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于 浙江社会科学,2018.6
作为剑桥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教授和中世纪的“活化石”，路易斯的古典学问功底和写作才能在其中表露无遗。三个故事截然不同，但各有精彩。《沉寂的星球》和《皮尔兰德拉星》以简洁、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发生在马拉坎德拉（火星）和皮尔兰德拉（金星）上的史诗般的故事。本文要讨论的《黑暗之劫》将读者从宁静、美丽的外星球拉回处于血雨腥风中的地球。故事从新成立的“国立联合实验研究院”巧取豪夺古老的布莱克顿学院的地产和科研人员开始，逐步揭开这个以先进技术和新式机构装点门面的研究院的真面目，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新研制的“永生”技术，实现其永无天日的统治。主人公马克是个机会主义者，渴望从一个不被重视的小职员跻身“圈子”里的重要人物。而“国研院”的真正目的却是想利用他的妻子珍在梦境中未卜先知的能力，来寻找和复活沉睡千年的古代巫师梅林。因为紧张的家庭关系，珍未能投入马克一方，而是在孤立无援中被兰塞姆博士和他的追随者——几位友好善良的平民接纳。语文学家兰塞姆曾在前两部中误入外太空，并与“神”建立了联系，此时他已成为地球上抵抗黑暗势力的导师。他带领珍等人，“调集了来自宇宙的各种伟大的神灵，抢先一步复活了梅林并取得了他的信任”，最终击溃邪恶势力，拯救了地球的命运。[1]2
《黑暗之劫》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敏锐的洞察力和出众的文学魅力，是一本在70多年前讲述后人类故事和预言了后人类思想的力作。在写作上，超越了同时代的“黄金时期”科幻，提前将“新浪潮”中的“软科幻”元素和人文学科内容纳入文中。思想上，在20世纪工具理性批判的声音中，C.S.路易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科技文明走向的把握和预测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智慧。小说“行走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科学和神学的交互作用的空间之中，它让我们用不同于当前的观点去认识世界，思考世界。”[1]它简洁、紧凑，却有包罗万千的力量，科技理性统治下的表象与实质，被人遗忘的古典文明和扑朔迷离的未来世界，人文和科技，乡村与城市，都在故事中精彩呈现、充分较量。而它的哲学话语也极为丰富，几乎是一部暗藏的思想史：人类（欧洲／白人）中心主义、唯物与唯心、虚无与相对主义、工具理性、人文主义、价值主观论、语言学……所有议题都在日常的生活场景和紧张的戏剧冲突中展现出来。在看似不经意的呈现中却包含着他对人类文明的深思熟虑，尤其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未来文明”。
后人类主义：当理论遇见科幻
首先，“后人类”究竟是为何物？回顾“后人类主义”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密切渊源。“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近年来吸引了西方学界和大众文化的共同关注，对“后人类”作出解读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一时内也蔚为风气，西语中的Posthumanism一语双关，既指称人文主义对立面的“后人文主义”，又代表重大科技变革相关的“后人类主义”，这一巧合赋予这一概念开放、丰富的内涵。由此“后人类主义”也在哲学、文化、科技等领域呈现出宽泛的定义、理解和视角。
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于1976年所作的演讲“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中谈到：“500年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能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蜕变成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2] ，揭开了以批判人文主义为己任的后人文主义的序幕。但作为一种自立门户的“后人类主义”，真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3]xii。它继承了福柯“人”的死亡、德里达的反形而上学、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女权批评……等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思潮，和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不同于前述思潮对人文主义的多方反抗，后人文主义更集中火力于推翻一种共通的、赖以定义“人类”的“人的本质”——这一人文主义的根基，以及介于“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2]等关系之间僵硬、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并经由这两条途径，颠覆人类“万物之灵长”的特殊地位，将人重新发配回万物之中的一种。“去人类中心化”构成了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意图。对于决意将解构进行到底的后人类主义，不妨将其视为在新语境下对后现代的继承和清点。从后现代到后人类，最大的差别在于语境的变迁，后现代发轫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精神、道德危机，而后人类则蓬勃于一种“积极进取”的高科技文明。后现代意在解构，而后人类指向重构；后现代走向虚无，后人类则期望在后人类未来中重构新的实在。
同时，后人类主义又表现为一种利用科技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局限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诸如延缓衰老、增强人类智力、身体性能，甚至精神状况，其改变幅度之大，使得我们固有的关于“人类”的定义不得不受到拷问。由此还衍生出极端的“人类自愿消亡”论，亦即让性能更为优越的人工智能接替人类，继续进化之路。这一谱系可以上溯至20世纪中期的“梅西会议”[3]，以冯·诺伊曼等为代表的控制论认为：“从此之后，人类主要被视为是信息处理的实体，在本质上与智能机器相似。”[4]对于这一思潮，其名称不论是“后人类”、“人类2.0／3.0”、“赛博格／电子人（Cyberg）”，还是“奇点”，其实都有着相同的指向——一个人机结合，甚至进行自体演化的“后人类未来”。
尽管后人类学者呈现了各行其是、不够聚焦的状况，但细究起来，其实并不矛盾。显然，前一主义为后一思想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用后人文主义学者Badmington的话来说，“将后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拒绝将人文主义看成一个想当然的东西”[5]。但我们有必要加上一句，他们都从反抗人文主义出发，最后归结到“科技改造人类”的合法性。由笛卡尔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人的模型”已经在技术的进步中得到了“升级”，而人文学者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迎头赶上。尽管在“后人类主义”的大旗下，不乏公器私用，借题发挥者，如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的开山之作——“赛博格女权宣言”。但不可否认，“后人类主义”的兴起，将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独立工作，犹如一块块分裂的拼图拼在一起，为人们概括、提炼和展示了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并且“耸人听闻”的后人类未来。而这一愿景普通人在看似进展缓慢的真实生活中是很难看到的。
着力描摹后人类形态的这一理论，看上去颇似我们熟悉的科幻小说，里面频繁出现永生、异形、人工智能、人类灭亡、宇宙、外星人……等等。差别在于，这些概念不是作为虚构的故事，而是被作为事实或既成事实来写，由此也令人更觉不安。Badmington曾开门见山地指出，唐娜·哈拉维等学者都从科幻形象中借用概念。用他的定义来说，当理论与科幻相遇时，后人类主义诞生了[5]。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分支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和作为一种理论的“赛博格宣言”在上世纪80年代同步出现，而这正是科幻从虚构文学向外扩散和分裂的摇篮。外星人与他者、乌托邦与女权、异形与异化……昭示了科幻与理论、与后现代的互文关系。而渗透入西方文化的“科幻思维”则显示了科幻与现实中的技术文化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科幻文学对后人类主义的吸引是多方面的。后人类主义继承了“科幻小说用想像性术语质疑给定的秩序”的做法，即Badmington指称的Fictive Theory。科幻小说“正将其最有力的描述性隐喻中的一部分，提供给这种技术文化”。哈拉维承认，书中的寓言式形象，“是建构叙事以便在技术文化的语境中探究生命意蕴的一种手段”。就连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也不得不将科幻纳入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研究中，作为一种历史真实性崩溃后的新的建构。斯科特·布卡特曼在其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我们是如何栖息在一个……已经科幻化了的时或空中”，由是，“后人类主义”诞生。[6]
事实上，科幻文学从诞生起，就在进行着一种指向未来的“后人类叙事”。一方面，它致力于书写科技的奇迹；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认知疏离”的手法为我们描绘异质化的世界，从而说明“这奇迹与人类的传统本性格格不入……这种尖锐的冲突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没有停止”[7]；同时，它承担起预言人类命运和未来文明的重任。它总是代表着一种指向未来、不同于当下的“后”性，但却又绝非后人类主义的同谋。给予后人类主义养分的科幻文学，恰是前者最有力的同床异梦者。总是指向人性维度的科幻文学，正如Badmington在他后人类著作中提到的一种在以人性胜利结尾的好莱坞大片与巴黎左岸对人性的抛弃之间所构成的制衡，有助于我们挣脱理论的蛊惑和一面之词，去体会和反思后人类主义的重构企图是否如其所宣称的那样真实可靠。
“人”的消解
《黑暗之劫》充分展现了这样一种在后人类语境中“探究生命意蕴”的“后人类叙事”。小说讲述了一则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路易斯思想与科幻故事的结合。他在前言中坦承：“这本书……自有深意，我已在《人之见弃》[1]（The Abolition of Man）中尽力陈说。”[8]1路易斯的代表作《人之废》收集了1943年他为杜伦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在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路易斯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却也提醒我们警惕科技对人性的废除，对价值的消解——其中也包括对科学本身的价值的消解。不难发现，此书的观点和发表于两年后的《黑暗之劫》是遥相呼应的，也证明这本小说经过了对科学、人性和价值的深思熟虑。
在小说中，路易斯预言了“智力”、思想将成为主导，而身体沦为无用物被消解，不再构成“人的本质”，孕育了生命和意识的整个有机世界继而也将被清理。同时，尽管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离这样的声音已为我们熟悉，但路易斯进一步指出，人类最终会将“情感”视为违背客观性的无用物抛弃，将情爱关系视为痛苦的源头而冷却。如果路易斯关于“人的消解”的观点在当时看来有些小题大做的话，那么今天再读无疑充满了智慧和远见。
在《黑暗之劫》中，路易斯描述了这样一个未来社会。新时期的科学家要创建新的人类，我们通过科技手段改变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大脑，提升自己的智能。国研院”的成立缘于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永生技术”，尽管它还只是一颗连着各种传输线、浸泡在实验室培养皿里的头颅。一颗浸泡在培养皿中的头颅不是路易斯首创。但路易斯没有将它当作奇闻怪谈来写，相反，路易斯知道：它让世界不同了。躯体不存，意识永在。这颗名为“阿尔卡山”的头颅才是真正的“上帝”的第一个原型，是“永恒不朽的人类和无远弗届的人类的萌芽”。“有机生命中孕育出了思想，就已完成任务。”随着生育和繁殖的死亡，意味着肮脏、腐烂的有机体将退出历史舞台。旧有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罪恶组织，而未来世界将会是一个洁净、永恒的无机世界。我们将征服时间和空间，我们的智慧将永生。“上帝之国就在这里实现，在尘世实现。科学的力量是工具。一个不可阻挡的武器……所以你看见力量的地方，你就看见了上帝即将降临的迹象。[8]
经由科学家费罗斯特拉多的嘴巴，路易斯在70多年前即喊出了“后人类”的重要宣言，“即人的主体意识并不必然要附着于肉身实体。”[4]时至今日，在部分科学家眼中，肉体已降格为和“硬件”、“软件”并列的“肉件”（fleshware）,人则成为“我连接，故我在”的综合体[2]。同时，正如路易斯所预言的，“人工促成脑补增生，来确保其超强的思维能力”[8]，一种“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似乎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走向。“人”的首要表征——“身体”被消解。我们让渡了身体，却获得了永生。
紧随其后的是情感的消解。如何接受一个赛博格所主导的异质世界呢？为了将马克培养成新的无机“永生人”，弗洛斯特对他进行了几次训练。在这些训练中，马克与一些怪诞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一起被关在一个封闭、怪诞的房间里。譬如，嘴巴里有疯长的头发的女人头像、肩膀上长着螺丝钉的人在洗澡；而其中部分题材取自《圣经》，譬如，《最后的晚餐》的餐桌下布满甲虫……总之每幅画都像是精神错乱的错觉，对正常人来说暗含不祥。这样的训练是转变为弗洛斯特所说的“客观”的第一步——把一个人身上所有人类特有的好恶感统统消灭，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一种药物控制的化学现象[8]。路易斯用他的视角展现了这一“人性建构论”在实际生活中让人毛骨悚然之处。根据这一反“本质主义”思想，所谓人性，亦即我们的恐怖与不适，都不过是一种文化建构，而今，我们要为后人类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我们不妨称之“后人性”，这样我们就会从恐怖中看到机遇，就能从今天的不幸中化茧成蝶，甚至羽化成仙。
而随同情感一同逝去的，还有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自然、自发的社会关系。在小说中，国研院副总监威瑟通过杀死自己的灵魂，成为无处不在的游魂，不休不眠日日夜夜监视着自己的下属们；而掌管永生技术的首席科学家弗洛斯特则消灭了人类特有的好恶感，让自己的“人性”死去，而成为钢针般坚强的“超人”。他们因此率先为自己找到了“后人类”出路。这一隐喻，和唐娜·哈拉维的“宁为赛博格，不为女神”，通过消灭性别来消灭男权的用意，不谋而合。路易斯一方面通过小说向读者展示了高科技文明中，紧张的家庭、工作和其余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因为身处其中而感受到的焦虑、紧张，以及不由自主地沦为“恶”的元凶。另一方面则揭露了人们希望通过消灭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从而达到无需交流、没有痛苦的“企图”。尼采为诸神落幕后的人类指明了一条出路——超人意志，而人们却宁愿将自己打造成“超人类”，依靠技术来规避痛苦。再次阐释了贫困是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痛苦则是后人类社会的罪恶。
“国研院”科学家的执念最终在故事以外的21世纪获得了胜利，许多消解人性的举动却以美妙的名目变为科学的魅力、科学家的雄心，以及科技为我们绘制的美好前景。在探究这一执念的形成时，路易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科学家的执念首先来自于科学对现代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路易斯并不反对科学的价值。但科技的成就使我们模糊了它究竟是一种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并把幸福生活等同于科技进步。在此明目之下，科技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尽管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消费主义），和光鲜亮丽的世界（景观社会），但并没有彻底消除政治、宗教危机，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和普遍蔓延的焦虑，百忧解也没有像它诞生之初人们所幻想的那样解决了人类的精神困境。而路易斯的清醒正在于他知道科技的价值恰恰是我们需要捍卫的。
同时，与人文的式微所导致的“危险的断裂”与此环环相扣。科技的蒸蒸日上，和精神世界的岌岌可危，印证了路易斯关于“无胸之人”的论断。人文的式微导致坚定价值观的立场，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未经检省的新教条”的兴盛。科技是一个双刃剑，并不自带伦理与秩序。当然，人文并非自己衰落的，也恰恰是科技的权威将其驱逐出今天的话语世界。一种不能转化为娱乐、消费的“理论”必然江河日下。路易斯认为今天的科学家立身“道”外谈发展，是非常危险的。今天的科学家，以及其余现代人，都是现代教育和文化的“人工制品”，心胸萎缩的“知识人”。马克的自以为是，弗罗斯特的傲慢冷酷，甚至女主角珍的自负，都是这一教育的产物。当谈及目的时，他们则用“必然”、“进步”、“效用”来代替“善”（good）。这一观点在路易斯看来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他们在追问下就会承认上述标准在他们看来就是自为地“善”。实际上，也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已成为现代学者“全然未经检省的教条主义”。[9]
“后人类”的步伐难以抵挡，科技对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允诺也是我们无法拒绝的。著名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观点难以回避，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为了不让人工智能这一“超级力量”成为极权和邪恶势力的“魔杖”，我们只能先发制人[10]。言下之意，人类已经被不自觉地推到了这一步——一个前景尚不清晰的“后人来社会”。今天的科技发展，迫使我们以更大的尺度、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未来。那么，科技的突破能带给我们幸福吗？我们有可能扭转今天的精神危机吗？除了随波逐流，我们还有其它选择吗？路易斯通过小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重返日常生活
对于未来文明的设想，路易斯和部分后人类的最大分歧或许在于是遁入虚拟还是回到真实，是坚持人性还是接受“非人”。在小说中，路易斯经由让“古典照进现实”，为我们指明了在科技文明中获得幸福的出路就在于——重返真实世界和日常生活。
在《黑暗之劫》中，路易斯以极其丰富的隐喻、双线和多线叙述，为我们展现了他对科技文明的思考和预测：正义与邪恶、地球与宇宙、现代与古代、男性与女性、奇幻与日常、真梅林与假梅林……让我们在两个世界、两种价值观中进行甄别和抉择。同时，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牛津和剑桥“中世纪文明”的代言人，路易斯让被人遗忘已久的欧洲古典精神步入小说，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展开了丰富的双线叙事。
譬如，研究古典学问的女主人公珍是非分明、不随波逐流；而研究新式学问——社会学的马克，则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马克这一形象被赋予多重隐喻。他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教育的产物。“在他的思想中，很难找到一丝让他坚信不疑的高贵思想。他所受的教育，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古典的——仅仅是‘现代教育’。抽象思维和高尚的人类传统所要求的严格教育，他略过了：他既没有农民的精明，也缺乏贵族的尊严来助他一臂之力。他不过是个稻草人，对于那些不需要深思明断的科目，他是个伶俐的考试行家，但只要对他稍微来点肉体上的真正威胁，他就会一蹶不振。”[8]另一方面，路易斯借此抨击了现代知识分子因为“稻梁谋”的诱惑，而甘愿为任何意识形态开道。
再譬如，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布莱克顿学院”，树木葱葱，绿草如茵，流传着许多英勇的事迹，令人流连忘返，油然而生“圣地”般的感觉。而标志着新时代开始的“国研院”，其建筑足以令纽约相形见绌，光部长就有十五个，带给人的感觉却是紧张、亢奋和扭曲。但同时，古老的布莱克顿已江河日下，初级研究员们囊中羞涩，而不得不遭受国研院的巧取豪夺。同样的对比也发生在象征着光明的“圣安妮”和象征着黑暗的“国研院”之间，一个温暖、宁静、融洽，人与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一个“波诡云谲，刀来剑往，谎话连篇，贪贿不堪，陷害谋杀，对那些失败的傻瓜还竞相嘲笑。”[8]
在国研院学者的群像中，代表着老式“学院派”科学家的比尔·辛吉斯特，将科学视作一项高贵的事业，却因拒绝同流合污而惨遭杀害。他曾是布莱克顿学院唯一一名真正著名的科学家，却没有随波逐流加入什么“进步派”，反而同古典文学学者格罗索普是密友。在人人追名逐利、惶惶自保的科研机构里，他坚持独立思考，秉承高贵的科学精神，捍卫住了科学的价值。
再如，梅林代表的是让整个世界获得平衡、将“物质和精神混为一体”的古老传统；被国研院占领的地球代表着邪恶的社会秩序，而由神统领的外星则被视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更为古老的他者和更为和谐的秩序；丁波夫妇代表的是值得我们我们学习的老传统，而马克夫妇则是足堪我们反思的新式知识分子和夫妻……
路易斯的古典并非抱残守缺。事实上，他的思想有着现代人难以企及的轻松、开放和包容。反倒是现代人，在他眼里构成了极为封闭的自我，在各种观念中作茧自缚。穿过“古典”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正坚持的关键词：正义，勇气，高贵的理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让古典照进现实，引导人们打破现代的“教条”，重新拥有开放性和独立性，也是小说的重要意图之一。
小说结尾，三位女性布置好房间，穿戴上她们从未尝试过的漂亮衣服，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而他们的丈夫，分别从监狱、国研院等地，洗心革面，克服战乱后的一路艰辛，回到“山顶的圣安妮”。小说在男女主人公犹如新婚般富有仪式感的重聚中落下帷幕。从紧张刺激的后人类场景重归平淡无奇的老式生活，看起来确实有些“平庸和不尽兴”[1]。对此，路易斯其实“自有深意”，希望由此为充满危险的后人类走向指明出路。小说引用了戴维·林赛爵士《对话录》中的一段话：“此黑暗之劫的魔影，即有六里之长，而且巨孽摩天，远甚于此”作为开篇。无论是巴别塔的隐喻，还是路易斯好友托尔金“魔戒”的隐喻，都传达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人类常常缺乏力量抗拒和驾驭过于强大的力量，不论是权势、名利、不死，抑或科技。人类总是会被这种力量带走，迷失方向，形成诸如“科学家的执念”。而只有一种力量可以牵制它，那就是：重返日常生活。重新关注和审视在今天被我们弃之如敝屣的日常生活的维度，诸如：死亡、身体、心灵、社会交往……
首先，路易斯在多部作品中力陈对死亡的智慧。这一智慧与后人类主义“人的死亡”的结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让我们从有限性中去感受丰富的意义，学会成长，使我们着眼于如何更好地过完一生，而不是像月宫中的嫦娥、只求一死的西比尔以及不死不活的头颅“阿尔卡山”一样，困在不死不活的精神荒漠中。它赋予我们智慧，不致于像古代的帝王一样迷失了心智。前者赞扬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无惧；而后者恰恰却是对生命的冷漠和对死亡的恐惧。
其次，重新将注意力拉回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世界，恢复我们的勇气、意志和良知。用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嘴巴去交流，用我们的身体去行走和劳作。小说尤其强调一个指向真实接触、亲密交流的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主人公兰塞姆“语言学专家”的身份，与书中的众多人物一样，不是一个随意指定的职业，而是作为隐喻存在。凭着他的语言能力，他在马拉坎德拉化险为夷，又能在地球上调集古往今来、宇宙内外的力量，击溃黑暗势力。国研院知识分子干巴巴、充满了各种“高级”名词的交流展现了一种无趣、紧绷的生活；而英国乡间的人们甚至略带粗俗的聊天却带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充满乐趣的活力。路易斯致力于在符号的丛林里，寻找生活的真谛。在书中，他努力将读者从一个被科技文明塑造成的机械呆板、了无生趣的世界拉回一个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真实世界。
而后人类的走向则刚好与此背道而驰。例如，后人类寻求跳过语言直接进行脑际交流，这则听上去非常吸引人的“读心术”，是对语言极为丰富的功能进行切割。在《奇点临近》、《未来简史》等多本著作中都作出了这样的预言，后人类的大部分时间将在虚拟世界中度过，包括情感、神经知觉在内的大部分活动都依靠虚拟设备进行传递。事实上，虚拟世界已经在逐步侵吞我们的现实，人们不但将大量的清醒时间花费于此，并且我们的生活也极为依赖于它，而我们还在紧锣密鼓地将其推向更为彻底的境地，科学家们甚至声称不远的未来能以虚拟的方式将“将天堂和地狱构建出来”[14]
当意义被消解后，人类也就进入了一个“游戏”的世界。诸如《奇点临近》中所告诉我们的，未来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外形，恰恰宣告了身体作为“人的本性”的消解。而今天以过度美化的自拍为核心的虚拟社交圈已经告诉我们，其结果并不是个性，而是新的千篇一律、索然无味。事实上，在身体死亡的时候，审美必然早已被放逐。缺乏深度满足和普遍创造力必然意味着存在的空虚。游戏乐园里或许可以不停开发各种新式的、刺激的游乐设施，但当你尝试了一百种之后，你就会丧失继续尝试的激情。“得到解放的人类所享受的愉快并非那种获得救赎之后的天堂极乐——那是一种永不令人倦怠的欣喜——而只是一种颓唐的快感，它使人丧失元气，也不会开花结果。因为“人的幸福是一种由栽培养育而来的善，不是一种专供享用的利，”如果抛弃了人类特有的“忧思与关怀的天职”，必然人将不人。[11]
在此意义上，路易斯展现了对未来文明截然不同的设想。我们不来妨回顾三部曲的第一部《沉寂的星球》，马拉坎德拉人用着石器时代的工具，过着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活，以致科学家韦斯顿和商人狄凡误判了外星人的文明，以为凭着一把手枪就可以在这个星球畅通无阻。然而真相却是，马拉坎德拉人的科技水准远超地球人。但是，马拉坎德拉的科技是隐形的，人们专注于宁静、简单、有活力的生活本身。星球上的三个种族，尽管在智力上有差异，文化上截然不同，但他们平等、友好的生活在自己的栖居地里。路易斯借此向我们展示了科技文明的多种可能，引导人们走出科技的执念。
路易斯认为，牵制住这一执念的力量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自传《惊悦》中，路易斯将其在火车站初读英国作家乔治·麦克唐纳的《幻想家》（Phantaste）视为将他领入一个新国度的经历，这个国度的名字就叫做“圣洁”，它的“清新空气使我所有色情和魔法的变态欲望都显得肮脏不堪，可它对桌子上的面包，或者壁炉里的煤炭，却没有同样的作用。”[12]小说被称为“现代成人童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展现了一种“欲望的净化”，对“神圣”的生命之旅的向往，并且避免为意识形态所洗脑[13]。在路易斯眼里，真实世界的魅力远胜于高科技的虚拟世界。路易斯的“日常生活”是带着丰富的宗教、伦理、美学意义的，并且暗含着友谊、忠诚、意志等人类最重要的品质，甚至还包括必要时打一架的勇气——战斗的能力，而不是办公室里苍白羸弱的身躯。这一“日常生活”绝不等同于“吃喝拉撒”，亦不是与消费主义紧密相关的所谓“生活美学”，它的消费欲望不强，但伦理维度很重。它意味着幸福，而不是徒留感官刺激。这也是他用“圣洁”一词来形容它的缘由。它和后人类主义的部分思想刚好相反，可以更大限度地保存我们的人性。它赋予科技以意义和目的，而不是沦为科技本身的结果。它引导我们返璞归真，反思和剥去现代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一切“未经检省的教条”，寻找一种“本真”面目的生活，那里隐藏着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的奥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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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书的中译本名为《人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