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评焦点人物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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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不死”

何谓焦点人物?世人皆关注其一言一行、一颦一怒之大人物也。有两种人容易成为焦点人物:一为影艺界,如梅兰芳、周信芳等,因舞台与银幕提供更多机会使广大观众接触他们的形象:一为政治舞台,是按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绝对权威君临于亿万人之上,本世纪前期有蒋介石,后期有毛泽东,至世纪末二十年,邓小平继之,不过较其先辈已大为逊色,只因他寿命最长,当报纸多次误传他老人家命在旦夕,世人的心态是盼其速死,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意。(商誓,意即发誓宁愿自己与暴君一同死亡。)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猝然逝世,民间便传言:“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这也是一种民意测验,那心情与古代商朝的农奴的诅咒同出一源。

读了邓榕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她把“焦点”集中在其光荣伟大的一面,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忌讳下,只能是写家史或神道碑的笔法,她续写邓的后半生大概不会跳出上卷的框框。这里写下我所认识的邓小平,争取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老人家照照镜子,不必等盖棺论定吧!

睚眦必报

一九八零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茜,他说将于五年后退休,到了一九八五年,他对外宾宣称:我决定退下来,只是人民不让退,党不让退。深圳有个天真的青年钱超英,信以为真,即在《深圳青年报》上投书“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字,却触痛了他死不肯放权的最敏感神经,在他一怒之下,《深圳青年报》为这篇读者来信被查封。绝对权威就是靠压制言论自由而维持的。

在《深圳青年报》被封之前,邓大人在一次高层会议上,又重复念叨他对外宾表白的决心,胡耀邦讲了这样的话:“小平同志坚决要退下来,考虑到小平同志年事已高,党内同志不赞成,由我负责去做工作。”当时邓大人隐忍不发,几天以后王震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说:“现在有人要邓小平同志下,我们老同志都反对,谁要邓小平下谁就是第三种人。”(第三种人是指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四人帮爪牙。)果然,一九八七年初,由薄一波、王震等人主持的“生活座谈会”,会上薄一波等发难揭发胡耀邦藉口排挤邓小平,构成他下台的罪证之一。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闯了祸。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深圳工人报》继《深圳青年报》后也遭查禁,只因为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一文,又冲撞了邓大人。他曾讲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是经济上松绑,值得赞美,但他接着说:“万元户不能太多,要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批评他,不必为先富起来的人设限,人家反倒不敢富了,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机制,在竞争中总是优胜劣败,败者就相对地穷了,因此两极分化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不必害怕,而这一思想仍是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这篇文章又触犯龙颜,邓不敢写文章反驳,只知道运用权力封杀出版物,在理论上就先输了一着,更严重的是他带头侵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违反宪法。

一不做,二不休,接着于一九八七年初,党中央颂布了一号文件,邓小平点名开除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藉。其中讲到王若望,他说:“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引自《邓小平文选》志丹关在窑洞里的功绩。第三卷一九五页,标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后面这一句,是指的胡耀邦;王、方、刘三人,每隔五天北京电台依次宣布开除一名,我居榜首,没料想刚宣布王若望以后,半路里又插进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的决定,看来王若望的自由化株连了“保护层”的总书记了。

邓在一号文件里还有一段自卖自夸的话:“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嘛,我们的名誉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过在新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不提魏京生了,“抓了就不放”这句暴君的语言也删去了。压缩成“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十四年半的官司快到头了,邓忽然松口,大概已觉察“我们的名誉越来越坏了吧?”

正是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他十年”(后来,他又把年限加了一倍,以表明他的顽固和坚决),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决策相继出笼,直至他下令军队向学生流血镇压,再加此人的妄自尊大,睚眦必报,毫无政治家风度,邓终于成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焦点人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死后,华国锋登基,这时邓小平因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毛撵下台,软禁在北京某个地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立了头功,他的权威如日中天。被毛打下去的老干部几乎都解放了,唯有邓小平还是靠边站。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在听了宣传系统汇报时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是批邓,一定要注意毛泽东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这确实是华国锋的失策,他有“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逾地遵循。”“两个凡是”原是对毛的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和“照既定方针办”的忠诚的体现,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也带有阻断强劲对手与他竞争的用心。邓小平要获得权力首先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因“批邓运动”原是毛生前把邓作为大刮右倾翻案风的黑手,戴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就写了一封肉麻吹捧华国锋的信,其中说:“我衷心地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信和他另一封呈华主席的信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作为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传达全党。)这是玩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权术。

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的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时邓大权在握,开始觊觎最高权力,他是采取迂回战术,打民意牌从三个方面剥夺华的权力,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增设中共中央书记处,架空华国锋:第二,通过团中央的胡耀邦,在北京西单墙张贴大字报,鼓励徐文立、王军涛、魏京生、刘青等一批满腔热血的青年写大字报,矛头针对华主席和汪东兴。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三天后,一个加拿大记者在民主墙前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民主墙就是一个好东西。”当时群情振奋,一片欢呼声。没有多久,当民主墙出现魏京生的两张大字报,第一篇题为:“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第二篇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后一篇的内容直指邓小平,他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魏京生、傅月华和徐文立、刘青、任畹町等,魏和徐判了高达十五年徒刑,刘、傅各判三年,刘青因在狱中将他控告文章交国外发表,又加刑八年。南方省市响应《北京之春》民主墙的青年也一网打尽,关进监狱的民主人士至少百人以上。

第三,在胡耀邦的倡议下,集合了二百多人的文化界代表人物,开了四十三天的“理论务虚会”,批判毛泽东各项错误的言论相当激烈,分散在五个会场都产生了两派对立的分歧,一派以于光远、胡绩伟、孙冶方、王若水等属于自由派:一方以胡乔木、熊复、胡绳、邓力群等为顽固派(又称极左派)。学术界称理论务虚会是第二次思想解放。

临了还得由邓小平来作总结性发言,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项原则”的出笼,证实了他是坚定地站在顽固派这一边。在这个总结发言里,他顺便给西单民主墙泼冷水,说什么:“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同台湾以及国外势力相勾结,同社会上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党羽相勾结,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粉碎后,全国思想一度活跃,民主势力抬头,本来出现改弦更张,否极泰来的大好形势,就被邓小平等一小撮顽固派的反动思潮打下去了。

邓起初打的民意牌,说了不少好听的话,客观上推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可惜开花未有结果,当群众运动越出了恩赐民主的界限,触犯了一党专制的权威,他就露出了暴君的面目。西单民主墙首先抓魏京生、徐文立、傅月华开刀。并不是他们的言论过激,而是邓小平抓住把柄撕下脸皮化友为敌,一阔脸就变(鲁迅语)。这时已罢黜了华国锋,他跃升为事实上的太上皇。民意牌已经不需要了,正如他曾经向华国锋发誓“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至二十年之久的稳定性”早就抛在脑后一样。

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邓小平的一生可以当之无愧矣!

历史的罪人

当外界纷纷赞颂邓小平是改革派,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一个月后,即向《联合报》(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指出邓的讲话不是救国,而是救党,他所说的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值得欢迎,但反映了邓的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他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派。

看透了上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邓小平的本质,再来研究他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我们从香港的基本法里,就可以看出,已埋下在政治上“一国”不能“两制”的定时炸弹,只要看一下今年九月二十四日所有党报刊出十一年前邓对撒切尔夫人气势汹汹的谈话(刊登于北京申办奥运会告吹的同一天)其中就透出不祥的消息。

“五十年不变”,这句话就是哄人的(中共政权是否能存活至九七年,都是个未知数)。目下离九七年还有四年,中共的一“制”(即专制体制)就大踏步地进军香港了,港人已发现“两制”是假,“一国”是真。

与邓共事多年的毛泽东,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当邓在文革中被定性为二号走资派,周恩来举荐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毛向十大军区司令员介绍邓小平时说:“小平同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人才难得。”“棉里藏针”是贬词,毛脱口而出不是没有来由的,例如“一国两制”是“棉”,两制即藏着“针”也。再如:理论务虚会是“棉”,四项原则即是“针”了。

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发表的南巡讲话,他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话引得知识份子和党的干部大为振奋,因为反右,便意味着灾难和党性,反左即等于宽松和尊重人性。

从邓的一生表现来看,有时他反左,有时他是反右的,但总的来说,他立足于斯大林、毛泽东极左的立场,反右是他的本行,是他的人生观和特长;偶尔提反左只是虚幌一枪,或者是为了搞平衡的权宜之计,就像他打民意牌并不是真的实行民主一样:即以他发表“主要是反左”以来,他的反左并不彻底,最明显的事实:国内出版了几本反左为主题的书,刚发行便遭查禁:并继续侵犯人权,逮捕民运人士等等。

邓小平一生中的杰出表现,受到毛的青睐,是在邓作为反右运动的总指挥,一九五七年兼任反右办公室主任时期,毛是舆论发动、四处游说,诱人上钩,邓小平则具体执行,拉网围捕,我们且看他当年如何部署抓右派的一篇讲话:

“这次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范围内进行,其中包括工商界、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学生等……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分化的方法,在这次斗争中,一些同志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他对反右,唯恐有漏网之鱼,唯恐手软,反右总指挥怎能转化为“反左英雄”呢?

拿我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在“邓办”批判了对老党员不可手软,我在他讲话后一个月(一九五七年十月)即被定性为大右派,头一条罪状:指责我在公开场合讲了“党内有党,党外有派”,这是分裂党的反革命煽动。(刊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其实这是毛的两句名言。)接着我的两个兄弟也划为右派,小兄弟雷华在军队里服役,中央明令军队里不搞反右运动,但他受哥哥的株连,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军籍,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监督劳动。

王蒙初出茅庐,写了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毛看了称道这个作品,很不错嘛。但邓的革命彻底性仍把王蒙打成右派,这不是明显的表现了毛、邓之间的矛盾吗?只能说,邓比毛的反右更彻底。

毛在一次谈话里讲了“知识份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大约只有百分之五。”于是邓小平把毛的圣旨往下层层摊派,毛只是想当然报出个概数,既未言明百分之五是全国的,还是各省、县以及基层单位的,各级党委就在“邓办”下达模糊数字里尽量加码,表现其阶级斗争的积极性和革命性,揪出右派越多越好。

这里举一个传为笑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常州市。市委第一批报上去的右派数字不足百分之五,本市有个智叟,出了个馊主意;由教育局大排宴席请四百多名中小学教师,每桌安排一个引蛇出洞的领导干部作陪,还配备一名记录员,当男女老师在酒足饭饱之余,口吐真言,市委又补报了两百多名右派,大大超过百分之五的原定数字,不到一星期,男女教师发现自己和许多同事们同登右派黑榜:才大呼上当,大骂教育局请客是杀鸡宴和吃丧饭。

按照五百万名知识份子的基数,百分之五的右派只有二十五万人。(按上头颁布数字指标去抓莫须有的敌人,这在中外古今也是天大的笑话。)事实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两年中打了两百十一万三千七百余名右派份子(已占百分之五十一了),可谓战果辉煌!中共党报社论的标题叫做“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究竟谁“猖狂”呢?

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通过了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决定,这时领导层中有叶剑英、习仲勋、黄克诚、胡耀邦、李维汉等积极主张,应着手为二十年前被打成的右派平反,否则很难调动知识份子的积极性,打成右派的也纷纷投书党中央喊冤叫屈;这时邓小平跳出来独排众议,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政治局,其中说:“反右派斗争还是对的,当时知识份子中趁匈牙利事件掀起一股反共思潮,如果不打下去后患不堪设想,如果把右派平反与文革中的平反冤假错案一视同仁,同时进行,那就把平反的矛头直指毛主席,使‘四人帮’与毛主席混为一谈,请勿忘了‘投鼠忌器’的古训。”这封信颇投合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理,邓的警告把几位力主给右派平反的老人镇住了。当时由胡耀邦任总书记,重要决策还得幕后太上皇邓小平的点头:在邓的授意下,发明出一个新词“改正”来代替“平反”,并保留十多名右派不摘帽,证明他们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记得有罗隆基、章伯钧、孙大雨、储安平、王造时、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张孟闻等。为此,由邓小平公开发表谈话:当年反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错只错在扩大化了。

为着表明“改正”与“平反”的差别,特别给改正右派的决定书上留下尾巴:“本人在大鸣大放中虽有过反党言论,但只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本人已接受教训……”。

如果说,毛在发动反右运动是历史上的头号元凶,邓小平则是二号帮凶。二十年后为右派平反,本来是件好事,却表现出拖泥带水,半推半就,弄出个“改正右派”的新花样,这时,邓小平升格为历史罪人了。其实,他保住毛的名声,也就是保他自己,投鼠忌器的“器”里也有邓的一份。毛一生是不肯认错的,邓也是如此,而且还给死了的毛泽东遮丑!

严打运动大开杀戒

大家熟悉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军队对学生施行大屠杀,不大知道他早在一九八三年就大开杀戒,他吹嘘“一九八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份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有一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运动”)时指示公安部负责人的杀气腾腾的谈话:“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对严重刑事犯罪份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份子、教唆犯,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统观“指示”全文,没一句讲到要依法办案,防止冤枉无辜。

太上皇亲自抓“严打”,各地公安部门就雷厉风行大抓特抓起来,首先又是布置大中城市的指示数字,我知道北京、上海两市各抓四万人,为了“从重从快”,公、检、法三个衙门合署办公,被告不许请律师,大多数连开庭也免了,判死刑犯本有十天的上诉期,严打期间压缩为三天,等于取消了死刑犯最后上诉的权利,照邓大人的“组织几个战役”的用语,判死刑同样采取军事术语,叫做“速战速决”。使城市居民奔走相告:“红色恐怖来了!”

仅仅统计连续两次拉网战役,全国就逮捕了两百万人,牢狱关不下,甚至关在仓库或闲置的街道工厂里。据林长盛的朋友看见人大常委的一份绝密件,一九八三年被镇压的各类刑事犯就有九十六万人,是“六四”大屠杀遭枪杀的九百六十倍。流氓犯,教唆犯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根据被杀被判重刑的若干案例分析,许多根本算不得犯罪,大都是男女性关系上出了问题,以共产主义道德的高标准横加罪名。

上海南市人民路一家街道工厂的运输工陈某,刑满释放不到一年,老老实实在厂里做苦力,只因天热,他与一名妇女一前一后拉一辆胶轮车,在停车时,空车的车杠有一头往上翘,刚巧撩起女工单薄的上衣,很快吸引了好事之徒围观,陈赶过去压下翘起的车把,据说观众中有人取笑陈吃妇女的豆腐,陈还回骂了几句,就是这样平凡的事件,法院竞将他判为死罪,还登了报说他当街猥亵妇女。

“严打”拉网还把上海一位作家的女儿也抓了去,因为她找爱人中换了三个人,其中一人是街道妇女主任的儿子,失恋后废寝忘食,妇联主任向派出所指控女方是“拉三”(沪语:羞辱爱情上不正派的女子的贬语。)抓走以后,不到一星期便判刑六年。

刘青在“罪犯与犯罪”一文(《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中介绍,西安的“严打”是一场疯狂的虐杀:一件案子就捕捉了三百余青少年,为首是一个中年妇女马燕秦,她家曾聚集了一群青少年,有时举行联欢会或舞会,在八二年公安派出所就寻过她,她向公安人员坦白了与几个青年发生性关系。事情已成过去。过了一年该市公安局便把此案当做“大案要案”,把所有参与舞会的三百多人都作为流氓犯判刑,马燕秦、亢三虎、五条龙判处死刑,(亢三虎还不足法定年龄,枪毙时加大年龄到十八岁。)跟刘青关在一个牢房的,有三人判“死缓”,有两名判无期。刘青还介绍了一位不足十八岁的少年要求入团,曾向团组织坦白,他在十四岁那年曾和两名幼女有过性行为,为了凑足上级的数字吧,结果就根据他坦白的材料,在八三年将他处以死刑。

邓小平为什么作出“严打”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决定呢?香港一家期刊曾有《邓小平回北京遇险》的报导,讲起邓从北戴河度假回京,乘车路过一个山口,遇上一伙强人拦劫,幸由警卫车上的军人鸣枪解围。邓在车子里大发雷霆,回到北京,即指示彭真和政法委员部署严打战役。

毛泽东、邓小平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他们的政绩无非是杀人如麻(仅毛时代被杀的中国人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八倍),冤狱遍地,谎话连篇,侵犯人权的罪行层出不穷。似乎中共两代领袖皆具有凶残、伪善的性格。其实形成这种性格主要是党的意识形态和专制王国的政治体制的产物!特别在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人民已觉悟到只有早日结束一党暴政,实行民主政体,才能防止再出现第三第四个暴君!

(《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九九四年一月合刊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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