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整个民族的最大业绩是什么?我答曰:使几代人愚昧的愚民政策。

正是他的愚民政策卓着成效,才能煽起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当国家已走向崩溃边缘,毛尚能安如磐石呼风唤雨。

我曾是毛的忠顺愚民

毛的愚民政策的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过古今中外的帝王和独裁者,有四个特点:

一、有一套推行愚民政策的理论:

二、调动几千万党员去执行愚民任务:

三、全方位的把全民引向愚昧。所谓全方位,即指用领袖的绝对权力,从宣传、组织、教育、艺术手段,新闻、信息的垄断,制造谎言和假话,直至运用专政机器,合力为生产愚民愚公而奋斗。

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愚民包括两亿几千万的文盲,最大的愚、根本的愚就是党员和公民皆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

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后计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而成为紧跟毛主席的忠顺的愚民,毛的手指向任何阶级敌人,我也跟在后面瞎起哄,并积极参与了建国初期以整人为宗旨的各项政治运动。这时我失去了人性,只有党性,失去了做人的独立人格,只有歌颂毛的伟大来提升自己的人格。(我早年写过一本畅销的《毛泽东的故事》,并出版了一本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书)甘心做毛的驯服工具。

我的觉醒是从惩处彭德怀事件怀疑毛的一贯正确开始的,从此走上不断遭受苦难的历程,我个人侥幸不死,但已弄得家破人亡,两个弟弟受株连同戴右派帽子,妻子得神经病不幸亡故。我生命中的大转折说明了:毛对敢于抗命的知识份子的打击是无情的,而帮助毛发现阶级敌人的任务,一是依靠庞大的无所不在的愚党,二是发动广大的愚民,即所谓群众路线,并选拔愚民中的打手和恶棍进行之,这一手,比斯大林仅依靠KGB特工人员和维辛斯基的审判庭处决反对派要严酷得多,打击面要广阔得多。

对知识与知识份子的轻蔑

毛的愚民政策有一套理论,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对知识份子的轻蔑。建国以来,他从轻蔑又转化为仇视。

早在延安时代,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比较地无知识的,工农份子的知识有时甚至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整顿党的作风》)。

怪不得延安的听众要笑起来,因为这是明显的颠倒。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又发挥了一通,说:

“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干净。”

毛在这里不谈“知识”,竭力抬高工农,实际是抬高自己。他侈谈什么“感情起变化,由一个阶级变至另一个阶级”,爱上了脚上有牛屎的工农,但这只是自欺欺人之谈。他爱的是江青这样上海滩来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历史证明江青是祸国殃民的女妖,她哪里有一点工人农民的质朴?毛要求全国知识份子以他为榜样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结果出现很多没有爱情只以阶级和政治相结合的婚姻,造成文革后许多家庭悲剧。这不是对知识份子最大的愚弄吗?

对知识的轻蔑到了后来,又向更荒谬的方向恶性发展,例如:公开宣扬“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口号。在政策中,称知识份子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还不够,一九七O年十二月毛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和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根据毛的两类矛盾的分类法,中国的大中小学教员,全被他打成反革命了。

无知者再教育有知者

毛在“延安文艺讲话”里就已埋下了全盘否定学校教育的祸根。到了六十年代便干出一系列的蠢事来打碎规范的正统的学校教育:

改造旧教育体系,“不破不立”,动员全部在校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恰恰是最缺乏文化的阶层,只能再教育出新一代的愚民。

毛的“开门办学”滥觞于二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第一批先驱者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只是把学堂搬到农村去办:陶在南京乡下晓庄:梁在山东邹平;晏在河北定县都办有学校,有教室,有第一流的教师,有课本,而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则既无校舍,也无老师,只有毛选和红小本以及“广阔的天地”。

建设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五七指示”是毛的教育乌托邦,但把军队完全建设成包罗万象的独立王国,企图倒退到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消灭行业的分工,使军队成为兼有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无恶不作的团伙。

“五七指示”还推广到工厂、学校、农村和商业服务行业里去。造就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也就是“愚民”的最恰当的注脚。

各级学校关门大吉,愚民政策还不够彻底,必须扫四旧,将所有的中外古今的图书,扣上“封”、“资”、“修”三顶帽子,付之一炬或送入纸厂。此外,古代文物、古迹、庙宇、名胜、唱片、金银饰物,一律没收或砸烂。它的破坏性的规模和彻底性,秦始皇与希特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耳。

抵抗愚民政策者遭镇压

毛的愚民政策势必引起独立思考的知识份子的非议与抗拒:于是专政机器发明了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老帐新帐一起算,秋后算帐:发明了“三大”:即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发明了给五类份子定罪,文革颁布了“公安六条”,等等。

凡挨批者,一夜之间便从人民变成敌人,随之而来的是身败名裂,并株连九族,如批斗“刘子丹”一本传记小说,便打倒了四名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波及面较广的是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受株连的在一千人以上,有的小青年只给胡风通过一次信也不能幸免:一九五七年被打击的右派即增至六十万至七十万人,文化大革命波及面近一亿人口。

毛统治的二十八年中,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未尝间断,每次政治迫害以及被杀的人数,官方一直秘而不宣,但只要打听周围的左邻右舍,三五家便有一户是受害的家庭。可以想见毛祸国殃民的惨烈程度。不仅使中共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无赖加土匪的黑手党,也使整个民族倒退到无文化的野蛮时代。文革结束后,崔健的一首摇滚乐叫做“一无所有”风行全国,因为他唱出了人民从精神到物质被这个政权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

给毛泽东愚民王国敲起第一声丧钟的,应推林彪元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也不论他在神化领袖方面颇为卖力,林彪首举五七一杀毛工程反叛的大旗反戈一击,惊醒了全国的愚民和愚忠的党干们,从此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一历史功绩不能用“败者为寇”的原则加以抹煞。而中共党史是把林彪骂的狗血淋头的。

给毛泽东愚民王国敲起第二声丧钟,是在毛将死未死之年,北京发动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还是借哀悼周恩来的名义才得走上天安门广场,这是愚公愚妇们从觉醒发展为集体行动的首次壮举。

邓小平继承毛的愚民衣钵

毛泽东死了,而他的愚民政策并没有完结,只要中共的专制政体不倒,愚民政策便是他的接班人维持中共存在的基础。邓小平以反华国锋的凡是派而执政,其实他的“凡是派思潮”比华还要广泛而且顽固得多。例如:天安门城楼仍挂着毛的像,著名的坚持四项原则,封锁信息和新闻,又搞过几次政治运动。

邓比起毛来,主动提出退居三线,并三次让贤,在中共党史上可称创举。可是,把戏不久就被他的行动戳穿,原来是做戏。三年内接连罢黜两个政绩卓着的总书记,六年内两次大开杀戒创造了超越前人的新纪录:一次是一九八三年的严打运动,以打击所谓流氓犯,全国拘捕了近两百万人,据大赦国际和刘青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一半(约九十六万人)惨遭杀害。另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此外还挑起中越之战前后达十年之久:正由于邓的嗜杀记录频传,才使港人对九七年进驻解放军吓得魂飞魄散,还使台湾对中共坚持不肯对台放弃武力忧心忡忡,不惜投入巨资购进美、法等国的新式武器。二OOO年北京申办奥运的落败,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这个虎狼之国放心不下,不愿替它涂脂抹粉。

邓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迫害并不比毛时代宽松,只是在技术上作了某些修正和调整,如:不再贴大字报,思想犯经法院宣判坐牢和杀头,不开批斗会,不再给思想犯扣上侮辱性的帽子交群众监督。

其实这是形势所致:一是大多数愚民认识到毛的胡作非为,不甘心再作驯服的愚民。二是党的威信自文革一落千丈,今不如昔。例如:给右字号的人扣帽子,如今戴帽子的人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感到是一种荣耀,群众会同情他,推崇他,无形中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出国的话,要求申请绿卡也方便得多。

文革以后,“毛泽东思想”已臭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真空。邓乃高举坚持四项原则作为填充物,祭出毛泽东思想来欺骗愚民:说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创作,所以要写进“四个坚持”里面去。但已经不是愚民的中国人会问:“既然毛生前把刘少奇、彭德怀包括邓小平当作走资派或野心家、叛徒、特务、工贼,他们怎么与毛一同集体创作出‘毛泽东思想’来呢?”

由于邓小平千方百计保护对毛的迷信及愚民政策,这个政策的毒害必延及两代至三代子孙。自救之道只有一条:即中共治下的人和即将沦为中共治下的香港人,大家相约不做愚民!

(一九九三年香港《开放》丛书——《混世魔王毛泽东》)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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