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谁说海外民运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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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伟先生在六月十二日“世界论坛”批评海外民运每况愈下的文章(以下简称“愈下”文),拜读之余,想来胡先生是关心民运的,他直率指陈民运种种不景气景象,理应欢迎。本人介入海外民运历有所年,我的考察与“愈下”文所述有某些歧异之处。

一开头,该文介绍在旧金山湾区召开了两个民运会议,他的评价:“两场民主集会的水准都很高”,但对两个会议产生的几项重大成果却一字不提,话锋一转,变成“表现出海外的民主运动今不如昔,每况愈下的困境。”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愈下”文罗列了五种凋零景象,兹逐条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如下:

头一条:民运组织太多,他举了十五、六个海外民运组织的名称,最后归结为:“……利用自由国家任何人都可以组党结社的方便,自我加冕、自我敕封!陶醉在中国大陆得不到的领导职称。”这种以党文化之心,度海外民运之腹,一棍子打倒一大批。而他举出的十五六个海外民运团体,有的是学术团体,有的是宗教团体,有的则是人权团体,真正属于民运组织的,只有四、五个。至于“自我加冕,自我敕封”,并非事实,都是按照通行的民主程序产生的领导机构。由此可见,胡先生尚未搞清楚民运团体的性质,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何以服人呢?接着该文评议道:“这种现象当然是海外民主运动在意见上无法整合,时间愈久愈分裂,会不会像泡沫一样消失?”这里反映了作者有个大一统集中领导的标准,经一九九三年华府会议两大民运组织合并失败,指望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整合民运,这一思潮已告破产。经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还是各自保持独立,实行八仙过海多元化为好。

“愈下文”的第二、第三条可概括为“参与民运的群众太少,捐款日益减少,偶像级的民运人士已默默地远离民运”。

首先,他缺乏历史观点,当八九民运被暴力镇压下去,经过这几年的演变,无复当年的轰轰烈烈,兴旺热闹景象,民运队伍在浪淘沙的激流中自然淘汰,数量上确是减少了,这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即以“愈下文”开头所举两个民运会议而言,胡先生说是“会场很小,只有百余人参加,除去民运人士之外,只有新闻媒体和电视台人员,一般听众可以说绝无仅有。”那两个会并末邀请局外人参加,没有群众理所当然,据此而作出“民运凋零”的结论,几近荒唐!

胡先生举柴玲为例,证明偶像级的民运人士已远离了民运。他引了两个材料,—个是柴在五月甘五日“世界论坛”发表文章,提出白宫应该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第二柴已进入一家咨询机构服务。柴文的重点,是建议白宫与北京当局建立人权委员会,继续沟通改善大陆的人权纪录。不论她的建议是天真的,行不通的,说明柴玲女士仍然关切大陆的人权状况,并没有“远离民运”,至于她到一家机构服务,这是为了谋生,难道也是一项错误?

在这里作者用了个“偶像级民运人士”的新名词,如果不是语带讥讽,那就是党文化的偶像崇拜的移植。在“愈下文”发表的前一天,在“世界日报”香港副刊中有位沈西城先生,写了“民运份子”一文,其中给柴玲、吾尔开希二人算老帐,用了过份刻薄的词句。他的评判同样是把柴、吾两人当作偶像级人物,必须是高大完美的形象,如有七情六欲,或是喜欢养猫,绯闻满天飞等等,就毁了形象了。本人对此不敢苟同,因他(她)们不是完人,应该把他们看作尚未成熟的在群众运动中受过考验的青年对待。当然,凡出发于爱护的善意批评,还是必要的。

第四条的不景气,在“民运人士缺乏中国文化素质”项下,他举了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与《北京之春》为例,说什么“在于民运的各路人马只知争夺,不知改善内容,都是错字、白字连篇”,他加重语气,又重覆一遍。如上所述,怎么能据此判定民运人士缺乏文化素质呢?至于多了一份民运刊物,表明并未凋零,而是有利于展开竞争,究竟是哪一种“影响力严重衰退”?

在“缺乏文化素质”一项里,作者还举了吴弘达放映第二次冒险闯到大陆摄下的中国古拉格群岛的录影带。我在会上看到了吴先生的录影带,他亲自作了谴责中共摧残人权的旁白,台下观众里也有胡志伟先生,对吴宏达谴责中共暴政的旁白,他似乎一句也听不进去,只抓住了“中共暴政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一个循环”,却作出了可怕的结论,他说:“将今天中国大陆暴政归咎于历史,既违反了历史,更不是反暴政、争人权,而是替践踏人权的暴政作了彻底的辩护!”

我不记得吴弘达是否讲了封建的历史,即使像胡先生所述有那么一句旁白,也说不上有什么差错,中共统治确有许多是继承了封建时代最野蛮的传统,此话并不离谱:而在“愈下文”中却用了两百多字描述封建王朝如何光辉灿烂,真不知此君学的哪一国的历史?

吴弘达的录像是反暴政的有力武器,在“六四”五周年前夕经英国BBC电台向全世界播出,第二天北京当局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BBC电台,并骂吴弘达造谣。很不幸的是,胡先生也跟在北京当局后面诋讥吴弘达,使他自己跳进最拙劣的帮忙与帮闲的泥坑!

评价当前海外民运所起的作用,我跟“愈下文”的看法不同,根据近一年来的努力,处于低潮的海外民运已开始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它的定位是与中共专制抗衡的民主派在海外的一个分支,潮起潮落是由大陆的民主运动决定的。

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胡先生只是算老帐,只忆苦不思甜,抓住的仅是文化素质差,人数在减少等等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我们的看法,只有把海外民运作为国内民主派的同盟,而这个新生的政治力量将主宰中国的未来,并成为中共专制政权的掘墓人,才显出海外民运真正的价值!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美国《世界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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