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小岗村,出现了影响此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生存的非同寻常之举。

1978年的小岗村只有十多户人家,三十多口人一一他们都是十多年前“三年大饥荒”的幸存者。从1966年到1978年,该村年人均口粮只有二百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逢冬春青黄不接季节,村里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村里1100多里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生产队集体财产只剩下三间破土房、一头牛、半张耙、一张半犁。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村竟然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出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长。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小岗村的面貌,派出18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当时小岗村有18户人,恰好每个工作队员对应一户人家。工作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结果,干了一年社会主义,收粮3.5万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秋后,工作队悄悄撤走,小岗村的人又出去要饭了。

小岗村农业合作化时共有34户,1956年粮食总产量16.5万斤,卖余粮四万多斤。这是小岗村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中最后一次给国家所作的贡献。从1957年起,反右加上刮“五风”,使小岗村元气大伤。到1962年后刚稍有好转,“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再次饱受摧残。多年来,这个生产队每年有五到七个月吃返销粮。全队20户,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家庭,一户有人在银行工作。

1978年夏收分麦子,小岗村每人仅分到七斤。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要搞包干到户,其实也只能包干到户。

《饥饿引发的变革》在第六章《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小岗村的事迹。摘要如下:

小岗的传奇故事(上)

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颇具传奇色彩的秘密行动,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我感到在这本书里还是应当写它。一是因为它在中国农业改革第一步一一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在不少报刊的报道和专著中,对小岗村这段历史的描述出现不少差异,其中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应当加以澄清。

首先就说那张已经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盖有小岗村18户农民鲜红的手印和名章的著名的“文书”,恐怕就已经真假莫辨了。

这张“文书”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据博物馆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也就是说,这张纸已在小岗村这群穷庄稼汉手中长达六年之久,能够平整如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大力支持了小岗行动的王郁昭面对这张“文书”,也是满脸的疑惑。他说:“小岗村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可以作为佐证的情况还有:1979年我也到过小岗村,听到过这里农民秘密起誓,背着公社偷偷搞“包产到户”的事,但当时并没有听说有这么一张“文字”,还有“18颗鲜红手印”之类。1998年我再次来到小岗村,向县里的同志和村民们了解这张“文书”的有关情况,得到的回答是神秘的一笑。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为了这张纸,我们盖过几次手印了。……

但是,即使这张“文书”是别人后来搞的复制件,我看一点也不影响小岗农民在搞“包产到户”带头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发起勇敢冲击的事实。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求生存,果敢向危害中国农村、农业20年的旧体制发起冲击,大勇大义,毫无反顾。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下他们。

欧远方是安徽省有名的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他在《农村改革的兴起》中记载了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对那件事的回忆。

″1978年10月,由犁园公社党委来我们队以投票方式,选出了由严俊昌任队长,严宏昌任副队长,严立学任会计的三人领导班子。叫我们干,我们就要对得起全队的父老兄弟,当务之急是要让大家吃饱肚子。……我们考虑,小岗队人心散了,捆得越大越不好干,经商议决定,把一个队分成东西两个队,哪个队干好哪个队吃。给公社领导写了个分队报告,但公社领导不批。怎么办?我们下决心自己干。我们把两个队划分为四个作业小组。谁知分组后,矛盾更多。……11月8日,我们又把四个小组分为八个小组,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即上报是分成四个小组,实际上是八个小组。……但时隔不长,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争吵又时有发生。这时不少老农都认为:五十年代初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干得火红,家家丰衣足食,那是我们小岗村的黄金时代。还不如像五十年代那样,各干各的,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也有人认为,分田到户是好,被上面知道了不得了,带头的干部要坐牢,这样‘肉吃千口,罪落一人’。我们几个干部也怕,可是我们实在是穷得无路可走了,大集体干不好,分到小组还是干不好,不如分到户,什么矛盾也没有了。我们队干部商量,为了大家能有口饭吃,瞒上不瞒下,分到户干一年,到时候,人人都能吃饱饭,又能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比什么都好。万一事情败露,我们干部就是去坐牢也心甘情愿,因为我们对得起全队父老兄弟,没给祖先和下辈后代丢脸。

“大约是在11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20户除2户单身汉外流的,其余18户全到了会。主要是谈分田单干,并强调,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都不能说;第二是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但是,大家又担心,如果搞单干被捅出去,干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纷纷赌咒发誓,保证秘密不外露。有的说,要是你们干部因分田坐牢,我们就是要饭也要给你们去送牢饭。也有人提议,万一走露了风声,你们坐了牢,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你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合同书”,并没说有18个人按手印、名章的事,显然与后来广泛传扬的那张盖有18颗鲜红手印的“文书”不是同一个东西。

引述了这两段文字,我觉得,发生在1978年冬天小岗村的那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就基本清楚了。这与后来的许多渲染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们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渲染这些呢?

所谓渲染,就是夸大地形容,使人对事物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为了渲染小岗村搞包产到户的艰险历程,那张盖有18枚鲜红手印的文书是必要的证据。虽然它的真假莫辨存疑,但它作为国家收藏的文物,向世人显示出了历史的轨迹竟然是如此悲壮!农民自觉自愿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选择生产方式居然要冒坐牢的风险,这种奇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那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毛左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号是“密切联系群众”,左一个“尊重群众意愿”,右一个“维护群众利益”,现实真是这样吗?1978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的18位农民表达的意愿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

这张字据虽然是后来补写的,但它真实地表达了18位农民追求劳动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专制社会的严酷和虚伪一一如果毛左分子真是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利益,中国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吗?人民公社这个怪胎会存在二十多年吗?中国农民会死死地被束缚在农村成为事实上的农奴吗?

小岗村这些农民在多年饥饿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追求劳动自由的壮举就是这样载入中国现代史的。

小岗村的故事还在继续。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个村庄搞包产到户,这么大的变革,怎么可能长久保密。周围人不用问,也能看出小岗人干活不再像过去那样成帮成群,而是一家一户地分头在干。刚开春消息就传到公社,严宏昌被传到犁园公社,不打自招,直接向领导承认搞了包产到户。公社领导说:“叫你们包到组怎么包到户了?组再小,哪怕二三户也是集体的,到了户性质可就不同了!”硬是让他们再拼成组,不然就不给化肥、贷款。小岗人硬是不干,与公社顶了牛。

1979年4月,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村,公社领导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要搞资本主义了!陈庭元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到各家各户看了一遍,与农民谈了话,然后对公社领导说,“他们已经‘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两千多个生产队,就算垮了这一个,问题也大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了户,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

之后,滁县地委也知道了小岗村的情况,地委书记王郁昭说,就让他们干三几年再说。

6月,省委书记万里听到小岗村的情况后,专程来到凤阳。陈庭元向万里汇报全县搞的是包产、包干到组,唯独小岗生产队是暗地里包到户。万里问,包到户怎么样呢?陈庭元说到户当然好了,粮食产量由三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斤。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就让它干去。

6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村,下车以后,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堆到院子里。万里对小岗村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早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极左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口袋里装。此情此景,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人员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行不行?“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村农民送的花生叫大家品尝,又向大家讲了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大改善,就是好办法。

回顾了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当时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更重要的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小岗不足以成事,它的做法不可能对周围产生那样大的积极影响。

就在陈庭元、王郁昭、万里相继支持小岗村的行动时,中共中央仍然是明文规定不准包产到户的。

支持小岗村,省、地、县各级领导都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一本名为《共和国的村庄》的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文字略有删改):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没有不受到惩处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农业问题是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三个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但大多数与会代表们对此提出了异议。

会议上,毛泽东忠实的拥护者王震发言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王将军还知道“对得起老百姓”?)

有的会议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极左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还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一些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等几个省委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会议上的多数意见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结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中共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准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回到省里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1979年春节过后,万里派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率工作组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社员们听完文件后,默不作声。

周曰礼让大家回忆建国以来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周曰礼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社员们说:“包产到户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讲不许干。”

周曰礼说:“你们觉得包产到户好也可以提。”

社员们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准干’,中央不相信我们嘛。”

周曰礼当天回到省委,当晚就向万里汇报了山南农民的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上,有人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

万里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最后,万里拍板:“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可是没几天,肥西县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

安徽省委在山南的做法,在当时实属惊世骇俗之举。4月的一天,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匆匆来到山南公社,找到党委书记王立恒,动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才过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但是你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立刻停下来!”这位副司令员还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表示:“包产到户不能干,要收!”

消息传到安徽省委机关,引发一些议论。有人认为,搞承包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会出岔子;有人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

尽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试点,肥西县委有些领导干部仍然想不通。他们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到中央去告状。”

7月,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理直气壮地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部分区、社领导对县委指示采取强硬办法执行,社员则采取不干活、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

在广大群众的坚决抵制下,肥西县委在8月8日又发出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

肥西县委一位负责人后来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争了一年,大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上世记70年代末官方提倡“解放思想”,其真实用意很大程度上是让人从毛左思想的樊篱中跳出来,走一条新路,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缓和因社会普遍贫穷导致的强烈不满情绪。中国社会第一大群体农民因此成为最大的受惠者。多年的贫困劳顿使他们在当时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高层的开明人士上下呼应互动,使中国现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一毛泽东的乌托邦“新村”理想在农村破灭了。

(未完待续)

荀路2019.2.2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