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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国会和总统就拨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四分之一联邦政府部门关门35天,这样川普就成了历史上让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总统。2019年1月25日,由于国会共和党反叛及几个主要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晚点现象,川普不得不屈服后退。不过在宣布结束政府关门的讲话中,川普仍然大谈美墨边界上发生的人口走私的暴力现象。他说“妇女的嘴和眼睛被胶带绑起来后被塞进小型客货两用车的后门”,从没有人看管的边界进入美国。“四个妇女”,他言之凿凿:“脸上绑着胶带”。这个故事在2019年头20天里川普至少重复了十遍,可是白宫却无法提供时间、地点等任何事实依据。倒是一份由美国”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总部发出的电邮开始在媒体上流传。该电邮是边境执法部门为了回复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求证川普说的绑架事件而发送的,邮件要求下属人员“快速”地将直接或间接能够找到任何同“人贩子用胶带绑架妇女偷渡国界“的有关信息上报总部。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没有收集到任何材料来支持川普的指控。https://www.vox.com/2019/1/27/18198729/women-tape-truck-smuggling-trafficking-border

事实是,这两年多来川普把造墙的原因和理由一改再改,改到现在他只能无中生有、靠政府停摆、靠用宣布“紧急状态”来要挟国会和美国民众了。“我们要加强边界安全管理。如果三个星期后国会仍然不给钱,我就再次关政府的门。”川普说。

就在政府关门期间,我在《北京之春》网站看到胡平先生写的”美墨边境围墙与柏林墙“的文章,内容是针对柏林市长米勒促请川普不要“重走隔离的道路”的言论而写的。米勒说,川普的计划会造成“奴役和痛苦”,因为他手下的城市受东西德分治所影响,从1961至1989年期间,被柏林墙所分隔。胡平评论道:“我暂且不去讨论川普的修墙计划正确不正确的问题。我只是要强调,无论如何,把美墨边境围墙和柏林墙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人修建美墨边境围墙只是防止外国人随便进入美国,并不防止美国人自由出去;柏林墙却是要防止本国人自由出去。前者好比院墙,防外人入内;后者却是监狱的墙,防内人外出。只有后者才造成‘奴役和痛苦’。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300/110201982942.htm

胡平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因为他侧重于墙的物理功能。但我觉得柏林市长也没有什么错,因为他强调的是墙对人的社会心理带来的冲击作用。胡平和柏林市长之所以都没有错,那是因为人们可以从360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同一个事件。即使在相同的角度上,仍然可以划一条线,线上有无数个“点”,任何人都可以取一个点自圆其说而不顾其他。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川普在美墨边界造墙只是为了取悦少部分选民,而且保证由墨西哥出钱的,而现在却置大多数民众反对意见于不顾。强行使联邦机构停摆,造成80万雇员无薪可领、不少家庭三餐都成问题。情况严重到这种地步,这不正是讨论造墙正确与否的最好时机吗?胡平这时却选择指出柏林市长认识中的”偏颇而不顾造墙本身是非对错,这不是为捡芝麻而丢了西瓜吗?

胡平曾经说过:专制制造哑剧,民主产生闹剧。哑剧的因果关系一般比较简单,而闹剧则比较复杂、耐人寻味。比如预算国会年年都在制定,政府何以不是天天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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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日前披露,自宣布竞选总统之后,川普团队就准备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围绕怎样能够让候选人集中火力、大肆渲染南美难民大篷车、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同时又能够在竞选集会中迅速抓住选民的注意并引起共鸣,他们决定让川普打出“造墙”这么一个旗号。

确实,墙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十分紧密,形象直观,功能和作用浅显,是开始学走路的小儿就开始玩的游戏,容易抓住人心。此外,造墙似乎同川普地产开发商的工作经验挂钩,好像由他出面这一切易如反掌。事后看来,川普阵营这个“造墙”口号言简意赅,具有一石数鸟之功效。不过,如果川普严格按照竞选班子制定的方案,事情到今天也许还不至于被动到哪里去。可他并不满足仅仅使用花言巧语来竞选。某日他临场发挥,想出让墨西哥出钱这一狠招。应该讲,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乏同情之心、也多算是善良之人,可是一旦涉及党派政治比如竞选、投票,是非标准马上就不一样了。当川普把墨西哥裔说成是毒品犯、强奸犯时,一部分认为移民抢了自己饭碗的民众感到痛快,现在川普又进一步提出让墨西哥政府替美国人造墙出钱时,他们更是觉得欢畅。川普竞选造势的效果达到了,可是却让手下顾问及党内同僚犯难了。

2016年9月川普跑到墨西哥城见了墨国总统,当天晚些时候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集会上他说他已经当面告诉墨西哥人,他们要为我们造墙出钱。墨方立即声明,会见时川普根本没有提及造墙之事,并且重申绝对不会为川普买单。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某天我们打算在自家后院地边上竖一道篱笆,我们能够向隔壁开口要钱吗?或者反过来,如果哪天有个邻居上门向我们索讨他家造围墙的费用,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其实川普就是这么一个无德无良的邻居。欺凌霸弱本是他的本性,只不过这次他把傲慢、狂妄带到了政治竞选以及同邻国的地缘政治中去,喊出这种要么是白痴、要么是蛊惑人心的大话,从而在世人面前把自己赶进了死角。

2017年1月,已经担任总统的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动用联邦政府年度余款造墙,并宣布对从墨西哥进口的物品加征百分之二十关税。墨方随即宣布取消两国原定隔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晤。川普接着又散布“提高美墨关税则等于墨西哥出钱造墙”的论调,可是学者指出,增加的进口税最后实际上统统转嫁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头上。此后川普不断翻出新的花招,一会儿说这个墙本身能够偿还造墙的钱,因为墙造好之后就省下边境巡逻和海关的人力物力了;一会儿又说要对每年250亿从美国汇回墨西哥的汇款征收百分之十的“墙”税,等等。虽然逆水行舟,不过川普至少还一直在想着怎么从墨西哥那里捞钱造他的墙。现在好了,他干脆制造、夸大西南边界危机,把造墙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好像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向纳税人要钱了。“如果国会不给我57个亿造墙,我就不签字,让联邦政府关门。”结果自编自导了一出丑剧、闹剧。

美墨边境地带造墙本来是边界管理问题。其本身既可以是技术问题,也可以是费用问题或者效益问题。正如胡平文章里提到的那样,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年代美墨边境很多人口稠密地段已经建造了隔离墙。但是川普不区分实际情况空喊造墙,他其实是利用非法越界移民问题来制造恐惧、分裂社稷,这就把造墙变成政治问题。总之,这次政府停摆并不是一个拨多少款的问题,而是美国这个西方民主大国是继续信奉、引领开放进取的自由主义理想还是筑墙关门回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态和文化之中。所以佩洛西说这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胡平去强调造墙并不阻挡美国人的进出自由就显得意义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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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胡平先生是当代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和原则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不仅可以从他写作那部经典论著《论言论自由》的时间(1975年)、当时的社会条件(身处中共极权统治)上反映出来,而且可以从他多年来对自由、民主关系论述的深度、广度上得到佐证。在胡平大量著述中,经典推理、论证随手可得,字里行间亦不乏理论的光芒和智慧的魅力。比如在他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论述中,他把(在极权社会)言论自由比作是那个可以撬动地球(撕开独裁社会铁幕)的“支点”,并论证在专制国度人们怎么推进言论自由的过程。他在分析自由和秩序两者关系后得出“必须从自由出发”的结论。因为从自由出发,可以有自由也有秩序,因为自由需要由秩序来保证。反之自由则可有可无。1993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砍杀妻子后自杀,胡平写了“在理解和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想到的”长文。文章脉络缜密、思辨细腻。在对凶杀案发生前后的观察和评论中,胡平对顾城头上用半截牛仔裤腿做的那顶帽子也做了精辟、独到的分析,让人折服。

“自由社会的最大好处是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发展机会,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使得许多人常常感到挫折与沮丧。”胡平在他《一面之词》书里写道。“我们越是消除了个人发展的障碍,我们就越是剥夺了个人失败的藉口,从而也就使得失败越是令人难以承受。”胡平这个概括贴切现实让人难以释怀,我试着替换几个概念改成这样:自由社会的最大好处是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形成个人看法和立场的机会,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使得社会对同一个事情各执一词而让人莫衷一是。我们越是消除了个人发表观点的障碍,我们就越是剥夺了统一意见的可能,从而也就使得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可能性变得很低让现实令人难以承受。比如对堕胎这个问题的分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堕胎究竟是妇女的权利还是婴儿生命?一直以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另外对投票权的立场也是大相径庭。这届新国会民主党议员在他们第一个提案中加入将每年的选举日定为国家节日的条款,目的是争取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参加投票,提高投票率。从理论上说,民主社会还有什么比鼓励、帮助全体民众参与选举更重要的事情呢?但是共和党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把投票日设定为假日,就给工薪阶层提供了便利,就等于增加了民主党胜算概率。这是民主党想抓权,反民主的举措。前不久,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21岁的年轻人枪杀了女友及家人,然后再杀死自己亲生父母,一下子夺走5条人命。美国这些年来枪杀事件越来越多,后果越来越严重,而社会对枪支弹药管理的认识差距也越来越大,早已经超出“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存在保守和自由理念的差别,美国这个强大的民主社会就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

美国保守派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个人努力。他们提倡小政府;认为给富人和企业减税才能给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他们的理念是授人与渔而非鱼。同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则多了一点社会同情心。在自由派的理想中,希望对社会下层、底层民众比如低收入、有色人种、外来移民、难民多提供一点帮助,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承担社会保障功能,比如实现全民健保。应该看到,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受历史、文化根源及家庭背景影响。比如固定去教堂,住在大城市,教育程度高、低,出生军人家庭,喜欢玩枪打猎,经营农场和几代人住在一个偏僻县镇从来没有搬过家的,等等。虽然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与此较少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有其他的东西决定立场的取舍。比如大多数华裔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大学,所以先受到了自由主义人文环境、意识的影响;职业的技术含量较高、所以更相信科学;居住在两岸蓝区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是对知识更新要求也快,这样就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潮新观点。另外本身无亲无靠移民他乡、一切白手起家,知道生存不易开头难,能够推己及人。把这些因素放到一起,华裔拥抱民主党的政策和理念相对就多一些。但也不尽然。比如在入教信主这个群体中,跟共和党走的就比较多,也是这两年挺川的主力军。另外由于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的缘故,来自台湾的华人也倒向共和党一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

在清朝被推翻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尤其是49年以后,中国一直处于一党独裁统治之下。由于大陆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民众亦无法完全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以美国自由派、保守派的概念就无法直接套用到那里去。不过,不管怎么不同,仍然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比较的东西。比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经被部分美国人看作是反对独裁、向往民主,关心劳动大众的土地改革者,所以被认为是左派、自由派。杜鲁门对华政策不是如何打压、围堵中共,而是用美援作为砝码,迫使蒋介石去谈判、去接纳中共实行联合政府,以为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结果失败了。因为在中国那里进行的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武斗,不像美国只是左、右立场的文争。曾几何时,共产党赶走了蒋介石,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放弃一党专政,也没有兑现他实行民主的承诺,这就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所以49年后共产党就不应该再是左派、自由派而成为反动派、保守派了。这样,反对一党独裁、要求中共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思潮就成了“自由化”运动。因宣传、倡导民主政治理念而不见容于中共的独立知识分子就成了民主派、自由派。“六四”事件后这部分人中不少被迫离开中国到了西方,到了美国。一旦来到这个新闻、言论、思想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由于概念内涵不同,所以立即面临对“自由派”重新定位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拥抱民主法制宪政共和这些大前提下,西方自由派对弱势群体的那点同情心轻易被对方贴上“社会主义”的符号;而保守右派则常常给自己贴上坚决反共的标签。这些以偏概全的画像很容易误导一些新来后到者。以致在还没来得及对美式民主意识形态领域内“保守”、“自由”两个阵营的实质做出理性观察、判断的时候,就先从个人最强烈的经历、感受出发而选择站队了。

不错,美国选举制度让民众在党内不同候选人之间进行初选。但由于同属一个党派,候选人之间保守派立场相差不大,所以初选选的是风格、是魅力。民主选举也让民众在不同党派之间选择,但大选时选民往往党同伐异、不在乎本党候选人的“高矮胖瘦”。这样,无论是初选还是大选,候选人本身的道德、品行往往被挤到次要地位。另外,在决定怎么投票时,选民考虑较多的是那些自己最关心的某一两件事情,比如是否能够加重最高法院保守成分重新回到禁止堕胎的年月;或者是否挑战中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而忽略了所有政策层面的东西还得依赖人的一些基本品质,比如正直、诚实、信念、正义、同情、理解、宽容、责任等等去执行。如果像川普这样觉得自己比将军更懂大战,比情报部门首脑更懂国际形势,比职业外交官更懂国际关系,因为干的是房地产就懂贸易而刚愎自用、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就算是民选上台的,他又怎么可能承担这大国领袖的重任?

稍微关心过去几次大选的人大概都不难看到,这些年来华裔在左、右立场上的分歧从来没有像2016年大选那么尖锐。据信华裔过去总是按七、三比例分投民主、共和两党,但上次大选,那部分人意志强烈到把助选广告做到天上去了。华裔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是一种进步,不过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回顾过去三十年里七次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在竞选总统时大致围绕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减税;重铸道德信誉;反恐;经济、社会福利这几个方面展开。到了2016年,反(非法)移民成了川普的首要选题。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自动化带来的是就业市场深层次结构性改变,把非法移民同普通民众就业难易作为因果关系则太过牵强。或者说,美国本土出生的民众面临某种的威胁同偷渡越界的难民、移民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反而倒是留学,工作签证这些合法移民把他们曾经有过的优势弱化,从而被挤出了职业市场。川普造墙、意欲强势围堵代表的是本土人群中一种失落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对立面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不认识到这一点,反过来以为自己是合法移民,不是川普的靶子,所以为之站台背书,甚至还为他涂脂抹粉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了。殊不知,共和党里到现在还有一个“绝不川普”的群体。他们知道川普既不代表共和党保守政策,更是和美国自由民主文化和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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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小布什向十位平民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其中有一位是作家、历史学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1933-)。麦卡洛出生在匹兹堡一个共和党家庭。他第一部作品《The Johnstown Flood》讲的是1889年家乡附近上游水坝决口造成一场死伤上千的大水灾。此后他一共有十多部作品问世,题材包括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莱特兄弟以及为老亚当斯,老罗斯福和杜鲁门三位总统写的传记。他还是电台、电视台专题节目的演讲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党派政治社会里的公众人物,麦卡洛登记为“独立”选民,不同任何党团有关系。在公开场合,他总是避免评论现实政治。当回答涉及在任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问题时,他则以“我擅长研究已经去世的政治人物”为由来推脱。像麦卡洛这样正直的美国人并不少,比如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生前也是“独立”选民。他甚至不投票,以此保持公正和中立服务于总统、效忠于国家。但是在2016年大选期间,麦卡洛打破了沉默,他第一次公开批评共和党候选人,说川普是一个“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怕小丑”(a monstrous clown with a monstrous ego)。https://www.nytimes.com/2016/07/13/nyregion/donald-trump-david-mccullough-ken-burns.html

我相信胡平也有麦卡洛那样的正直品性。在我的印象里,记得曾经看到过他谈论民主社会募捐能力与参与政治竞选的关系,而对争议很大的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的健保计划,他好像都未置一词。按他这样的学识,谈论民主政治应该是他的强项,我估计他也是出于保持独立立场而抵制诱惑,这种心态难能可贵,但也非常可惜。麦卡洛就说,在川普崛起的今天,他已经失去了继续保持中立的奢侈。我认为,比较民主专制之同异和利弊并不难,难的是怎样看待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找到一条出路来摆脱去改进。我相信胡平有这样的水平。而且以中文读者作为对象,这种研究分析意义更大,作用和效果会更加明显。

人类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制度一直在接受考验,不时受到冲击甚至破坏。如今回看水门事件,我们是在有了完整画面后去复原当时每一天已经发生的事情,毫无悬念可言。但是今天不一样。历史正在我们面前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这时候特别想知道答案。由于多年来对胡平的景仰和敬重,真希望他能够条分缕析、小题大做一番。不过读到这篇关于川普造墙的文章,我不免有点失望,我认为他是“大题小作”了。

2019-2-11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2月11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