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三大民间学术团体，即“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我都参与而未深入。其中最后一个因常有“雅聚”，交往较密，相见略多，各种报道也常常以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三人名字出现。但实际上，我却根本没与闻或过问任何大小“院务”，包括鲁军先生“闹分裂”那件书院特大事故，我当时也未闻未问、不知不晓，后来从同住一楼上下的庞朴兄处，才略悉一二。总之，我那时是各处被邀列名，从不管事。但我倒清晰记得，汤一介兄在许多年后——大概是这个世纪的回忆文中，谈到书院的初创期最得力于鲁军、孙长江、庞朴三人，我觉得十分公允。如实道来，不念旧恶，颇难得也，当时鲁军是公开宣布将汤一介等人开除出书院的，虽然后来失败了。
我因不与闻书院事务，所能记起的事也就很少。我在书院只讲演两次：一次是讲中国智慧，有如广告所公布的；一次是讲西体中用。两次的提纲后来铺衍成文发表了。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著名的吴良镛教授，居然不计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普通学员报名来院听讲，使我大为惊讶，这在国外并不稀罕，但在论资排辈的敝中华却极为难得。这使我暗自佩服，认为颇值自己学习。另外，还记得1986年一次与梁漱溟赴院，往返同车，梁在车上对我说，《光明日报》记者将他所说的“孔颜乐处”竟误记为“苦言乐处”发表了，颇为不满和恼怒，认为有损他的思想和声誉。后来又听说，他对《人民日报》报道中将他的名字置于冯友兰之后（见该报道）也很不高兴。冯比梁只小两岁，却是梁的学生，资历、操守也不如梁。梁素律己甚严，当时我想，即使圣人也难免有脾气啊，其实何必如此认真，这等小事，一笑置之可也。
我一直尊敬梁先生，当时他可以上台讲演，他那念念不忘的出书却仍大不易，恐怕要八十年代中期才入佳境。1982 年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大会，邀请了他和冯友兰，那时允许冯却不许梁出国与会，其实，梁是颇想去的。当时大家因怕犯政治错误，对他总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记得一次北海聚餐，我特意找他合影时，一些人都面露惊讶，但很快便有好几个年轻人也上来和他一一合影了，此情此景此意，今日读者大概是很难理解了。
谈及北海与书院，我记得在北海仿膳请饭甚多，当然都在房间里。只一次很特殊，在对岸临水的五龙亭上，大概也是1986 年，波光湖影，夕阳西下，大家围坐一、二圆桌，汤、庞好像都在场，反正孙长江兄是参加了的，李中华、魏常海诸兄当然也在。记得孙与王守常、鲁军等和我闹得最后，相互用碗赌白酒，一口干。不记得这次是否宴请傅伟勋兄，如傅在就更热闹了。当时真乃大好年月，痛饮畅叙，豪谈阔论，意气如虹，弄得相当之久，月上树梢方散。这次，我也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这个“北海五龙亭上饮”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令我多次想起，并与陈与义的一首词总联在一起：“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忆昔午桥桥上饮”变成“忆昔五龙亭上饮”，虽没有杏花、吹笛和天明，但也闹得明月来相照了。而且，已不是“二十余年”，而是“三十余年”了。“古今多少事”也一一过去，汤、庞和伟勋也已远去，确实是“此身虽在堪惊”。何况“此身”竟长留异域他乡，根本没有什么“三更渔唱”之类的中国话语，更没有那种豪饮狂谈了。时日如流，只不知当时年轻的守常诸位还能记起这些如烟似梦的琐细往事否？
附：改纂陈词，留作纪念：“忆昔五龙亭上饮，座中多是豪英，波光湖影去无声，笑谈狂饮里，新月又微明。三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从小院赏初晴，古今多少事，不随时序更。”
《书屋》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