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一部轿车和八卡车食品
我的讲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竟无一人质疑，更没一人反对。大家纷纷表示回广场、回学校去做说服工作。有的同学说学生很穷，没钱打的士，为了串联提高效率，最好有专车。
我马上表示：“这没问题，可以给你们一部轿车专用。我手头有二万多块钱现金，现在送给你们作活动经费，不过要由你们推举一人具体负责。”
经过几分钟酝酿，学生们推举何亮负责车的调度和钱的使用。
我马上叫来向阳和另一个司机刘登山，叮嘱他俩要二十四小时值班听何亮调配。我从讲桌下的手提箱里拿出二万多元钱交给了何亮。何亮与赵体国一齐清点钱数，然后说是二万二千元。何亮说应该写个收条。我说不必了，我这笔钱是捐赠，只要是为了上述目标，钱怎么花由你们定！
又有几个学生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电话，最好有一部手机，串联沟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你们今晚先回去分头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后天晚上九点在这里碰头，活动经费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永军说话了：“天安门广场由高校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高联领导，我们都不是主要负责人。阎明复劝说后，他们已经同意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但大多数绝食同学不同意，最后就没撤离了。在这里开会的有几个是北大、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头头，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宣传。我们只能分头去做大家的工作。我们大家尽力而为吧！后天晚九点咱们在这儿聚会。”
“那好吧。你们先在北大、清华的学生会里分头做工作，然后再扩展到高自联。后天晚九点见。车你们现在就可以开走了。我这里有许多传单，你们分头散发给广场的学生吧。”
我看看挂钟，已过十二点了，又叮嘱了一句：“二十号晚九点这里再见！”然后把一千份传单的一半分发给了学生。
回家躺在床上我有些内疚地想，自已的手机是二万七千元买的，是真的舍不得借给学生吗？不是，肯定不是。因为我已准备必要时捐出几十万乃至更多的钱物给学生。那又为什么迟疑不决呢？怕公安局监听暴露自己。相比舍身取义的学生，自已刚成了有产者就开始患得患失了。有了这部手机，对学生们统一思想、撤离广场、返校复课多么重要呀！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狠斗私心一闪念！”
我自嘲地笑出了声。
五月十九日早八点，我在华成托运公司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宣布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学生运动。然后我让会计和出纳分头带领几个人开车或蹬平板车去大量采购食品、饮料和水果。下午三点钟，华成托运公司的两辆解放牌十吨加长半挂卡车装得满满当当，用苫布盖上，用绳索勒紧，在波罗乃滋轿车的引领下开往天安门广场慰劳学生。此后五天，我们公司共运去八大卡车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车的牌子被摘去。我确信，当局绝没有闲着，一切都在他们监控之中。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点，李鹏签署了《戒严令》。随后，我布置一部解放卡车，拉着食品饮料和水果，去丰台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同时选派兰敏和另外两个能说会道的小伙子去向解放军宣讲事实真相，散发由厦门带来的传单，争取官兵对学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让官兵拒绝或消极执行戒严令。
晚上九点左右，十多位学生如约陆续来到公司会议室。在我的主持下，学生们开始汇报动员工作的进展。他们几乎一致反映，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有部分学生反对无条件撤离广场。何亮说：“知识界很多人也同意尽快撤离。万润南后天下午四点将在四通公司招集学生领袖开会，商讨撤离广场事宜。如果一切顺利，发表一个《凯旋在子夜》的文告，举行一个大游行，然后直接返校复课。”
我眼睛一亮，异常振奋地问：“是无条件撤离吗？”何亮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后天下午开会可能就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不无忧虑地对大家说：“撤离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条件！无条件撤离最好，自已找个台阶下当然更好。如果提出不切实际的条件等于不撤离！希望同学们抓紧时间再继续做工作！”
这时，还是那位不知名的同学又提出：“我们毕竟不是北高联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只能影响说服本校的学生自治会。时间紧迫，工作量大，广场上没有电话，要是有部手机效率就高多了！”
我已有思想准备，二话没说，当即把手机交给了何亮，然后又把电池、充电器交出来，并告诉了他使用方法。
临散会时，我又再三叮嘱：“按惯例，《戒严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生效。你们在北京市民的支援下已成功地阻止部队实施戒严十多个小时。这场学生运动已演化成全民的抗争，获得了全民的支持。还是那句话，策略是你们成败的生命！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宪政是百年来的梦想和目标，绝不是几次游行、一场学生运动就可以实现、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你们可以设想，在封建社会，一大帮手无寸铁的秀才闹着要皇帝退位，闹着要改朝换代，后果是什么？封建社会最贤明的皇帝顶多是下《罪己诏》，他不可能向人民低头认错，他宁可要百姓的脑袋，也不会向百姓低头！这就是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区别！这就是国情！请大家一定见好就收，收的越快越好！今天收，胜利就可以在今天划上完满的句号；明天收，胜利就在明天划上句号。如果迟迟占据广场不撤，就会事与愿违、物极必反、前功尽弃！如果你们成功地撤离广场返校复课，你们不单保住了既得的成果，还保存了实力，获得了经验，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别忘了你们二十岁左右，元老们已八十多了！最后祝大家平安顺利！后天在四通见。”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与四通公司副总经理、鹭岛公司总经理崔铭山通了电话。我特意把厦门清理假集体所有制，重新登记注册公司，以及把权属归公的动态做了汇报。我断言说这是李鹏、姚依林通过治理整顿打击私有经济的图谋。崔铭山静静听完，没有表态。
十一点左右，我来到工运学院主楼，找到了正在组织开会的该院副教授吕嘉民。我急切地把希望学生要尽快无条件撤离广场的主张向吕嘉民做了陈述，并恳请吕以大学老师的名义向学生做说服工作，然后把由厦门带回的几份传单交给了他。我的主张似乎与老吕不谋而合。与他简短交淡了一下对形势的看法后，我便怱怱离去。
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多，我只身来到四通楼上一大间临时隔开的会议室，已有十多位学生坐在长靠椅上。我只认识其中的几位。时间未到，我正好遇到时任四通副总裁的段永基，便被邀进了他的办公室。我与段在珠海一齐吃过饭，有一面之交。谈话自然围绕学运，我发表了自已对撤离广场的意见，段永基表示同意。
老段对学生运动失控颇有微词，认为学生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些放任自流、头脑发热，成了乌合之众。无视人命关天的戒严令，后果堪忧。
这时万润南推门进来，段永基做了介绍。我与万润南礼貌地握了握手，寒暄两句，便随万润南去了会议室。这是我笫一次与万润南见面。
西装革履的万润南气度不凡，中上等个儿，面相富态，身体有些发福，谦和的举止下深藏着几分矜持自信。会场上有二三十个人，有些乱。四通公关部长曹务奇大声说，开会时间地点改在晚上，在国际饭店，一会儿有盒饭送给大家，吃完饭有专车接送。
我无人关注，坐在学生之中倍感冷落，即使那几个熟识的大学生也没把我当成人物。到了宏大考究的四通大楼，见到了仪表堂堂名望甚高的万润南，我似乎己无足轻重。曹务奇与几个学生议论，写了一篇《倡议书》交给《工人日报》社，明天见报。见报当晚，举行“凯旋在子夜”大游行。
自感多余的我听后心中一阵喜悦，久悬在心的一块石头落下了。通过片言只语，我揣测，明天子夜时分学生环市大游行后就会撤离广场。我乐观其成，一份责任感抑或使命感可以说完成了。我悄然离开，上了停在楼下的夏利轿车。
在车里，我为自已一度泛起的虚荣心而自责。平心而论，我绝无政治野心，也深知涉足政治的凶险。经商既要关心政治，又要远离政治，这个道理我心知肚明，况且对共产党的本质我自认为比一般人看得透彻。我做人非常低调，没有好车没有好房，不带戒指不带手錶，甚至连领带领结都不会打。我喜欢休闲式的服装，喜欢无拘无束。在公司经营方面我有乌托邦式的经营理念。论个人资产，我比万润南少不了多少，但我犹如乡里的暴发户，与前卫新潮、蜚声国际的四通公司不在一个档次。学生们对四通、对万润南寄托更多希望，倾注更大热情，实在是合情合理。此举犹如一场接力赛，万润南已把棒接过去了，势单力薄、力不从心的我岂不快哉！想到这里，我倍感轻松和欣慰。我盘算着，再过一两天学生胜利撤离了广场，我就返回厦门，我还要准备去邢台参加已推迟的全国钢材定货会呢。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没有派车往广场送食品，而是忙着指挥员工们写标语，然后贴在卡车车箱的三面。几个北大、清华的学生一起帮忙。三辆卡车其中有两辆是加长的十吨半挂，车箱三面贴上如下口号：坚持改革反对倒退！保持晚节坚持改革！支持邓的改革开放！经改与政改同步！反腐反官倒！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李鹏下台！署名北大和清华。卡车仍然没挂牌号。三辆车上站着二十多个手持小红旗的员工和学生，中午时分开到复兴门。
一点半钟，百万人大游行开始。广场上人山人海。长安街中间和南侧三支队伍并行前进，北侧是徐缓行驶的机动车长龙。我戴上墨镜，坐在第三辆车的驾驶楼里，随队伍缓缓前行。举目望去，游行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没有尽头。透过车窗，望着恢宏壮阔的场面，听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我心潮澎湃。参加游行的有本市的大学生，有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有工矿企业的工人，有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有各大部委的机关干部，还有市民，游行的标语口号是：李鹏滚下台！罢免李鹏！反对戒严！反对军管！公审李鹏，人民必胜！拥护赵紫阳！维护宪法！保障人权！撤出军队！外地学生队伍中也零星出现了反对邓小平的标语。
我们车队的标语内容虽然与众不同，但在那标语口号的海洋里实在是毫不起眼，几近于无。我力挽狂澜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我很感伤，也很无奈。我感到这场运动犹如脱韁的野马，完全失控了。虽然这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场景真实地体现了民心民意，体现人民发自内心的抗争，可我内心却感到一丝悲凉，似乎眼前正在演唱一曲悲壮的挽歌。
二十三日晚上的电视新闻竟如实地播放了下午的百万人大游行。
然而这一天的《工人日报》却并未刊登四通公司的《倡议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午何亮来公司告诉我，二十二日晚上在国际饭店，万润南要学生撤离广场是有先决条件的，一共有四条：一是军队回去我们回校；二是解除戒严；三是李鹏下台、邓小平光荣退休；四是赵紫阳复出，并建议学生回校后坚持校园斗争。王丹、柴玲也参加了会议。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灰意冷地瘫坐在沙发里。我近乎崇拜的万润南怎么会如此糊涂？！对国情怎么如此一无所知？！怎么会干这种与虎谋皮的儍事？！但是转而又想，万润南上能通天又里通外国，或许知道内幕，知道上层异动？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