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极卑与极高的诡变——毛泽东早期言行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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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毛泽东

此话是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随意写在书页上的批语,这位扬言要“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当时正在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他从小对自己便有很高的期许,只可惜

让父亲耽误到十七岁始获准入读新式学堂,老大年纪,才从高小读起,基础差和起点低自然就成了他与同级学生间的差距,以致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门功课上全面求发展的动力。后来到长沙求学,他几进几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换了好多所学校,最后才落脚到省立第一师范。(注1)在整个的求学期间,志大心高与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学业上感到不满和烦扰。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出“极高之人”与“极卑之人”并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就是指这种彆扭的状况。但就整段的批语来看,这句写在段末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承的那一连串排句延续下来的推论,从中可看出毛泽东自打早年起就明显流露的粗陋哲学思维和简单武断的论辩方式。泡尔生原文讲的是有关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说这一抽象观念远超乎尘世的感官时间,但为求得普通人易于理解,只好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物象加以类比和描绘。他说来说去,所要阐述的只是一个用感性形象体现抽象概念的简单道理。毛泽东当初披览该书,常好抓见缝插针之机,趁势作借题发挥之论。读到此处,他显然又有了触类旁通的感悟,于是便信口开河,写下了一段连珠炮批语: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时间感官者,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言之,万即一,变即不变。最后更追加说: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注2)

毛泽东写在课本《伦理学原理》(泡尔生着)上的批注。

这种即兴随意的发挥所导致的误读、偏解和歪论显而易见,实在不值得费口舌一驳。但其中所显露的一个倾向则需在此点明:那就是毛泽东立论发言,自始即勇于乱喷混淆是非的大话,尤

善于把他一己的偏执絮叨到夸夸其谈的地步。倘若按这一毛式的“对立面等同论”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认为价值序列上的“高”必须拉低,而“低”应予捧高,他就会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断。真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此后终其一生推行的“不断革命”事业,所搞的就是这一类颠倒名相的把戏。大诗人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诗人咏物,不只在模拟形似上显示功力,状物的同时更力求体物写志,即在所咏之物的特性中显现诗人自己的品格。就传统的诗品来看,不同的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韵味,咏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通常多会与他所咏的物发生对应的关联。这就是说,你是什么人,便会咏什么物;你有什么样的心性,就会欣赏什么样的物性。与杜甫的“开口咏凤凰”形成对比,毛泽东开口咏叹的竟是哇哇乱叫,历代咏物诗常比之为“鼓吹”的青蛙。(注3)在古典诗词谱系中,像青蛙这类吹鼓手形象的东西,其格致韵味明显属于下品。尽管如此,就连咏叹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观对应物,毛泽东也没能拿出“词必己出”的东西,他的做法是顺手牵羊,从他熟读的末流诗作中搅拌出一首“誊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逻辑,我们不难想象,毛在诗词创作上从起步就有视“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毛病。我因此对他早年那首“咏蛙诗”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试着上“百度”网搜索了一下。结果发现,早就有不少论者指出,该诗是毛泽东从前人名下挪用过来,据为己有的应景之作:

关于这首《咏蛙》诗,现可从网上搜索出三个不同的原作版本,(注4)三首诗大同小异,均为游戏笔墨的玩意,应属明清俗文学文本中流传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旧小说和笔记杂谈的读者肯定都知道,为附庸风雅,增添谐趣,此类散文敍事常会穿插些打油诗调剂阅读的口味。毛泽东从小即耽读此类书籍,从中记诵的打油诗当会不少,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在抄来的原作上仅置换了五个字,便完成其“夺胎换骨”的转化。先入为主的熏染中,那种放诞粗豪的诗风潜移默化,对他的诗词根柢自然产生了可想而知的影响。

通观毛这首咏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气尽管很自大,却不免显出装腔作势的模样。你看它盘踞的那池塘,荫庇的那柳树,论地盘也不过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层,实际上并没有跳出该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业障。不管它多么精神抖擞地“虎踞”在那里,充其量摆了个怒蛙的架势,一股孩子气的蛮横而已。中国人教育子弟,向来讲究低调和谦逊,不管在家中还是在学校,父母或老师都不会容许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现。毛就读东山小学时吼出的这首言志诗明显背离了传统诗教含蓄和温厚的原则,暴露出某些反社会草莽人士刚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对比一下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宋江“他时若遂淩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争光”诸人狂妄的诗句,即可探测出毛泽东在人格特质和情意结构上与前现代造反型边缘文人的谱系渊源。(注5)“诗者,志之所之也。”这种唯我独尊的声音既能发而为诗,就会进而表现于日常的言行。据毛泽东的同学萧瑜(子升)回忆,毛就读东山小学期间,便多次与同学和校方发生过乖劣的冲突。有一次毛与一王姓学生就《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展开争论,王不同意毛把演义当作史实理解的说法,并对毛的强词夺理反唇相讥,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抛去,并对另一个支持王的学生说出威胁的狠话。(注6)细读萧瑜这段文字,其细节描写似乎添了些戏剧化的笔墨,但不管怎么说,一个17岁的高小生那种不许他人“作声”的气势已崭露出他后来在党内把持话语霸权的狰狞头角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早期叫嚷,多少还是预示了毛话语在后来可能产生的效应。至少就斯诺《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自述的首发文本为此后众多的毛传记确立资料来源和定下统一口径的决定性影响来看,在有关毛泽东早期言行辨伪求真的问题上,我们今日仍一叶障目,面对着“窑洞毛蛙开口后,毛虫千百俱同声”的局面。那些有关毛泽东早年事迹的经典段子再经萧三、李锐等权威的毛传作者添枝加叶,刻意渲染,四处传播的应声虫合唱已把“伟大领袖”早年的先知先觉雕凿成深入人心的偶像(icon),在今日破解毛神话的进程中横梗起一块挡路的照壁。尽管如此,随着近年来批毛大潮势不可挡地涌起,陆续涌现的评毛新作正在从不同的角度穿越迷雾,为觉醒中的读者大众廓清着视野。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从阅读此类异议论着受到的开导出发,对毛的早期言行作出应有的批判性解读。

斯诺记录的毛泽东自述是围绕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这一命题展开的,讲述者在讲述(包括记录者在记录和转述)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早年的经历与后来参加革命,发动阶级斗争的使命联系在一起。此后再经其他传记作者踵事增华,一个好动、个性较强和不太安分守己的农家子与父亲或师长发生的某些冲突,便被过分地描述成他自发的革命倾向和颖异的阶级觉悟。其实,在那个帝制崩溃、传统家庭解体的年代,父子或师生间冲突的现象本很普遍,历史上很多剧烈的社会转型期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发生冲突的具体原因复杂多样,很难一概而论,仅以毛泽东自述其大胆对抗父亲和老师的那几则故事为据,未必就能确定他革命倾向的必然根源。

读毛泽东的自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地抱怨他父亲待他严苛和指责他懒惰。此外,萧瑜的书中也对毛厌烦农活的表现以及毛父督促他干活的细节有几段描述。(注7)毛父指责毛的口气让人联想到刘太公嫌小儿子刘邦“无赖”而更喜欢他家老二毛泽民勤快能干的故事。可以想象,毛父眼中的毛的“懒惰”,应该说是与毛泽民在家中老实务农的表现相比而言的。这位毛老弟比毛小三岁,他勤快能干,尤善经营,擅双手拨算盘,在很多方面都传承了他父亲机灵的商业头脑和勤俭持家的品质。但好读闲书的毛泽东却对靠种田或经商发家致富的事务不感兴趣,从他另一首挪用前人之作的“明志诗”可以看出,(注8)他对文字更感兴趣,仍想走传统的读书人追求功名的老路。如果说清廷1905年废科举以后,仕进无门的读书人在新形势下必然要另觅出路,那么,像毛泽东这样不喜欢私塾教育,也不热心务农的心态,就不算什么特殊的个案,而是当时青少年学子群中极为普遍的现象。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大都要走出闭塞的农村,去读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为开辟新形势下的“仕途”打基础和找机会。鲁迅也谈到过他年幼时不喜欢死背经书,更喜欢读演义小说的情况,但鲁迅并没在留日归来后投身政治冒险的活动,而是在教学工作之余,以新文学创作的方式延续了旧文人诗词歌赋的老路。鲁迅的选择当然与他具有创作才能,且能坚持写作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从小即留意诗词写作,甚至到老年还怀抱更想当诗人的梦想。(注9)只可惜他诗情虽浓郁,才分却有限,吟咏不辍一辈子,也就留下了那几十首可用以书赠他人的诗词。假使科举制还会延续下去,像毛这类性喜舞文弄墨的人物,即使无缘仕途,只要乡试中考得个出身,多少也可在本地享有绅士身份,过上吟咏田园的诗意生活。但废科举之后的乡村再也没有读书人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才是毛泽东不安心在家苦熬那艰辛的耕读生涯,也无意帮父亲记账理财,因而常被父亲指责为懒惰和不孝的原因。

在延安给斯诺讲述其早年经历的时候,毛泽东已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走长征,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身为红军首领,又是中共高层中知名的人物,毛讲起他当年与父亲冲突的细节,自然有意无意间会将某些陈年旧事纳入他阶级斗争语境中的后设敍述。毛所讲述的毛父发家史明明显示,与当时农村中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富农和中小地主的情况相近,毛顺生也是靠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才逐渐脱贫致富,过上了维持温饱的日子。但在有关他父亲刻苦经营和勤俭持家的讲述中,毛却特意突出了父亲的吝啬和苛刻。毛告诉斯诺,他父亲虽僱有长工,仍亲自率全家人下地干活,最使他耿耿于怀的一点就是,他从六岁直到十七岁出外读书之前,父亲一直都在迫使他课余时帮忙干活。他也不满父亲持家节俭的生活方式,并以诉苦的腔调说:“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僱工们特别照顾,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注10)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贻昌)。读者若能摘掉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反读毛这些讲述,毛所描绘的吝啬鬼父亲之所做所为岂不正好戳穿了流行的阶级斗争故事所编造的谎言。像毛顺生这样辛辛苦苦、长期勤俭持家才过上温饱日子的农人正是千千万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的典型代表,是千百年来延续在华夏大地上默默耕耘的务农精英。他在饮食上苛待家人和自己,不过为多积累些财富;而给长工吃的更好,当然是搞点物质刺激,激励他们更卖力地为自己干活。他的作为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与高玉寳捏造的周扒皮那类黑心地主截然相反的信息:(注11)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僱主对僱工未必都采取残酷压迫和狠心剥削的手段。就拿毛顺生的情况来说,不管他生性多么吝啬,在处理僱工的待遇问题上,他显然考虑到乡间习俗所约定的某些规矩,无论如何也得对僱工表现出乡党间应有的温情。因此他再吝啬也只能吝啬到自家人头上,尚不至于吝啬到在僱工的饮食安排上过分小气的地步。在萧瑜的那本回忆录中,个别的细节也以令人感动的事实亮出了毛泽东自述的偏颇。比如萧书中夜访何叔衡家那两章,(注12)写的是萧和毛暑期到外县行乞游荡的趣事。何家在当地是一户十分普通的自耕农,由于全家人善良勤劳,庄稼长得好,生猪养得肥,好客的何父古道热肠,把萧与毛这两位半夜登门的不速之客奉若稀客,给予他们极其热情的招待,期间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当时湖南乡间淳厚的民风和自耕农日常生活中浓郁的田家乐气息。此外,他们俩一路上打秋风在刘翰林家和各家店铺受到的款待,沿途乞讨过程中,普通农户也都乐善好施,待人温厚,种种见闻无不反映出“土地革命”前的湖南农户大体上都安居乐业的现状,以及社会上比较敬重读书人的风气。只可恨曾深受其恩泽的毛泽东后来閙起暴力分田,不但摧毁千百万家像毛父或何父那样勤劳致富的家业,败坏了他们所传承的民气民风,而且把家家户户最终都弄成了贫农。

我在一篇讨论“三农”问题的旧作中曾指出,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重问题是土地资产缺乏转换成商业投资的条件,因而过剩的农村劳力也无法转入非农业生产,致使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瓶颈。(注13)在当时的情况下,假使更多的富裕农户能兼营工商业,繁荣城乡间的经济交流,多少会有利于此一瓶颈的逐渐突破。

从毛泽东的自述不难看出,他父亲所努力经营的正是类似的事务:正如他对斯诺所说,他父亲在种田之余兼营稻穀贩运的生意,后来更开了自家的店铺,曾一度要送他去米店学徒。毛父的经营虽仅限于小算盘上的周旋,却也隐隐呈现出一种欲转其土地资本为商业投资的模糊倾向。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既有的路径来看,这正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露出端倪的一种自发自为的秩序,虽资源微薄,远未形成气候,更缺乏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却也不失为发展经济,走向繁荣的一条可行之路。这样说来,被毛抱怨为苛刻、吝啬的父亲,实际上所代表的才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之萌芽,而不肖子毛泽东则是在读书做官的道路受阻后,又缺乏掌握新知识,竞争好职业的能力,以至挟其不平之义愤,失足于共产逆流,最终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向了“通往奴役之路”。他那个具备实业家才干的弟弟毛泽民不幸也被他拉上贼船,英年早逝,枉送了性命。毛泽民在红军中曾负责财政和生产方面的工作,成绩卓着,被公认为经营管理的英才。倘若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从民初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后毛邓时代,对照一下当前新的经济政策下大量发家致富的农村能人以及他们成就的种种事业,毛泽东既厚诬其父又贻害其弟的罪责则不言自明,是无论如何也赖不过去的了。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自述中另有一广为传诵的段子,常被标榜为他阶级意识觉醒的事例。他告诉斯诺,他小时候所读的旧小说中“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说经过长久的思考和分析,发现那些书“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注14)这一重大发现被毛讲述得恍若未来的共产教主受到天启,仿佛他从小就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思考有关历史和社会现实的问题,早在那时候已看出了“土地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直到1917年他24岁在师范读书的时候,在一封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他仍对曾囯藩平定太平天国的武功表示了由衷的赞赏,说什么“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注15)毛不但佩服这位后来被中共历史教科书判定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武装势力元凶”,更在另一封致萧瑜的信中盛赞当时的湖南军阀汤芗铭。此人铁腕治湘,杀人不眨眼,素有“汤屠户”之称,毛却在信中为他的“严刑峻法”辩护,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原来毛很佩服汤屠户残酷镇压所取得的治安效果,至于其镇压手段的是非问题,他认为不必再斤斤计较。(注16)如果说毛少年读书时为书中只有武将或文人却没有农人而感到不平,他那种不平之心的出发点也是基于他弃农外出求学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他不甘心埋没三家村,立志要做一名新式武将或文人的强烈愿望。读一读萧瑜书中“天心阁”和“刘邦庙”两章所记毛泽东与他人的对话即可看出,毛崇尚政治强权,并以那类强权人物自期的言论已跃然纸上,咄咄逼人了。

此类自相矛盾的言行明显反映出毛当时思想之混乱,以及他滥读报刊书籍所接受的理论之驳杂。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他还大发空疏的伪儒学陈言,以超人的姿态阐述其君子优越的无政府主义论调,认为“农、工、商业”之类的冗务“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黎乃一很器重毛的青年教师,与毛亦师亦友,真不知他读到该生的这一席浑话时曾作何想?毛在信中讨论的是彻底改造中国的问题,他对当时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如议会、宪法、内阁、实业和教育等具体的改良设施均持轻视的态度,称其为“细枝末节”;对日常生活中行之已久的善举和品德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均贬之为“盲目的动作”。

他自负地站在好高骛远的了望台上发言,主张从“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入手,对国民进行彻底的改造。毛所侈谈的“大本大源”是什么呢?他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宇宙之真理”,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毛此类从他杨老师(昌济)那里学来的空疏大话看起来似乎颇有些陆王心学的冲劲,实际上已渗入了他当时泛览的书刊中流行观念的影响,即相信世上确实存在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真理,人类只要掌握此万能钥匙来重组社会,改造人心,就会建立起理想的世界。而主导此思想改造运动的领袖人物,则是他期待的超人式君子,即所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17)毛发此狂论时尚不清楚该用什么主义或理论去改造国民,该实施什么具体的治国方案,更未省思到他自己那根“人性曲木”(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根本造不出笔直的板材。他为龙还是为蛟,当时尚无定形,但在他那些语无伦次的泛文倡议中,已隐现出趋于胡闹的阴影。此后他紧握笔和枪两大杆子胡閙了几十年,直閙到“文革”,果然宪法、政治局、人大、政协等“细枝末节”统统瘫痪,被运动的工农商学不工农也不商学,全都成为他几十年前所说的“多余”行业。毛终于以“大气量人”的手笔紧握极权,推行了他那“动天下之心”的搅局行动。

从年少的咏蛙诗到长沙读书期间的书信和时评政论,毛在从“极卑”向“极高”的提升中已积累下不少文字。对毛这些不成熟的少作,中共官方长期束之高阁,并未纳入正式出版的毛著。直到近年来毛泽东热一波又一波泛起,此类编外旧作才得以零星传出,结集出版后大量发行,甚为畅销。对普通读者来说,大概是庄重刻板的毛主席像司空见惯了,现在出版商既印出了他那“婴儿时代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鲁迅语),自然会感到好奇而趋之若鹜。至于坚持对毛这根“曲木”作深入剖析的个别论者,他们之所以有耐心埋头翻阅如此次等的材料,探讨其中的思想和理论,则是为釐清其庸俗化“哲学”的应用及意义,旨在消除笼罩其上的虚假光环。比如对毛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写的那一万多字批注,台湾学者刘季伦便作出了中肯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批判。与大陆报刊网站上毛左毛粉们那些虚饰浮泛的言词相比,刘文的严谨和洞察格外突出,显示出一个独立思考的学者既说理明辨又持论客观的治学特征。(注18)

毛这根“曲木”曲就曲在了他的似是而非和偷梁换柱。他批注洋书而兼议国学,所倡言的个人观和道德观与泡氏文本实际上大异其趣,与其说他是在认真理解和阐发泡氏的学说,不如说是在泡氏所确立的话题下任意发挥他个人被激发的管见。Brantly Womack指出,就西方的标准而言,泡尔生持论既不激进也不新奇,他相当谨慎地兼容了主流道德观合理的成分,虽重在讨论自我,却并未偏废利他主义。杨昌济给学生介绍泡氏此书,主要是看重泡氏十分关注个人的道德状况,其中的论述可为他伦理学课堂上的学生讨论道德问题时提供理性的和基于个人经验的参照。在西方,自笛卡尔和培根已降,在个人的经验上重建现实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之中,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传统社会的突然解体使毛这一代的个人彷徨无依,失去了担当。泡氏道德观的取向与康德基本相同,他“所强调的是个人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而非如中国伦理传统中那种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注19)

毛在其批注中却执意把个人与社会混为一谈,将小我扩张为大我。按照刘季伦的分析,其间的要害是,毛抛出了他自以为是的“自然人性论”,并拿它置换了传统的“道德人性论”。正如刘文所说:“毛泽东的思想,是承接着中国传统的思路而生的变格。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比,它既是中国传统的发展,又是中国传统的歧出。”传统的“道德人性论”有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天道”/“天命”,如《中庸》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个正心诚意的人“好善恶恶”的德性之所以能“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乃是他真诚自控的结果。因而他的“喜怒哀乐”能够“发而皆中节”,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其既“尽性”又“知天”的存在状况。在这里,肯定“天道”/“天命”的本源性是很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重视经由严格的自控而达到的自发状态。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康德特具道德价值的“自由选择”相比,表述有所不同,旨趣则是很相近的。

按照以赛亚·柏林的描述,“康德一再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人能道德自控,而非受制于机体的他控,须知人的身体乃受制于自然法则,而非听命他内在的自我。”因此,康德很重视“人的自控能力,即他的自愿遵从其理性选择的目标之能力。”在他看来,自我必须被“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因为,“人若受制于支配物质世界的法则,‘自由便无从得救’,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柏林进而指出,与康德的论述不同,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却持自然神化的论调,他们“倾向于视自然为神圣的和谐,一有机的或制作精美的宏伟整体,此精致的装制不管为天工巧设,还是无始无终的存在,都是人不可须臾偏离的样板。”这种被柏林称之为“浪漫主义意志之礼赞”的思潮,包括“人即神(a person God)、意志之自由等概念”,(注20)在西潮汹涌的“五四”前后,对新派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所影响。就毛泽东那种蛙式的自鸣得意心理,又喜欢反社会草莽人士言论的个性来说,自然神化的论调正可谓投其所好,给他那不甘受“天理”调控的“人欲”注入了鹞子翻身的动力。

毛泽东的“自然人性论”与康德所说的“道德自控”正好相反,他不是把自我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而是从“吾人”乃“自然”之一部分的出发点展开论述,更进而把“吾人”对“自然”的规定转换成“自然”透过“吾人”的自我规定。这样一来,个人的“自由意志”便有了源于“自然”的根据,在康德语境中人必须摆脱的支配物质世界之法则,却被毛作为“自然之冲动”提升到“天命”的地位。毛所说的“自然冲动”之出发点即通常所说的“食色性也”。他认为,“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毛因此断然肯定说:“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他甚至说:“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按这样的推理推下去,人与天道的“道德”联系——按照刘文的剖析——便被置换成了生物性内容的“自然”。毛的推论到此仍不罢休,他进而更加拔高他所执着的“自然冲动”,继续推论说:“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毛最终推出了“自然冲动”与“意志”和“良心”同一的结论。通常所说的良心,按毛的理解,只不过是调节“自然冲动”的策略,它的作用是使食与色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可视之为更高一级的冲动。“人欲”于是乎几被等同于“天理”,特别是像毛这样自诩为“豪杰之士”的人物,其“自然之冲动”即为其“得于天之本性”。至于“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注21)毛这些武断的言论俨然摆出和尚打伞的架势,其无法无天的冲动已在行文中冒出尖锐的犄角。人的本质若按照毛泽东的“对立面等同论”这样简化下去,干脆就可以说“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以及“我即人,人即我”了,一切的一切,都由我决定,都惟我是从。

毛泽东年轻时抄录屈原《离骚》。

这里的“我”已扩张成一个大我,不但可代表人类与“自然”同一,而且从遵循“天命”的修德养性实践——即所谓“道德自控”——中彻底解脱出来,高居“天命”之上,可随意发出改造世界的壮举。毛于是喷出以下的狂言: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注22)

毛这种自我扩张的叫嚣与郭沫若那首《天狗》(写于1920年)的诗歌狂吠可谓一前一后,遥相呼应。郭沫若当时的自我冲动如炉中煤一般燃烧,满腔毁灭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热望。其诗曰:“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个“我便是我”的存在又该当何解呢?该我业已吞掉一切,就只剩下吞噬自己以延续其存在,成了一个向自身内部塌陷的人格黑洞。从某种程度上说,《天狗》的最后一句——“我的我要爆了”——可谓讽刺地预示了毛临终时“吹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可悲下场。在对郭沫若此诗所作的分析中,顾彬(Wolfgang Kubin)把诗人的自我膨胀称为从“神的显灵”向“自我的显灵”之过渡,并对此一现代性的症候予以深入的诊断。他说这不再“是从宗教向世俗化态度的简单转移,而是新观念利用了旧传统的象征之物,由此使自己成为了一种新宗教。”“人们不再以宗教行动或者通过圣贤之教获得某种帮助他拓展自身能力的东西,而是认为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里发生的一切可叫做‘崇高的转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传统,崇高的首先是个人,然后是集体,尤其是国家。”“这种致力于创新的精神向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思想都敞开了怀抱,在领袖崇拜中被推向高峰。”(注23)就顾彬的诊断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极端唯我的意识就是郭沫若笔下的“天狗”。那时候郭诗人和毛哲人并不相识,他二人虽虎踞在各自的池塘内引吭独鸣,却已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互相纵容的“鼓吹”。难怪后来郭已活到被尊称为“郭老”的那一大把年纪,竟以甘当孙子的口气向毛献上“伟大领袖比爷亲”那样肉麻的诗句。“崇高的转移”最终并没转移出任何真正崇高的东西,全都堕入了“极卑”的泥坑。

毛泽东这类极端唯我的言论尽管口气很大,但那时候他毕竟还很年轻,又是从乡下初入城市,实际上并无充分的自信。从他与友人的大量通信可看出,他一方面发泄对学校的诸多不满,另一方面也对自己求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有过疑虑和检讨。对外界和自己的双重不满常使他摇摆在厌学情绪和勤学热劲之间,徘徊于忽赞赏新学忽留恋旧学的迷惘状态。就他某些前后不一的言论来看,有的显示了他不受约束的“自然冲动”与新式学堂校规的冲突,有的反映出他无力在各门功课上全面发展所导致的逆反心理,有的则是他的边缘人心态固有的反知识精英倾向。

据一师同学萧瑜所述,毛泽东学习努力,每天早上都高声朗诵古文,但他仅在文史上用力甚勤。因而“在所有的功课中,他只有作文一项算是出色。他的英文甚差,一分也得不到;算术只能得五分。而在绘画一科中,他所作的唯一的东西是一个圆圈。在这些课程中,他永远是全班最末尾的几名之一。然而在那个时代,作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假定学生的作文不错的话,那么他就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因此,毛泽东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注24)这个“优秀学生”的定位恐怕只是就一师的标准而言的,在毛首先考入的长沙省立一中,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该校,毛泽东因语文之外的各科成绩太差,仅读了一学期,即被迫离开,随后转入一师。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也坦承他自然科学的成绩很差,但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说,“学校有很多校规,我赞成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谈起在省一中读书的情况,毛只突出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得了第一,并未提他理科极差的事实,却把他在那里读不下去的理由归咎为该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注25)如果说毛泽东耽误到19岁才入读中学,因起步太晚而过不了数理关,多少还让人觉得情有可原,但时隔20年旧事重提,毛已成为他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对自己的学习态度不作丝毫的反省,反诋毁省一中教育救国、文理兼重的办学理念,那就不能不让人对他总是把错误推给别人的做法有所反感了。

其实,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未尝不重视他在学校的成绩,那时候他对个人的学业颇多担忧,并非如他向斯诺讲述时那么满不在乎。从他有一年期末写给友人的信中可看出,每当他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也曾感到苦恼,有过反悔。他在信中对友人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慑无地。”可见毛也曾努力要求自己向优秀生看齐,只是感到力不从心时才产生了逆向而行的冲动。在致黎锦熙的信中,他检讨自己“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慨叹他“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注26)类似的悔悟之言散见于毛早期的不少信件,从中可看出,毛口头上虽极端唯我,自以为“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一旦在实际厉行中发现自己能力不足,便很容易陷入焦虑和躁动。毛自称为“知识荒”的人,说他进入图书馆如牛闯进菜园。他渴求新知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却因急于速成,他从起步即想走捷径,企图通过阅读一大批入门性读物,在短期内掌握各科知识。由于受阅读条件的限制,对毛泽东来说,当时接受新知最简便的渠道就是阅读日常可见的报刊,毛因此最喜欢阅读报刊。单一的报刊阅读使他接受的知识零碎肤浅,混杂无序。这种泛览滥读的求学方式,正如叔本华所说,好比让别人在自己的头脑内跑马,所获的知识不过是群马跑过后留下一片杂沓的蹄印。他在致萧瑜的信中便承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也。”毛书信中不少论点都显露出热蒸现卖、道听途说的迹象,他只顾向同学如此转述别人批评报章阅读的言论,无形中竟也自暴了他个人治学的毛病。再如,他随声附和,发挥蔡元培表彰美育的言论说:“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但后来他又发表与之相反的己见,认为“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灵敏,陶冶心思精细,然……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是谓‘能力不经济’。”(注27)如果说毛对蔡说先表赞同,是反映了他滥读报刊留在头脑内的“马蹄印”,那么,他后来又转而从实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美育课目的设立,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所持异议的出发点与他自己没能力学好美育课目的内在联系了。

毛泽东1916年书信手迹。

在求学的问题上,毛时而怨天尤人,时而自怨自艾,最终仍是把自己缺乏适应能力的失意感发泄为对学校、教师和当时教育体制的不满。1915年,毛入读一师第三年,即心生厌烦,有了读不下去的感觉。他写信对黎锦熙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生平不见良师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他同时也对萧瑜说:

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力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注28)

不可否认,从私塾向新式学堂的转变为学生的个人活动与互相接触开阔了空间,学生有机会结为群体,自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的小组,同时也在报刊书籍的影响下关切时局,激发起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毛泽东的求友心切,当然与他置身的新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对时局的担忧,对政府的不满,强烈的救亡意识和爱国热情,所有这些政治社会关怀均属当时众多的青年学子很容易受感染被激发的情绪和冲动,并非毛独自特有的先知先觉。这一世纪初精神状况只能说是刺激毛踊跃投入社会活动的一个总氛围,但就个人的情意动力源来说,毛的求友心切却另有他特殊的内在紧张。那就是他复杂的失意者(misfit)躁动情绪,这情绪迫使他急于摆脱自我的孤立状态,建立旨趣相投的小圈子,以便互相鼓动各自“小我”的扩张,在汇聚为群集的“大我”中得到提升。由不适应新的环境到对课堂、课目和教育体制产生抵触情绪,再发展到呼吁自学,求友结社,积极开展课堂以外的社会活动,毛泽东逐渐找到自我认同,比较满意地甩掉他学业上的失意感,在小圈子范围内增强了他内虚的自信。通常,对个人事务缺乏处理能力的人多喜欢去管他人的闲事,毛就是此类爱干越俎代庖之事的人物。他自以为在执行热心助人的神圣使命,其实他是在抓住顺流漂过的木筏,为搭救他沉溺的自我。这种从自我中心转向群体分享的生活方式可谓他最称心的替换练习,你要是不让他做他自以为神圣的事务,他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空洞。(注29)

蔡和森1918年从北京致信毛泽东说,当时任教北大的杨昌济希望毛入读北大,并特别提到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兴奋地建议说,他与毛、萧“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毛在接信后两月即与萧瑜、罗章龙等人动身赴京。不久,蔡和萧赴法勤工俭学,罗入读北大哲学系,毛既未随大流出国留学,也没有入北大深造。(注30)据传胡适曾就此作过解释,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准,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与斯诺的谈话中并未提及他考不考北大的事情,只谈到他在北大图书馆做了几个月助理员的经历,回忆中淡淡地描述了他职位低下,不受教授们注意,被冷淡在名流圈外的境遇。种种不入流的境况不断加深着毛心中的失意感,随之也增强了他对学校教育的抵触情绪。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发泄了极其强烈的愤懑:

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注31)

毛所不满的新式学堂是从西方拿来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筚路蓝缕中,需要提高和改进的方面肯定不少,不尽如人意者自然在所难免。但校方和师资的问题不管多么严重,恐怕也不至于像毛泽东贬斥的那么低劣。我在网上读到赖景瑚的一篇文章,题为《民初时代的湖南青年》。赖与毛同时同地在中学读书,虽非同学,经历的时代氛围与毛并无两样。他也是先读私塾,后入学堂,经过努力追赶,各门功课还都学得不错。在他的记忆中,湖南教育界的情况便与毛的负面反应截然不同。他说:

那时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满了这一类年富力强而又富有朝气的教师。他们有的在留日时期,就已约定不求名利,不做官吏,只以全力从事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黄克强先生合办明德中学的胡子靖先生。由于这班热心人士的倡导,长沙一个小小省会,居然到处都是学校,满街都是学生。美国教会在那里办了一个雅礼大学。同时还有一个高等实业学校,主持的是留德的宾步程;一个商业专科学校,主持的是留美的汤松。也有一两个留日学生所办的体育学校。此外几乎尽是小学和四年旧制的中等学校。中等学校以办学认眞出名的,为岳云、楚怡、修业和兑泽学校,还有第一师范和长沙师范。女校则以周南和福湘比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蓬蓬勃勃,盛极一时。(注32)

对比赖文的描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偏狭的反知识精英情绪。当时的新式学堂既发挥着普及教育的作用,同时也有部分学校学习西方名校的建制,在课程设置、师资和生源上力求维持知识精英的水准。特别是像长沙这样有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教会学校所树立的精英标准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赖景瑚回忆的片段便是这一办学盛况的如实反映。他比较幸运的是,后来考入雅礼大学预科班,在那里完成四年旧制中学课程,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国文基础。他说他曾找过毛泽东联系去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因不巧未找到毛而放弃了留法的打算,遂改为留学美国,最后走了完全与毛不同的人生道路。

必须指出,在前现代中国,城乡之间的文化界线并不分明,城市也不拥有绝对优于乡村的地位,山林或田园甚至被抒写得比市井和朝廷更富有诗意。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正好与之相反,它的现代性特征正体现于被中国传统贬斥为“奇技淫巧”的世界性城市文明,与乡土中国的田园景观形成强烈的对比。毛这根“曲木”的问题是,他极端厌弃落后保守的农村环境,满怀求上进的志向来到城市就读新式学堂,但却因自己一身顽固的农村习气,对他尚不完全适应的城市化文明,不但不屑付出与时俱进的努力,反累积了太多的愤懑。

杨昌济教授。他希望毛入读北大。但毛泽东积累了偏狭的反知识精英情绪。

毛泽东言行的颠覆性在于他除了怀有反知识精英的情绪,还进而试图树立其反知识精英的精英立场(anti-elitist elitism)。他首先瞄准了没有文化的劳苦大众,要肩负起给他们当启蒙老师的神圣职责。由此他得到在他感到郁怀难伸的学校之外另辟园地的机会,乍一享“舍己田而耘人田”的快感。就这样,他在一师学友会附设的夜校内打起义工,并在此实践活动中发表他自己的教育主张。他认为“现时学校之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截,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他理想的教育是打通学校与社会的分隔,以校外之校的阵地挑战既有的学校,最后造成“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注33)这种看似为劳苦大众受教育呐喊的言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图取消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相对的独立性和专门性,最后造成教育的无政府状态。抚今追昔,拿我们经历的灾难对号毛在那时所发的论述,即可从中看出毛在文革前夕发表“五七指示”的端倪。在那个“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的年代,教育与生产均陷于停顿,中国社会在他率领的胡闹下被办成工农商学兵一体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斗争大学校,结果荒废了好几届学生宝贵的韶光。对比一下西方,之所以造就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础,办成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以及今日中国有钱人送子女去就读的那一大批私立中学,就是人家几百年来全力维护知识精英的办学方向,为学校教育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并没强迫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更没以政府的强权压迫学校去做分外事务的缘故。

毛的反知识精英的精英立场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邀集他新民学会的成员办自修大学,设工读学会,准备从事半工半读,试图效颦周作人传播的日本新村生活蓝图,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为一体的乌托邦园地。所有这些设想其实均非毛自己的独创,多为他在失意的躁动中为趋时求新,照搬来报刊上诱人的文字描述,拿到他的小圈子内部传阅,聊作聚会中的几声鼓吹。这种中西合璧的田园耕读生活设计根本就没跳出从文本到文本的转抄,不过发表出来,求得口头或文字上一时的兴奋而已。他们顶多能做到煮蚕豆当饭吃,穷浪漫几天实验性的群居,很快就因拿不出资金而难以为继。另外,也是受到了当时“劳工神圣”之类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更提出“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的说法,与他新民学会的成员相约去体验“用劳动得来的生活真是快乐”的托尔斯泰式道德自我完成。毛此类一时兴起,标新立异的提议均与他无意老实做学问的不安分脾性有关,因为他熬不下去坐冷板凳的书斋生活,才逆向选择,作出了此类偏离生活正轨的实验。在致罗学瓒的信中,他明确表示说:“我现在颇感觉专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总有一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1920年毛在上海送别萧三一行人赴法之后,即与彭璜等人留滞当地,租房居住,试验起互助工团的生活。毛做了几天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算是过了过“以神圣视工作”的小瘾,但同时也深感劳其筋骨,服务他人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于是随即写信向黎锦熙通报,“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可见毛当时的反知识精英情绪还是站在另类精英的立场上说话,他仍在以他所说的“君子”自诩,一直在寻思如何把他的“小我”扩张成包揽他人差事的“大我”。

在这封致黎锦熙信中,他还提到各种尝试碰壁后的迷惘,很想另寻出路,打算尽快去苏俄留学。在另一封致陶毅的信中,毛更以探索对方意愿的口气招徕和开导,描绘了极富有前景的留俄计划,向那位他很想亲近的女士发出共赴苏俄的提议。(注34)但毛泽东所有的留学计划一直都悬置在缓后再定的括弧中,他热心投入的社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在事件的追尾行动中越卷越深,后来似乎再也没碰到抽身出洋的机会。当然,过不了外语关这一大障碍,不能说不是他没能下决心走出国门的原因之一。毛对苏俄的青春型向往很快即化为过眼云烟,他曾打算学习俄语,但从未真正开始。越到后来,他越深入参与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革命,越丧失对莫斯科曾经有过的理想期待。毛泽东模糊思慕的国家其实是美国,那个叫做美利坚的“合众国”在当初正是他“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理念所欲效仿的样板。只可惜他那种读报刊的认知水平仅看中了美国各州实行自治的表象,却很难仔细了解到民主政治深广的民德基础,再加上受其急功近利本性的主导,毛转眼间便与那时潮翻滚中灿然一闪的政治信念失之交臂,在人生选择的转弯处拐上了苏俄引导的邪路。不过,对于他那门成绩很差的英语课,毛似乎一直都憋着不太服气的顽劲,竟断断续续学了它一辈子,直至晚年,犹招去章士钊的女儿御前侍读,学得兴趣盎然,尽管他最终仍是在初级英语课范围内从容盘桓,就像他天天在专有的游泳池内逍遥仰泳,从不变换姿势,也从无速度上的长进。

纵观毛泽东早期的行事,可看出他表现得既出色又称职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文牍工作做得很不错,既有耐心,也显示了才干。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5年,毛泽东入读一师第三年,被选为该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做了大量会务工作,是他走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开始。”(注35)

1917年,毛用白话文为学友会所办夜校写招生广告,并坚持写了十几天夜校日志。后来他主编和主笔《湘江评论》,还为拟议中的问题研究会起草章程,编辑出版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撰写了两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在校读书以至毕业后尚无专职工作的毛泽东来说,此类文牍工作虽属义工打杂,既非创作,亦无关学问,但任劳任怨中,他毕竟有机会发挥文才,发表主张,多少算是掌管了一项事务,占据了可守的摊位。

毛泽东为工人夜校所写的《招学广告》。

蔡和森和萧瑜带领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后,留在长沙的会员就由毛一手领导,按他的主意组织活动。毛一直说他暂缓留学是要留下来做国内的事情,先研究中国的问题;这些事情和问题,基本上就是从驱张到湖南自治运动所涉及的一连串事务。毛想必是自以为重任在肩,一时还放心不下他守的摊子,因而才决定暂缓出洋的吧。毛是很讲究实际的,与在国外毫无把握的前途相比,他显然更看重眼下所守的那个摊位。

陈小雅近年来出版了三本评毛的论着,从她侦探毛犯“命案”所揭示的疑团来看,(注36)毛那时正在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务积极活动经费,且已募得一笔巨款,但该款项并未全部用在湖南留学生身上。这样说来,也许正是那初到手的“第一桶金”事关重大,责任紧要,拖住了他出洋的后腿,因而他宁可留在国内守住那笔横财。

1918年6月,蔡和森赴法留学前在北京致信毛泽东讨论筹集留学款项之事,特别回应了毛信中提及的钱财问题。蔡在信中长篇大论,海侃生财之道,出了好几个让毛泽东眼睛一亮的点子。他说:“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他甚至建议派一些会员去新疆做生意赚钱解决留学的费用,并提到求财的三种方法,其中他认为最有效的一种就是有目的的造访,即出面向有可能出钱资助的款爷直接募捐。(注37)与当时还略显拘谨的毛泽东相比,蔡和森的思路更野,立论更出格,发言也更富于冲击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谓起到了促使毛走上他那条不归路的催化作用。毛不久果然从蔡的建议中受到启发,据陈小雅侦探发现,他拿着杨老师的介绍信在上海造访同乡章士钊,从章手中讨得谭延闓资助的两万大洋。

陈小雅已出版的评毛论着是我近年来所读同类书籍中最新人耳目,且富有洞察的作品。陈出生在长沙,似乎比他人多了些得自地灵的历史颖悟,再加上从身为中共老干部的父亲那里本来就听说过不少内部传闻的党史真相,后来又读了历史专业,打下紥实考证的功底,随着近年来批毛大潮的泛起,她开始以探案的笔法穷究毛的生平言行,破解了毛泽东公案中不少阴暗险恶的疑点。翻阅陈着,颇令人感到如读推理小说或启封了秘密档案,她那犀利的笔锋常会直刺“伟大领袖”心思深处的暗角,剥出他见不得人的东西,让我们悚然看到其中的偏狭和诡异。但陈书绝非那种暴露黑幕,传播高层丑闻的港式书摊畅销货,作为50后的学者,其经历和眼界更决定了她的起点异于和高于李锐、辛子陵等老一代旨在保党的批毛干将。因此,她对毛泽东行为、心理的负面揭示并不限于建国以后,而是把侦探的线索一直追查到毛的早年,及其私生活领域。邓小平在他关于毛泽东评价问题的谈话中曾强调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注38)邓如此划定这块“个人品质”的禁区,自有他投鼠忌器的党性顾虑,他显然担心彻底揭开了毛这个扣在中共“党酱缸”上的大盖子,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将无地自容,势必暴露出千千万起“个人品质”的严重问题。陈小雅评毛论着最富有启发的,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的看点,正是她对邓所划定的禁区之突破:她触摸到毛泽东人格隐蔽处的软肋,从其品质低下的层面揭出了很多弄虚作假的东西。例如,收受贿赂,私吞捐款,人命嫌疑,便是她追踪和求证的毛公案之一。

让我们的话题再回到那一万二千字《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没讨论完的问题。毛泽东“自然人性论”的核心是“唯我”和“利己”,他不同意泡尔生有关利他主义的论述,认为“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

为什么利己如此重要呢?毛接着指出,因为“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其个体也。”所以,一个人从“唯我”和“利己”出发,也就是从他的“自然冲动”出发。我们已被告知,在毛的语境中,再没有比“自然冲动”更真实更堂皇的起点,于是毛武断地下结论说,“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藉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就毛的立意来看,“自然冲动”既为真,当然也是善。只是为避免因纯然利己而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争夺凶杀,毛才提出了不同于霍布斯的解决办法,即通过“兼利他人”的手段,以达到自利的目的。这样推论下去,最终将会达到“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注39)的境界。毛这套推理似乎说得顺理成章,以致刘季伦文中都以为“与儒家的爱有差等似乎颇为相类”。其实是完全对立,根本不同的!

毛那种纯逻辑上“推己及人”的思路与“己欲立而立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相比,区别到底何在?让我们详为区划。

前者因从利己出发,难免把被“兼利”的他人用作反弹回“利己”出发点的中介,他人因而被工具化,被一口吞进了更加高尚的“大己”天狗之腹。其露骨的实利打算明显属于非人化的思路。后者的我与他乃对等关系,双方处于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位置,“我”不是把“他”视为物化的客体,而是可移情(empathy)于其身的对象,是另一个被“我”体验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主体。两者与其说是“我”与“他”的关系,不如说是“我”与“你”的关系。按毛泽东那种陷入自我中心坎井的蛙式思维看问题,眼界也就井口那么小,而人与人灵性感应的世界是海阔天空的深广境界,彼恶乎知之?

毛泽东生当传统衰落,孔家店挨轰的年代,在那衰朽的社会氛围中,他确实感受到三纲五常中陈年积累的伪善。对伪善的敌视,应该说发自他内心,的确充满了义愤。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当时不少年轻的读书人都有这种身世脱节,时代断裂的感受。但由于毛讨论问题的立场多发自个人的不满,且持一种从低洼处向上空发出鼓吹的姿态,他自己又缺乏研究社会人生问题所应有的训练,因而对个人、家庭、社会和阶级关系等问题,他都难以作比较客观的观察和如实的描述,更谈不上予以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分析。结果他仍然是从道德情绪的角度批评旧道德,所关注的自然多是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等能够喂养他道德义愤的原料。于是他就把被他斥为伪善的事物作靶子轰击,并拿出“自然人性论”解绑受传统道德压制的“人欲”,为必欲释放的个人冲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致使自古以来被鄙视受制约的“小人情结”得以理直气壮地翻过身来,以一股突然爆发的戾气涌向社会的前台。大量的“真小人”于是理直气壮,聚集在“精神的个人主义”大旗下,汇为气势汹汹的“大我”。

“真小人”崭露头角是君子精神萎靡不振的结果,也是在帝制崩溃后民国世代的社会日益趋平,大众的反叛所促成的势头。毛就是此“真小人”阵营的代言人和带头者。毛泽东与黎锦熙侈谈“大本大源”之日,他还在以新型的“君子”自诩,还“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能颇带着清纯的心情去向往新村生活的实验活动。但等到后来他们一帮人玩得无钱供给那理想的游戏,必须认真考虑生活出路,探求生财之道的时候,毛泽东从其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商业头脑也就随之急中生智,豁然开窍。但他可不要做他父亲那种蜗牛般爬行的小本生意,而是更想戴上白手套,去淘大手笔的利润。于是他伙同蔡和森,围绕着利己的目标打起算盘,考虑该如何抛砖引玉,先从“兼利他人”的活动干起。

那时候毛泽东写了很多宣扬“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的时评,每每以德意志或美利坚作为楷模。读者切勿把这些言论当成主席早年发出的民主先声,主席那时候是个热情的粉丝写手,从粉康梁到粉陈胡,以至粉德美,一直都随着报刊传播的风潮写紧跟的时文,实在谈不上原创了什么。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激扬的也就是此类粉丝水平的时文。联省自治在南方诸省,本是自晚清以来逐步高涨起来的政治趋势。这事情要由清廷的立宪改制之议谈起,随着各地咨议局的成立,清政府在地方官员任命上的回避制被一举打破,这一改革强化了地方绅士参政的权力,也促使各省政府日益偏离中央集权的控制。再加上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自治”乃早已形成的乱局,但如何将“联省”的组合铸造成宪政的基础,这却是“指点江山”者弄不清眉目的问题。

在此翻云覆雨的风潮中,毛泽东一直紧追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尽可能从当政者的虎口里掏出可挪用的公款。1918年,他接到蔡和森来信匆忙去北京,就明确有向当局申请补助和向各界募捐的意向,但运作得似乎并不成功。1919年岁末到次年春天,毛泽东在北京掀起驱张运动,其运作之中心——如陈小雅考证所显示——便是紧盯着被张敬尧吞没的“一千万两米粮公款”。在此运动中,毛起草快电,制造舆论,以“公民代表”的身份发言,依然显示了他杰出的文牍工作能力,其“浪遏飞舟”之势堪称当今反腐打假的先驱。这运动在毛的主导下,从春天的北京一直閙到夏天的上海,终于在1920年6月閙得张敬尧仓惶逃出湖南。结果由湘人谭延闓和赵恒惕带兵入境,夺回政权,谭任督军,兼任湖南省长和总司令,赵在他手下任湘军总指挥。(注40)

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但毛泽东并没能从所说的“米粮公款”中淘出分文。然而,功夫总是不负有心人的,报偿最终以另一种方式把巨款支付到毛泽东戴着白手套的手中。《毛泽东年谱》在1920年6月记载:“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注41)毛在1963年也对他的英语辅导员章含之提及此事,并且明确承认说:“一部分钱确实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不知毛的记忆有错,还是曲意回避,根据陈小雅对此公案的追踪摸底,原来那两万大洋并非各界捐款,而是来自谭延闓的捐赠。谭延闓为何要如此优待毛泽东这样一名普通的师范毕业生呢?那是对他驱张有功的犒赏?还是企图收买人心,别有用意?陈小雅侦探得知,这笔钱是谭通过章给毛所行的一笔“政治贿赂”,略相当于我们今日熟知的助选贿金。

对毛泽东来说,从不满学校到组建新民学会,直到支持“湘人治湘”,其言行充其量只可说是激进或先进。但一涉及受贿或索贿之事,他那双写文章作表决的手可就成了“脏手”,人也从学潮运动的领袖变质为涉嫌“刑事”的案犯了。毛这一“向恶转”的行为是一时糊涂所致,还是目的纯正,作恶有理,则需要在他的文字中进一步细查相关的思想根源。还是回到毛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继续查考。泡尔生持善恶对立观,认为“恶者,消极者也,无自具之价值。……康德曰,恶者与其矛盾破坏之性质,不能须臾离者也。”毛泽东不同意泡氏的说法,他仍按其“对立面等同论”推理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注42)

毛泽东自称爱好哲学,自来长沙读书,就很重视阅读哲学著作。我们很难想象他那时钻研哲学的具体情况,但从他后来发表的“哲学著作”来看,他脑子里始终都缺一条接通形而上学的思路。比如在《矛盾论》中,他对形而上学所下的定义,所作的否定,就让多少懂点哲学的人很难苟同,笑掉大牙。从毛对形而上学的粗浅批驳可看出,他读泡氏《伦理学原理》之日,对宇宙和人生中本质性的东西,既缺乏理解,更不具备接受的能力,当然也谈不上有兴趣钻研了。他这种拒不作深度思考,仅在平面推论上发议论的粗陋哲学,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不用脑子或无思虑状态(thoughtlessness),这本身就是一种“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平庸恶者并不自知其为恶,所以毛一贯无视恶的本质性问题,他不但混淆善恶,还为恶的实用价值及其如何付诸灵活运用作出连篇累牍的辩解。他所强调的“以事实论善恶”,也就是高调宣扬只重目的,不择手段;优先肯定目的,从而掩盖手段。按这个逻辑推下去,只要肯定了为支持勤工俭学和搞革命而找钱的目的是属于善的事实,对于如何找到钱和拿了什么钱的是非问题,就不必再去细究。

不过做此类昧良心的事情,毛泽东内心并不是没有过波动和警惕,比如细读他写给彭璜的这封信,便叫人觉得行文的语气颇为蹊跷,值得玩味和探究。玆节录如下:

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齗齗,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注43)

据陈小雅考证,收信人彭璜就是与毛泽东一起在章士钊面前领取那两万大洋的人物,他也是驱张运动的积极分子,热心为赴法留学者作募款活动的一员,后来更随毛一起支持谭延闓组建湖南革命政府,可称为毛泽东收受巨款的知情者和此后一系列运作的见证人。细读以上节录的文字,可看出毛当时内心变化的一点蛛丝马迹。首先,毛向彭解释他对“恶”的问题之看法,表白他向来不是与作恶者同流合污之人。但他承认,对作恶者所做的事情,他有时会表示谅解,不愿对被视为“恶”的人和事持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因为就“恶人”行事的出发点来看,倘若他当时“为恶”的事实并不是恶的,就不该给他扣上“恶人”的帽子。若持僵化的道德评判斥其为恶,势必冤枉“恶人”作那个“恶”的良苦用心。至于毛最后说的“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到底有什么理由,仍可从毛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毛说:“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一个青年人,在涉及恶的问题上,表态竟如此理直气壮:你若说那两万大洋不可随便接受,他便会自负地说他有自己宝贵的道德律,故非拿到手不可。因为“一切皆因我而有”,受贿的罪责之于毛,恍如贝克莱主教脚下的石头,毛要是对他的罪责没有感觉,你就无从指证它的存在。毛还说:“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吾人之所谓恶,仅写象(即现象,当时译语如此),非本体。”“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注44)

好了,这里的引文已经够多,对毛泽东这种贫困的“恶人哲学”,也算阐发得很充分了。可见在青年毛泽东“向恶转”的过程中,他的胡搅蛮缠世界观至此已基本形成,并着手发言立论,为其向“极高之人”的提升研制思想的武器。

毛给彭璜写这封信,主要还是有鉴于那位知情者一向“疾恶如仇”,想给他先吹吹风,好灌输点“恶人哲学”的道理,以示开导和警戒。毛泽东建议彭璜对“恶人”(包括他自己)最好持理性的宽容态度,而且特别要让彭理解,他实际上并非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强硬(恶?)。毛说他其实很“意弱”,说“最弱莫如我之意志”。他这个“弱”字,可视为他自诉其“极卑”的内心时所用的婉语。毛泽东的“卑”就卑在那因能力不足而暗中不安的心虚,因品位低下而按捺不住的愤懑。他所说的“意强”,乃是他掩饰意弱的特殊表征,比如他好作强词夺理的推论,甚至发出“恶在究竟,仍不为恶”的辩护,以及种种激进好斗的表现,全都是为包装他内心的极卑而特制的人格甲胄,就像那些软体动物,为藏身和求自卫,在粘糊糊的肉团外骨质增生出贝壳、鳖盖、蟹螯等石化的物质。

陈小雅凭什么把那经章士钊之手转交的两万大洋判定为政治贿赂?她的根据是,毛泽东在驱张之际和“得金”前连发两文——《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起宣言》和《湖南人民的自决》,力主“废督军”和“全民自决”的诉求,言辞之淩厉直指“没有张敬尧的张敬尧统治”。但在1920年7月之后,毛泽东却“放弃‘废督军’和‘人民制宪’的初衷,宣布谭政府为‘革命政府’,将‘湖南改造运动’拨向右转。”一场本来由毛泽东及新民学会成员倡导的“人民自治”运动刚刚开头,很快就在毛和龙兼公的诱导下改变态度,承认原先要废除的“督军”政府为“革命政府”,湖南省的立宪遂完全交督军主导。10月5-7日,毛泽东两次参加湖南自治动议的会议,针对坚持“人民动议,人民制宪”的众多呼声,毛泽东先表赞同,后又打折,声言这一动议“在理论上可称完满,惟在事实上恐做不到。”(注45)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毛这句话好像也曾用于评论罗素的演讲。这种进一步又退一步,口说一套,另做一套的处事方式后来成为他坑人蒙人的惯用策略,从国共联合抗日到胜利后组建联合政府,到建国后许诺新民主主义,再到发动大鸣大放,毛泽东每一次都是理论上满口赞成,事实上所做的却完全相反。为了极大地利己,他实际上已不再考虑什么“兼利”不兼利的事了。当初他研究伦理学,早已解决了这个简单的伦理问题:“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11月下旬,湘军内讧,谭延闓被迫辞职,毛泽东似乎也与新的“革命政府”完全脱了干系。反正他两万大洋已拿到手,有没有“革命政府”,已不太重要。从去北京转上海,直到回长沙,一年来他奔波劳碌,整个的人已十分疲劳。他想立即撤退,去求清闲,于是找了个考察的项目,去醴陵、萍乡一带游览度假,一路上给国内外的新民学会友人发出很多信件。

现在他身上已有了充足的活动经费,不再像两年(?)前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那么狼狈,两次没钱花,两次路遇熟人,两次得到接济。(注46)毛泽东讲给斯诺的这段“幸运遭遇”显然记错(或斯诺笔录错)了年份,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他敍述的旅途情况明显是1920年离京赴沪的路线,而非他所说的1919 年。至于茫茫人海,嘈杂的车站上,熟人路遇的几率能有几何,如此之巧的好事怎么一而再地都让毛碰到?真不知毛给斯诺讲起此奇异的琐忆用意何在?是在暗示他这位红军领袖福星高照,随处都有逢凶化吉的运气,还是在多年后有意诉穷,以撇清他在京沪间来往募捐中经手钱财的嫌疑?

陈小雅追踪的另一个疑团是约在1921年1月后发生的彭璜命案。据陈书所引资料记敍,彭璜为筹措赴法勤工俭学费用日夜奔忙,致使他心烦意乱,“精神失常,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毛泽东发现他这一情况后,当即约易礼容送他到湘雅医院去治病。但他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就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寻找无着。”(注47)就陈书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而言,有关彭璜人间蒸发的记载,只有这一则记载比较周全。但由于彭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是在失踪的前一天由毛泽东经手送去住院,联系到毛给这位知情者信中的暗示和警戒,还有从法国到湖南,很多人信件和发言记录中有关赴法留学捐款有猫腻的抱怨,陈书的侦缉逐步对准目标,把唯一的嫌犯锁定到毛泽东头上。一说他索贿/受贿谭延闓两万大洋;二说他将该款项仅转交留法学生一部分外,其余留在自己手中,至于如何支出,则从无明确的交待;三说他与彭璜的人间蒸发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对这三项犯罪嫌疑,陈书虽没下判决性的结论,但所扯出的线索历历在目,已足以构成恢恢网罗,将毛泽东投下的巨大阴影捕获到供我们审视的前沿。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毛泽东自从给父亲留下这首诗离乡读书,一路上似乎都带着赶了趟晚点车的匆匆行色。在同学萧瑜的眼中,他的动作和言谈是慢吞吞的,字体是粗笨的,衣着鞋子是破旧的,生活习惯是土气的,再加上比一般的同侪年长几岁,毛泽东处处都显得坐在迟到生的后排位子上。他这种身体上和机会上慢了几个节拍的处境一直都迫使他卖力追赶,特别是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上,他往往呈现出急于求成,粗率行事的趋势。这种生物节奏的缓慢和意念上的欲速求快在毛身上形成了内在的紧张,也造成了他的实际能力与自我期望之间的冲突,常常是在他内心中对自己稍作短暂的检讨之后,很快即以逆向而行的反应对准了他所不满的外在标准。他后来的造反或革命,以及夹杂其中的一连串胡闹,不管被配套的思想理论修辞多么道德化或意识形态化,其原动力均源于此复杂的情意结构。正是在这种以高姿态助长其晚发展的惯性驱动下,毛泽东闯出他入不了流的课堂教育,开始广告求友,组织起小圈子,大踏步走进社会——结社和集会——活动,在处理文牍和宣传鼓动等方面展现着自己的专长,也树立了初步的自信。

那是一个从个人到社会均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瞎碰乱撞寻求光明的年代,不满的情绪在当时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野草般疯长,就连食堂伙食之类的生活琐事冲突都会在校园内酿成轩然大波的学潮。毛泽东就是在这一反叛权威和秩序的总氛围之下,出于急速消除自己与他人差距的欲念,在其提升自我和追求利己的拼刺中卷入了家事国事天下事谁主沉浮的混战。

1920年岁末,毛泽东出外度假考察,他在旅途上所写的一系列书信中流露出对这几年来经历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未来的瞻望和打算。对湖南革命政府和人民宪法会议的事情,毛感到极度受挫和失意,他原来最想在教育改革上做些事情的打算完全落空,新政府中不但没有他任何插足的余地,谭延闓离职后,连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赵恒惕的威胁。毛11月下旬出游,很可能就与这一敏感的处境有关。因此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政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明确提出“另辟道路”的方向:“我想我们的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注48)这个“主义”就是苏俄的共产主义,新民学会的成员一直都在争论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否有利于时局的改善。毛泽东当时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了解,但出于他急于求成的一贯冲动,再加上自驱逐张运动以来,他在资助赴法留学生款项的事务上卷入太深,再也洗不清他的脏手,于是他径直从“向恶转”的跳板上弹跳起来,一跃而蹦上“向左转”的台阶。

不管怎么说,1920年岁末的毛泽东总算往“极高之人”的方向攀升了一步,初步摆脱了多年来经济困窘的处境。那年9月,他被湖南省教育会长易培基聘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有了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另外,他还与包括女友陶毅在内的新民学会同仁办起受到谭延闓资助的文化书社,经销各类书刊,发行广泛,小有创收。在保持着与陶毅密切来往的同时,毛泽东于这年冬天与杨开慧正式同居,燕尔新婚,尽管在不久前致友人的通信中,他还曾指斥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属于“强奸团”的成员,并激烈地邀集他们脱离旧家庭,共组“拒婚同盟”。如果说这种激进、理想的男女关系的确是毛泽东爱情指标的“极高”境界,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情事和性事就微妙地体现了他集“极高之人”与“极卑之人”为一身的做人理念了。也正是秉持着此一理念,他此后一直都在床笫上勇猛精进,放浪形骸,畅玩他那“自然之冲动”与“主义之结合”同时满足的辩证双修。

1所换的学校计有警察学堂,制造肥皂的学校,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省立第一中学,最后才入省立第一师范读到毕业。参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页133-135.

2 《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269-267.

3南齐时期,孔稚珪对世俗很讨厌,喜欢山水自然,他居住的房子周围不加修饰,长满野草,坑坑洼洼,经常可听到蛙鸣,有人说他效仿后汉陈蕃。他笑着说:“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鼓吹乃仪仗乐队。此后历代咏蛙诗陈陈相因,多用此故实。

4关于此诗,来源有三处:一说是明代严嵩的少作:“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作声?二说是明朝正统年间的考官薛瑄之作:”蛤蟆本是地中王,独卧地上似虎形。春来我不先张嘴,哪个鱼鳖敢吭声?“三说是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所写,郑正鹄的原诗是:”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不知毛泽东当初所见为哪一家之作。

5参看80后学者李竞恒《毛泽东与中国底层知识份子传统的现代显现》一文,该文理出了这一很有见地的线索,对我颇有启发。见“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06.html )。另外也可参看廖康《毛诗自大非创举早有狂徒在前头》一文,文中就毛的“咏蛙诗”提供了不少可资比较的诗作。见“伊甸文苑”网(http://www.yidian.org/articlelist.php?tid=12015&starttime=0&endtime=0 )

6见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页34-38.

7同上,页6-9.

8毛在离家赴东山小学时抄写一首诗留别他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该诗也是从具有不同异文的前人之作改写而来的。见《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8.

9(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曾对周恩来说:“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当哲学家,当诗人,不当领袖,坚决不当。”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页726.

10同注1,页120.

11周扒皮是“文盲作家”高玉寳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寳》中一个坏地主的绰号,该书自1955年出版,印数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书中“夜半鸡叫”的故事极尽丑化地主之能事,在毛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然而最近的一篇访谈调查揭示,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完全靠勤俭发家致富,甚至比毛顺生还要省吃俭用,“夜半鸡叫”的故事纯属捏造。详情可参看《“周扒皮”曾外孙孟令骞向高玉寳讨说法》,见“国学论坛”网(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564093 )。

12同注6,156-162.

13参看康正果《百年中国的谱系敍述》(台北:联经,2011),页24-28.

14同注1,页123.

15同注2,页85.

16同上,页43-44.

17同上,以上引文均见页85-87.

18刘季伦《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现代中国极权主义的诞生》,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8期(2001年5月)。以下转述及引文,均出自该文,不再另注。

19 Brantly Womack,“From Urban Radical to Rural Revolutionary:Mao From the 1920s to 1937 ”,se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edited by Timothy Chee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68.

20 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 216-217.

21同注1,页231、274、207-208.

22同上,页230-231.

23参看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43、46、48.

24同注6,页48.

25同注1,页134-135.

26同注2,页7、478.

27同上,页22-23、451-456.

28同上,页30、28.

29参看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Harper & Row,1966),p. 23,50.

30参看《毛泽东年谱》,页37-38.

31同注2,页478、555.

32见“博讯网站”的“析世鉴”栏目(http://blog.boxun.com/hero/2007/xsj1/40_1.shtml )。

33同注2,页97.

34同上,页455、562、478、467.

35同注8,页21.

36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

37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9.

38《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265.

39同注2,页141-143、240-241.

40同注36,参看该书页128-137.

41同注8,页60.

42同注2,页187-188.

43《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7-18.

44同上,页235、204、188-189.

45同注36,页139-148.

46同注1,页144.

47同注36,页50-55.

48同注2,页548、554.

原载《新史记》11期,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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