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在押犯参与“民主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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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只有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尊重民意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法院给嫌犯判刑,是由十多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终审的判决。这原是继承了希腊城邦推行的大陪审团的历史传统。

中国大陆是专制独裁的国家,在制造冤,错,假案方面可算得世界第一。毛泽东取得了最高权力之后,在廿七年中,接二连三发起政治运动,先后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最残酷最疯狂的政治运动,本打算两年之内结束,结果控制不了,直到这个混世魔王死去,拖了十年的文革,才划上句号。

文革期间,被打死的冤鬼人数,据粗略统计,大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人口。在这如此恐怖、如此无情的政治气氛中,怎么能出现“民主判案”呢?岂不是“天方夜谈”?称作奇闻也不算过分吧!

牢门外飞入“黑名单”

本人在文革期间坐过牢,确是亲身经历。由于我读过有关文革历史的许多回忆录,都未曾提及“民主判案”的情况,结果并不奇怪的事件就让人们觉着是奇闻了。(我的阅读或许有遗漏之处)。

我于六八年八月被捕,先关押在上海南市看守所,在那里关押近两年,就把所有犯人转移到“法国大牢”,(提蓝桥监狱原是英国人建造)。在新监房关押十四个月,又递解回到老地方,这时我们才明白,由于这所监狱还是国民党进入上海第二年建造,北边的围墙缺了一角,许多设备已经老化,所以南市看守所编号“第一”(简称“一所”),法国大牢编号第二(简称“二所”).

我在法国大牢中,由看守塞进一张“待决监犯”的黑名单,是五号字排印,上头一排是监犯姓名,以下注明该犯的罪行,不过很简略,有一点相同者,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是有过触犯毛主席的罪行。再下一栏,印着“预审参考”,大多是“死刑”,排在后面的个别犯人是“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

最后一行是六号字,写明“表达个人意见者不用本名,只用番号,不同意‘预审参考意见’者,在该犯名字上划X字,同意者免划”。

监中难友看了这份“黑名单”,确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是谁也不愿把本人的番号写上去,都以为中共又在玩“阳谋”,或许试探打X囚徒的政治倾向吧。

头一天谁也不肯表态,只是仔细凝视该杀的犯下什么大罪。至今我尚能记忆的,有一名姓范的“在公开场合污蔑毛主席”;另一名郭峰,他的罪行:“恶毒攻击毛主席”。我有一个朋友与他同名,耽心他怎么犯下死刑大罪,我真想在他的名字上划个X,不过一下子的冲动很快抑制下去,这岂不是自己送上门跟死刑犯郭峰有勾搭的证据吗?

第二天看守在监门洞口伸出一只手,大声地喊着:“划好了的交出来‘!可是监犯没有一个回答他,当看守加大力度又嚷着:”你们都死绝啦!怎么没人吭声的“?

这时一名难友弯着腰,他是怕看守认出是谁,他战战竞竞,把那张没打X的纸头塞在看守的手里。咆哮的看守以为完成了任务,监房又恢复了平静。

四,五天以后,看守又递进同样的纸头,死刑犯的姓名换过,人数却多了几位,下面的六号字改成:“划X者不必写明番号”,看来上回的那张黑名单规定自报家门,所有的在押犯一致回避,这表明大家看穿了中共的老戏法,再也不愿上当受骗了。

从领导阶层那方面设想,发现所有在押犯统一行动,使他们无奈而又紧张;可是又不肯从此罢休,六号字的修改,表明已经承认失败,或许有权力更大的首长,坚持“民主判案”的优越性,宁愿痛改前非,在囚徒眼中丢脸,才锲而不舍地再来第二回吧。

一张纸头,尝到甜头

对监房里的囚徒来说,每隔几天看守扔进来一张纸头,却使我们受用不尽,只因外界的任何信息严格封闭,真的做到了“天人永隔”,从一张纸面上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罪恶,杀人如麻,宣布的罪行又是含糊牵强,大都集中在攻击毛主席身上,使用的动词不外“恶毒攻击”,“公开污蔑”,“毁坏宝象”之类,不过也有四,五人攻击林彪副主席而获罪,他们大都判的死罪,少数人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

另一种甜头:我们可以公开用笔写字了,本来这是严格控制的禁区,既然发给我们一枝铅笔,就能够在犯人放风的时侯传递信息,还可以记下准备应付审问的口供;文化差的同号难友用来认字;中等文化的则写下唐诗,比赛谁能一字不差背出来。至于纸张的来源,监房中每天发下隔天的官报:《人民日报》可算得供应不缺。不过绝不能扯下老毛的“语录”和“宝象”。

别看一支笔,一张纸,就能把监房转化为学校。最大的收获还在于坐牢没有白白的虚抛光阴,提高文化的过程正好冲淡了想家发愁,惦记亲人的哀伤。

有了笔,还可以制作象棋。我爱好下棋,还是从牢监里开始学的。有一遭被看守发现了,突然打开牢门,同号监犯神色紧张,总以为下棋的两人起码被戴上反铐,竟想不到他并未没收棋盘棋子,只是说了句:“这是牢监,可不是下棋的茶馆”。

难友们作出种种解释,有的认为:他本人一定是棋迷,另一位推测:如果一层一层追查下去,他没有收回铅笔,那责任又会追查到他自己头上,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的“解释‘完全低估了这位看守。从此监房内再也不敢下棋了。

圈定黑名单的心理反应

既然让监犯圈定黑名单,上级不必自报“番号”,往后打X我们反而觉着无从下手,都以为本人也参与判决,那枝笔竟有决定生杀之权。何况本人有朝一日也会榜上有名,莫非欢迎其它监犯也在自己名下投下“死刑‘一票!

这就显示着一旦获得恩赐的权力,要做到损人又利己,就处于两难的境地了。倒不如干脆交白卷,无是无非,听任当局该杀该放,良心上没有任何负担。

世界上通行的选举方式都是无记名投票,查究当初采取这种投票方式,就为的每个人害怕暴露自己的身分呀!

上级领导敢于听取在押犯的意见,这是极难得的机会,如果在黑名单上保留各人的番号,也许你圈上的符号正符合首长的心意,说不定就会释放出去。

原来让大家划圈,表明对监犯是信任的。为什么当初想不到这一层呢?头一次发给我们黑名单,各监房不约而同全都交白卷,岂不是“好心肠遇上驴肝肺”吗?

正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们同号难友张师傅采用开会方式发起讨论会(政治犯在监房里开会是绝对禁止的,如果谁当了会议主席,就会扣上现行反革命头头的帽子,一旦被当局查出,肯定判他个死罪。大概张师傅不知道这项不成文的禁令,我又不便站出来反对)。

果然好半天没人敢讲话,又是张师傅作了有力的说明:“民主判案就是体现民主精神嘛,啥叫‘民主精神’?不征求大众意见就违反民主了。首长都倡导民主精神哩,可吃官司的犯人却不愿实行,这就是‘敬酒不喝喝罚酒’,怕什么呢?”(我出狱以后打听这位张师傅,才知道他是留日的经济学家,果然不同凡响)。

他讲得有理,于是发言活跃起来,比较—致的意见:

(一)不报本人的番号,表明上级领导对监犯作出让步,对注明判死刑者,一律打X.

(二)死缓和无期划什么符号,听各人自便。

(三)谁打X,自己拿主意,不得与别人商量,考验各人的独立自主意识。

(四)本人怎么划符号,划了几个,对谁都不必讲。

“二所”的现场观察

法国大牢离广慈医院很近,我们可以听到救护车传来的警铃声。而“大牢”是八层转盘楼建筑,从“一所”转来的监犯关押在平房里,距离转盘楼只有二十多公尺。据那位抓到玩象棋的看守讲:“原来这里是女监,为了接收所来的在押犯,急急忙忙腾出这个监房”。后来我跟这位看守混熟了,知道他姓张,以下称他“张看守”。

有一回从牢门洞口递入一张黑名单,前面三名死刑犯下一栏注明所犯罪行,印着“台湾潜伏的特务分子”。

这种罪行在以前的黑名单中不曾见过,就让打X的监犯不知所措了。幸亏那位张看守,我就向他讨教:“台湾特务怎么回事?打X怎么打?”

他说:“那六楼上面全是关押乘船偷渡的渔民,开初有几名真的偷渡到了福建、浙江沿海,大概党中央给福建,江,浙三省分配的数字多了些,就顺手牵羊把自家的渔民,船户抓来顶数,而且住得满满的”。

我问:“后来抓来的这些渔民,总有几个确是台湾偷渡来的吧”?

“不,不是的。人家政府怪精灵的,起初有几户渔民被捕,它就下令所有渔民,船户不得进人这一边(指大陆)”。

有一次我悄悄地问他:“你为啥对犯人这么好呢”?

他说:“我对所有的犯人都一样的。……不过你们是‘一所’来的,对待临时客户,就当作来客,何必斤斤计较呢”

我又问:“这一回黑名单上又有七个台湾来的特务分子,比上次还多了几个”。

“你会看得到,六楼的犯人这几天吃不下饭,为了三天以后就是中秋节啦‘.

我说:“是不是他们想吃月饼”?

张看守叹息地说:“你可知道,上司总爱挑个节日执行枪决,特别在国庆,党庆喜庆的日子,大概要把鲜血举行祭党旗或是国旗的仪式吧”。

经他提醒,我们真的可以看得见对面六楼排列列着半人高的饭桶,开饭的时侯准许出来盛饭,可以管饱,这是一种优待,我们这边仍旧使用铁皮罐头盛饭,而且一天只发两顿。

回头想起来实在不必羡慕,他们吃饱了去迎接死亡呀!谢天谢地,我们宁愿挨饿。当我们从二所押解回去的时侯,六楼的监犯,由原一百七十多人只剩下六十多名了。

为什么抓到台湾特务分子必死无疑呢?原来毛泽东把蒋介石看作死对头,而台湾未能统一过来,又是中共领导人永远治不好的心病。非常可悲可叹的是:为了发泄对蒋介石的愤怒,宁愿把浙江,福建自家的渔民和船户抓来做替死鬼,这可是在重罪上面再加一重罪哪!

还有一件惨剧也在对面大楼演出,我曾看见一个男小孩,胸前挂着牌子跌跌冲冲往楼下走,后来再未见过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得讨教张看守,他说:“这孩子怪可怜的,他妈是寡妇,他是独生子,不知道他触犯了什么法,四个月前抓进来,他在单身牢房里一直喊着:‘要妈妈,要回家’,吵得看守员烦死了,看守长出了个坏点子,要他敲着铁皮碗,胸口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嘴里叫出牌子上的罪状,前面再加‘我是’。他从大楼最高层沿着转盘走下楼,刚刚走到地面,他就一头撞在石柱上,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就这么死了。上司通知他的母亲来收尸,六十多岁的老太刚刚看到血淋淋的儿子,她也撞在水泥台阶上,她的死比起儿子的死晚了两个时辰”。

“罪行‘转向四人帮

当我们从“二所”移解到“一所”以后,还是收到几张黑名单,不过死刑犯的罪状起了变化,至今我记起的只是案情特别荒唐,令人非常气愤的几个例子:

江苏启东有一位说书艺人,他把“八个样板戏”中的三个;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改编成“说唱”,这本是一件好事,让样板戏更能普及于大众,他竟然名列前茅,判他死刑!还有上海市青浦县,有一男一女在茶馆里演唱评弹,唱的是毛泽东作的“蝶恋花”,且引开头两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为什么判刑如此重呢?原来江青恨“骄杨‘的杨开慧,她还在吃死人的醋咧!

有两人攻击姚文元,严重的名叫徐文棠,他的罪行是在抄家中抄出一篇批判姚的文章,罪行栏印着“作文批判姚文元”。这种省略的措辞反而大大提高了徐文棠的荣名,在四人帮疯狂杀人期间,敢于批判姚文痞,那就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此人判无期徒刑。

另有一位罪行是改组姚的文章,开头一段引用别人的文句,往后插进一篇狠批他的荒谬论点。此人判刑和徐文棠相同。

最后一次黑名单,被判死缓者叫张秋松,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只因他的名字太糟糕,正巧跟张春桥作对。

“春‘对”秋’,而“松‘带有稀疏,松松垮垮之意,反正都是贬义词。自徐文棠后两人,幸亏判了”死缓’或无期,粉碎四人帮后,这三人在监中服刑四年余,他们的大名更添光彩了。

由于在押犯大都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谁都愿在被判刑的英雄好汉头上打×。

“黑名单‘的效果评估

查明“民主判案”是否起了作用,在牢监里面没法核实,只有同监的难友犯下的罪行合乎判死刑的规格,而对照黑名单上该判死刑者,在“罪行”一栏却是相同的甚至更严重,此人突然获得轻判,那就是黑名单大多数人给他打X救了一命,可惜这么凑巧的事儿我不曾碰上。

回到一所,我倒遇着一位姓欧阳的难友,他讲起一位五十多岁姓何的政治犯,他自己估量挨子弹有份,他总是把饭盒子里的米饭分给别人,我们问他犯了什么罪,他指着黑名单上排在前面的死鬼,泣不成声地说:“我比起他还罪加一等哪”。原来名列前茅的罪行就是“台湾派遣的特务分子”。老何暴露自己的身分,竟是国民党中央军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侄儿,逃奔台湾前留下两枚军功勋章,这就闯了大祸,在一次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去。

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关押三年多,不审不问。没料到忽然把他放出去,而且发给他一笔路费。连老宋也觉得奇怪,牢门打开以后他还以为出去斩首哩!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何老父子确实是无条件释放。原来此案呈报上级审批,周恩来总理认定他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才获得如此器重。这跟“黑名单”就无关了。

还有一位郭峰,他是我的朋友,出狱以后写信给他家,若是他死在刑场,我准备前往吊唁。没料想他还活着,而且亲自上门祝贺我终于出狱。我总以为或许众人没有在他名头上打X,才救了他的命。临了才弄明白,他根本未遭逮捕,只是下放劳改,粉碎四人邦的第三天就准许回家。原是黑名单上的郭峰,跟他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

至今我还没有找着一名证人,是由于“民主判案”获得轻判的事实。我怀疑这个新花样所起的效果实在是微乎其微,深一层思索,除开“黑名单”起了“杀鸡惊猴”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上更是行不通,比如说:谁有耐性去统计那么多的打X,此人尽可以随心所欲增加或是减少,是否还有监察人员?那时大陆还不知有电脑哩。在具体操作实在难以执行下,只有敷衍了事,交上去一大摞废纸罢了。

不过,“民主判案”确实有这码子事,当年印了那么多的“黑名单”,今后贡献给“文革博物馆”,肯定排长队争着去观赏这一堆无价之宝!

谁出的好主意

我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共诞生前一天)释放出狱,我才弄明白原来是林彪副主席下达了“民主判案”的指令,他可算得各种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高唱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一方面却设计炸死他。林彪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定下的法,便是千方百计卫护老毛,凡损害老毛的只言片语,就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重者判死刑,轻者判无期或是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另一方面,他却倡导民主,在林氏父子共同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他批判毛主席实行独裁的罪恶相当深刻。

兹摘录“工程纪要”主要的论点如下:

“中国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更加糟糕更加封建,毛泽东的专政机器就象B52轰炸机和搅肉机”,

“毛泽东是历代专制统治者里面最坏的统治者”;

“尽管我们要推翻毛的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我们是有损失的,但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有利的”,“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国富民穷”,“干部下放农村是变相劳改,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实是下放劳改”。

毛泽东在林彪摔死后还干了一椿傻事,为了证实他的副主席死有余辜,反动透顶,印了千万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发给每个党支部,每个农村,不认字的就念给他们听。所有听众,读者看了不免发出会心的微笑,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心里又替林氏父子的死亡深表惋惜。

我们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要点就能判明,“五七一”原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那么强烈反对独裁,专制政权,与它对立的便是民主和尊重人权。正是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他便运用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合法地位贯彻”民主判案“,现在我们便能理解这件”奇闻“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关”民主判案“的指令,只能在上海一处施行,大概其它省份的首长坚决抵制他的近乎荒唐的做法。

上海能够忠实推行,由于林彪有个铁杆保皇派王维国,他兼任华东地区和上海市的政法委员会主任,他是两级法院和司法部门的顶头上司,既然下令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主席,又有大权在握的忠实执行者,这桩历史上罕见的奇闻就想得通了。

王维国的命运也够悲惨了,他在粉碎四人邦后的第六天,在杨树浦刑场执行枪决!

林彪自我毁灭事件,在中共历史上留下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最严重的一点:一党独覇的权威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大多数民众再也不听党政干部发号施令了,毛泽东的威望随着温都尔汗的爆炸声一起炸得粉碎。他曾发过两次心肌梗塞,又得过慢性肺炎,“九一三事变”之后,又扩散成神经细胞原硬化症。

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加速了他的死亡。

我本人也要深深感谢林彪,我的被捕原是控告我的张秀珩额外捏造出一条罪状:指我攻击林彪元帅。在他乘着三叉戟飞机摔死后,过不久我就出狱了,应该说我也沾了林彪的光!

1992年访问某国演讲稿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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