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严家祺先生
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争鸣》三月号刊载严家祺先生的“华府结盟风波迭起”一文（以下简称“严文”），用一半篇幅谈到了我退出竞选的不当。本来，事情已经发生，我宁可思考今后如何继续为中国民主化而出力，不愿再跟人争议，但严先生既然如此严厉地怪罪于我，我不得不发表几点驳正意见。
为改善民运道德形象而竞选
“严文”说：“中国人有四种政治，除大陆政治、港澳政治、台湾政治外，海外民运即是第四种政治，这四种政治各有不同的规律性，当王若望先生从第一种政治踏入第四种政治时，似乎没有想到竞选不上的可能……”
这意思就是说，王某是带着大陆政治的旧观念，只许赢，不能输；在这种心态指导下，当发现自己赢不了，就恼羞成怒，退出会塲.很明显，严先生设计了一套理论，硬套在王某头上，从根本上歪曲了我最早同意参选和最后被迫退选的本意。
我当初决定竞选主席，是为了使整个民运组织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改善民运的道德形象。当我发现会塲内外内斗不已，正如严先生所说的“大陆政治”依然肆虐，甚至比前几次的民阵大会变本加厉时，我喊出“要防止心中的小毛泽东”，并鉴于欺人太甚，愤然退出竞选，以表示我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在我之后，有那么多的主席、副主席退出竞选，那么多的代表退出会塲，并在塲外抱头痛哭，是因为他们对会塲内外种种歪风邪气难以容忍表示的抗议！
三天会议中的争议
在三天会议中，徐邦泰先生和我有过一次交谈，徐提出实行搭档竞选，一正两副，我当正，徐为副，另一副为张伯笠。我则提出另一副主席候选人万润南作搭档，为徐所拒；我又提出由万推举一人参与搭档，徐又不答应。于是徐的一位支持者用威胁的语气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代表总数为一百四十八名），如果我不允准他们的提名，那就连我的主席都选不上：所以“严文”说：“他（王若望）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还是同一位徐邦泰，在一月三十一日正式决定他改为竞选主席时对我说：“你和胡平竞选，他们得票也会超过你，我的支持者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不得不出来竞选主席了。”
我即反驳他说：“要是胡平胜了的话，我心甘情愿认输，民主选举自然有输赢，不过你违反你当初的诺言，那就要为你的背信弃义承担后果。”
严先生引用了徐邦泰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名信：“在目前选举方式不变的情况下，我报名竞选副主席，如果选举方式有变化，不排斥竞选主席。”（这封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名信，在大会开幕前谁也没看到，连当时负责报名登记的郭平也不知情）不过，从这封信本身倒让人们看出，徐邦泰一开始就在表面上推举我竞选主席，而在背后一直打自己当主席的算盘。
很奇怪的是，通过会议表决程序，首先否决了限期内报名竞选的有效性，接着又否决了混合选举和搭档选举的选举法，简直是做到了得心应手，有求必应，露骨地给徐的当选主席开辟道路。而“严文”中提到的上述那封信，言明“选举方式有变化……”，成了徐先生玩弄政治手腕的一个明证。
我批评徐邦泰背信弃义，指的是徐邦泰自去年九月至大会开幕的第二天，一直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支持我当选主席，并保证配合我做好整合海外民运、提高整个民运的道德形象的工作，怎么到头来却提出了必须接受他的排斥另一方的搭档组合作为他继续支持我的条件呢？我心寒了。
“铁票”的来历
严先生盛赞徐邦泰为自己辩护的两句话——徐和王之间“有协商，但没有契约”。协商的承诺谓之守信，属于道德范畴，契约则属于法律行为。一个人言而无信，虽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却不能逃避道德的谴责。我批评徐邦泰，用的是道德标准，我并没有批评徐的违约违法。难道没有签约，就可以不择手段，逃避公众的监督吗？
的确，徐邦泰先生在会议期间显示其强大的“实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的一位支持者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后来他改口说六十张），徐邦泰的少许铁票使他做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下面我不妨介绍一下徐的“铁票”的来历。
“严文”说：“关于代表资格，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没有问题的。”严先生留下这百分之二的空档，大概是想掩盖被当塲揭露的两名假代表——伍作人与韦祖良。这两人怎么从非代表变成正式代表，恰是这次大会当选的徐邦泰、杨建利分别签字认可的。
大会主席团负责资格审查的有三人——汪岷、杨建利、姚勇战，而这两个假代表都是由汪和杨签字认可而绕开了姚勇战。
对比开会前后两期的《中国之春》刊登的两份代表名单——前一份是各地选举产生的正式代表名单，后一份是会上行使代表权的名单——可以发现：前面一份的正式代表有百分之三十的名字被更换了，只因美国以外的代表因签证问题未能到会，于是便从近距离（美国和加拿大）拉夫填充，民联缺额由徐邦泰、汪岷去找人，民阵的缺额则由朱嘉明、杨建利等拉来所谓候补代表，由候补一跃而成正式代表，这就是徐邦泰掌握这么多铁票的来历。
众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呢？原来，徐邦泰、朱嘉明等人去年十一月亲赴澳洲拉票，声称反万的代表没问题，跟万的即使选上代表，恐怕去不成美国。悉尼黄兆邦先生系正式代表，他曾请悉尼华裔副市长曾先生写证明信给美领馆办签证，副市长欣然允诺。当黄下午去曾的办公室时，徐邦泰等人已经拜会了曾副市长，之后副市长告诉黄说：证明信不能写了。黄问其故。曾说，是你们民运的负责人说明，你不去也没关系。黄怏怏而返，归途适遇也想求曾副市长写证明的秦晋，黄拉他一同去见曾，曾又讲了一遍方才讲过的话。后来，黄和秦通过其他渠道来到华盛顿，他们打算到大会上去揭露此事。
黄在华盛顿会议上曾三次要求发言，均被“徐家班”封杀，有一次执行主席只许他讲一分钟，话刚开头，便被强行制止，以致激起公愤，差一点斗殴起来。
大会结束后，约定于二月十九日双方在《中国之春》社举行公开辩论会，徐邦泰、朱嘉明等到塲.我在会上提到徐在澳洲为什么阻挠黄、秦、李娟、李克威等前来开会（李娟直至大会开幕第二天才赶到，李克威没来成）。徐邦泰抛出一份曾副市长签名的传真件，内称：“关于黄兆邦那天求我帮忙一事，你徐邦泰从头到尾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我并没有征询过你们的意见，而且你在电话里恰恰希望我给予所有悉尼区赴会代表中被拒签证的人以帮助。”后由人权委员会主席杨军先生拿了这份证明去找曾副市长求证核实，副市长看了这份自己签名的证明生气地说：“这是郑郁先生将他写好的中文稿要我签字，说是为你们的理事主席
澄清事实，我的中文认字比较困难，没有完全看懂，在郑先生的焦急的怂恿下我匆匆签了名。“不是吗，一位粗识‘之乎’的人怎么写得出三十三个汉字拚成的长句子！”
这样，仅澳大利亚一处，即有二十名正式代表未能出席，荷兰、日本等处也有类似情况，限于篇幅，恕不细述。
被宣告政治生命已完结
“严文”承认说了一句“也许过重”的话，他在徐邦泰荣任主席以后，当众宣告：“王若望的政治生命已告完结。”对此我并不介意，但我要指出：他这句话恰是“小毛泽东”在脑袋里继续作怪的明证——毛、邓掌权的共产党，只有唯我一家，并无分出，谁要与他唱对台戏或持不同政见，谁就是叛党反党，宣告你的政治生命完结（其中很多人连不同政见也没有）。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探索民运走出低谷的新道路
我跟严先生素昧平生，在大陆未见过面，并无个人恩怨，他为何对我如此怀恨？思索了半天，只有一个解释：他反万（润南）大概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我主张联合万润南，于是迁怒到王某头上，以致派性代替了理性。而派性啦，株连无辜啦，把对方斗倒斗臭啦，其根源都是：“大陆政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对此我一笑置之，不想在这儿为自己的声誉辩护。我感到忧虑和痛心疾首的是：海外民运中习以为常的内斗和尔虞我诈，为什么不能杜绝？我把会议内外耳闻目睹的部份内幕公之于众（“严文”中没提到的则避而不谈），只是想引发人们的猛省：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真民主的涵养多么重要！我认为：“合则留，不合则去”，在自由世界这点自由总应该允许吧。我认为本人以及胡平、岳武、万润南、马大维、钱达等相继退出主席、副主席、监委主席竞选，总比充当某派某个小集团的顺风旗好！这就表明公众还是有起码的识别清与浊、假民主与真民主的免疫力。我的选择不是孤立的，至今我仍充满着信心，探索海外民运走出低谷的新的道路！
《争鸣》1993年4月（1日）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