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五日,联合国记者协会假座联合国大厦邀请沈彤先生作演讲。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联合国又是世界各国的自由论坛,却遭到了北京当局粗暴的干涉,它重谈不得干涉内政的老调,联合国秘书长则以不得在联合国发表羞辱一个会员国的谈话为由,取消沈彤的演讲。后来沈先生仍旧在联合国大厦前的街上作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结果反而吸引了各国的媒介记者拥塞在沈先生的周围。用各种文字发出去的报导都提到中共当局如何干涉联合国记协的不光彩的插曲,给沈彤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如何糟糕,添加了新记录、新证据。

两个星期后,报载“中共阻挠达赖喇嘛参加世界人权大会,激起了奥国政府反弹”的报导。达赖是由奥地利政府邀请前来参加人权大会的几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一,中共又施外交手段阻止达赖出席大会,大会秘书处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取消了达赖原定在非政府人权组织论坛上的演讲。奥地利政府的态度是强硬的,它的外长首次召见中共大使,要求对其行动提出说明,顽固不化的中方代表少不了继续谈它的老调,此时,联合国秘书长比对沈彤演讲表现出明显的进步,他对此事表态曰:“不是大问题,大概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由于奥地利政府的态度强硬,联合国秘书长的积极干预,达赖于六月十五日始得在维也纳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会议上发表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针锋相对的讲话。

这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件,接连发生在中共头上,不是偶然的,表明中共专制政府并无洗心革面改恶从善之意;它的黑手不以扼杀大陆的民主自由为限,还远距离远隔重洋伸到美国和欧洲来,其目的昭然若揭,无非是抢先一步堵住主持正义的知名人士在国际论坛上揭发中共摧残人权的罪恶。北京当局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表现出不择手段的恶劣和嚣张。结果造成的负面影响出乎意料,所有的人一定会这样想:在海外尚且对国际会议采用封杀、抗议等做法,可想而知,中共的黑手在国内放手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更是肆无忌惮,格外糟糕。不妨说,中共的黑手伸向海外获得的反效果,正是恶有恶报的惩罚。

奥地利政府当场把中共的无理取闹顶了回去,这就给中国人民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以最大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处理沈彤演讲的问题,对比就显得软弱了,不过他从这一回吸收了教训,当他在维也纳人权会议上又碰到似曾相识的那只黑手,他不再迁就,态度比较鲜明,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由此我们便达到一个共识:中共是为了遏制“家丑不外扬”乃出此下策,在国内他可以利用专政机器迫害自己的子民(即“家丑”),却又不让他们向左邻右舍诉苦,若是讲出去呢?他就以“干涉内政”相威胁,这正是专制独裁者的不可救药的本性,表现出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性格弱点。因此我们不要被中共无理取闹所吓倒。

以上两件是黑手伸向众目睽睽的国际论坛的案例,中共的黑手还伸向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同样值得人们警惕。这里举两件最近的事实。

台湾和大陆选择在香港召开“女性文化传播者研讨会”,由中共和国府双方派出人马举办,会上本来请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女教师发表演讲,因该教师不克出席,便转请刘惠卿女士补空缺。刘是一向以敢言著称,并因此赢得港人拥戴当选为立法局议员,成为香港民主派阵营中的名人,刘女士接受邀请,很认真地写了讲稿,她把讲稿交给会议记录员登记,记录员发现其中有批评中共的语句,台方负责人黄女士乃将发言稿传真至北京,不久,北京方面回复,不准刘女士上台讲演,黄女士只得通知她撤去演讲。

在香港开这么一个会,新闻界乏人注意,一旦刘惠卿被迫撵下台,反而成为香港报界重要新闻,刘女士未能发表的讲话稿同时成为几家报刊的抢手货,争相刊出,身价百倍,这和上文提及的“害怕家丑外扬,家丑传之千里”是同一效应,也就是中国成语里“欲盖弥彰”的效应。这里摘录两节刘女士的讲稿,确实精彩:“现在又是中共向港台和海外知识分子收买统战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时势不同,历史不会重演。但是也有人告诉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类是最善忘的,历史的悲剧,往往就不断重演。无论如何,我认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不能再寄望于任何独裁政权浪子回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文化界面对强权,如果又再次软弱屈服,受到分化而互相攻击的话,那么独裁政权将再次得逞,而文化界又将面临另一次耻辱和灾难。统治者惯于以名利或权势来侮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只有当权者认识到文化界充满着风骨节气,甚至‘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那么当权者才会有所顾忌。如果文化界和知识分子能坚持他们的原则和风骨,不屈不挠,这便是他们对香港过渡期最大的贡献。“

这件公案,同样是中共扼杀言论自由的故伎重演,刘慧卿女士虽然被封住嘴,好在香港还保留着新闻自由,以至她用笔写下的讲稿可以不胫而走。中共睹住刘女士的嘴所以得逞,实由于刚从台湾来的黄女士没有与中共较量的经验,采取了向上级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忘掉了女性的独立人格,也忘掉了北京当局并非自己的顶头上司。

第二件公案发生在加拿大,今年四月,根据《星报》调查的资料,三名与中共宣传部关系密切人士曾透露:六四屠杀事件后,中共政府即设法争取有利传媒报导,以抵消国际上的强烈反应。中共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办法就是贷款给北美电视台和报章,而中文电视台似是最佳的渠道。

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也根据可靠消息指出,中文电视台的投资人章建国曾与北京密谈,协议章氏用电台宣传中共的正面形象,则北京将拨款给他。现已查明,中共方面曾付了一百多万家币收买章氏家族。而中文电视台是加拿大唯一的有牌照的广播全国的华语电视台,北京的黑手伸至中文电视台后,它的报导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是为中共的侵犯人权的行径保持沉默,二是宣传所谓“正面形象”为中共涂脂抹粉。例如,四月六日CBC广播电台和多伦多《星报》和《温哥华太阳报》等,皆详尽报道了民主女神像在卑诗大学校园揭幕的消息,华语电视台却无人采访,以致温哥华支民联前主席陈卓愉曾向《太阳报》发表谈话,怀疑中文电视台受了中共的影响。中文电视台的代表律师指控其恶意诽谤,并要求道歉。大概由于找不到肯出来作证的证人,证明其确无接受中共资助,此案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

上述两件案例,同样是中共黑手干预海外言论自由或控制舆论工具,只要为独裁的专制政府和党效劳,他们是舍得花外汇,而且是无孔不入的。

这一类的案例,一旦爆光,卖方与买方便处于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因为他们的黑市交易是反人民反人权的,加拿大华文电视台的转向是有目共睹的,买方所化的钱又来自大陆的民酯民膏,正如刘惠卿女士所说,只有让当权者认识到文化界充满着风骨气节,当权者才会有所顾忌。综合客观的和主观的有利因素,这就注定了中共的黑手伸到那里,很容易被主持正义的有良知的外国人和华侨同胞合力捉住。

《北京之春》1993年7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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