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人谴责“以西化为指向的激进主义”，借以否定八九民运，同时，大肆鼓吹反对民主改革，维护专制统治的新保守主义。
其实，现代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都有其确切的内涵。现代文化激进主义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它是以西方为指向，以科学、民主和提倡白话文为目标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缺失表现为矫枉过正地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
现代政治激进主义，发生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它是以俄化为指向，以进行共产革命为目标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行为价值取向表现为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也就是：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用武装革命推翻旧的政权；然后，运用军队、警察、监狱建立和不断强化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暴力统治。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结伴而行，因为它要“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它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切文化领域定于一尊的独霸地位。
以西化为指向，曾经导致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这是许多学者早已进行反思和纠正的问题。而以西化为指向的文化激进主义绝非导致政治激进主义的原因，因为“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西方的政治标准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治标准是格格不入的。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从未真正理解和相信过以西化为指向的、以德赛二先生为旗帜的文化激进主义，庸俗的将其视为其政治斗争之工具。而共产党人却真真切切将苏俄式的“政治激进主义”奉为圭臬，时至今日仍旧逆自由民主之历史潮流，顽固坚持和强化政治激进主义；对于六年前进行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公开的血腥屠杀，他们至今也没有一点点但发自于人性和良知的反省与忏悔。他们对依据宪法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的公民，不断进行监视、监听、传讯、收审、逮捕、判刑等法西斯手段予以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今年五月，一大批学者提出“响应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建议，中共当局中的极端份子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对其中不少人采取了很不宽容的手段。这就说明：真正坚持政治激进主义实行暴力专政统治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当局的那些极端份子。
有人指责八九民运是激进主义，那是颠倒黑白。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民主和法制，反对专制和腐败；八九民运的手段是“和平、理性、公开和非暴力”的。运动持续了五十六天，政府中的极端份子，寸步不让，招招紧逼，不断地激化矛盾，压制和打击参加运动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和市民。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面对当局极端份子步步紧逼的镇压，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公开和非暴力”的的立场。就运动的整体来说，没有打、砸、抢、烧，没有以暴力对抗暴力。回忆五四运动，第一天就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可是没有任何人指责五四运动是非理性的运动。八九民运比之五四运动，不但规模大得多，持续时间长得多，而且更有理性，更有秩序。不仅学生运动井然有序，而且社会秩序也空前良好。小偷罢偷，强盗罢盗，失足青年在示威中表示今后要自新自强，全国各大城市近两个月没有发生重大犯罪案件，这些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是人性的复苏，是道德的净化，是理性的升华。世界上象这样富有理性精神的大规模自发运动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发展到几千人绝食后就是非理性了。其实，绝食是弱者对强权迫于无奈的非暴力抗议，是理性斗争的较为强烈的形式。绝食斗争的倡导者是印度的圣雄甘地，他是举世公认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导师。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指责甘地是非理性的激进主义者。效法甘地的人又有什么错误呢？何况，就八九民运的发展过程来看，正是三千学生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大绝食，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正义感和民主意识，使局部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的全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发起、组织和参与绝食运动的学生，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不是小功，而是大功，是丰功！
至于没有在大屠杀开始以前及早撤离天安门广场，这的确是一个策略性的失误。那些坚持有进无退死守广场的学生领袖应该承担责任；进行反思。然而，正如许多当事人讲的：当时赞成撤离广场的大部分学生和市民已经自动撤离了，坚守广场的少数学生都是不愿撤离的。如果坚守广场的学生领袖们号召在场学生撤离，可以起一些作用，但也未必能够起决定作用。据一些在场的人事后谈到，他们所以不愿撤离的原因，一是没有台阶可下；二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抱成一团可以起到相互支持的作用，化整为零则没有任何安全感。同时，他们当时对政府镇压的精神准备不过是瓦斯和棍棒，校纪和监狱，有几个人想到了戒严部队会开动坦克、枪炮来大肆屠杀呢？不仅学生们想不到，而且许多年龄大、资格老、经验丰富的人也没有想到啊！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位地位很高的中共元老。我问：“中央为什么要戒严呢？”那位元老说：“出兵戒严不过是维持秩序，把学生控制住，你放心！决不会开枪，决不会出大事。”可见，连中共的一些元老都认为不会开枪，学生们怎么想得到呢？
对于八九民运这样一场震撼世界，对中国和半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迟早都会去做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因此反思和总结一定要全面、理性，并且要完全基于八九年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以下三点是我对目前海外争论的看法：
第一、目前资料尚不齐全，情况细节亦不清楚。现在，海内外讨论和争论八九民运是非和意义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只讲北京的情况，而且只讲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固然，八九民运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但是，这场运动波及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千万人，（国家教委统计的六百余万人，可能着重指学生，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数字）。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知识份子和一部分党政干部。而各地的情况，工人、市民、干部中的情况，在目前相互隔离的环境中，是弄不清楚的。
第二，目前海外的争论和反思，几乎都是议论学生领袖的功过。我认为这很不公道。其实，在八九民运中表现最好、缺点最少的是青年学生，而且他们年纪轻轻，经验较少，也有权利多受些保护，少受点指责。最值得反思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有民主思想和民主倾向，但是决心、勇气和实际行动却不如青年学生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而这些人是很难进行自我反思承认自己的失误的。
第三，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不能假设，不容改写的。对八九民运的总结，不应当只在是否要绝食、是否要坚守天安门广场、是否可以避免流血牺牲等无法改变的事实上纠缠不清，多费口舌，而应当多在已经形成的历史事实面前，汲取教训，面向未来，提出今后的方案和策略，并给国内民运以更多的实际支持。
总之，在目前过多地追究民主力量内部的历史是非，是说不清楚也是没有好处的。至少我们身在大陆面对巨大压力和风险的人没有这种心思，甚至有些反感。我们需要的是宽容的精神、谅解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不仅对于过去运动中在决策、看法和具体行动中的分歧要互相宽容、互相谅解；就是对于那些在政府巨大压力和威胁下曾作过违心的检讨、悔过的人，消极悲观的人，也要加以宽容。在多元的社会文化中，只有宽容才能整合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和习惯，使大家既能求同又能存异；只有宽容才能避免耗费精力而又无益处的“窝里斗”；只有宽容，才能在尊重各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实现群体的民主和团结。
当然，宽容绝不是不分是非善恶的和稀泥；宽容更不是不要坚持真理与道义和反对谬误与邪恶；宽容也绝不是你打了我的左脸再把我的右脸转过去让你再打。宽容，是原谅愿意改正的过失和已经停止的恶行；宽容，是在不损害重大原则、不妨碍共同行动的前提下，容忍那些细小的具体利益和次要的不同意见。□
（作者原系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六四”后被中共第三次开除党籍。现为“中国人权”理事，自由撰稿人。）
《北京之春》199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