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在上海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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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5-10

(洪仁玕,第一位策划夺取上海以控制中国的人)

开埠不久,上海逐渐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中国主导权的关键所在,最早掀起这股波澜的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捷足先登者却是李鸿章。自从被商民代表们"请"到沪上对抗长毛,李鸿章很快发现了这里无以伦比的战略价值,并从此将这座城市牢牢抓在手中,成为他日后政治上飞黄腾达最重要的资本。

该如何描述这座城市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上海外国人的情况――这些传教士、外交官、军人、商人们,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导师和引领者。也需要叙述他们的中国人学生的状况,这些活动及其意义意义虽然埋没于正史,却比政治人物们的影响要积极深远得多。

虽然开埠前上海"走私"贸易的繁荣由来已久(贸易不自由,则走私即正义),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这里乃山穷水尽之处,是帝国可有可无的遥远边缘地带。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后仍未完全消弥。这座商业城市象一颗宝石镶嵌在晦暗的官僚-农耕帝国。讽刺的是,它的不断繁荣并非来自帝国的重视,反而来自帝国的轻视。

在清代晚期,帝国的权力中枢是围绕着皇帝的两套有时交叉的班子,六名(有时不足)军机大臣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来自全国的奏章,四名内阁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理论上最多可以有12+6名)负责控制帝国的思想。大学士们是儒家最忠实的信徒,内阁及其领导的翰林院,角色类似后世专制政体中的意识形态管制部门。虽然名义上不参与帝国具体政策的制定,但大学士通常兼任一些要害部门的尚书或者关键省份的总督来获得实权,如果他们发出警告,认为帝国的政策正在偏离圣贤之说的轨道,那么他们意见就是决定性的。

(极度保守的大学士倭仁,具有儒家所推崇的一切美德,当这位平日不过问政事的人反对恭亲王的亲英政策时,导致了恭亲王失势。)

在中英战争之前,中国静静地躺在儒家轨道上,任凭惯性自生自灭,但战后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挑战正在通商口岸悄然滋生。当时帝国对这些挑战的深刻程度远远估计不足,他们用数千年来对待边疆异文化群体的惯性思维来审视通商口岸的西洋文明。依照古老的经验,允许边疆地区的地方官们灵活处理,在不影响边境安全的前提下,与那些非华夏或者说是非儒家的事物妥协。保证边境安宁就是阻止蛮夷向华夏腹地渗透扩张,或者说是使蛮夷向化最根本的办法。如果边境失去安宁,那么放弃它们,后退重新防线,亦不失为计――谓之"羁糜"。通商口岸在帝国眼中,是将西方势力挡在中国之外的藩篱:通过允许他们在那里活动,使他们的脚步停下来。

只要内阁和翰林院仍为正统儒家信徒们所笼断,那么上海在中央帝国的政治地位就会遭到蔑视,无论这座城市能给帝国带来多少滚滚财源。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上海是帝国统治者们观察洋人意图的地方,咸丰皇帝曾言:"操控(夷人)之枢纽,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用一个小小的道台来对付洋人,才符合天朝上国应有的威仪。历代上海道台在处理洋务时都远远超过儒家所认定的底线,但北京朝廷以默许或者漠视的方式来承认它们。允许洋人设立租界和拥有治外法权,和允许西南地区的土司头人们拥有领地并按他们方式管辖其族人是同样的性质。

(曾经的上海安徽同乡会馆旧址,如今早已不知所踪)

中国人的商业行会同时也是同乡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们各自垄断一行,这是基于中国式人情的同乡相帮传统所演化出来的自然格局,至今仍普遍存在。由于受到忽视,官僚机制在上海并不强大,又缺少农业和绅士阶层,商会长久以来便扮演着部份自治政府的角色。他们规划社区、组织民防、提供就业咨询、监督和沟通借贷、阻止扰乱市场的投机活动,分割商业势力范围。同乡会馆就是不同社区的"首府"所在,他们用中国传统称英国领事馆为:英国会馆。商会的领袖们往往是些商业信用良好,人情练达的大商人,他们捐有功名,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朝廷命官,在中国,这些同时也是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要诀。道台与商会关系良好,因为通过商会来收税会比动用税吏便利得多,而商会也籍此与道台沟通税率,讨价还价。有时道台本人便由商人捐输出身,以防那些敌视商业的儒家卫道士们作梗。

上海的洋务实际上由商人们主导,在对待西方人这一点上,中国的商人阶层是最具合作精神与最积极效法西洋的群体。商人们和外商的合作得到道台的默许,而道台又得到了北京朝廷的默许。通过双方商人的贸易往来,中西政府之间实现沟通。当然,沟通的效率非常之低,因为双方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向贸往来是两种水火不容传统之间的缓冲器。

在上海形成的合作经验后来又成了中外条约和中国改革的基础,西方各国(后来日本也加入其中)将在上海磨合出来的成功经验写入条约,并试图推向全中国,上海从此变成中国改革的龙头的试验场。《北京条约》中的关税税率、外国人的旅行、传教自由来自上海商人与外商搭成的默契;《马关条约》中允许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内容来自上海商人入股洋人实业;《辛丑条约》中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来自上海商人平等无差别地与各国商业往来;预备立宪时期的《城镇乡自治章程》,来自上海商人对租界工部局的模仿;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商人们模仿西方军队组织国民军性质(军队效忠于国民而非某政治集团)的军队奔赴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革命风云走向……

上海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全面繁荣来自中外商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既非中国政府亦非西方各国政府有意为之,这种繁荣乃系自然演化之产物而非人力策划,因此具有足够的正义性。商人阶层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自内而生的引领性力量。但商人在中国的政治和道德地位极其低下,是以他们的牵引力其实小得可怜。疲弱的引擎不足以驱动一台巨大的机器,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唐景星因为与洋人关系密切,被李鸿章重用办洋务,又因不善与官场分赃而被贪污专家盛宣怀所取代,他模仿西方企业制度,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保险业、采矿业、轮运公司等一系列近代企业,是将近代企业管理模式引入中国的重要人物。)

和近代商业文明相比,中国的商人阶层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贷款往往是无抵押的,商业信用或者说人情债就是他们的抵压品;商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制在中国还未演化生成;雇佣文化还未发育,东家被视为给伙计提供饭碗和活路的恩公,并在号记内实行家长式管理,没有特殊情况,辞退、跳槽、辞职都被视为不道德。

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商人阶层没有独立的人格。商业不是上帝赐予人类一项正当而高尚的行业,而是帝国用于榨取财税的工具。如果直接向农民过度征税会引发暴动,而向商人征税,商人又将其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们于是便不会仇视政府而是去仇视"奸商",被横征暴殓了一道却浑然不觉。用郭松焘的解释:此圣人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商人阶层不仅需要负担沉重的税收,还有给皇家的贡物,以措饷和救灾为由的摊派、逢年过节和婚丧嫁娶打点各路官员--生意越大,开支越大,一人发财总是会被很多双眼睛盯上。总的来说,商人们必须依附于官僚体系,打通在官场上的人脉,以取得政策性的优惠和垄断经营权,才可能成功,否则沉重的负担将把他永远压制在小贩状态。

在帝国控制越薄弱的边疆,商业也就越发达,而上海之得天独厚不仅在其地理位置之优越,同时也因为在帝国的政治序列中,它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县城,远不如广州、宁波(定海)那样重要,它是通商口岸中最容易被帝国忽略的一处。洋人的到来造成了中国商人的分化,一部份试图维护过去笼断特权和与政府官员的亲密关系,演化出后世所谓"官僚资本";另一部份则试图跳出官僚机制的束缚,在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下进行进行投资,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后世预备立宪后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中国需要一个为市场服务,而非盘剥市场的政府,而这些人则处在这种需求最敏感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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