尚、东冶头等四个集市贸易市场一律被取消。家庭副业受到了限制,有的公社只允许“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他们还先后于1968年到1970年,把全县到阳泉市等地搞运输等副业的几千名劳力、几百辆马车收回社队,并向全国介绍了“车马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所谓经验。

总之,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批掉,残留的“尾巴”也不许留,统统割光。

这样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也是贫穷、闭塞山区农民意识的反映。陈永贵的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困,他说是让农民富,但又怕农民富。1967年12月28日,他在大寨社员会上说:“钱多了人馋,人越馋越懒,思想就会起变化。”他还说:“生活越富裕,思想越复杂,敌人越容易钻空子,越搞破坏。”所以大寨收入分配一直压着不许提高。以这种思想意识作指导,自然一切沾钱,沾享受,沾个人利益的,全是“资本主义”。这种批法实质上是要批掉一切个人物质欲望,批掉一切私欲,让农民一心为公。

如此的“堵路”还嫌不够,1975年,昔阳县又创造了一个“新鲜经验”:″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个”新鲜经验“的出现,把全县的”批资“推向新的高潮,而且流毒全国,危害很大。

所谓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新鲜经验”是怎样出笼的呢?

1975年春天,昔阳县委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创造“新套套”,派出了一百多人参加的二十多个调查组,分赴全县一些社队进行调查研究。洪水公社东沟大队是个大村队,这里历来有发展工副业生产的传统。1958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先后办起了年产两万吨的小煤窑,年产160万块砖的砖场,还建起修建队、铁木加工厂,并组织各种工匠、车辆外出揽活。到1974年,全队总收入已达22万元。其中工副业收入超过了农业,占总收入的58%.由于工副业的发展,对农业的投资也逐年增加,使全队粮食总产量达89万斤,亩产672斤,在全公社名列第一。

就是这样一个先进大队,却被昔阳县委选为重点调查研究的目标。同年4月,县委派出调查组进驻东沟大队。调查组出发前,县委副书记王金籽指示说:“现在中央号召学理论,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我们昔阳,革什么命,就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资本主义是什么?怎样革?你们下去就给咱作这个文章。”

调查组进驻东沟展开工作后,很快就发现了东沟大队经营方向上的三个“严重问题”:一、农副业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副业的比例占得太大,劳力占24%,产值占58%;二、在工副业项目中,直接为农业服务的项目只有粉坊和磨坊,产值只占副业总产值的15%,其它项目不是为农业服务,而是″为了赚钱“;三、由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速度,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低于副业,”主业不主,副业不副“。

5月初,调查组将东沟大队的材料向县委汇报,王金籽听后,连连叫好。几天后,王金籽告诉调查组组长说:“东沟的情况,我已给老陈(陈永贵)汇报了,老陈指示要抓住东沟不放。通过学理论,我们要在东沟爆炸一颗原子弹!”之后,王金籽立即给调查组扩充队伍,于是,一个新的调查组又开进了东沟大队。5月23日,王金籽在县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点了东沟大队的名。6月6日,县委将“东沟大队经营方向问题的调查报告”通报全县。接着,就在这个大队发起一场“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9月,东沟大队被“推荐”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典型,王金籽在大会的发言中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从此,这个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新鲜经验”,便流毒全国。

随着批判的深入,东沟大队的工副业生产几乎全部停产关闭。调查组认为,集体经济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党内必然要出现修正主义。因此,批了“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以后,还得批判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带头人。于是,已调往公社工作的前任大队党支书阎广盛被揪回队,令其检查,交待问题,接受批判。

为了把“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进行到底,调查组又提出:“批判资本主义不仅要用口批,用笔批,还要用推土机批,用雷管、炸药批,”“要大批促大干”。6月中旬,王金籽来到东沟,指导规划建造一个百亩小平原,建设一个大寨式的“新农村”。为此,全村拆掉了348间瓦房,毁掉了54孔窑洞。全村精壮劳力干了三冬两春,耗资近15万元,除去原有好地30亩外,只造地40亩,每亩地造价达三千多元,加上工副业损失,社员家庭副业上的损失,总计损失达38万多元,把一个好端端的大队多年积蓄起来的家当消耗殆尽。

昔阳县委总结推广了东沟大队所谓批“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的经验之后,对各大队发展集体经济又规定了约法三章:即不能搞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副业,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农业收入,发展集体经济不能把两眼都盯在钱上。

从以上内容来看,毛左分子是中国农业凋敝、农民贫困的罪魁祸首。从昔阳县披露的情况来看,毛左分子的所做所为不是什么瞎指挥,而是故意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置于水深火热之境地,然后自己再充当解民于倒悬之救星,以此达到永久控制驾驭民众之目的。

“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回顾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抽象的理论高于一切,所见所闻皆为意识形态的名词和术语,它们织成了一张严密的词语之网,社会的物质生活,人的七情六欲统统被其遮蔽。利国利民之举,若被判定姓“资”,即被打入地狱;而误国误民的举措,只要冠以姓“社”,即被奉若神明。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任何语言都是人造的。而语言所指代之物有实物也有虚构。毛时代的“兴无灭资”,便是虚构之物变作臆造的概念,披上意识形态的华丽外衣,便成为压抑众生的符咒,甚至用语言符号虚构出一个精神观念世界,压制和统治世俗物质世界,使芸芸众生追求、满足,甚至陶醉于虚幻世界。

且看昔阳县的“兴无灭资”之举:

由于大批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昔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随心所欲地作出五花八门的解释。

城关公社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七条,颇有代表性:

一、搞农业是社会主义,搞工副业是资本主义;

二、农业收入高于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工副业收入高于农业是资本主义;

三、公社搞(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大队搞是资本主义;

四、集体搞(工副业)是社会主义,个人搞是资本主义;

五、在本地搞(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到阳泉、河北等地搞是资本主义;

六、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和农业不能直接挂钩的工副业是资本主义;

七、不赚钱或少赚钱的是社会主义,“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没利不干”是资本主义。

在这些框框的束缚下,1971年,这个公社和所属各大队除了留下个磨面机外,其余工副业项目,包括拖拉机、平车运输、豆腐坊等,统统收归公社经营。城关公社后来算了一笔账,“批资”十年,全公社至少损失一千多万元。

不少社队集体经营的工副业生产如小煤窑、砖瓦窑、矾石矿等,都停办了;有的虽然未停办,也只好改变生产方向,实行自产自用。……

当时,大寨流行着不少“大批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如表示他们″批资“目的的话有”四个不让“,就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活,不让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变质,不让贫下中农变色。”表示他们“批资”决心的话,有“四个不搞”,就是:″不搞心慈手软,而是一斗到底;不搞消极应付,而是主动出击;不搞迁就附和,而是寸步不让,寸土必争;不搞单线作战,而是全面围剿,刨底刨根。“

昔阳“大批资本主义”,给昔阳县干部群众带来的是一场浩劫和灾难!

皋落公社西沟大队的王东义文革前是党支书,文革开始后被赶下台。1968年冬季的一天,他拿着自己种的14斤大葱到皋落街上去卖,结果被说成搞资本主义,不仅没收了他的葱,而且把他扣留起来劳动两天,批斗七天,最后又给他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开除出党。柳沟大队的朱福兰家里有台缝纫机,给周围社员做些衣服收点费用,也被当成搞资本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批判时,一群人将她围在会场中,又是唾又是骂,又揪头发又推打。散会后,大队党支书还说,第二天要给她戴高帽子游街。朱福兰第二天就上吊自杀了。东冶头公社东冶头大队共产党员吴二孩,是大队的牧羊工。他在上山放羊时割了几根荆条,想编几个篮筐;剥了几块榆树皮,准备掺着玉米面吃。1971年整党时,有人说他是利用给集体干活的时间搞资本主义,把他弄到大会上加以“解剖”批斗,还让他到全大队三百多户人家挨家挨户向社员作检查。结果吴二孩也上吊自杀了。据统计全县十多年来,在“大批资本主义”中造成死亡的就有41人,占农村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31%.

“大批”是为了“开路”,“堵路”是为了“迈步”。昔阳县究竟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迈步的呢?归结起来,就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脱离客观实际,不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变革核算单位,从1967年冬到1968年,强行将全县生产队核算改变成大队核算。直到1978年,党中央再三强调反对“穷过渡”,陈永贵还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又让大寨公社实行公社级核算。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片面强调高积累,规定社员劳动再好,集体收入再多,每个劳动日值不得超过1.5元,并且不准超过大寨,等等,唯恐“富了变修”。在“想共产主义”的口号下,离开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物质基础,片面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增加共产主义因素”,“为消灭差别创造条件”。结果,在大队之间搞“一平二调”,形成更大的平均主义。

昔阳堵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广大社员共同富裕的道路;迈的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步,而是走向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1980年8月24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呈上一份报告:《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加了一个几千字的批语,算是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全国轰轰烈烈搞了十几年的这场运动,至此画上一个句号。

山西省委的报告说,大寨、昔阳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大寨、昔阳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继续革命“的内容就是:

一、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

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

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中共中央的批语着重讲了下面四个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昔阳县和大寨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二、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它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能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

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三、中央强调,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

四、……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傲慢的权势也有低头认错的时候。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呀!

(未完待续)

荀路20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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