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些阻碍过时代前进的人物，在当时令人切齿痛恨。但是，当类似的历史重演的时候，前後对比，又会让人们感到前人比某些後人还是较为开明的，在历史评价方面应当实事求是地还他们一个公道。
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统治思想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他们大兴尊孔、读经之风。一九一五年以後，高举科学、民主和文学革命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冲决从孔夫子到北洋政府的封建主义统治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以徐世昌和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曾经企图取缔“新潮”，禁止《新青年》发行，但却始终没有动手。他们没有罢黜和拘捕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傅斯年，也没有禁止他们发表进步的言论。可见当时还有较多的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丧权辱国的行为，北京大学等十余所校、院的三千学生游行示威，并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赵家楼，痛打了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逮捕了许德珩、杨明轩等三十二名学生。但在北京和全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对民运持温和态度的总统徐世昌命令警察厅於五月七日将被捕学生用汽车送回各自的学校。五月中旬，比徐世昌反动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得势，一面通电主张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下令为卖国贼曹、陆、章辩护；一面任命号称“屠夫”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加强对民众的镇压。北京学生於六月三日到五日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段祺瑞於六月三日拘捕学生178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七百余人，还拘捕了亲自上街演讲和散发传单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这两次大逮捕激起全国各界更强大的抗议运动。上海率先罢市，江苏、浙江、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相继罢市。上海、唐山、长辛店和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奋起罢工。“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全民的运动。反动残暴的段祺瑞凶锋顿敛，不敢出头。六月七日，总统徐世昌派出总统府和教育部两位官员向被捕学生道歉，褒奖并劝其出狱，被捕学生拒绝出狱。六月八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作出决议，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隆重迎接被捕学生出狱。陈独秀也被释放。六月十日，徐世昌批准曹、陆、章辞职，六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段祺瑞在许多问题上比黎元洪、徐世昌反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一九００年大举侵略中国的日、俄、德、英、美、法等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八国最後通谍”。当天下午，部分游行民众二千余人走到执政府，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并要求面见段祺瑞。段政府的警卫旅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四十六人，打伤一百五十五人。色厉内荏的段祺瑞一面惊呼“一世英名，毁於一旦”；一面发出颠倒黑白的通电，诬蔑和平请愿的民众是“暴徒”，诬蔑请愿民众“击死宪兵二人，伤警厅稽查与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段祺瑞屠杀民众又倒打一耙栽脏诬陷的手段後继有人，而且青出於蓝，凶残百倍。可是段祺瑞的罪行，不仅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招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三月二十日，孙岳、张之江、李鸣钟、鹿至麟四位高级将领在电报中指出：“现政府既为国人所厌弃，敝军自今日起，专任维持地方之责，至政府如何组织，法院如何接续，完全听之法律解决。”三月二十日，直隶（即河北省）军政首脑孙岳通电全国，痛斥段政府枪杀民众的暴行，并自动解除直隶军务督办及省长等兼职，“以促政府觉悟。”三月二十三日，冯玉祥鉴於“无法应付当前局势”，留书与部下告别，准备离职前往苏联。而在段政府控制下的京师检察厅，也不像後来许多司法机关那样昧着良心，背叛法律，为虎作伥，指鹿为马，而是如实肯定：“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党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在场的警官和警察也都在法庭上证明，游行学生除传单、旗帜外，没有什么武器。
正是由於当时民气高涨，统治集团中也有许多人尊重民意，尊重法律，社会环境并不十分恶劣。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学生为死难同学李家珍、黄克仁、张仲超抬棺游行，送殡者一千余人，并未受到军警的干涉。而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朱自清先生的《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目击记》和林语堂先生的同类文章，内容指辞都很尖锐，在当时还能够公开发表。可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没有被段祺瑞的枪炮所扼杀。四月二十日，段祺瑞政府全体狼狈下台。这固然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结果，但是“三一八”惨案无疑是段政府下台的罪状之一。例如：四月十日，京师警备司令部的布告，指出：“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最著名如金佛朗案、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所痛恨。”
下面再说华国锋。
在打倒“四人帮”中建立了不世之功的华国锋，一度受到全国人民的感谢和拥戴！声誉如日中天。他後来被拉下台，主要的过失是“坚持两个‘凡是’”和搞个人迷信。所谓两个“凡是”，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在汪东兴授意下写进《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批示，我们都坚决遵循，努力贯彻。”提出两个“凡是”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复出和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在这个问题上口径一致。可是，这种局面只僵持到当年七月，华国锋就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让步，让邓小平恢复了一九七五年的职务。只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抵制了两年之久。後来，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基本上是在自下而上地进行。民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最迟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就开始了。一九七七年九月初，复刊後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了在胡耀邦支持下写成的一篇文章，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人民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汪东兴下令禁止这一期刊物发行。六天以後，北京几家主要报纸都刊载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汪东兴的禁令。接着，在九月份最後一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过改革派同“左”派的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撤销对《中国青年》的禁令，并任命林乎加代替直接镇压天安门民众的吴德任北京市委一书记。林乎加到任一个半月以後，在十一月十四日公布的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公报中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北京市委的公报实际上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但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表态，不便标明“天安门事件”的字样，更不便为整个事件定性。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趁此机会发一条消息，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於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新闻界三巨头做了这件事後还担心华国锋干涉或者不认帐，可是，华国锋看到报纸又听到林乎加汇报以後，没有讲什么话，却在十一月十八日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消息和手迹。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今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於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我们不知道华国锋对北京市委的决定是事前同意还是事後追认。不论哪一种情况，华国锋这样做是值得赞扬的。
由此可见，华国锋对两个“凡是”是持而不坚，更没有坚持到底。
至於搞个人迷信，华国锋是有这个过失。他在执政的前期讲话太多，题字太多，爱听逢迎奉承的话，什么“英明领袖”啊！什么“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啊！生活上的特殊化一度也比较严重。但是，同前人和後人相比，他是望尘莫及的。何况，他在执政後期已在改正“个人迷信”。请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同志在会上郑重强调了党委的集体领导。他建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另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华国锋似乎持中间态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华国锋对许多案子是支持平反的，对“一部分案子”有所抵制；而在一九七九年取缔“民主墙”、逮捕一大批民主青年时，华国锋并未插手。後来，把华国锋一撸到底，只保留了一个挂名的中共中央委员，看来是做得过头了。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反抗。否则，以他在打倒“四人帮”中所树立的功勋和威望，制造一些麻烦以至小的动乱是有可能的。可见，此人对个人权位并不是太热衷的。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徐世昌是一个封建官僚，根本没有现代知识和民主意识。但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使他懂得“民为邦本”、“众怒难犯”、“民心不可悔”、不能“残民以逞”等等。
段祺瑞是一个反动无知的封建军阀，他如能任意而为，什么坏事也可以做得出来。不过，他当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又能垄断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权的专制主义的政党，他还不能不受到民意、舆论、法律和统治集团内部异己力量的制约，他还没有力量完全钳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虽然凭借武力嚣张於一时，却不免在屠杀民众一个月之後狼狈下台，而且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华国锋确实思想保守，知识欠缺，不是一个能够领导现代化改革的人才。但是，此人人品较好，忠厚老实，不大会搞阴谋诡计，没有丧失正常人的良知，在保守派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善良和明智的好人。把他同前前後後的某些专横愚昧、顽固不化的领导人相比，优劣自现。当然，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和现在不同。当时的极左派大多同林彪、“四人帮”有牵连，在清查运动中大多被赶下台，新上去的省一级、部一级领导人中赞成拨乱反正的占优势，他们对华国锋的让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徐世昌那样的封建官僚，只能借鉴，不值得效法。华国锋还是值得一些领导人效法的。中国人重视晚节，对於知过能改的人也比较宽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不过，屠刀，要放得诚恳，放得不失时机，放得干净彻底，而不拖泥带水。我们试目以待！
【注：关於“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情况和数字，引自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再版的、陶菊隐著《北洋军阀时期史话》。关於华国锋的情况，引自於光远所写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等文章，还有作者保存的资料。】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
北京之春199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